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台說史?余光中的「歷史污點」是真的嗎？

2017年12月14日早上10點04分，詩人余光中在高雄醫院過世，享年90歲。相信不少讀者在學生時代曾經閱讀過這位先生的文章，尤其是《鄉愁》幾乎可以當做國家統一的教科書了。

然而，在余光中去世後的一片哀悼聲中，有一種聲音格外刺耳，聲稱余光中在台灣「戒嚴時代」的「鄉土文學」爭論中，以反共的立場給論戰對手扣「左傾文藝觀」的帽子，對論辯對手進行政治迫害，充當「文壇打手」，是其「歷史污點」。

那麼這個「歷史污點」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真有其事嗎？

筆者還是學生的時候也拜讀過他的《鄉愁》，相信不少熱血青年都視其為偶像

作為一個台灣的「外省人」，又經歷了赫赫有名的「戒嚴時期」余光中老先生的文字必然帶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現在讓我們把時間往回調60年，看看那段特殊的歲月給台灣的文壇帶來怎樣的影響吧。

台灣的戒嚴時期

1949年（民國38年）5月19日，隨著內戰的節節敗退，台灣省全境宣布自20日起戒嚴。此後一直到1987年蔣經國宣布戒嚴解除為止，整個台灣都屬於「戰時經濟」，後世稱這個時代為「戒嚴時期」。①

在這段黑暗的歲月里，國民黨當局對新聞、書刊等出版品的內容進行嚴厲檢查。同時國民黨還全面查禁30年代左翼作品，對作家的創作進行調查與干涉，同時亦以各種手段動員文人進行反共意識形態的宣傳與反共文學的創作。以左翼文人的代表魯迅為例，作品被完全禁絕，當局也通過各種手段宣傳「負面」的魯迅形象。

戒嚴時期對後來的歷史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此後，在長達38年的「戒嚴」期中發展出「黨屬文人」的魯迅批判、「自由人文主義」者的魯迅研究和左翼青年的地下閱讀這三種截然不同的形態，共同組成了「戒嚴」期台灣魯迅接受的「三色光譜」。②

而余光中的文壇生涯裡面，有一大半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中度過的。

現代文與文言文

1950年代後期，由於對八股的反共文學感到不滿，於是詩歌界開始傾向在政治之外，探索另一條藝術至上的道路。1956年紀弦領導的現代派詩社成立，揭諸「六大信條」，強調「橫的移植」。③

事實上台灣文學，尤其是現代文學對大陸的影響比一些人想像的要大得多

在以「反共、戰鬥」為主旋律的戒嚴時期，現代派算得上一股清流了。因此不僅其主張風行一時，連同與其迭有爭論、鼎足而三的藍星詩社及創世紀詩社，其實基本上也屬於台灣「現代派」的範疇。④而余光中先生就是藍星詩社的主要創始人。

但是既然是以現代為名，就勢必得罪一些保守和傳統的文人。

首先是在《文學雜誌》展開新詩與舊詩關係的論戰；其次是紀弦與覃子豪針對新詩發展方向的爭論；接著是針對蘇雪林、言曦等保守文人對現代詩攻訐引發的抗辯。⑤這種情況在1971年後隨著現代派被打上「西化」烙印而劇烈化，包括龍族、大地、主流等以大專青年為主新興詩社創立，紛紛提出反省，足以顯示當時風氣的轉變。

台灣現代詩創始人紀弦

在這曠日持久的唇槍舌戰中，以余光中先生和唐文標先生的「交戰」最為激烈。唐文標的文章由於炮火猛烈，甚至直接宣布了現代詩的「死亡」，導出詩不需要存在的結論。其極端化的言論、偏激的視野與霸道的態度，引來了強烈的反彈。⑥

余光中先生直接在他的著作中指出「近兩年來。我們的現代詩進入了空前嚴厲的『批評時代』」，同時指出海峽對岸是「革古典文化的命」，而唐文標則是「一筆勾銷古典文學與現代」。⑦這在那個時代的台灣，可以說的上是最嚴重的「帽子」了，也看得出來，此時的余光中先生對社會主義政權有著極其強烈的反感。所有和「對岸」有關的事情都成為了他心中衡量事物的一桿「秤」，凡是他認為不好的，邪惡的都會和「對岸」的事物進行類比。類似於扣唐文標先生的這頂「帽子」，對余光中先生來說可能是最嚴重的一頂沒有之一。由此可見他對自己參與創建，又看著「長大」的台灣現代詩派是多麼的在乎。

