中華文明的源頭究竟在哪裡

　　打小起，我們就接受了中國同巴比倫、埃及和印度一樣，是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這樣的事實，並為能夠生於這樣的國度而驕傲。長大後才知道，我們實際上只有商周以後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證明。中華文明從何時開始，從哪裡起源，最早的「中國」又是什麼樣子？這些看似不成問題的問題，竟成為一代代學者兀兀窮年的追問。

　　於是有了上世紀末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有了從本世紀初持續至今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今年8月21日出版的美國《科學》周刊以此為封面專題，對中華文明的起源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

　　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階段的工作已經結束，第三階段的工作即將開始，世界和中國都想知道，經過8年的探尋，對於中華文明的起源，又向前推進了多少。

　　二里頭：最早的「中國」

　　在古代中國，「國」字的含義是「城」或「邦」。在金文或青銅器銘文中，國字的原始字形作「戈」加「口」，戈是聲符，有執戈守城之意，口表示城邑。從字形上可以看出，一個邦國是以都城為中心而與四域的農村結合在一起的，「中國」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河南偃師的二里頭，一個地處中原腹地洛陽平原的普通村莊的名字，在麥田覆蓋的地下，掩藏著最早的「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許宏在他的新作《最早的中國》中如是說。

　　二里頭遺址是1959年在探索夏墟時發現的。1928年起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在考古學上確立了殷商文明的存在。中國的考古學之父李濟認為，殷墟的甲骨文非常成熟，而文字從形成期步入成熟期至少需要千年的歷史，殷墟精湛的青銅器製作工藝也不會從天而降，如果我們將商看作是中華文明的起源，未免有點像人一生下來就是白鬍子老頭兒，在商之前必然有更早的文明，二里頭文化就是更早的文明。

　　從1999年起在二里頭從事十餘次挖掘的許宏說，文明形成的標誌古今中外莫衷一是，物質形態的標誌包括城市、文字、青銅器以及禮器，社會形態的層面包括社會分工、階級分化以及國家、王朝。二里頭無論從哪個角度都展現了成熟的文明。它至少有五個「之最」：迄今可以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和青銅作坊，還有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經形成。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所熟知的各種儒家禮制，都可以在二里頭找到源頭。二里頭出土的三足酒爵，與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貴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銅器、樂器、玉禮器，構成了獨具特色的禮樂文明。而這正是華夏早期文明的特質。」

　　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誌之一。但在二里頭被認為可能與文字有關的刻劃符號，僅見於陶器和骨器。對於它們究竟是不是文字，目前尚未形成統一的意見。「由於迄今為止沒有發現像甲骨文那樣可以確證考古學文化身份的文字材料，二里頭的王朝歸屬問題仍是待解之謎。」

　　已故著名考古學家夏鼐生前曾幽默地講：「在中國，姓夏的人傳說都是夏朝皇族的子孫。我雖然姓夏，但是作為一個保守的考古工作者，我認為夏文化的探索，仍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許宏說：「二里頭無論是夏晚期還是商早期，都不妨礙它是最早的中國的雛形。」

　　滿天星斗：最早「中國」之前的狀態

　　在考古界，就是最保守的人也承認，在二里頭文化時期中國已經進入了文明時代。但二里頭所呈現的也是相當成熟的文明，應該也是經過一個相當漫長的發展過程才可以抵達的。那麼，在這個最早的中國之前又處於怎樣的狀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負責人王巍說，一個又一個的重大發現，一次又一次地證明的確存在著比二里頭文化更為遙遠卻更為發達的文明形態。

　　10月24日，牛河梁考古遺址公園正式動工。這也是一個讓中國考古人振奮的名字。上世紀80年代，在遼西凌源、喀左、建平三市縣交界處，發現了距今約5000多年的大型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質與北京的天壇、太廟相似。隨葬種類豐富、玉器製作精緻的貴族墓葬，表明當時社會已經出現了貴賤貧富的分化。這一重大發現幾乎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形容為觸摸到「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考古人員對有著8000多年歷史的敖漢旗興隆窪遺址進行了近10次考古挖掘。他們在這裡發現了粟和黍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玉器。黍的發現為世界上懸而未決的黍的起源地提供了線索，而玉器的發現也拉近了該地區與文明的距離。

