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人性和科學

狄德羅的名文《拉摩之侄》有句名言，說人「半是野獸，半是天使」。人是生物進化的產物，身上有動物性理所當然。我早已留意人的生物性和社會性的關係問題，記得在前蘇聯訪學時，讀過蘇聯著名哲學家時任戈爾巴喬夫顧問的弗羅洛夫（И.Т.Фролов）的著作《科學倫理學》（Этика науки），作者討論了人性的理想和社會—技術理想、人的生物學進化和社會文化進化、基因規定和語境決定之間的關係，他還有本書叫《人的未來》，對這個主題做了更多發揮。可惜，這個主題在國內學界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出於研究新先驗論需要，近日讀了不少有關外文文獻，發現了許多有趣的東西。約翰·杜普雷（John Dupre）的《人性和科學的界限》（Human Nature and the Limits ofSci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1）從生物進化論和理性選擇論的張力關係出發，討論了人的生物性和社會性的關係，並從科學哲學視域把整個研究的立論落腳到兩種文化問題上，尤其耐人尋味。看著電視上每天聒噪不已的「非誠勿擾」之類的求偶節目，回頭看杜普雷從哲學上討論選擇配偶的二元模量——體格（生物性）標準或地位（社會性）標準，不僅啞然失笑。杜普雷反對組成高效益家庭的市場機制是婚姻的全部真理，他是對的。可是正像書評作者索勒（Tom Sorell）所質疑的：我們不是常常被告知婚姻是一種直覺而不是選擇嗎？的確，人就是人，一見鍾情是愛，愛是無條件的，是出於只有人才有的高級感情——美的理想。杜普雷論不及此，實在遺憾。

「雲想衣裳花想容」，衣裳是社會的，容貌是自然的，我們無時無刻不處在這個悖論中。迎春花正在怒放，樓邊的柳樹初顯綠意，春雨霏霏，在盎然的春意中，坐在書房裡冥想，一種幸福感油然而生，真有點「遺世而獨立，羽化而登仙」了。

評約翰·杜普雷《人性和科學的界限》

湯姆·索勒著 孫慕天譯

近人達德利·摩爾（Dudley Moore）是好萊塢明星，《邊緣之外》的主角^※，身高只有159厘米，腿腳畸形，但卻大得女性歡心。他身上什麼東西是高大健壯的男人所沒有的呢？使人發笑的能力和驚人的音樂天賦，是他得以成名的兩種素質。顯然，1960年代倫敦的酒吧和夜總會開發了他作為一個爵士樂手的才能，這種取悅於人的過程為他提供了特殊的財富。

對性吸引力的狹義進化解釋，用在像達德利·摩爾這樣的人身上就太膚淺了。約翰·杜普雷指出，這類解釋預言，僅僅具有體型魅力的男性才能有性的成功，而用體型來進行解釋並不比那種女式緊身束腰的浪漫更思辨一些。（第51頁）杜普雷說，像1960年代倫敦夜總會演奏爵士樂的魅力，或幽默的性吸引力，諸如此類對性成功的非生物學解釋，要比進化論的解釋更富啟發性，即使這類解釋並非主張人的行為與人身上已形成的普遍屬性有關。有些幫助吸引性夥伴的東西是局域的、權變的並被置入到文化實踐中去的，它們不能降低為任何更基本的東西。

如果文化解釋甚至在性吸引這樣的生物性佔據中心地位的領域都無法消除，那麼，杜普雷主張，在心理學和社會理論這些移植意義的領域進化生物學可能就更難成功了。另有一種適應心理學模量而設定的綱領，以說明人類行為的整個系列（第二章）。杜普雷從圖比和科斯米德斯文章（《心理學的文化基礎》，載傑羅米·H·巴爾柯、萊達·科斯米德斯和約翰·圖比編：《適應的心靈》，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36頁）所給出的此類模量的長表中做了引述。（杜普雷，第55頁）這張表包括「家族定位的動機模量」，「社會互換模量」和「實用交往模量」。在杜普雷看來，不僅評價理論不能簡單地推廣到心理學和社會理論；而且也不能藉助於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理論去推廣。這個社會科學分支要求解釋超越原有的定位（第六章）。尤其是，它的出發點似乎是人類不能自動為道德原則所推動。和進化論解釋一起，它提供了一幅無意識的人類行為決定論圖景，而在本書的結尾杜普雷則試圖指出一種非決定論的選擇（第七章）。

