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清王朝最後一個春天

　　即將出版的著名紀實文學作家王樹增的《1911》格外引人期待。這本展示1911年辛亥革命的風雲歷程，探求歷史大勢及其演變原委的大作，嚴格來說是用筆記體創作的歷史隨筆。無論是史料採集還是視角選取，都有獨到的地方。

　　立憲黨人忍無可忍挑戰皇權

　　1911年5月，南方已進入夏季，繁花在溽熱的暑氣中怒放；而北方仍在深春，殘花在逐漸燥熱起來的風中漫天飛舞。

　　皇族和臣民都無法意識到，這是大清帝國的最後一個春天了。

　　一連串重大事件糾結在一起，一步步向著那個著名的歷史節點逼近。

　　第一個重大事件是朝廷主動所為：5月8日，清廷頒布上諭：管理帝國的最高權力機構——政府內閣成立了。這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第一個政府內閣。

　　內閣官制規定：內閣由國務大臣組成，國務大臣由內閣總理和各部大臣充任。內閣總理決定大政方針，保持政令統一，協調各部大臣，訓示監督地方督撫。同時，內閣總理「隨時入對」皇帝和太后，各部大臣「隨時入對」內閣總理，而有關國務之上諭，由國務大臣副署。內閣會議將議決法律、敕令、官制、預算、決算、條約、外交、任免以及處理議院移交的人民陳請議案等。

　　然而，清廷推出的內閣，不但沒有受到贊同與擁護，卻因對以往滿臣漢吏平分共組執政機構的顛覆性改變，而成為促使這個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帝國突然死亡的眾多因素之一。

　　13名內閣成員中，漢族大臣只佔4名，滿族大臣卻佔9名，9人中皇族竟佔5人：總理大臣奕劻、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兼任監務大臣載澤、海軍大臣載洵、農工商大臣兼任禁煙大臣溥倫。

　　這樣一個內閣，國人稱之為「皇族內閣」。

　　皇族內閣的出現使清廷最終喪失了所有政治派別對它僅存的認可。

　　實行國會制度，建立責任內閣，是立憲黨人追求的政治目標，也是國會請願運動中立憲黨人和大多數封疆督撫的共同訴求。立憲黨人期望通過和平的手段，完成以君主立憲製為目標的政體變革。

　　梁啟超是立場變化最為劇烈的立憲黨人之一。他認識到大清帝國已經到了「國勢杌隉不可終日，中智以下咸憂崩離」的地步，開始暗中準備伺機發動政變。

　　6月4日，一個名為「憲友會」的全國性政治組織成立了。立憲黨人以「組建一個政黨」的名義在民政部備案，總部設在了北京，而民政部竟然沒有任何防備地批准了。當時的中國，連同皇族在內，很少有人通曉「政黨」的概念，一個離心離德的「政黨」將對執政者的生存產生多麼大的威脅，無論是皇族還是立憲黨人都不明白。幾個月後，憲友會的主要發起人和領導者，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成為傾覆大清帝國的強有力的推手。

　　張謇北上政治遊說

　　在立憲黨人的營壘中，巨紳張謇的所作所為耐人尋味。張謇很清楚，朝廷的政體變革是否成功，關係到國家的前途，更關係著他的實業的前景。如果連支持君主立憲的紳士們都與朝廷離心離德了，那麼大清王朝必將處於舉國恨之的危險境地。他決定親自北上進行政治遊說。

　　在歷史的非常時刻，立憲黨人已開始考慮拋棄朝廷另尋政治出路，並且已準備與握有潛在軍事實權和政治實力的官僚階層的上層人物聯合，以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政治變故，並在變故中尋求政治主動，這無疑是立憲黨人試圖謀取最大政治利益的機敏所致。

　　1911年6月8日，張謇到達北京。他就大清帝國內政和外交的幾個重大問題對攝政王載灃提出的忠告真誠而急切。關於政體變革，他特別提醒載灃萬萬不可半途而廢，須切實通過各省咨議局了解民情和民生問題。

　　待謁見貪婪和昏庸眾所周知的慶親王奕劻後，張謇倒覺得這位滿族權貴已是極其可憐，因為當他曆數完大清帝國目前的危機後，慶親王奕劻竟然「掩面大哭」。

　　對於危乎其危的大清帝國來講，內閣總理大臣的掩面痛哭以及朝廷實行的所有自救措施都已經晚了。

　　曾經輝煌的大清王朝，在意識到不進行變革就無法生存下去的時候，其決心變革的膽識當入史冊。無法想像，一個延續了數千年帝制統治的封建王朝，能夠毅然變更似乎天經地義的政體以適應時代的發展趨勢。客觀地說，這樣做需要巨大的勇氣與魄力。從這個角度講，推動這一變革的慈禧太后，是一個可以重新評價的歷史人物。

