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國主義與「意識形態的終結」批判

文化帝國主義與「意識形態的終結」批判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06-12-26 15:08:00 ]作者：未知編輯：studa20[摘　要]全球化從本質上看是一種社會實踐過程和文化的擴張性運動。伴隨著全球化而來的是西方國家試圖通過推行文化霸權實現其對其它國家的文化滲透,從而使整個世界的發展按照更有利於服務他們利益需要的新的全球想像來重構世界。全球化實際上是西方國家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的代名詞,並使其意識形態的功能在當代得到彰顯。全球化不是意識形態的終結,倒是「意識形態的終結」本身成為一種意識形態。 [關鍵詞]全球化;文化帝國主義;意識形態 全球化發端於經濟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使不同國度的經濟聯繫更為緊密,市場經濟的因素日益滲透於社會生活中。全球化不僅影響著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而且也影響著文化,從而使文化發生某種變化。據此,有人主張要從意識形態的意義上來認識全球化。這種觀點認為,全球化的意識形態性在於它試圖根據一種比任何東西都更有效地服務於一些利益的新的全球想像來重新建構世界。[1](Ｐ33)在這一重構過程中,文化的霸權成為資本掠奪的一種新的當代形態,並對一些在經濟上處於落後地位的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帶來巨大的衝擊。在這種情況下,有人甚至感嘆,一個「意識形態的終結」的時代正在到來。這就提出了如何認識文化帝國主義與「意識形態的終結」的關係問題。 一 文化帝國主義的有關論斷始於20世紀60年代,其基本思想來源於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葛蘭西在其《獄中札記》中提出的「文化霸權」理論。後來,在法蘭克福學派中形成了對全球化及其西方化的批判理論,即文化帝國主義的論斷。沃勒斯坦在他的世界體系理論中對文化霸權問題也有過論述。但是,究竟如何來理解「文化帝國主義」,對此,人們在觀點上並沒有達成一致。有學者從經濟先行、文化是目的意義上把握文化帝國主義。[2](Ｐ96)另有學者從文化先行、文化服務於經濟與政治的意義上把握文化帝國主義。還有學者從文化滲透的方式出發來界定文化帝國主義。[3](Ｐ222)就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論來說,其表現也比較複雜。有些觀點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反對文化帝國主義的,但實際上堅持的是西方文化霸權的觀點;還有些以話語分析的方式對文化帝國主義進行的看似解構的觀點,實則是在以解構文化帝國主義話語談論的方式維護和建構著文化帝國主義的話語。可以看出,儘管人們對於如何界定「文化帝國主義」還存在著認識上的不同理解,但是,在承認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前者對於後者文化的殖民、侵略和霸權現象這一點上,人們在認識上又是一致的。 文化帝國主義的出現,是與全球化在當代的擴展密切相關的。如前所述,全球化既是一個經濟上不斷擴張的實踐過程,又是一個在文化層面上不同文化相互激蕩的過程,還是一個矛盾不斷展開的過程。全球化過程中所蘊含的諸如經濟磨擦、政治衝突等矛盾,其產生和發展均與不同民族之間存在著的文化價值觀念方面的差異密切相關。正是從這一認識出發,人們將全球化視為一種社會實踐過程和文化的擴張性運動,認為其自身包含著經濟與文化的雙重權力意志。這說明,我們在通常意義上所理解的全球化,說到底不過是由西方跨國資本運作需求和自由貿易準則所規劃組織的各種「世界貿易組織」來主導和推動的,這種全球化的結果所帶來的不僅是一種秩序化了的世界經濟市場及其活動方式,而且必然產生出一種內在於整個全球市場活動中的無法抗拒的文化強制性。 英國學者湯林森對這種西方文化在全球的擴張進行了分析。在他看來,全球化及西方文化的擴張最好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第一,這個過程被視為一種同質化,它導致了一種標準化的商品化的文化出現;第二,把西方的各種文化疾病———熱衷於消費實踐,文化身份的碎片狀態,中心的喪失,穩定的共同文化價值———強加於其它文化之上;上述兩種趨勢被認為是一種特別的威脅,即威脅到脆弱而容易受到傷害的邊緣的「第三世界」民族國家「傳統」文化;第三,這個過程被認為是支配的廣泛形式的重要組成部分,諸如涉及到跨國資本主義越來越廣泛的控制,經濟上和文化上依賴的後殖民關係的維護等。[4](Ｐ51)正因為全球化必然伴隨著文化上的帝國主義霸權,有人將文化帝國主義的擴張和內在化看作全球化的「衍生物」、「怪胎」和「陷阱」。也有學者把文化帝國主義與全球化視為兩個相通的概念。如蒂姆?奧沙利文等認為:「作為帝國主義普遍進程中的組成部分和結果,文化帝國主義是某些經濟上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得以向其他國家系統地推展其經濟、政治與文化控制的方式。」「從直接的意義上講,這個帝國主義的組成部分和結果,導致了實力雄厚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西歐)與相對貧弱的欠發達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和南美、亞洲、非洲等單一民族的獨立國家)之間形成支配、附屬和依賴的全球關係。文化帝國主義指稱的就是這一進程的重要方面,即來自支配性國家的某些產品、時尚及風格得以向依附性市場進行傳輸、從而產生特定的需求與消費形態的運行方式,這些特定的需求與消費形態鞏固和支持了其支配國的文化價值、觀念和行為。在這種運行方式下,發展中國家的本土文化遭到外國文化,常常是西方文化的控制、不同程度的侵犯、取代的挑戰。」