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犯過嚴重錯誤還能得到人民支持？」

　　謝春濤：中共「為什麼犯過嚴重錯誤還能得到人民支持？」

　　隨便打開鄧選三卷，不出幾頁，就能看到鄧小平談歷史的內容，而且談的基本都是過去犯錯誤的歷史。他的很多重要論斷都是在這個過程中談出來的

　　《望東方周刊》記者蘆 | 北京報道

　　為什麼犯過嚴重錯誤還能得到人民支持？

　　為什麼沒有像蘇東共產黨那樣喪失執政地位？

　　這兩個問題，是最近一本中共黨史著作的兩個章節的題目。如此尺度，引起讀者驚呼：連「為什麼犯過嚴重錯誤還能得到人民支持」這樣的標題都敢寫，「嚴重」這詞簡直太「嚴重」了??

　　該書名為《歷史的軌跡：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自從今年3月上市後，銷量接近20萬，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之後最火爆的黨史書籍，許多基層黨組織選定該書作為今年的必讀書目。中共中央宣傳部已經計劃在「七一」之前發行此書的增訂本。

　　除了以上兩個問題外，書中還提出了另外十一個問題，比如為什麼能實現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的結合？為什麼能把中國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些都可以總結為中國共產黨不斷總結經驗糾正錯誤的結果。」該書主編，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告訴《望東方周刊》。

　　外在壓力和人民性促使糾錯

　　《望東方周刊》：中國共產黨能夠不斷糾正錯誤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謝春濤：首先是我們黨重視總結經驗，也善於總結經驗。在這方面，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有很經典的論述。

　　毛澤東說，他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在延安時期，他就是通過總結自己和別人兩方面的經驗，出了一個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說，沒有「文革」以來錯誤的總結，就沒有改革開放的政策。鄧選三卷在這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隨便打開鄧選三卷，不出幾頁，就能看到鄧小平談歷史的內容，而且談的基本都是過去犯錯誤的歷史。他的很多重要論斷都是在這個過程中談出來的，比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不是社會主義，沒有民主法治也不是社會主義，大都是否定的論斷，實際上都是對過去的錯誤的總結。

　　這和鄧小平的特殊經歷有關係。他在「文革」中兩次被打倒，對「錯誤」的理解比任何人都深。開始是總結錯誤的經驗，後來是總結成功的經驗，某種程度上講，鄧小平理論就是這麼總結出來的。

　　江澤民1998年給中央黨史研究室的一封信中講，黨的歷史是蘊含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活生生的教科書。什麼意思？就是說黨的理論都是從歷史中總結提煉出來的。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學發展觀都是這樣。

　　《望東方周刊》：共產黨重視並善於總結經驗的原因是什麼？

　　謝春濤：首先，在民主革命時期有外在壓力，不重視就會滅亡。「文革」後期也是碰得頭破血流，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所以，往往總結經驗，是因為有壓力，不得不重視。另一個內在原因，就是黨的人民性，黨對國家民族負責的態度。

　　「文革」後，鄧小平這一代領導人不迴避錯誤。從「文革」開始總結經驗教訓，直到1981年總結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可以說，當年談論錯誤的氛圍寬鬆，當時看來談論錯誤不是需要迴避的話題，中央的總結是很深刻的，和後來走上新路直接有關係。

　　好動機未必有好結果

　　《望東方周刊》：你在書里「為什麼犯過嚴重錯誤還能得到人民支持」這一問題中，首先回答的原因是，動機和效果的背離。也就是說，過去有很多錯誤是方法的問題。

　　謝春濤：當年的大躍進有一條原因誰都不會否認，就是領導人太急了。為什麼急？領導人站在國家民族的角度考慮，當年面臨美國和蘇聯的壓力。毛澤東提出來，不迅速改變落後的面貌，就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

　　毛澤東的錯，錯在以為可以用革命年代的方法發展經濟。毛澤東在延安跟黃炎培講，共產黨要擺脫周期律，就要靠群眾來監督政府。後來他搞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這是不是民主？今天可以質疑，這種急切的大民主必然帶來社會的大混亂。

