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維祺:久負盛名的理學名家(河洛春秋——新安縣呂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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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維祺的一生,一直在從政與治學之間交替度過。在獲得良好官聲之外,他也成為一位久負盛名的理學名家。呂維祺非常推崇《孝經》,其人生歷程與《孝經》的精義一致。同時,呂氏家族數代人潛心研究理學,終成崇理世家。
1 一代大儒,推崇《孝經》
呂維祺在從政之餘,不忘治學。尤其是在兩次賦閑居家共13年的時間裡,他潛心修學、興辦講會;同時心繫故土,關注民眾疾苦,積极參与地方事務,最後在保衛洛陽城時以身殉節,為其一生畫上了悲壯的句號。
呂維祺有著強烈的濟世情懷,無論是擔任地方小吏,還是位居朝廷要職,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他都懷著報國之志,力求造福一方,清正廉潔、政績卓著、忠肝義膽,可謂典型的好官。
俗話說,性格決定命運。以呂維祺的性格,他即使不死於李自成之手,在清軍入關後也會選擇與清朝對抗。
為什麼會這樣?這與呂維祺多年來潛心研習理學尤其是《孝經》有很大關係。
《孝經》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經典,被列為古代經典「十三經」之一。全書以孝為中心,圍繞儒家所倡導的仁、義、忠、孝、悌等觀念,較全面地闡發了儒家倫理思想。尤其是,這本書把盡孝與盡忠結合起來,更博得了歷代君王的青睞,不少帝王親自為其作註解。我們所熟知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就是《孝經》的內容。
自宋代程顥、程頤在洛陽創立「洛學」之後,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就成為「理學名區」,崇理風尚濃厚。理學發展到後來雖然門派林立,但「洛學」一直被奉為「理學之宗」。
明代中後期,王陽明心學大興,文人學者雲集洛陽,這裡成為王陽明心學在北方傳播的重鎮,王陽明心學的北傳也為北方理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王陽明心學入洛始於河洛名儒尤時熙。尤時熙生於公元1503年,字季美,洛陽人,號西川居士,後人尊稱他為西川先生。他辭官回鄉後,在洛陽講學30餘年,師承王陽明心學,兼容傳統理學,提出了知行合一觀點。其門人弟子眾多,授業門人李士元、謝江、孟化鯉等後來皆成理學名儒。
在尤時熙的門生中,「孟化鯉最著」。孟化鯉是新安名儒,呂維祺就是他的高足。
呂維祺一生所學,以《孝經》為宗。他曾說「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
呂維祺的父親呂孔學也是洛陽名儒,有「仁孝公」的美稱。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下,呂維祺對孝的理解更為深刻。他在為《孝經》作注的《孝經本義》中,稱「孔子本欲以孝治天下,一生精神蘊結,全在於此」。
呂維祺一生著述很多,除《孝經本義》外,還有《孝經大全》《孝經翼》《節孝義忠集》等。
2 理學世家,久負盛名
呂維祺對尤時熙、孟化鯉兩位理學前輩的學問和人品頗為推崇,在其所著的《理學二先生謚議》中,他稱「尤先生溫其如玉,孟先生瀏瀏如松」。
有學者認為,呂維祺繼承尤、孟兩位前輩的學說精華,將王陽明心學和河洛地區傳統的程朱理學相結合,最終成為河洛理學名家。後人將他與尤時熙、孟化鯉並稱為「洛西三先生」。
在兩次鄉居的13年時間裡,呂維祺精心研習《孝經》,並學以致用,對《孝經》頗為推崇。在他看來,《孝經》是「蓋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學術荒而天下無德教矣」。因此,他認為《孝經》比其他經書更重要。