　　但是，對於所有試圖進行變革的執政者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啟動變革的合適時機以及為變革準備足夠安全的時間。就大清王朝而言，最好的變革時機，應在戊戌變法期間，如果那時慈禧能夠和光緒一起站在維新派一邊，而不是以個人權力的得失衡量變革事宜的話，中國近代史當重寫。可惜大清帝國不但再次錯過了最佳時機，同時由於皇族們種種卑劣的私慾，阻礙著政體變革的種種努力，拖延了可能成功的最後的時間段。皇族們很快就會明白，他們最終丟掉的不僅是奢侈的生活方式，而且是賴以世代生存的政權。

　　1911年，危機四伏的大清帝國已經沒有轉危為安的時間了。

　　同盟會定1913再起義

　　6月30日，一個名叫楊篤生的同盟會員在英國利物浦投海而死，理由是對革命黨人武裝起義一再失敗的絕望。死前，他給在倫敦的吳稚暉寫去一封信，托他將自己積存的100英鎊交給黃興充作軍費，另外的30英鎊替他轉交給母親。孫中山認為，革命者不應該這樣去死，他在回復吳稚暉的信時說：「夫人生世間，對於一己方面，此身似屬我有，行動可以自由；然對於社會方面，此身即社會之一分子，亦不盡為我所有也，倘犧牲此身不有大造於社會者，決不應為也。」

　　此時，同盟會內部的分歧依舊難以彌合。

　　孫中山堅持在兩廣地區發動起義引起了同仁的普遍不滿，廣州新軍起義失敗，令失望情緒在革命黨人中瀰漫。孫中山短暫地潛回日本時，與同盟會的同志發生了爭執，憤怒之餘甚至表示：「同盟會已取消矣，有力者盡可獨樹一幟。」而宋教仁認為，以往的失敗是因為起義地點選擇不當。現在看來首選應該是中央，其次是長江流域；而選擇邊境地區是下策。對此，胡漢民不贊成，譚人鳳憤怒，黃興沒有提出不同意見，但認為無論在哪裡發動起義，都必須要有充足的款項支撐。7月31日，中部同盟會成立會在上海四川路的湖北小學召開，宋教仁、陳其美、譚人鳳等人參加。中部同盟會認為，以往屢次失敗是因「惟金錢主義，臨時召募烏合之眾，攙雜黨中，冀僥倖以成事」；現在要改變這一切，「培元氣，養實力」，不可再輕易發動起義——中部同盟會預定再次起義的時間是：宣統五年，即1913年。

　　將起義時間定在1913年的革命黨人，沒有預料到距天翻地覆的事件發生已經不到三個月了。

　　孤獨地奔波在異國他鄉的孫中山也沒有預料到，那個天翻地覆的事件並沒有發生在他認為最有革命基礎的廣東，直到事件發生之時，他依舊在苦苦地動員華僑們支持他的武裝暴動。

　　朝庭收鐵路激起民變

　　革命黨人新的武裝暴動未見任何端倪，中國國土的腹地卻突然發生了一個駭人的事件：大清帝國的政府軍開槍射殺了大量平民——這就是被稱為「辛亥革命導火索」的四川保路運動。成都發生大規模流血的那天是1911年9月7日，這一天距離武昌起義爆發還有一個月。

　　保路運動，起因於一道關於鐵路的政令。儘管這是皇族內閣的第一道政令，但無論草擬還是頒布的時候，閣員們沒有一個人有任何忐忑不安。辦完公，他們照例去赴宴聽戲。

　　民眾的生存艱難和國家的內憂外患，還有革命黨人連年發動的武裝暴動、立憲黨人對執政者的猛烈抨擊、不斷發生的大規模民變以及軍隊已經顯露的對政府的不忠，這一切都使得國人對大清帝國政府的信任降到了歷史最低點。所有的不滿與指責，無一例外地集中在對清廷政權合理性的嚴重質疑上，執政者已經成為民眾泄憤的眾矢之的。在這樣的歷史時刻，任何一件關乎公共利益的事，只要稍微處理不當，就會引發連鎖反應，以至最終釀成不可控制的大亂。對於一個政權來講，這種全民性的情緒對立，其危險遠遠大於革命黨人的武裝暴動和立憲黨人的政治非難。

　　1911年，以順從著稱於世的大清帝國的臣民，其忍耐力終於到了崩潰前爆發的臨界點。最能衝垮這個臨界點的因素，莫過於與外國人相關的那些事情。自《辛丑條約》簽訂後，民族屈辱已成為中國人最敏感的一根神經，此時的清廷，不知是反應遲鈍，還是迫於無奈，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一錯再錯。他們嚴重低估了紳商們和知識分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前者在經濟利益上寸步不讓，後者的民族主義情緒極度高漲，由此帶來的後果令清廷大吏們猝不及防。

　　1911年5月9日，皇族內閣成立的第二天，一道關於將鐵路幹線收回國有的上諭頒布。

　　自晚清政府批准鐵路商辦以來，政策和管理都十分混亂。四川商辦川漢鐵路公司，成立於1907年，直到1911年，川漢鐵路僅修成了15公里，所集股本的40%用於築路，其餘均不知道用到哪裡去了，以至造成嚴重的倒賬和虧損。就當時中國的築路水平而言，鐵路幹線的修築，無論需要投入的巨額成本，乃至技術保障和管理經驗，都不具備民間商辦的條件。但問題在於，清廷將鐵路幹線收回國有，並不僅僅是為了加快鐵路幹線的建設，還有用鐵路修築權做為抵押大行借款以解決政府財政困難的目的。

