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平 | 面對全球史的中國史研究

面對全球史的中國史研究

作者簡介：王永平，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歷史研究》(京)2013年第1期， 第25-31頁。

欄目編輯：王嘉琪

◇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全球史(global history)興起於20世紀下半葉，目前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史學流派之一。自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全球史傳入中國以後，在中國史學界也引起巨大反響，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全球史，並有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借鑒全球史的理念與方法來研究歷史，在傳統研究範式中取得創新。然而，方興未艾的全球史在中國主要還是受到世界史和史學理論研究者的青睞和歡迎。與他們熱烈談論和傾心引介全球史的熱情相比，全球史在中國史研究者中卻顯得相對冷清，鮮有回應。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局面？全球史與中國史研究有關係嗎？在我們的中國史研究中需要全球史嗎？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

在中國的歷史學研究領域中，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分立是一個既成事實：世界史首先是除中國史之外的地區與國別史，其次才是從分散到整體的世界歷史；而中國史則主要是以歷代王朝興衰和社會變遷為線索的斷代史和各種專題史的分解與整合。中國的歷史學研究者也都很注重這種學科的劃分和自己身份的認同，除了極個別學貫中西的權威和大家，大多數學者都會畫地為牢，自覺站隊，給自己貼上「我是研究中國史的」和「我是研究世界史的」標籤，形成兩個研究內容完全不同的「學術圈」。如果不這樣，就好像是一個沒有「組織」和不被圈內人認同的「學術盲流」一樣。這種狀況的形成既有歷史學科本身發展的原因，也是現實需要的考量。

中國史和世界史的分立，產生很多弊端，如以研究中國古代史見長的何茲全早就指出「在我們的歷史知識中，中國史和外國史掛不上鉤的情況是比較普遍的」，「搞中國史的不問世界史，搞世界史的很少搞中國史」，以致所謂「世界史」講的是中國史以外的世界史。所以他大聲疾呼「我們需要包括中國史的世界史」。⁽¹⁾這種人為割裂的現象造成從事世界史研究的學者不大了解中國史，而研究中國史的學者也不太熟悉世界史的狀況。雖然研究者可以通過大量閱讀中國史和世界史的論著來彌補自己相關專業知識的不足，但是由於兩個學科的分立，使得研究者的專業意識與學科方向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事實上造成了他們對對方專業知識的了解難免浮光掠影，學術視野狹窄，要麼言必稱希臘、羅馬，要麼只知有漢唐而無論世界，所謂培養具有學貫中西、胸懷世界的通識型人才的目標往往流於空談。

(1)何茲全：《我們需要包括中國史的世界史》，《光明日報》1984年3月14日，收入《何茲全文集》第2卷《中國史綜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961—963頁。

誠然，多年來中國史學界也在不斷呼籲構建新的世界歷史學科體系，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世界通史的編纂中加入中國史的內容，並在這方面進行了不懈努力和長期實踐，湧現出了一批重要的世界通史著作，取得和積累了一些寶貴的經驗。但是，在編寫世界史時，如何處理中國部分迄今仍然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劉新成就提出：「在把中國史納入世界史之後，『世界史』中的中國史和中國史本身應該有什麼區別？」 ⁽²⁾另外，即使是在世界史著作中加進了中國史及其相關的內容，世界史與中國史往往還是「兩張皮」，很難真正融會貫通。因此，如何克服二者之間的分立所帶來的諸種困惑，從而建立起一種真正的有機結合，全球史的探索可以說為歷史學科的發展提供了富有啟發意義的理論思考和實踐價值。

(2)劉新成：《〈全球史評論〉發刊詞》，《全球史評論》第1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3頁。

全球史的興起不僅為歷史學的研究帶來了新視角，而且還為歷史學家觀察人類社會和歷史提供了新方法。許多全球史史學家都以獨特的視角和方法對中國史給予了特別關注和重新解讀，如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以及本特利、齊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等，都將中國史的研究納入全球範圍加以考察，強調跨國界、跨地域範圍的比較與借鑒、互動與關聯，使中國史研究具有新的廣度與深度。也有學者吸收全球史的觀念與方法，用以研究中國歷史，產生了新的成果，如在區域史研究中，濱下武志在《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等論著中，把中國放在東亞或整個亞洲的空間範圍內進行審視，從新的角度對歷史上的中國以及亞洲與歐洲關係進行闡釋。⁽³⁾在社會經濟史領域，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⁴⁾王國斌的《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⁵⁾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⁶⁾等論著，以全球視野為參照系，交互比較中西發展道路的歧異，將中國置於世界歷史的發展之中，強調中國在世界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揭示了中國歷史獨特的發展邏輯。在環境史研究中，龐廷的《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⁷⁾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⁸⁾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⁹⁾等論著，將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放在世界環境變遷中考察，從環境因素、人類活動和環境意識的角度發現了中國與世界環境變遷的許多共性與特性。