[5](Ｐ12—13)與經濟上的被動局面一樣,經濟全球化的後果在文化上的表現就是,佔據經濟優勢地位的文化實體通過商品的形式向弱勢地區輸出價值觀念、藝術準則和生活方式,多元文化的差異在理論上受到了尊重,弱勢文化被當作參照系中的某個坐標,但事實上卻是不斷受到損害甚至侮辱的異己,被喚做「他者」。 二 就文化帝國主義來說,它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的不平等體現出來。 首先,在文化交流中不平等。交流,意味著是平等的和雙向的,它不僅要求相互承認各自的交往主體資格,而且還要求交流雙方之間的平等對話。對此,哈貝馬斯曾提出「交往行為的合理化」理論。在他看來,任何交往行為都不應該受國家、經濟制度和行政制度乃至文化模式的干預,交往者應該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沒有任何強制的世界之中。雖然哈貝馬斯的論述帶有明顯的烏托邦和文化相對主義的色彩,但他的論述無疑也孕育著對當下各種交往行為中存在的不平等這一現象的揭示。事實是,不同國家雖然將平等交往視為自身參與全球化和達成交往共識的前提和基礎,但是,全球化的既往歷史卻是一個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價值內容的歷史,是那些率先進入工業化的西方國家為了自身利益的實現而不斷進行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擴張的過程。在當今還存在著不同國家的制度差別,特別是這種制度上的差異又與發展程度和實力上的強弱等聯繫在一起的情況下,全球化的主動權實際上是由那些在經濟上佔據強勢地位的國家所操縱的,這對於不發達國家來說意味著不平等。這樣,全球化從一開始就是以一種不平等的方式進行的。這種不平等既表現在交往規則上的他在性上,也反映在由於經濟實力的巨大差別而導致的文化話語上存在的強勢國家對於弱勢國家的霸權性上。 其次,文化產業輸出中的霸權。近年來,西方國家或者通過對外文化教育交流及援助項目、或者利用技術上的優勢,向落後國家大量輸出自己的文化產品,使這些國家認同和接受他們的價值觀念,造成不發達國家在文化生存與發展的許多方面如價值理念、學術話語、產業形態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產業大國的「文化帝國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的全球入侵。在這種衝擊面前,落後國家不僅面臨著產業形態上的殖民化威脅,而且也面臨著文化產業創新能力上的嚴重不足。這不僅不利於不發達國家人民的創造性的發揮,使他們停留在維持性學習的境地,永遠保持其落後的狀態,而且會由此造成這些國家的人民對民族國家和民族文化的認同危機。 再次,傳媒上的強大攻勢。當代西方國家在文化上的霸權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藉助於傳媒,利用廣播、電視、廣告、流行音樂、通俗文化等大眾媒介和大眾文化,將自己的強勢文化滲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湯林森指出:「大眾媒介正以平穩而快速的步調擴張其技術能力,在西方社會當中,它們對於公私領域的生活,挾其滲透、報道及再現的能力,已經具備非凡的影響效果。」這種非凡影響一方面表現為某種文化之媒體支配另一種文化媒體,另一方面也表現為「經由大眾媒介所中介的文化」已然擴張全球。[2](Ｐ45—46)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一般在經濟和技術實力上要遠遠高出其他國家,經濟上的發達,使他們能夠利用、藉助於這種強大攻勢,引誘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去追求仿效,放棄自己的民族文化。日益爆炸的大眾傳媒正在製造出「『沒有位置感』的共同體」。[ 最後,消費主義和後現代文化日益膨脹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和民族文化的消解。不發達國家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由於他們擁有了大量的大眾傳播媒介系統,因而他們能在日益潛在的全球性商業信息大爆炸的時代,不斷地接受著發達國家向他們展示的「消費主義文化」觀念。與此同時,文化產品的商品化,打破了過去所謂「現代主義」的非商業性精英或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界限,取而代之的是「後現代主義」文化的商品製作、商業包裝,並滲透到一切文化活動與機構之中。這一方面表明全球性大眾傳媒的跨國界作用,在創造他們的技術、品牌、生產、銷售的同一性時,也在潛移默化地傳播一種「文化的同一性」:向美國認同、向西方認同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也表現西方文化的傳播、擴散,不僅深刻侵蝕著不發達國家的民族文化,而且還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這些國家人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生產方式以及社會心理,從而不斷地強化著文化的消費功能、休閑功能、商業審美功能,削弱著文化對整個社會心理的教化功能。亨廷頓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這無疑反映了消費主義和後現代文化在不發達國家的日益膨脹對這些國家的發展構成的極大威脅。 可以看出,全球化作為當代經濟與文化的共同實踐進程,內蘊著一種很現實的邏輯:即全球化實際上是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通過經濟上的絕對優勢,不斷實現在經濟上對其它國家的控制權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強化西方發達國家對其它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控制;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加入全球化,就是「自動」地把自己置於一種由「他者」所規定的秩序和結果之中的過程。