　　在河南省舞陽縣北舞渡鎮西南，有一泓靜謐的水域叫賈湖。載入史冊的賈湖骨笛就是以此地命名的。2001年4月，考古人員在對遺址進行第七次發掘時發現了一支二孔骨笛。它呈棕黃色，兩端刻有規則的菱形花紋，花紋細如髮絲。經碳14測定，這支骨笛被認定為9000年前的物件，是迄今為止世界考古界發現的最早的二孔骨笛，證明了早在新石器時代早期這裡就已經創造了發達的音樂文明。

　　還有山西陶寺遺址，已經出土的千餘座墓葬呈現出了典型的金字塔式結構，階級社會的特徵十分明顯，比如約90%的墓葬里只有一個人，沒有任何隨葬品；另有不到10%的墓葬里有幾十件隨葬品；在不到1%的大墓里，不但有棺材，而且隨葬品多達上百件，其中還有像龍紋盤、鼉鼓、石磬等貴重物品。

　　這裡還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觀象建築。據記載，堯測定了一年的天數、二十四節令和四季。《尚書·堯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等曆法的記載。這些曆法不會憑空而來，陶寺觀象台的發現印證了文獻所記載的「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的真實歷史，這表明該區域可能率先出現了早期國家。

　　還有2007年在長江流域下游發現的距今4300年的古城，這個古城被認為是新石器時期（距今4000到5300年之間）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認為，這個古城可能是良渚王國的首都。如果這個推斷成立，那麼良渚文化就不僅僅是史前文化，它將有可能成為中國的一個朝代，並且早於夏代。

　　王巍一直認同已故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的「滿天星斗」說，即在距今6000年左右，從遼西到良渚，中華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滿天星斗一樣璀璨。在甘青地區有齊家文化系統，在遼西地區有紅山文化系統，在海岱地區有龍山文化系統，在長江中游地區有石家河文化系統，在長江下游地區有良渚文化系統，在中原地區有仰韶文化系統。這些文化系統各有其根源，都創造出了燦爛的文化。

　　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階段把公元前3500年作為研究的起點，王巍說，就是考慮到那個時段中原地區已經出現了比較明顯的社會複雜化傾向，同時，在淮河流域、長江中下游、西遼河流域也都開始了這個進程，出現了等級或階級分化，早期中國文明在這時已經初露端倪。但這滿天的星斗是如何分布的，又是如何閃爍如何消失的，正是探源工程第三階段的主要任務。

　　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格局

　　王巍非常喜歡「匯聚」和「輻射」這兩個動詞。他認為這是中華文明形成的重要模式。在新石器時期的龍山時代，是以各地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區的匯聚為主，從山西的陶寺文化可以看到來自各地的影響。到了二里頭文化，情況有了明顯變化，表現為以中原地區的文化向四周強烈輻射為主。二里頭文化風格的牙璋在香港和越南都有出土，在內蒙古東南部的赤峰地區的大甸子墓地，也出土了二里頭文化風格的陶酒器。在文明的早期就出現這樣的交匯通道，可見當時文化的生命力有多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陳星燦介紹說，在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上，先後存在過四種觀點，從最初的「西來說」發展到「東西對立說」，上世紀50年代「中原中心說」成為主流，而現在更多的人認同「多元一體說」。也就是說，長期以來我們一直以為黃河是中華文明唯一的搖籃，但滿天星斗的說法宣告了這一觀念的終結，中華文明的起源呈現出多元、區域性、不平衡的發展態勢。

　　在文明探源的過程中，東胡、山戎、北狄、羌人、西戎、巴、蜀等部族的文化遺存也不斷被發現，極大地豐富了對早期中國各地區文化多樣性的認識，也為探討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寶貴資料。