我們且從較量行為著手評價杜普雷說明的那些細節。對男人來說，高度和體格是可能較量的指標，可以免遭攻擊，並在荒野中在為可能的後代獲取食物的競爭中取勝。在同等情況下，對女性說來，可能造成的生物學意義就是，在一定時間的一定背景中，希望和高大強壯的男性婚配。在石器時代這可能構成意義，而石器時代是現代人確定的進化論適用的年代。但是如果石器時代早已過去，在像這篇評論的讀者身處的那種複雜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中進行生殖，那麼較高的經濟社會地位就會成為測算指標。的確，這些指標不僅和身高與體格一併發生作用，而且取代了它們。財富王國的統治者作為個體可能是孱弱無力的，但是，如果他所支配的資源足以使他遠勝許多就單個人的體型說大大優於他的競爭對手，這一點可能不成其為問題。同樣，一個老態龍鍾衰弱不堪的大亨，仍然可以是一個稱心如意的丈夫和父親，但卻不能指望他保衛營地抵禦狼和熊。地位高這個概念可能涵蓋富有魅力的男性、衰弱的國王和年邁的高官。或許所涵蓋的也與達德利·摩爾指出的商業追星族有關。假定這個概念所表明的信息與經濟和社會等級地位的經驗度量有關，諸如收入級差、居住地點、正規學校教育、知名度的認證等等。進化論對性吸引的基礎抱有狹義的觀點，而對精英治理和其它統治集團的社會的科學的理解，包括處在頂尖上的那些人為之歡悅的性競爭中的優勢，——上述概念為這二者提供了某種聯結嗎？倘如此應當歡迎這種聯結嗎？

杜普雷堅決反對把進化論和公共選擇論包容統一起來的任何打算。他極度蔑視他視之為猖獗的個人主義，放蕩的敗德行徑，以及經濟學家操控的令人困惑的公共選擇論數學（第132頁及以下諸頁）。同時，他嚴厲地批評從生物學向度對公共選擇問題做出的經濟學闡釋，例如自願做艾滋病檢查的數值（第123頁以下），或者很多西方國家持續下降的生育率（第126頁以下）。而且，進化生物學似乎轉向於理性選擇論：「進化生物學所說的是，人所想要的是什麼；而理性選擇論說的是，在試圖得到想要的如此之多的可能性時，他們將會做的是什麼。」（第119頁）

貝克爾關於婚姻的理性選擇論（《家庭論》，第2版，麻省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主張，男性和女性的婚配可以理解為婚姻市場上選擇的結果，參與者在市場上「試圖求得那樣的配偶，他們有可能創造出利益最大化的家庭」（第127頁）。在農業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家庭傾向於要很多孩子，他們能為農事提供勞動力；在西方工業國家，由於健康、受到良好教育的兒童而使家庭的利益實現最大化，這需要對一雙——典型地說——兒女在餐飲、醫護、教育上付出巨額投資。作為一個實際問題，受過良好的教育並擁有高額的收入的配偶在這一點上是組成家庭的最富成效的合作者；附帶說，這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有時教育和收入能夠平衡配偶在體格上的缺點。雖然頗為粗略，但這一說明卻是一箭雙鵰。它使高位婚姻的概念有所擴展，並把不同出生率和不同類型經濟之下的利益資源差別聯繫起來。杜普雷承認，在貝克爾所發展的經濟學和進化論的思考中有某種真理，甚而成為從經驗上可檢驗的進一步工作的基礎。（第127頁）所以他沒有對各種形式的理性選擇論都進行駁斥。他反駁的似乎是下述那種主張，即組成高效益家庭的婚姻市場機制是關於婚姻的全部真理，或者在婚姻市場同例如某種比表面看來更豐富的超市場之間進行類比。

這些反駁就其走向說看來是正確的，但是走到什麼程度呢？它們無法說明進化論和選擇論不能有效地統一起來，結果杜普雷寧可讓讀者翹首以待。它們也沒有說明，對於所彙集的可以接受的人類行為觀來說，在已被清除的垃圾中間理性選擇論居然得以成立（見第184頁），對此雖然做了強有力的暗示卻太表觀了。此外，真正有爭議的可能是（甚至對貝克爾也是），不是有很多人被告知婚姻是一種直覺而不是貝克爾所說的尋找嗎？至於有關經濟模量的不現實性，理性選擇的個人主義，以及經濟學的要求由於空泛而失去意義，所有這些反駁，對我來說都屬於某種批判，但是聽上去卻並不新鮮。在馬克思和新馬克思主義者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中已經做了很多預示。

杜普雷宣稱，「如果說有什麼東西像進化論支配生物科學那樣支配社會科學，那就是理性選擇論。」（第117頁）但是，在我看來這似乎過分誇張了理性選擇論的影響，但是由於該理論的作用主要是在經濟學中，隨之也誇大了經濟學對其它社會科學的影響。我覺得下面的主張似乎更有道理：社會科學的廣大領域表明了對文化解釋的質上的、准歷史形式的關注，這種形式是自覺的非數學的或者甚至是反數學的，而且是與達成協議有關的。如果杜普雷對此類社會理論的多數變體心懷敵意，那麼他就不會大肆宣揚它們。相反，他在整部著作中通篇堅持認為，在理解人類行為方面由於進化生物學和經濟需要而造成的鴻溝，必須用與他所謂的「文化解釋」迥然不同的東西來填平。因為在這一標題下面的一些研究不僅是反數學的，而且是令人厭惡的非理性主義的（參見托馬斯·奈格爾；《最後的話》，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這些研究對理性選擇論來說卻似乎並非引人入勝的選擇。杜普雷像是在建議一種准性質（quasi-quality）的理論或理論群？這部著作有許多令人失望的地方，其中之一是很少有哪個說明是由他所贊同的文化理論或理論群給出的。

