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佛教新式教育的反思

?????????????????????作者：張雪松，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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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來，新式教育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宗教的傳統面貌。叢林寺院興辦的佛學院完全代替了子孫小廟對新出家者私塾式的培訓。新式教育在向教職人員迅速普及中等文化教育知識與一般性宗教常識方面有其優長之處，但在宗教造詣與信仰權威的構建上還有不足之處。新式教育的引入不僅是教學方式、教學理念的改變，也是宗教知識體系與知識結構的重大變革。如何構建中國佛教新式教育中權威的修學體系，是中國佛教教育、乃至整個中國佛教界都不得不面對的重大時代課題。

近代教育制度對中國傳統宗教的影響

近代教育制度引入中國傳統宗教，從戊戌變法「廟產興學」算起，至今不過100餘年的歷史。但它對中國傳統宗教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甚至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重塑了中國傳統宗教，或者說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傳統宗教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天主教、基督教本有興辦神學院的傳統，近現代教育制度的形成與教會學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晚清民國近代教育體制被引入中國伊斯蘭教之中。1949年之前，中國穆斯林興辦了許多以「師範」為名的現代教育機構。「師範」之名體現了培養伊斯蘭組織會長、清真寺教長、回民學校校長的「三合一」理念。馬松亭阿訇將這種體制總結概括為新式經院「三長制」的教育體系並積極加以推廣：「我們所說的師範教育，是三長教育，就是『教長』、『會長』、『校長』。同時，我們理想中的阿訇也就是這樣三長兼備的阿訇。」1949年之後，中國伊斯蘭教現代教育機構皆以「經學院」為名。100餘年來，中國傳統伊斯蘭教經堂教育一直與新式經學院教育存在一定張力，傳統經堂教育並沒有因為新式經學院教育的出現而銷聲匿跡。甚至在21世紀的今天，經堂教育無論在中國西北還是在中原地區，都保持了頑強的生命力，廣大穆斯林仍然對於經堂教育畢業後「穿衣掛帳」的阿訇表現出高度認可。新式經學院教育的畢業生現在也常常需要開一個在清真寺念過5年經的證明，才比較容易在教內找到工作。

相比較而言，新式宗教教育反倒是在佛教、道教中呈現「一統天下」的局面。上世紀20年代以來，以支那內學院、武昌佛學院為代表的中國佛教近代高等教育機構勃興，特別是太虛法師倡導的「佛學院」，得到越來越多教界人士的認同。以「佛學院」為名的佛教教育機構在民國年間遍布大江南北，甚至有些佛學院直接將武昌佛學院視為「母院」。雖然有些比較偏重傳統的僧人強調「行持」，一度使用「學佛院」等名稱，但最終，「佛學院」成為中國現代佛教高等教育機構的定名。1949年之後，「佛學院」的體製得到延續與認可。道教學院在1949年之後的普及與佛學院有類似的情況。

近代新式教育的興起，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傳統宗教的面貌。清代佛教僧人以在寶華山受戒，金山寺、高旻寺坐香為榮，有過這種經歷的僧侶，很容易被各地禮請為寺廟住持。但進入民國之後，佛學院迅速成為培養僧才的基地。雖然新式教育在中國傳統宗教教育中取得了決定性優勢，但對其一直存在不同意見。即便不說民國年間許多德高望重的大德法師對新式宗教教育培養的學僧的戒律、修持乃至見解頗有微詞，甚至時至今日，仍不乏負面意見。

近代佛教新式教育最重要的推動者太虛法師本人極其反感佛教「為死人服務」，「佛學院」教育中經懺法事的相關內容被大大壓縮；傳統道士培養中有著更多屬於「技術性」的內容，需要言傳身教。相比較而言，傳統佛教高級僧侶的培養則更偏重義理學養。因此，佛教界在接受新式教育方面比道教界的困難要小一些，但這並不是說傳統佛教在接受新式教育時完全沒有張力、新式教育已經完全適應當今佛教的發展要求。實際上，這其中有許多內容是值得我們考鏡源流、深刻反思的。

佛教私塾：傳統的佛教教育形式

明清以來，中國佛教界形成了十方叢林與子孫廟的二元格局。子孫廟負責出家剃度，但不傳戒、不傳法；十方叢林傳戒、傳法，但不剃度。直到民國年間，這種二元格局仍然極大地影響著中國佛教的實踐層面。

在近代佛學院出現之前，老年僧人帶徒子徒孫，是中國傳統佛教教育最主要的形式。由於子孫廟中對僧人的教育培養方式，非常類似於我們熟悉的私塾，故筆者將其稱為「佛教私塾」。如果寺廟經濟條件較好，會請教書先生到廟中講課，或將小和尚送到私塾去讀書。不過，請俗人講課，有時會帶來一些麻煩。首先，教內可能會對請儒生講文學的必要性產生質疑；其次，費用太高；第三，僧人以俗人為師，有違佛制。印光法師認為，第三點並無妨礙，只要大家是「以作同學，互相研究」。而且，在子孫廟中的小和尚大都未受戒（與後來佛學院的學僧不同），尚不是僧，故此傳統上對此質疑並不多。不過，教書先生只能讓小和尚學習文墨，宗教教育還必須由有經驗的僧人承擔。因此，見多識廣的老年僧人便是佛教私塾中最理想的老師。

