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反反覆復的分封制下的王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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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明史講稿第五講：明代地方行政制度中的第三小節，講中國古代在西漢與西晉兩次分封制的嘗試，如何都以失敗告終，西漢初年的異姓王制度，與當今許多人主張的聯邦制非常相似，劉邦天子的地位是各諸侯國共推的，各諸侯國的地盤是自己打下來的，最初的漢帝國是各諸侯國的聯合體，結果失敗了，因為它不可能穩定，無法避免諸侯國與漢帝國之間的紛爭，還是以戰爭來結束這種建立在聯邦基礎上的帝國，漢帝國才能保持統一和穩定，才能出現漢武帝那個強盛的歷史時期。至於西晉的分封制，更是歷史倒退，結果是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中華民族為之付出了沉痛的代價，長期的南北對立，東晉南朝偏安於江東一隅，完全打亂了曹操奠定的統一國家的基礎，這些都是值得我們記取的歷史教訓。制度的變革往往不以當初設計者的主觀願望為轉移，制度的因襲與沿革自有其歷史發展的趨勢，不是主觀願望，或者外部力量所能左右的，其結果往往是變革設計者主觀願望的反面，這一點無論古代，還是近現代，在這方面的教訓還是很深刻的。那是因為人在認識上思維的邏輯結構，與客觀事物自身發展的邏輯不可能一致，思維的邏輯推理往往是直線的，事物發展的因素往往是多元的，形勢是不斷變化的，主觀上的固執，在客觀事物上往往還是碰得頭破血流。當然，人對客觀事物不是不可知，但很難做到全知，更談不上全能，人在情緒狂熱時，往往會一葉遮目，看不到事物全貌而蠻幹，這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對這方面的狂熱主義者，我們一定要保持冷靜和清醒的認識，有時得潑一點冷水，讓他們清醒一下，冷靜地多思考一下。故在制度的變革問題上，我們只能謹慎小心地慎勢而為，鄧小平講的摸著石子過河還是對的，因為可能出錯，所以才要摸石子啊！建國六十年來，實際上都是不斷地在摸石子啊！有時摸准了，有時沒有摸准，錯了，這又有什麼大驚小怪呢？為什麼無休無止地責怪呢？改了就好。或者說這是一個試錯的過程，發現了有錯，那就得糾正，這樣才能不斷前進，不管你承認還是不承認，事物都是這樣前進的。認錯和不斷改正就順利地前進，否則曲折就大一些，代價也大一些，抱著謙遜的精神進步快一些；驕傲自滿，自以為是，代價便大一些，但事物總是要進步的。在保持平衡和穩定的基礎上，有步驟、有計劃地解決我們制度上存在的缺陷，有時候還要進二步，退一步，使步子走得更穩一些。因為任何事都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能搞什麼葉利欽搞的休克療法，所以必須切忌主觀主義的狂熱情緒，否則誤國害民。當然，中華民族肯定會擺脫那些主觀主義的狂熱情緒者，仍按自己的道路繼續前進的。從分封制到郡縣制的轉變不是一次完成的，全國確立郡縣制以後，分封制的陰影始終會以各種變化的形式再現，說到底，把部門或地域的局部的利益和權力置於國家全局性的根本利益之上，在地方或部門自行一套，實際上也是分封制的一種變態，今年8月27日《經濟參考報》報導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講到國家財政收入體制問題時，講到現在一些收費和罰款制度的問題。「如每個部門都有收費權，並有不屬於財政管理的預算，有小金庫，這是對財政管理上的分管領導割據，是封建分封制的遺留。」這話有一定道理，地方的行政事業收費，不是不能收，而是要合法合理合規，收支上要公開透明，否則的話是有關領導及部門分割國家的權利，在收費問題上是如此，在政策方針上更是如此，如果各地各部門各行其是，對國家的政策，各部各地方都採取不同的對策，那不就是分封制的變態嗎？這一類問題，超過一定的度，它會引起質變，破壞國家政令的統一，那還有什麼令行禁止呢？所以我們必須始終牢記局部服從全局、個人服從整體這個最基本的觀念，因為國家的統一和完整是我們中華民族最根本的利益。

第三節、反反覆復的分封制下的王國制度

朱永嘉

漢初的一次反覆

秦末陳勝、吳廣起兵時，群雄崛起，各自佔地為王。項羽入咸陽以後，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自稱西楚霸王。項羽兵敗以後，劉邦作為天子，是楚王韓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一起上疏擁劉邦上皇帝號的。故漢初的異姓王實際上是楚漢相爭時，漢的同盟國，並非漢朝的封國。劉邦稱帝以後，曾置酒洛陽南宮，與群臣議論，「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與王陵起身回答說：「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漢書?高帝紀》）王陵這個話，說明漢初諸異姓王的地盤是他們自己打下來的，不是皇帝劉邦分封的，劉邦本來只是項羽分封的漢王，與他們的地位一樣。所以劉邦稱帝，最初的漢帝國實際上倒像是一個聯邦制的國家，劉邦的稱天子是各邦共推的，領頭推劉邦為天子的不是別人，就是楚王韓信，而這個建立在聯邦制基礎上的帝國是一個極不穩定的帝國，是一次失敗的嘗試，這一段歷史教訓值得現在還主張中國實施聯邦制的人們注意和吸取教訓，它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漢文帝時，賈誼在陳政事疏中追述漢初的情況，說：「（高皇帝）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劉邦幾乎用了他後半生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才次第將他們剪除。在消滅異姓王的同時，劉邦鑒於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又大封同姓子弟九人為諸侯王。《漢書?諸侯王表》稱：「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別立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這也就是劉邦晚年與功臣宿將之間白馬盟誓中約定的，「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而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天下是劉氏家族與功臣宿將們一起打下來的，今後劉姓及其子孫世世代代可以封王，功臣宿將們則子子孫孫享受侯爵封邑。