　　1911年，大清帝國政府的外債總額已達庫平銀2億4千6百萬兩，最低年息5%，最高竟達12%，幾近崩潰。

　　在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的推動下，大清帝國政府與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在北京簽訂了《川粵漢鐵路借款合同》，借款總額600萬英鎊，年息5厘，四國銀行組成的債權團享有上述鐵路的修築權和繼續投資的優先權。

　　此時的皇族內閣，嚴重忽視了這樣一個現實：商辦鐵路是由民間集資的，而「民間」的範圍遠比他們想像的大得多：「農夫、焦煤夫、泥水匠、紅白喜事行、洋貨擔、銑刀磨剪、果栗攤擔、輿馬幫傭」，總之，社會平民階層的林林總總都曾「爭先入股」。然而，一道聖旨就將築路權收歸國有了，難道平民手裡的股票將成為一張廢紙嗎？這與強盜公然入室搶劫有什麼不同？

　　上諭頒布的第五天，皇族內閣才意識到，大清帝國的臣民已經今非昔比。

　　先是湖南萬人集會，決心與鐵路國有不共戴天。接著，廣東紳民萬人集會，為進京抗議代表送行：「代表為救亡起見，任大責重，深入虎穴，與路賊相抗，萬一或遭格殺，即以殺我全體無異」。

　　四川商辦鐵路集資最為廣泛，皆系「川民按畝加捐，敲筋擊髓而來」。政府宣布所有股份一律變成國家鐵路股票，這等於說川民的「脂膏汗血」實際上已被洋人掌管且歸還無期。

　　四川人不怒便罷，一怒便驚天動地。

　　四川保路運動 催生暴力革命

　　四川保路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是省咨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和蕭湘，還有四川實業界最具實力的資本家鄧孝可等立憲黨人。他們不但是憲友會的成員，也是川漢鐵路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因此，他們的反抗除了保護經濟利益之外，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公然對抗。

　　6月17日，川漢鐵路股東代表2000多人集會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

　　8月初，內閣急電西藏，要求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速回成都代理四川總督。19日，內閣再頒上諭，催促趙爾豐強行使用川資繼續鐵路施工。

　　清廷就這樣喪失了緩解民憤的最後一次機會。幾天之後，僅成都一地宣布參加保路同志會的川人竟達10萬以上。

　　24日下午，保路同志會大會，數萬人湧入會場，與會者要求罷課罷市併到總督衙門請願。

　　此時的趙爾豐雖「中情惶急」，京城裡卻「久無複電」。原因是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值此川情危險之際撩挑子，因為他沒能染指鐵路大借款的回扣，也沒能染指四川、江西兩省督撫缺位的賄銀。而對於攝政王載灃來說，將鐵路收為國有「合同既已籤押，事實再難變更」。

　　8月25日，全川各地紛紛罷市，並隨之發生了搗毀警署的事件。

　　9月7日，趙爾豐終於下決心採取嚴厲鎮壓措施，他扣押了包括蒲殿俊、鄧孝可在內的數名保路運動領導人。消息一經傳出，數千川民聚集於督署大門前，槍聲響了，巡防營的馬隊隨即沖向人群……當晚，成都大雨如注，「被槍擊斃者眾屍累累，橫卧地上」。第二天，成都「居民聞此凶耗，人人首裹白布示哀，多且七十以上者，徒手冒雨奔赴城下。」。趙爾豐再次命令官兵開槍，「擊斃者約數十人，眾情乃大憤噪」。

　　至此，由鐵路引發的事變，已不是立憲黨人能控制的了。數日之內，由同盟會、哥老會組織的民間武裝從成都周邊十餘州縣趕來，20萬之眾的武裝平民截斷交通，扼守要道，開始了大規模的圍城行動——由立憲黨人發起的保路運動，最終演變成大規模的暴力革命。

　　趙爾豐急電，又急電，再次急電，皇族內閣決定動用武力。上諭飭令川粵漢鐵路督辦大臣端方自湖北趕往四川查辦，任命在上海賦閑的岑春煊前往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同時飭令湘、滇、鄂、粵、黔、陝六省新軍立即馳赴四川。

　　9月25日，由同盟會員吳玉章領導的民間武裝，宣布四川榮縣獨立。這是辛亥年間第一個由革命黨人宣布建立的新政權。

　　此時，距離武昌起義爆發還有15天。而在大清帝國的都城裡，沒有任何死亡即將來臨的徵兆。

　　10月4日，經皇帝欽定，大清帝國國歌兼陸軍軍歌《鞏金甌》正式頒布。此時，距離武昌起義爆發還有6天。

　　由於端方率鄂軍入川，湖北清軍兵力空虛，省城武漢顯得有些冷清。

　　江河亘古奔流，大清大限已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