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是怎樣打的？
背景介紹：中、日軍事實力對比
1937年7.7事變之前，中國有陸軍270萬，海軍艦艇10萬噸位，空軍有飛機600架。日本擁有陸軍448.1萬，並且他的一個師的裝備相當於我們一個師的三倍。中國士兵三個人伙用一桿槍的情況比比皆是。日本的海軍艦艇噸位已達190萬頓，1933年世界海軍會議時，美、英、日海軍噸位之比，就已經是5：5：5。日本還擁有2700架飛機。懸殊如此的軍力，就不說我們在國力上和政治上因外患內憂所帶來的落後、甚至是難以言狀的艱難了。力量非常懸殊。
不抵抗的命令是誰下達的？
在兩蔣過世的1990年6月8日，張學良在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時，明確地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 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提問時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 是我下的命令，與蔣介石無關。」
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宇之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在於鳳至手中，是扯淡。于鳳至不是那種人。」
美籍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曾主動要為張學良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曾笑著對張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說是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張學良回答說： 「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雖然，張學良在上述歷次談話中，都沒有說，當日軍進攻錦州時，雖然蔣委員長一再命令他堅決抵抗，他卻一槍未發地席捲著他的數十萬東北軍逃之夭夭的「故事」。
準備好了再打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蔣介石就說：「不是不打，是要準備好了再打！」「七七事變」之際，他又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我們希望和平而不苟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戰……。」在廬山講演中，他曾堅決地告訴全國人民：「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少，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之決心！」
蔣介石沒有消極抗戰，而是積極地在準備抗戰。1932年蔣介石就已經告訴記者說：「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我們就把首都遷往四川，以應長期抗戰。」1935年蔣介石在另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又說：「即使是我們中國關內的十五個省份都被日寇佔領了，只要四川、雲南、貴州還在我們的手裡，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日本侵略者。」正是為了在未來長期和全面的抗戰之中，使西南諸省能夠服從中央的全面和長期抗戰決策。
1935年底，中國當時的最高領袖蔣介石還在北京蘆溝橋我方河坡之下，親自帶領一名工兵營長爬行一千米，並根據這一實地偵察而在我河坡高地上設計了「反斜面陣地」，對後來我軍在蘆溝橋對日軍作戰，起到了相當的作用。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戰爆發，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首先在德國購買了一億金馬克的武器裝備，武裝了四十個師，並聘請德國軍事顧問訓練軍隊。原來打算武裝八十個師的計劃，因日寇提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而沒有來得及完成。其次，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經在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等省的五個戰區先後修建防禦工事約4900座，被稱為中國的馬奇諾防線。
同時為迎接未來的全面和長期抗戰，蔣介石特別號召推動了「新生活運動」，以求煥發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改進我們的人文素質，以為未來的全面和長期抗戰做好精神、心理和人格的準備。日本官員阿部信行就曾一再地警告他的政府說：「決不能小看中國政府現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特別是新生活運動，就是排日運動的結晶。」
自1927年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1928年東北易幟,中華民國獲得初步的統一。 其後, 直至1937年「七.七」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正是因為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始終懷有對未來長期和全面抗戰的思想準備，才能在這個外患內憂的歲月力，蕩平了殘餘軍閥多達十數次的大小軍事叛亂。
一方面在政治上逐步地使國家走向了穩定，使得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愈來愈能夠成為中國政治的中心；一方面在經濟上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以每年百分之十二至十八的贈長率，為未來那一場長期抗戰奠定了起碼的國力基礎。因為，如果蔣介石從來沒有積極地準備抗戰，那麼，後來也就不可能破滅日軍迅速滅亡中國的迷夢，而我們想要贏得衛國戰爭的勝利也就更加沒有可能了！
該打的必打
第一次淞滬抗戰，也就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一.二八」淞滬抗戰十九路軍是參戰的地方部隊，但蔣介石認為這一戰是該打的，非打不能向國際揚我中國人之正氣，中華民國之國格，所以，他將黃埔精銳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併而成立第五軍，任命張治中擔任軍長，積極地、壯烈地戰鬥在上海「一.二八」抗日的戰場上。雖然，當時的國際和國內均不知八十七、八十八兩個精銳師才是淞滬戰場上更重要的主力；雖然，國際國內的一切鼓勵、嘉獎和慰勞物資均只送給了十九路軍，甚至連所有的抗戰榮譽都集於十九路軍一身，蔣介石和他的中央軍還要背負不抵抗和不抗戰的罵名。
歷史學者早已在1991年出版的蔣介石傳一書中，就已經深懷著傾佩之心，把蔣介石兩次給八十七、八十八師的親筆信件公布了：2月28日，蔣介石在信中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衊。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為？」
其後，蔣又致電張治中說：「在前線必須讓功於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其意無非是為了向外界標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華民國的國民誠不可欺……」 如史家借《陳布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每一次看到這裡，我都不覺眼眶發熱。說蔣介石不抵抗和消極抗日，天理何在！？
是戰略退卻 非「拱手相讓」
九.一八之後，蔣介石就曾一再地說過：「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而應該採取不屈服不擴大的方針，準備好了再干！」「七.七」之後，以蔣介石為首的最高統帥部則將蔣介石早已決定和早已從事準備的抗日總方針定為：「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不是為了打垮敵人、而是旨在拖垮敵人」的持久戰大戰略。即以「空間爭取時間」的總戰略。所以，一方面，蔣介石既決定在京綏、京漢、津浦三線對日軍節節抵抗，防止日軍自北而南地切割我戰場，佔領我後方，然後由西向東逼我就範；一方面卻決心在上海擺出決戰的態勢，大戰日軍，以萬般勇敢和犧牲的精神與頑敵死戰，藉以破滅日軍「三月亡華」的迷夢。一但目的達到，立即撤軍，以保存有生力量，準備長期抗戰。上海會戰如此，徐州會戰亦如此，武漢會戰、三次長沙會戰同樣如此。
在徐州會戰中，我五十萬精銳神奇地擺脫了敵軍的包圍，撤出魯南和蘇北，使敵人企圖消滅我主力的希望毀於一旦。在武漢會戰前，蔣介石就已經決策「主要是消滅日軍有生力量，而不在保一城一地之得失」，在殲敵二十餘萬並將華中重要物資安全運往四川之後，方決心棄守武漢，為後來的持久抗戰，保留了重要的軍事力量。
第三次長沙會戰雖然消滅了日軍六萬餘兵力，只因其時廣州已經失守，長沙已經守無可用，我軍亦是為保存有生力量而主動撤離會戰……可以說，直至全面反攻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軍，雖然打了太多的大戰，無數的小戰，但是，卻都是遵循著持久戰的總方針，既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又把日軍深深地拖在中國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直至歷史性的大反攻開始。
國軍抗戰是血寫的事實，不該遺忘
由於蔣介石堅持領導抗戰，國民黨軍隊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在其十四年抗戰中，發動投入十萬兵力以上的大型會戰就有22次，大型戰役如平型關、台爾庄者就有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面對面地戰死在抗日疆場的國民黨將軍就有206人。陸軍犧牲、失蹤者共3211419人，；空軍犧牲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兩萬五千名青年軍官中，就有一萬名青年軍官壯烈犧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從山海關到上海會戰，從武漢會戰到歷次大會戰和大戰役，國民黨軍隊成連、成營、成團甚至成師壯烈犧牲者，不可勝數……國民黨軍隊抗日，實在是血寫的事實。
而蔣介石作為一個身先士卒, 不顧安危, 始終堅定地領導著和堅持著對日抗戰, 並終於奪取了最後勝利的偉大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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