劉邦大封同姓王，是在高祖六年（公元前二〇一年），那一年他先廢了楚王韓信，改封為淮陰侯，接下來便封自己從父兄劉賈為荊王，轄故東陽郡、吳郡等五十三縣，封弟劉交為楚王，以取代韓信，轄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兄劉喜為代王，轄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子劉肥為齊王，轄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城陽諸郡共七十三縣。當時還保留了幾個異姓王，異姓王的消滅一直要到高祖末年。劉邦封同姓王的時候就有疑慮，封侄子劉濞為吳王時，「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就給他講：「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漢書?吳王劉濞傳》）到了漢文帝時，朝廷與諸侯王之間的關係就與劉邦在世時的情況不同了，這實際上也是一種變相的聯邦制。所以賈誼在上疏陳時政時，講：「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賈誼還進一步講：「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漢書?賈誼傳》）因為文帝是以代王入主為天子者，與劉邦時所分封的諸王相互間當然以「布衣昆弟」相視，不可能自覺地明確相互君臣之名分。所以賈誼的結論，你文帝處於這樣的相互關係，「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賈誼把這種形勢比作「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這哪裡是身與臂、指之間的關係，他的結論是「失今不治，必為錮疾」。賈誼的這些分析還是合情合理的，文帝與諸同姓王之間不可能有真正和諧相處的關係，當時只是還沒有撕破臉爭一個你死我活的條件，朝廷與諸侯王之間的關係只是相互克制，以取得一個短暫的平衡。到他兒子景帝執政時，這個矛盾便公然爆發了，七國之亂，最終還是以暴力的辦法進行解決。所以同姓諸侯王的分封制度，不僅沒有達到藉助他們作為朝廷屏藩，以懲戒亡秦孤立之敗，結果適得其反，所以劉邦這個分封同姓諸王為其子孫留下的是後患無窮。到了景帝平定七國之亂以後，對諸侯王講所帶來的也只是災難，等於被禁錮的囚犯一樣，規定諸侯王不得用天子儀制，置吏需依漢制，沒有虎符不得擅自發兵，在自己國境內不得私自煮鹽冶鐵，不得擅自爵人、赦免死罪，不得收納亡人，必須定期入朝，不得與外戚私自交往，諸王之間不得私自會晤，不得私自出境，不得對朝廷大臣亂行賞賜。故景帝以後，漢代同姓諸侯王的地位便發生根本性變化，實際上是被圈禁在領地內養起來，這實際上反而限制了他們子孫健康的成長。

總結漢代封同姓諸侯王的結果，《漢書?高五王傳》的贊語稱：「（高祖）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眾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制度的變革與改制，往往不是以設置者的主觀願望為指針的，事物有其自然的發展趨勢，郡縣制是自然的發展趨勢，是國家統一，避免戰亂的客觀需要，寓封建於郡縣，以懲元秦孤立之弊，只是設計者永遠無法實現的主觀願望，這是為實踐所證明了的基本道理，當代人更不應該忘記這個基本的歷史常識，侈談什麼聯邦制了。

西晉的又一次反覆

西晉司馬炎立國時，《資治通鑒?晉紀》稱其：「懲魏氏孤立之弊，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具體地講，晉自魏得國，認為魏之失，是由於：「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蔭，遂乃三葉而亡。」（《晉書?汝南王亮等傳序》晉武帝司馬炎大封宗室為王，在他活著的時候，中央政權尚能有效地運轉，外戚與宗室之間爭奪權力的鬥爭還只是暗流，在表面上還能保持相對平穩的關係。他一去世，西晉的中央政權便處於半真空的狀態。司馬炎的太子司馬衷實際上是一個白痴，他在九歲時便被立為太子，雖然「朝廷咸知（其）不堪政事」，司馬炎也知道這一點，由於太子廢立之間牽動太大了，他把希望寄托在皇太孫司馬遹身上，認為這個孫子聰敏靈秀，希望自己去世以後外戚和宗室能一起輔助惠帝執政。實際上司馬炎去世後，惠帝完全是一個無智無能的傀儡，帝王的實際權力成為各方爭奪的對象。

