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國人，是一種苦刑（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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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河破碎國難當頭的晚清時期，世界上有句很著名的話是：做19世紀的中國人簡直是一種苦刑。其實，做20、21世紀的中國人又何嘗不是啊！

——四處流浪的吉普賽民族有句悲情千古的諺語：我死後請將我站立著埋葬，因為我已經跪著活完了一生。

——蔣公介石上世紀對同胞曾有句入木三分的剖析：中國人並非不知道某黨的罪惡，只是因為奴入骨髓，不受到十八層地獄的痛苦是不會覺醒的。現在讀來不禁為之高瞻遠矚洞明深刻而拍案叫絕！

《通往地獄之路是每一個沉默的奴隸鋪就的——面對罪惡，沉默即是幫凶》：

西方人天生是本性，中國人骨子裡是奴性，本性天生是尋找真理，奴性天生是尋找主子。當西方列強向慈禧施加壓力，支持中國變法維新，千萬義和團卻站起來扶清滅洋，誓死保衛大清朝，大清國的統治者站在金鑾殿上縱聲大笑：「好一群奴才」！辮子留的太長了，便不願意剪掉，馬褂穿的太久了，便不願意脫下，暗室里呆久了，便拒絕光明的來臨，膝蓋跪的太久了，便不願堂堂正正地站立。人民的奴性並非是偶然自發形成，而是千百年來當權者有系統、有組織、有目的、有預謀地不厭其煩地執行的一項「抽骨」政策。強權欲奴民弱民必先愚民，愚民的第一要務則是抽掉我們的精神脊樑。在慌言和暴力下，野豬被奴化成家豬。妄圖把民族中最卓越的少數豪傑趕盡殺絕，然後只剩一群一盤散沙搖尾乞憐的順民，以便於江山永固、傳之萬世。當權者把他自己的敵人混淆成被他綁架了的整個民族的敵人，以便於驅使大批的「愛國」豬玀們去充當炮灰捍衛「國家和民族」，其實是保衛金鑾殿里的那張龍椅。——魯迅說過一句話：「把淪為異族奴隸之苦告訴國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結論：那麼，我們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罷。」但如魯迅一樣清醒的人畢竟太少，多數中國人甜蜜地、心甘情願地、樂此不疲地、津津有味地做自己人的奴隸。

中國人還是一群病入膏肓的人，普遍精神殘缺卻毫不自知，這種病叫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西方心理學家這樣解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裡，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同呼吸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由於中國人經過60餘年的洗腦教育刻意改造，一種病毒已經像基因一樣植入中國人的思維里，根深蒂固。自出生便浸泡在這充滿毒素的環境里，所以對一切不正常的事物也習以為常，以為世界本即如此，對自身毒入骨髓了無察覺並頑固地自以為是。

一位檢察官曾迷惑地問希特勒的助手戈林：「你們少數納粹黨人，怎麼會讓所有德國人心甘情願地跟著你們幹壞事呢？」戈林說：「老百姓都是愚民，你只要讓他們相信他們正處於危險之中，只要跟著領袖就可以避免被害，他們就會放棄理智，迷信領袖，干任何事情都會認為理由充分。」以連坐法威脅一切敢於反抗的志士，是他們控制人民最毒辣的手段。面對一些敢於反抗掙扎的人，很多人說：「一個人改變不了什麼的，要學著適應社會，社會不會去適應你的。」這種話就是精神被荼毒所表現出來的安於現狀逆來順受的奴性思維。很多人之所以愚蠢地做最無知的滑稽表演，是因為它們暫時沒有途徑接觸到真相，可悲的是，你把真相擺在它們面前時，他們還百般狡辯頑冥不化，活脫脫一副吸精喝膿奴才相。這再次證明了當局洗腦教育意識形態教育的成功。——列寧在《紀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寫到一段話：「意識到奴隸地位而與之作鬥爭的奴隸，是英雄；意識不到奴隸地位而默默無言、渾渾噩噩的奴隸，是十足的奴隸；津津樂道讚美奴隸生活並對和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盡的奴隸，是奴才，是無恥之徒。」

陳獨秀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中曾概括道：「西洋民族性惡侮辱，寧斗死；東洋民族性惡鬥死，寧以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無恥之根性，尚有何等顏面高談禮教文明而不羞慚？」這就是缺乏信仰的中國人的生存哲學：即令受羞辱也要活下去，「像畜生一樣地活下去！」德國思想家耶林說過：為權利而鬥爭是每個人應盡的社會倫理責任。而我們中國人根本就沒有權利、權力、義務、責任的意識。中國人搞不懂個人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不明白個人的抗爭對於政治的影響作用。在他人權利受侵犯時漠然以視，在自己權利受侵犯時只能哭天搶地。對他人的災難熟視無睹，在自己面臨災難時也必然收穫他人的冷漠表情。台灣著名的作家柏楊，在他的代表作《醜陋的中國人》中寫道：中國人做為一種高級生物種群沒有完成自身的義務，是不合格的，是有罪過的，中國人的表現玷污了偉大人類的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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