已故美國學者尉遲酣認為，只有子孫廟可以剃度並培訓沙彌（尼）的原因之一，是因為這樣可以使出家僧人能夠在叢林之外處理子孫廟的「家庭事物」。而叢林則是較為公共一些的場合。叢林不剃度弟子、不培訓沙彌（尼）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一旦叢林剃度自己的弟子，就有可能陷入世襲，有變成子孫廟的危險；二是不招收新剃度的弟子，可以更好地維持寺廟的秩序與威儀，保證法事等各種活動的質量。筆者認為，尉遲酣的上述結論是可以成立的，傳統的佛教私塾比較好地適應了十方叢林-子孫廟的二元體制。

當然，十方叢林並非不進行佛教教育，但傳統十方叢林對其成員的佛教教育常常是潛移默化的，融入了日常功課的修行制度，以及在職事、出坡等活動中對僧人的磨練和參訪、叩問時直指人心的個性化教育，與現在一般意義上的知識教育或職業教育都有比較大的區別。當然，有些十方叢林有豐富的藏書，設置有藏主、知藏等職務，「閱藏」可以視為廣義的僧教育。

但明清傳統叢林中的「閱藏」與近現代教育中的讀書學習實際上有比較大的差異。例如，數次參與入京請藏、在晚清民國時期對佛教文獻出版業影響甚大的凈土宗祖師印光法師認為，閱藏是類似禪修、念佛一樣的功課，「如此閱經，與參禪看話頭，持咒念佛，同一專心致志。至於用力之久，自有一旦豁然貫通之益耳。」可見，傳統十方叢林的閱藏更近似於一種宗教功修，而非一般意義上的知識教育或職業教育。

佛學院教育的反思

可以看出，新式教育的引入不僅是教學方法的改變，即集體授課取代師徒傳授，現代的時間觀念（例如1節課45分鐘）取代傳統的晨鐘暮鼓，明確的課程科目、學分學時、畢業年限的確立；更為重要的是教學內容、知識結構的改變。傳統上，子孫廟傳授經懺科儀，十方叢林強調戒律威儀、參究開悟，而佛學院則注重文本知識的傳授。

新式教育有其優長之處，可以在教職人員中迅速普及中等文化教育知識與一般性宗教常識。但新式教育在宗教造詣的培養上，往往存在一定的爭議。天主教、基督教有悠久的系統神學傳統，神學院講授教義學有高度的宗教合法性。中國伊斯蘭教經堂教育之所以經久不衰，即源於明末以來胡登洲等人開創的經堂教育體系，以講授阿拉伯語為主、輔以波斯語，特別是形成了伊斯蘭教「十三經」、「十四經」的教學體系，故而得到廣大中國穆斯林的高度認同。反觀佛教、道教，尚未在當代建立普遍公認的宗教知識體系，這對於新式教育如何培養出「宗教上有造詣」的教職人員，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中國佛教各大宗派都有自己的教相判釋和學說體系，但近代新式教育提倡八宗兼宏。在近代新式教育中，如何構建統一的佛學系統，解決「分河飲水」的問題，有識之士進行了不少嘗試。晚清「祇洹精舍」創辦人楊文會居士力圖建立「馬鳴宗」，構建一套佛學體系，但其弟子歐陽漸提出《大乘起信論》非馬鳴所作之後，這一努力即告夭折。此後，1943年，支那內學院院長歐陽漸居士逝世，繼任院長的呂澂先生將歐陽漸居士的四科佛學進行調整，把四科（俱舍、瑜伽、般若、涅槃）改為五科（毗曇、般若、瑜伽、涅槃、戒律），使內學院的教學系統日趨完備。台灣印順法師《成佛之道》提出「歸敬三寶」、「聞法趣入」、「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修佛的五個環節，特別是後三者是比較明確的修學次第，在海峽兩岸頗具影響力。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的修學體系（道前基礎、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止觀），也得到部分漢地信徒的推崇，各地活躍著不少「廣論班」。當今不少漢傳佛教界的有識之士，都提出了不少建設性的意見，例如有法師提出皈依、發心、戒律、正見、止觀的修行次第。

只有建立相對公認的佛學研修體系，我國現行初、中、高三級佛學院之間才容易分工定位、彼此銜接，明確各級佛學院的培養目標、應當執行的教學要求，確定課程科目、教學進度與考核程度，避免彼此低水平重複、造成教學資源的浪費。應制訂教學規劃和教學大綱，完善三級佛學院的教學管理體制，這樣才有助於穩定現有學僧隊伍，分層教學，保證學僧在學習期間的向上有序流動。

利用新式教育的優長，通過師資集中培訓和詳細教學大綱的制訂，必要時可以通過頒布考試大綱、採取全國統一考試的方式，將男眾和女眾佛學院一些基礎性課程的教學與考核規範化，使得佛學院教育培養出來的教職人員具備基本的從業水準。

如何形成中國佛教新式教育的教學體系，如何更好地利用新式教育的優點為中國佛教服務，這不僅是中國佛教教育、也是整個中國佛教界都要積極面對的問題。

來源：《中國民族報》，2016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