按照傑姆遜的觀點,「民族寓言」既是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寫作的自覺的選擇,又是在全球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文化關係中,第三世界文本被解讀和闡釋的結果。「民族寓言」式的寫作意味著第三世界意識形態受到不斷滲透和改型,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接受了一種西方式的「視點」,以西方式的價值和「知識」對自身進行審視。他把第三世界的寫作變成了一種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代碼,變為「現代性」文化話語將第三世界「他者化」的方式,這樣做的最終結果就是造成「民族國家逐漸失去權力」。[7](Ｐ16) 三 西方發達國家不僅通過實施「文化帝國主義」、利用其在信息擁有上的壟斷地位以及利用其控制的傳播媒體,對其它國家進行文化侵略和意識形態的滲透,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還總是想通過各種系統的努力,想方設法來維護他們對於不發達國家的這種文化霸權地位。這其中,既有實踐層面的,也有理論層面的。實踐層面上的努力主要是積極地推進全球化的實踐進程,服務於他們對不發達國家進行文化滲透的需要;理論層面上的努力主要是向不發達國家灌輸「意識形態終結」的理論,試圖讓不發達國家放棄對自己國家意識形態的認同,進而實現其對他們的文化入侵。無疑,對於全球化的實踐推動是西方國家對其它國家進行文化侵略的基礎性活動,但在現代社會中,在物質底線的基礎上,意識形態活動對於實現自己的文化霸權也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具有意識形態性。[1](Ｐ3)全球化的這種意識形態作用要通過使其看上去非常有益和不可阻擋來減少這個過程的阻力。然而,西方國家對意識形態的重視是通過宣傳「意識形態終結」來體現的。 其實,「意識形態的終結」並不是今天才有的新觀點。從20世紀50和60年代始,西方就有一些思想家如法國的雷蒙?阿隆、美國的丹尼爾?貝爾等人不斷地拋出「意識形態終結」的理論。近幾年來,美國學者亨廷頓也提出了隨著冷戰後意識形態衝突的結束,不同文明和文化間的衝突將代替意識形態的衝突而成為國家之間主要衝突的觀點。另一位美國學者福山則提出「歷史的終結」的理論。其實,無論是亨廷頓,還是福山,他們的論述都直接或者變相地提出了意識形態的終結問題。意識形態真的能終結嗎? 作為一名曾經參加過「意識形態的終結」的討論的著名學者,李普塞特曾經通過援引前蘇聯學者莫斯克維喬的話表達了自己對該問題的看法。他們認為,所謂「意識形態的終結」其實「並不是說所有意識形態的死亡,或者不再有任何政治分歧或意識形態分歧。『意識形態終結』這個短語,按照它的提出者和支持者的看法,只是意味著:第一,所謂一般的意識形態已不足以指導民眾運動……,第二,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劇烈的意識形態衝突和政治衝突在日漸枯萎」。[8](Ｐ491)也有許多西方學者並不贊同李普塞特這種看法。特里?伊格爾頓就曾對所謂意識形態終結的荒謬說法進行過嘲諷。在他看來,沒有哪一種設想能比把一切意識形態拋到身後這樣一種設想更加唯心的了。塞巴斯蒂安?赫爾科默在談到後現代主義的觀點時曾批評說:「聲稱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後意識形態時代,這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9]因為在他看來,人們之所以就意識形態是否終結展開爭論,且不能達成共識,主要原因在於人們對「意識形態」一詞的理解不同所造成的。對於一些西方思想家來說,他們所理解的所謂意識形態的終結只不過是他們心目中所理解的意識形態的一種衰微,「而他們這種表達方式本身就具有意識形態的意味」。[10] 按照馬克思關於意識形態的理解的論述,意識形態的存在與否是與一定的社會制度相關聯的。制度不同,表現在意識形態上也就必然會有差別。只要世界上還存在不同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就不會消失,不同階級、不同制度間意識形態的鬥爭仍會存在。葛蘭西認為,在當代西方國家,資產階級不僅依賴軍隊和暴力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而且在更大程度上還不斷地通過各種文化宣傳,向人們兜售自己的價值觀念,從而讓廣大人民群眾普遍接受他們的世界觀,以此來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他由此得出結論說,在當代的資本主義國家,上層建築中的市民社會即意識形態和文化方面起著比政治國家更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當今時代,由於還存在著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對其它國家的經濟和文化霸權,談論意識形態的終結,這本身就是服務於他們對落後國家人民進行殖民擴張這一目的的。 意識形態之所以不能終結,在於它對西方國家進行文化霸權發揮著重要功能。意識形態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作為統治階級進行政治統治的思想基礎,它把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視為目的,因而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一是操縱功能。