司馬炎臨終時，希望外戚楊駿與宗室汝南王司馬亮共同執政，結果事與願違，楊駿排斥司馬亮，想獨擅政柄，惠帝的皇后賈氏殺了楊駿，由司馬亮和衛瓘共同輔政。司馬炎的第五子楚王司馬瑋與賈后相勾結，賈后矯詔令楚王司馬瑋殺司馬亮和衛瓘，賈后又以司馬瑋矯制害二公而殺之，那時楚王司馬瑋只有二十一歲。賈后又與司馬懿第九子趙王司馬倫相聯繫，加害太子司馬遹。太子遇害後，司馬倫又藉此矯命廢賈后，中央政府的權力由趙王倫獨擅，遂廢惠帝自立為帝。這時齊王司馬冏、河間王司馬顒、成都王司馬穎皆擁強兵於外，三王聯合起兵討趙王司馬倫，倫兵敗被殺，齊王司馬冏入京，惠帝複位，權力集中在齊王司馬冏手中，在長安的河間王司馬顒又起兵討伐司馬冏，結果是武帝第六子長沙王司馬乂為內主，司馬乂起身響應，殺了齊王司馬冏，以後河間王司馬顒又與成都王司馬穎起兵討伐司馬乂，乂兵敗被殺。於是立成都王司馬穎為皇太弟，河間王司馬顒為太宰大都督，惠帝遷於鄴，朝政皆司馬穎主持，平北將軍王浚起兵討司馬穎，穎兵敗，河間王司馬顒遂擁惠帝還洛陽，復遷長安。東海王司馬越後起兵入關迎惠帝還洛陽，惠帝崩，立懷帝司馬熾，是為武帝第二十五子。懷帝委政於東海王司馬越，由於宗室及外戚之間內亂不斷，農民軍遍地起義，匈奴、羯人相繼起兵，時羯人石勒攻陷許昌，兵鋒直指洛陽。東海王越率洛陽之眾二十餘萬討伐石勒，朝廷為之一空，「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絕。」（《晉書?孝懷帝紀》）洛陽成為無政府的狀態。而東海王司馬越帶了洛陽之眾二十萬人，行軍時，司馬越死在途中，眾推太尉王衍領兵，率眾東下，被石勒的騎兵追及，晉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王）衍及襄陽王范、任城王濟、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顗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濟等懼死，多自陳說，……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眾。勒重衍清辨，奇范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填殺之。」留在洛陽城內的一部分士眾，「左衛何倫、右衛李惲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眾。」（《晉書?石勒載記》）與東海王世子毗一起被石勒殺死的有晉宗室四十八王，留在洛陽的晉懷帝至是則「飢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懷帝想出洛陽，「步出西掖門，至銅駞街，為盜所掠，不得進而還。」（《晉書?懷帝紀》）想逃亡長安，結果為匈奴劉曜所俘。西晉王朝就是這樣凄慘而又可悲地徹底崩潰了。更加可悲的是這個王朝崩潰時，作為士大夫的領袖人物王衍的表現實在太惡劣了，死到臨頭時，還那麼卑躬屈膝地貪生怕死。《晉書?王衍傳》稱：「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雲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儘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王衍是西晉士大夫清談的領袖人物，他口未嘗言錢，而其妻郭氏則聚斂無厭。郭使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卻。」阿堵，是「這」的意思，全句意謂把這個東西搬開，而不稱「錢」。口不言錢，而又聚無度的這樣一個虛偽的士大夫領軍人物，在整個王朝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卻如此卑怯而無恥地貪生怕死，西晉的垮塌自是無法避免。

西晉王朝如此似山崩地裂那樣迅速瓦解垮塌，根子還是在分封制，大規模地分封宗室諸王，厚賞功臣大將，並互相結為姻親，就只是由於出了一個白痴的晉惠帝作為誘因，最高權力處於虛位的時候，外戚、宗室諸王之間不斷自相殘殺，使中央政府機構分崩離析、自我瓦解，中央與地方政府都處於癱瘓狀態，無法自存的下層群眾自然起來反抗，建立自己的組織，結果必然是群雄逐鹿，天下大亂。散居內地的匈奴部落，原來游牧民族，還保留著部落組織的狀態，鮮卑、匈奴、羯、氐、羌相繼崛起，北方出現五胡亂華的局面。這一次分封制不僅沒有達到國之屏藩的效果，相反禍亂由此而起，造成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整個中國處於動蕩不寧的局面，其禍害要遠遠高於漢初那次分封同姓王的失策。漢景帝時的那次七國之亂，畢竟被周亞夫平定下去，文景時期相對穩定繁榮的歷史時期並沒有打亂，為漢武帝崛起準備了歷史條件。而晉武帝分封宗室諸王，只有在武帝統治的那二十年還算太平，但卻是極端腐敗黑暗的歷史時期。從晉惠帝即位啓八王之亂，接著便是五胡十六國的動蕩不寧，中國歷史上經歷了漫長的南北分裂時期，戰亂頻仍，這個階段畢竟是中華民族最痛苦的時期。這個時期起兵作亂的是被分封的諸侯王，不是郡縣制下的地方官員，它再一次證明分封制這條倒退的路是死路，此路不通，強行推立，結果是天下大亂，中華民族為之付出沉痛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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