　　王巍說，文明探源不是為了重現當年的輝煌，而是要發現細節，要關注HOW與WHY，幾大區域的文化是如何匯聚成中原文明的，中原的文明又是怎樣輻射到其它區域，以中原為核心的中華文明格局是怎樣形成的？而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僅靠一己之力顯然難以完成。考古挖掘也許可以搭起一個框架，但多學科的參與，尤其是科技考古卻可以填充細節，讓文明史豐滿起來，有血有肉。

　　以二里頭為代表的文化何以成為「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袁靖解釋，文明社會的誕生，必須具備物質、精神、社會等方面的條件，但最根本的還是要有穩定並且能夠持續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在文明探源工程中設立了技術與經濟、環境兩個課題。研究發現，農業及自然環境的變化對文明的走向有巨大的影響。

　　在中原地區，公元前2500年之後，發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麥在內的「五穀農業」，家畜種類包括豬、牛、羊等。這種多元化的經濟模式有利於經濟的可持續。人類活動的區域集中在黃土台地，受洪水的影響不大。

　　遼西地區，其緯度位置較高，氣候變冷極易對農業產生致命性的打擊。長江中游和下游兩個地區比較相似，農業以單純的水稻為主，對水分條件要求苛刻。在氣候波動和水患頻繁的雙重衝擊下，人類活動極易受到影響。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黃河和長江流域發生了較大範圍的氣候波動，對各地的文化發展和社會演進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盛轉衰，位於黃河中游的文化強勢崛起。

　　王巍說，一個區域的文化有高峰也有低谷，在兩個階段之間的過渡中主因是什麼？文明的衰落與信仰有沒有關係？這些研究對於當代的文明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

　　互動是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動力

　　記者問王巍，在整個探源工程中，一個考古工作者的貢獻有多大？他認為，考古學家對於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貢獻還是像對陶寺、二里頭、紅山、良渚等重要遺址的再發現、再研究，如果沒有新的發現，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是不會有大的進展的。

　　在研究過程中，王巍發現，經濟技術的發展對文明、即使是早期文明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個地區如果沒有經濟技術的發展，沒有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就沒有出現剩餘產品的可能性，也就沒有一部分人脫離勞動而成為專職管理人員的可能。那麼，這個地區就肯定不會出現文明。凡是文明起源較早的區域，該地區的史前經濟發展都是較快的。反之，史前時期經濟發展較為遲緩的地區，文明化進程也較為遲緩。

　　在文明探源工程中，通過植物考古、動物考古也確認了小麥、綿羊、山羊等並非本土的產物，而是來自中亞或東亞。王巍說，這說明中華文明雖然是獨立起源的文明，但中華文明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在它剛開始形成時就存在。各區域之間人群及其文化的互動是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動力。文明也是在互相促進、學習、吸收、競爭中形成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中最光榮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人類的背景中來研究，它的光輝才更顯得鮮明。目前，在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中，還有很多的斷裂之處和未解之謎，今後的工作就是試圖接上這些斷了的鏈條。歷史書上一行字的改寫都需要科學家付出千倍的努力。

　　王巍最後強調，我們目前所套用的國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從國外輸入的，它們在歷史研究特別是關於社會進化方面的研究的表述上有無可比擬的長處。但中國古代固有的一些概念，比如邦、城、國、氏、姓等等，在文明起源的討論和表述上也許更有優勢。文明探源工程也許會促使中國學者形成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關於文明的話語表達體系，真能如此將是對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一大貢獻。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背景鏈接）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繼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又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該項目首先進行了為期三年（2001—2003年）的預研究。在預研究的基礎上，2004年夏季，國家「十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階段，2004—2005年）正式啟動。

　　探源工程第二階段從2006年初到2008年底，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研究的空間範圍擴大到黃河上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及遼河流域，研究的時間擴展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

　　探源工程下一階段工作為期7年，從2009年持續至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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