意識形態的操縱功能是與一定的經濟權勢相聯繫的。西方國家憑藉著在經濟、資本和技術上的優勢,不斷地利用各種媒介和文化工業等手段,向其它國家灌輸他們的思想,影響人們的心理結構,以此來達到他們對其它國家進行文化入侵和滲透的目的。意識形態還通過對本國人民不斷地進行所謂的「意識形態」的宣傳,強化自己統治的合法性,達到其控制人民、獲取權力的目的。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全球化是一個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操縱的,以維護其統治、推行其霸權為目的,不斷進行意識形態擴張和滲透的過程。二是欺騙功能。意識形態總是為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的,一定的階級利益也必然通過意識形態表現出來。西方國家之所以對「意識形態的終結」感興趣,是為了通過宣傳意識形態的終結以掩蓋其對其它國家的侵略擴張的面目,達到其弱化發展中國家主權,使其成為西方國家的附庸,並進而實現自己獨霸全球的目的。因而,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這是一個陷阱。這樣,意識形態和宣傳的交織,就成了「大眾的欺騙」、「公開的謊言」以及「集體性迷惑的工具」。意識形態終結作為西方資產階級利益的觀念體現,則是一種虛假的觀念,具有極大的欺騙性。三是辯護功能。意識形態還能通過多種方式、多種途徑、多種手段為自己的統治、現狀、甚至是不義行為進行辯護,論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這種辯護,從國內來說,能夠通過論證自己統治的組織和制度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促進國內民眾對組織和制度的認同,這既有利於國家內部的團結和穩定,也有利於有效地維護自己的統治。對於發達國家來說,還有利於為統治者對其它國家進行各種意識形態方面的擴張和滲透尋求國內民眾的支持。 意識形態的存在還在於它與國家利益密切聯繫在一起。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既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又是兩個相互聯繫的概念。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說到美國的國家利益時曾說過,美國的利益不可能輕易與其價值觀割裂開來。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傑里爾?羅賽蒂也認為,國家利益和美國對外政策的制定要受到意識形態的對外政治觀點的極大影響。[11]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這種聯繫使我們能夠對意識形態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分析。從意識形態的地位上看,意識形態從屬於國家利益,構成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亨廷頓曾對意識形態的地位做過這樣的描述,他說,國家利益既包含安全與物質方面的關注,又包含道義與道德方面的關注,為此,他主張將道義與道德方面的關注列入國家利益的重要內容。還有學者提出了與亨廷頓的觀點相接近的觀點,如約瑟夫?奈指出,「國家利益……可以包括人權和民主這類價值觀……」。[12]既然意識形態構成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維護和推廣國家的意識形態也就自然成為國家的基本對外政策之一。美國學者斯坦米茨在談到冷戰時期的美國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關係時這樣寫道:「冷戰時期,用政治或意識形態術語定位的國家利益成了美國外交政策中居支配地位的因素。如果一個政府是共產主義的,親蘇的或親華的,美國的影響就會被預計遭到損失,美國的利益就會被假定受到危害。」[12]可以看出,西方學者提出的所謂「意識形態的終結」,其實質是要不發達國家放棄對自己意識形態的信仰,為發達國家向這些國家不斷擴張鳴鑼開道。因此,所謂「意識形態的終結」,不過是一種幌子,它掩蓋的不過是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的意圖。 實際上,意識形態在今天不僅沒有終結,反而伴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深入,愈加凸現出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赫爾科默指出,「人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來沒有像現在這個所謂的後意識形態時代那樣,有這麼多種類的意識形態。」[11]但也應該看到,從根本上講,全球化的最終追求是社會公正和人類的共同命運問題,全球化的意識形態也將隨著全球化過程的深入而逐步發展變化,最終達到深層次的核心主題。從歷史的視野來看,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意識形態的對立和衝突將伴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而走向和諧和統一。但這需要不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國家的協作和共同努力,它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參考文獻:[1]王寧,薛曉源.全球化與後殖民批評[Ｍ].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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