杜普雷對進化論作為文化理論的一種假定的基礎做了一些有效的批判，但是這些批判留下了一個兩者關係為何的疑問。倘使有這種關係，杜普雷本人認為就是人的生物學性和人類生活方式的千變萬化之間的關係。在一個地方（第95頁），他不承認說過一種觀點，一旦接近那樣的主張，即在石器時代生物進化停滯或達到某種高峰，相隨而來的就是種內急劇的和精細的文化分化。他說：「生物進化和文化進化是全然不同的過程，而且……文化的存在和發展是在生物過程的基礎上以完全自主的形式進行的」，當他說這番話的時候，他似乎表明了他的公開立場。但他隨後又補充說：「無須說，這並不意味著該過程是脫離因果關係的。」（第109頁）它看來像是有一種需要兩條道路的情況。一方面，高度（文化）進化的行為圖式不是大腦所體現的或一般的心理模量的外在表現，因為對應於托比和科斯米德列表的那些不同模量還很少有存在的證據。另一方面，對杜普雷來說，我們的文化和人的大腦一起生成了造物，這並非偶然。他直截了當地說：「大腦通過網上衝浪而成長」（第98頁）。再者，在這本書的前面他說：「在複雜的社會中，生存是我們生物性的中心部分」（第37頁），而且像那樣的主張，即大腦在網上衝浪（反對韋斯特納斯）對我似乎意味著我們的文化或社會發展這一事實是某種生物學性的事實。這層意思並沒有因斷言文化從生物過程獲得自主性而輕而易舉地被確立起來。

根據第一條道路，文化生活既阻止向狹義理解的生物性還原，也阻止向經濟學所理解的功利最大化還原，按照杜普雷的觀點，人的行為是對（社會）規範包括道德原則的回答。該書結尾處闡述了人類作為自我控制的機械和作為康德式的道德自律的主體。關於自主性原則，或者關於既定道德指針的那些普遍的抽象表述的格言的穩定性，現代道德論表達了多種懷疑論，對此杜普雷似乎都未曾留意。但是訴諸道德原則儘管有點嚴厲，總比杜普雷的另一些更具文化多樣性的命題要好，這些命題康德可能視之為不穩定的。（第110頁）因為某種文化多樣性包含踐踏道德原則的流行時尚（跟風從眾，斷章取義），文化的區隔不可能在道德上實現普遍的認同。至於說到人類作為不受外界控制的機械的那幅圖景，杜普雷怎麼解釋通過種種酷刑手段或通過恫嚇和遙控之類的通用技術進行操作的那種控制？人類確實受到外界的控制，也有自我控制力。但是使用外界控制可以抵銷和壓制自我控制能力。

通觀全書，進化心理學和理性選擇論被表述為科學思想的典範。這對把這種主張視為真理的某種「科學的」解釋是無可置疑的，但是杜普雷沒有充分指明，在生物學（比在物理學或物理學的相關學科）中，怎麼會有如此之多的招致科學主義的弱點呢？我沒有留心有誰提出在生物學中把進化論作為無往不適的理論，但是很多物理定律是騙局，或者是理想化的，或者在同等情況下屬於不合理的，對各類科學家包括生物學家來說，物理學的權威性正在被顛覆。生物學不屬於同類範疇，更不要說經濟學了。進化論的主張成了某種比達爾文所想像的一種視野極其廣大的理論；它的主張甚至成了一種關於人類一切行為的理論；與物理學相較生物學領地成了無所不包的論域。我認為就托比、科斯米德和貝克爾所謂的「帝國主義傾向」說，物理學要比那些超出潛伏於每種科學之中的傾向的工作更值得羨慕。也許科學主義始終和物理學，和科學統一的圖景——其中物理學的概念是基礎性的和貫穿性的——聯繫在一起。杜普雷聲稱，物理學留給其它科學的遺產是某種微觀結構拜物教，這在經濟學中通過個人主義而得到彰顯。他說，物理學就是普遍內生於科學中的所謂神話的胚種（第72-73頁）。我不同意這個內生的「神話」僅僅是個神話，而且我想，當杜普雷把人的眼睛看作適應他所看到的東西時，他本人是同意了他所譴責的東西。（第77頁）在社會科學中的個人主義和物理學中的微觀結構解釋之間的類比，也有所失。但是物理學對我們的科學圖景的影響遠比內生的神話更多，而且它的影響超出了人性觀的所有界限。

※ 達德利·摩爾（Dudley Stuart John Moore，1935-2002），英國喜劇演員，好萊塢明星，兩次金球獎獲得者，影片《邊緣之外》（Beyondthe Fringe）男主角。___譯者注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Essex艾塞克斯大學哲學系

Tom Sobell托姆·索貝爾

MindA Quarterly Review of Philosophy. Volume111 Number 444.October2002.

2012年4月27日譯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