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什麼樣的生活更幸福

2010年04月11日

王安憶 上海作協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當代文壇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1987年進入上海作協從事專業創作，著有《雨，沙沙沙》、《流逝》、《小鮑庄》、《荒山之戀》、《流水十三章》、《米尼》、《長恨歌》、《桃之夭夭》、《遍地梟雄》、《月色撩人》等小說、散文、文學理論作品。《長恨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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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會即將來臨，是國際社會交給上海的喜慶日子，同時也交給上海一份試卷，這份試卷的奇妙在於，由我們自己出題，然後由我們自己回答，要求卻是明確的，那就是要給人類生活的精神增添新的內容。我們定的題目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我以為這是一個好題目，卻也是一道難題。歷史走到21世紀，工業革命，科學技術發展，生產關係不斷進步，財富積累、從實體膨脹到虛體，人類文明似乎已經無所不能，許多神話和寓言變成現實，夢想成真。速度和效率幾乎提高到無限，時間和空間的可能性都將被窮盡，當我們克服了慣性，沉靜下來，也許會有一絲茫然，幸福究竟是什麼？感謝世博會給予行動中的人們一個思考的時刻，審視我們的目標和理想，檢驗初衷，重新提出幸福的觀念。各民族的古老傳說里，當主人公經歷坎坷，努力奮鬥，再加上好運氣，終於化險為夷，或者苦盡甘來，抑或是有情人終成眷屬，最末的一句話總歸是——從此，他們就過著幸福的生活。現在，許多原始的困苦不再成為困苦，於是，幸福這個原始的辭彙也變得模糊了，那麼，就讓我們追根溯源，尋找存在於生活中的那個最基本的價值。

人類在文明的歷程中，逐漸從漫遊到定居，又從渙散聚集起來，這個聚集的地方就叫「城市」。機器的發明減輕繁重的體力勞動，貿易調配各種需求，社會分工則平衡人們能力的差異，使得各盡其能，各取所需。城市給予了生存平等的可能性。我的職業是寫作小說，所以習慣在小說以及其他的虛構藝術中尋找社會生活的材料。老舍先生筆下的駱駝祥子，是一個農民，失去了父母和幾畝薄地，怎麼失去的？老舍沒有說，那個時代，無非是災荒和兵禍，於是，來到北京，到北京幹什麼？拉人力車，憑一身好力氣，單打獨挑，尚能活下去；茅盾的「林家鋪子」，在江南小鎮上，面對四鄉八野的低消費，農業的蕭條使得這微量的消費都壓縮了，巨大資本進入，從根本上顛覆了小本經營，終於倒閉，破產的林老闆去了哪裡？茅盾先生沒有說，我想大概是去上海，上海地場大，需求也大，出路也就多；巴金的《家》，新青年覺慧，抱了滿腔的熱望，要去拯救上世紀初腐爛的社會，結果連身邊至親的人都救不了，甚至於他自己的那一份小小的愛情都沒有保住，失望的覺慧離開了那個銅牆鐵壁的家，乘船溯流而上，小說寫道：「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它會把他載到一個未知的大城市去。」這城市叫什麼名字，作者沒有說，但是，我們都知道，巴金先生來到了上海；魯迅先生的小說《傷逝》，子君和涓生的自由結合，是發生在北京吧！他們那個同居的小家安在了吉兆衚衕里，市井坊間雖然不免有閑話，可到底也不能過於干涉，最後的失敗，是敗在涓生自身的頹唐，他擔負不起魯迅先生對愛情的期望；多年之後，《青春之歌》里，林道靜和余永澤也是在北京同居，一套中國式的小公寓，遺憾的是，由於政見不同，他們沒有將這新式愛情堅持到底……我想說的是，城市的生產結構和生活方式，使得人們有能力走出傳統倫理的秩序，放棄一切物質和精神的遺產，獨立生存。換一句話說，城市是一個相對公平的空間，不僅是強者，弱者也可在一定程度獲取和實現自身的價值。

我們可略微回顧一下女性地位的轉變——1900年，美國紐約成立「國際女裝工人工會」，為女工主張權力，是國際「三八」婦女節的起源。這一個初級的男女平等條約產生的背景，就是工業化，女性與男性不同量級的體力，在機器上消弭了差異。我曾經在上海的民俗資料里讀到過一首當年繅絲女工民謠：「梔子花，朵朵開，大場朝南到上海，上海朝南到外灘，繅絲女工好打扮，劉海發，短袖衫，粉紅褲子肉色襪，蝴蝶鞋子一雙藍，左手帶著金戒指，右手提著小飯籃，……」可以見出自食其力的女性是如何自得的面貌，對比另一首華北平原鄉間民謠：「小白菜，地里黃，三兩歲上沒了娘，跟著爹爹還好過，只怕爹爹娶後娘……」沒有經濟能力的女性又是何其可憐。社會的現代化可說是隨城市發展而進行，女性受啟蒙受教育，在這個不單純依憑體力的世界煥發出各種潛能，越來越具備與男性競爭的條件。

再有，殘障人的權益。這一個群體需要在高度合作的結構中，方能夠自立然後體現尊嚴。2007年，上海曾經承辦過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上有一個節目，是以諸多人體連成一道血肉長城，兩名腦癱殘障者分別從兩端攀上「長城」，向前攀爬，跋涉中，身下的「城牆」屢屢伸出手臂，扶助他們，推動他們，不讓倒下，眾志成城，終於到達頂峰。這可視作一個象徵，象徵著協作，互動，能量相加然後重新分配，達到全部啟用。以此推論，年老，體衰，疾患，競爭不力而失敗，等等弱勢群體都可能也應該擁有生存的保障。而城市是可較大限度集中社會資源，合理進行配置，讓每個人不僅是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中共享這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我以為，這就是城市的科學精神和人道意義，我們的主題「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應該是將這精神和意義發揚光大。

我曾經參加過世博中國館的主題討論，有一個有趣而令人感動的事實，那就是各種方案和建議，無論出發和角度，形式和手段有怎樣的不同，可是，就好像千條江河歸大海，當描述城市的理想的時候，不約而同，都刻畫著民生安樂民計興隆的景象，一個小康社會的具體生動的景象。不由想起在紀念鄧小平生辰的日子裡，讀到和看到的這位國家領導人的家庭生活畫面，那是如何溫暖和合的居家的氣息，含飴弄孫，天倫之樂。關於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大約就來自這位老人對生活和人生的認識。他經歷過殘酷的戰爭，激蕩的政治鬥爭，有過親人離散的遭際，在晚年享受著快樂的家庭生活，他最懂得什麼才是幸福。在這時時處處都發生著很眩的事情的時代里，人們並沒有喪失清醒，還保持著樸素的幸福的觀念，這是事情的發軔之初，它決定著我們的未來方向。還是要感謝世博會，它給我們一個機會，梳理人類文明走過的道路，檢驗目的，再次提醒我們，什麼是我們真正要的。世博會是一個世界的大節日，主賓雙方都將極盡努力和熱情，獻上最美好的禮品，萬物彙集，競相交流，凡此種種，都是為了一個目標，就是讓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