年輕時的余光中

當然余光中也不是單純地「護犢子」，事實上余光中先生是最早批判現代派的人之一。因為他對於中國有著很強烈的熱愛（這也解釋了他為何如此憎恨文革），這種愛，自然包括了中華文化。在那個現代化等於西化的時代，中國文學想要發展必須做出變革，但是「過度西化」依舊是余光中在內很多人不願意看到的。余光中先生對現代派的維護和批判，充分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知識精英們對這個國家未來的茫然。

1956年唐文標於美國舊金山金門大橋前留影

台灣的鄉土派文學與余光中

現代詩論戰中，對於台灣國民黨政府的中國符號認同，實際上並沒有正面的挑戰。關、唐的言論沒有批評中國符碼，甚至還要求中國的閱讀美感。但是唐文標的左翼寫實主義卻激發了「台灣本土意識」，讓台灣日治時代作家與新生代鄉土小說家得到挖掘。到了1970年代，現實主義的文學觀逐漸滲入鄉土文學作家的作品當中，而成為可以和現代派相對抗的一個文學主張。

2003年陳映真（照片左側身著褐色夾克者）夫婦在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發起的反戰遊行隊伍中

當然必須要說明的是陳映真先生雖然是鄉土文學的泰斗，也是引發「台灣本土意識」的人之一，但是他本人是個堅定的統派，也是繼金庸之後，中國作家協會第二位非中國大陸籍的名譽副主席。所以他和余光中先生的論證並非一些人想像中的那種「統獨」之爭。

但是，必須要指出的是南京出身的余光中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是很受國民黨器重的。而陳映真這種本省人就不怎麼被待見了，更要命的是，台灣的鄉土派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很深。陳映真本人就在1968年被國民黨以「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逮捕。⑧

陳映真（前右）及其妻子陳麗娜（前左）

時至今日，台灣的老年本土人回想起戒嚴時期，本外省的關係都會不約而同地聲稱「外省人一直歧視台灣人」，甚至說北方那些住在「眷村」的才是人，本省人在他們眼中連人都不算。

雖然在戒嚴時期，本省人不敢像今天這麼直白，但就是這種壓抑的氛圍讓雙方的矛盾變得像休眠的火山，這座火山在遇到「意識形態」衝突的時候就會瞬間爆發。

中央日報最後的總部華夏大樓

《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在《聯合報》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文，點名批判王拓、尉天聰及陳映真三人，指責他們「不辨善惡，只講階級」、和共產黨的階級理論掛上鉤。20日，余光中也在《聯合報》上發表《狼來了》一文，一口咬定，台灣的鄉土文學就是中國大陸的「工農兵文學」，其中若干觀點和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竟似有暗合之處」。

此言一出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整個時代都是以「反共」作為基調的前提下，余光中的話可謂「血滴子」，殺人於無形。一場原本是關於文學和社會現實之關係的討論，終於引起國民黨官方的側目，而主動開始攻擊所謂的鄉土文學作家。單單是國府官方以及所謂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大報，從1977年7月15日到11月24日為止，就有五十八篇文章攻擊鄉土文學。⑨

一直到1978年1月，在台北召開的「國軍文藝大會」上，楚崧秋期待文學界要平心靜氣、求真求實，共同發揚中華民族文藝。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上將則強調要團結鄉土，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這次大會意味著官方對鄉土文學之批判的終止。一場本外省人藉助意識形態這個議題而展開的鬥爭終於畫上了句號。

結語

隨著台獨的興起，余光中先生慢慢地放棄了「反共」的立場，大陸方面也認為其已經真心悔悟。因為隨著國民黨一家獨大局面的終結，「反共」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正如余光中先生的《鄉愁》一樣，大陸或者說中國就是他的母親，誰去主導她是次要的，海峽兩岸不能分割才是主要的了。這種想法在余光中先生這樣的第一代外省人身上是很普遍的，而余光中先生的去世也預示著那個時代已經臨近了尾聲。

在余光中先生去世的今天，我們回首當年的這段公案，會發現，糾纏在其中的「本省人」、「外省人」、「左翼」、「反共」、「愛國」、「台灣本土意識」等因果相當複雜，並非三言兩語就能簡單定性。將「歷史污點」「文壇打手」之類的標籤輕易貼上去的，顯然是不合適的。

① 張之傑，《20世紀台灣全紀錄》，1991

② 徐紀陽，朱雙一，《魯迅台灣接受史論綱》，2013

③ 古遠清，《台灣當代新詩史》，2008④ 張雙英，《二十世紀台灣新詩史》，2006

⑤ 《台灣當代新詩史》p59-63

⑥ 蔡欣倫，〈1970年代前期台灣新世代詩人群研究〉，2006

⑦ 余光中，〈詩人何罪〉，1973

⑧ 《當年同受牽連作家季季感傷回憶陳映真》，2016

⑨ 彭品光，《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