　　《望東方周刊》：關鍵還是，當時的制度不能保證領導人做出正確的決策。

　　謝春濤：鄧小平有句話說，制度更有決定性意義，制度好，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好人也會犯錯誤。民主必須制度化、法律化，不以領導人個人意志轉移為轉移。今天我們強調決策科學化，也就是實事求是，決策要符合客觀規律。

　　毛澤東自己犯錯誤，他肯定不認為自己違背了客觀規律，追根求源，就在當年的制度、體制。毛澤東個人威望到了頂峰，但個人專斷體制最終也傷了他自己。

　　今天，出腐敗問題的幹部，也是自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這些人常常有輝煌的過去，不然就到不了這個位置。

　　用制度約束幹部動機

　　《望東方周刊》：但是今天常常不是動機和效果的問題，有些幹部動機本身就有問題。

　　謝春濤：對。今天有些幹部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裡頭就是為了陞官和私利，而私利是沒有止境的。

　　《望東方周刊》：所以如果說當年是要對方法矯正，今天要矯正的也包括了動機？

　　謝春濤：動機不好把握。一個人出問題之前，不好說他的動機就是壞的。對於黨和國家來說，更沒法衡量其動機，所以只能用體制和制度約束，不管動機如何，必須在既定範圍和規則內行事。

　　西方從性惡論出發，就要制約你。共產黨不把人都想成是惡的，但是也不能保證所有的黨員的動機都能一直符合共產主義價值觀，因此也得有辦法限制權力。所以，制度的問題，制約的問題，越來越重要。

　　《望東方周刊》：能不能認為，因為動機問題是更為根本性的問題，糾正動機比糾正方法更難？

　　謝春濤：在這個問題上，我是樂觀的。因為在制度上我們比過去有進步，雖然還不能說健全。制約專斷的因素比過去多多了，比如通過正常的體制，人大、政協監督，每年的兩會，還有新聞媒體，這方面作用很大。老百姓素質在提高，權利意識在增強，所以專斷不像過去那麼容易。

　　共產黨的價值觀給老百姓一個尺度

　　《望東方周刊》：除了制度建設，黨對幹部教育也一直非常重視。

　　謝春濤：中國共產黨比哪個黨都重視教育。教育的是幹部，是黨員，但通過這些教育，也給老百姓傳遞了黨的價值觀。這並不是讓老百姓跟著你的教育標準做，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可以用你的教育觀來約束黨員。這個作用比黨內教化的作用還大。

　　黨給老百姓一個尺度，老百姓拿這個尺度衡量幹部。有的老百姓上訪用的就是共產黨自己設定的標準。現在很多老百姓在網上發言，對事情是非曲直的判斷，還是依照共產黨的這套價值觀，雖然可能他們自己都沒意識到。

　　《望東方周刊》：比如鄭州市城市規劃局副局長質問記者「你是替黨說話還是替人民說話」就遭到了網民的大批判？

　　謝春濤：是。老百姓明白共產黨的道理，有的官員這麼說，就把自己和老百姓對立起來，老百姓心目中對黨的理解絕對不是這樣的。

　　《望東方周刊》：現在幹部出問題的形勢比較嚴峻，這會不會對黨的價值觀本身也造成傷害？

　　謝春濤：領導幹部違背黨的價值觀，對黨是很大的傷害。一方面通過價值觀講道德追求，弘揚執政為民的理念。另一方面，黨也對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西方的政黨沒有這麼大的壓力，他們不說這麼高，老百姓也不會拿這麼高的標準去要求他們。

　　共產黨要解放全人類，要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這個追求肯定是對的，教育黨員也是對的，問題是要求很高，反過來拿這個衡量黨，肯定有一些還達不到。

　　《望東方周刊》：那是不是應該重新審視這套價值觀？

　　謝春濤：先進性就是個很高的標準，一些人沒做到就會有負面的評價。但是從長遠講，這是好的。老百姓可以通過這套標準表達自己的訴求，形成外在的監督制約。關鍵是，要維護這套價值觀，還是得靠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