呂維祺在《孝經本義·序》中說:「人之行有百,而孝為原,大哉乎。天不得無以為經;地不得無以為義;人不得無以為行;帝王不得無以治天下國家。」
呂維祺還從孝與道的關係來論述《孝經》,把敬孝提升到護道的層面。他認為:「孝之道,本天地之性……孔子發明之,以統六經之要,垂萬世之法。為人君父者,不可不知《孝經》;為人臣子者,不可不知《孝經》。為人君父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立德教之極;為人臣子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盡忠孝之倫。」
呂維祺說到做到,達到了知行合一。他的一生經歷與《孝經》所宣揚的「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是基本符合的。
在家裡,呂維祺對父親極為孝順,父病時,他「口嘗湯藥,衣不解帶」,日夜侍奉在側。出仕後,呂維祺在孝順父親的同時,忠君護國,最終以身殉節,很好地踐行了《孝經》的精義。
受呂維祺的影響,新安呂氏家族成員也推崇理學,數代人堅持不懈地弘揚理學。呂維祺的弟弟呂維祮,跟隨哥哥講授理學,被時人稱為「二呂」。
呂維祺的兒子呂兆琳繼承其父的理學之傳,忠孝性成,友恭慈讓,給後世子孫樹立了榜樣。
呂兆琳的兒子呂履恆,雖沒有理學著作傳世,但也身體力行踐行家傳理學。呂履恆之子呂宣曾,「治經,尤邃三禮,辯證漢唐註疏及宋元明諸儒說,左圖右解,考覆精詳」。呂宣曾之子呂公滋研習家傳理學,精於考據,著有《春秋本義》一書。
新安呂氏家族自呂維祺開始,數代人堅持涉獵理學,研習經典,使得理學傳家成為呂氏家族的一個鮮明傳統,對呂氏整個家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 創伊洛會,文教育人
呂維祺是明代末期河洛地區的儒學大家,終生致力於傳播程朱理學,創辦了許多講會、書院,講學傳道,同時著書立說,留下了大量著作。
洛陽理工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扈耕田,寫有《明代洛陽的文人集團》(與楊曉塘合著)和《明代洛陽文人集團補考》兩篇論文,稱明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正值魏忠賢拆毀天下書院之時,居家「省親」的呂維祺在新安建立了芝泉講會,親訂《芝泉會約》,以每月初三、十八為講學日。天啟三年(公元1623年),呂維祺又在芝泉建立了七賢書院,七賢即北宋的程顥、程頤、司馬光、邵雍及明代的曹端、尤時熙、孟化鯉。
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呂維祺在洛陽成立伊洛大社,又稱伊洛會、伊洛社,講學於程明道(程顥)祠,並先後兩次制訂《伊洛會約》,以每月初三、十七為講學日。據《明德先生年譜》記載:「(伊洛會)從游漸眾,至二百餘人。」
呂維祺懷濟世之心,秉承有教無類的思想,廣收門徒,傳道授業,培養了大批知識分子,對洛陽及周邊地區的文教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也為統治階級輸送了大批人才,擴大了呂維祺的聲望和學術影響。
據華中科技大學碩士郭微初步統計,明代末年,先後有1000餘人出自呂維祺門下,其中狀元3人、進士43人、舉人300餘人、秀才更是不勝枚舉。
呂維祺在洛陽創辦的講會,使河洛地區的士人能夠以文會友,相互切磋,揚名天下。呂維祺以砥礪後學為己任,鄉居致仕皆大舉文社,以其聲望吸引了大量士人前來集會、學習。
呂維祺去世三年後,明朝滅亡。因此,呂維祺被稱為河洛地區傳統「洛學」的最後一位大儒。中州古籍出版社洛陽分社副社長鄭學通說:「呂維祺死得太早了(卒年54歲),要是多活幾十年,傳統洛學一定能夠發揚光大。」
可是歷史不能假設,呂維祺用自己的行動為新安呂氏家族後人樹立了榜樣,他的兒子呂兆琳經歷明清政權更迭,最終通過科舉出仕,使呂氏家族重現輝煌。(記者 餘子愚 通訊員 王亞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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