(3)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朱蔭貴、歐陽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4)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史建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

(5)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李伯重、連玲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6)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

(7)克萊夫·龐廷：《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張學廣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8)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謝延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

(9)威廉·H.麥克尼爾：《瘟疫與人》，余新忠、畢會成譯，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10年。

　　在西方，關注、研究中國歷史、文化有著悠久傳統，並形成了一門國際性的顯學——漢學，或稱中國學。漢學的產生和發展，伴隨著近代西方的崛起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海外殖民擴張而展開，又與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普遍發展有關。一般認為，漢學萌芽於16—17世紀來華傳教士的著述當中。到19世紀初，漢學正式形成。漢學以整個中國為研究對象，內容涉及中國的方方面面，舉凡中國的歷史、社會、政治、經濟、民族、語言、文學、哲學、宗教、科技等，都在漢學家考察的範圍之內。迄今為止，國際漢學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湧現出來一批傑出的漢學家。與西方漢學相比，全球史研究中的中國史究竟與它有什麼不同呢？

首先，在研究視角和研究理論上，漢學家們不太注重理論建構，但他們卻擅長從微觀史學的角度對中國歷史與文化進行詳細的考察與論證，如勞費爾的《中國伊朗編——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著重於栽培植物及產品之歷史》、⁽¹⁰⁾謝弗的《撒馬爾罕的金桃》(中譯本改稱《唐代的外來文明》)、⁽¹¹⁾謝和耐的《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等，⁽¹²⁾都是這方面的名著。但是，「這種片面方法導致的結果就是造成了一個擁有大量信息但研究領域零碎、狹隘的學科。」⁽¹³⁾而全球史史學家則習慣於從宏觀視角審視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的互動與關聯，把「全球視野」與「區域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創造出了「小地方—大世界」的研究範式。⁽¹⁴⁾

(10)勞費爾：《中國伊朗編——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著重於栽培植物及產品之歷史》，林筠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11)愛德華·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12)謝和耐：《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耿昇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3)夏繼果：《理解全球史》，《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1期。

(14)劉新成：《〈全球史評論〉發刊詞》，《全球史評論》第1輯，第3頁。

其次，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資料上，漢學家們大多精通多種語言文字，尤其是漢語，甚至藏語、梵文、突厥文、吐火羅文等運用甚少或是已經不用的「死文字」，因此他們特別注重將語言學與文獻學相結合來觀察中國歷史，尤其是隨著近代考古學的發展，大量中國文獻與文物的出土與發現，如甲骨文、金文、敦煌文書、漢簡、碑刻、檔案、圖像、域外漢籍等，更是為漢學家們的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料。而全球史史學家則重視吸收和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運用跨學科、跨地域和橫向聯繫與比較研究的方法，將中國史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來進行考察。在研究資料的選取上，全球史史學家既注重從中國的歷史文獻入手，又注重發掘其他語言文字中的相關記載，從橫向比較與互證分析中發現它們的關聯性。如麥克尼爾在撰寫《瘟疫與人》時，「為了儘力發掘中國的瘟疫史料」，將公元前243年直到1911年的資料「整理成一個詳細的附錄」，並「結合黑死病時代及其此後亞歐大陸其他地區的情形」，由此考察「瘟疫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¹⁵⁾

(15)威廉·H.麥克尼爾：《瘟疫與人》，「中文版前言」。

第三，在研究內容和研究側重點上，漢學家們大多從「中國中心論」的角度出發，習慣於將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敘事單位來進行論述，重視從中國歷史與文化自身發展的狀況來進行研究，雖然他們對發生在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交往或碰撞給予了足夠的關注，但對那些超越民族與國家界限的交流與互動卻重視不夠。在實際研究中，注重細節描述和具體歷史事件的實證研究，與中國傳統學術中注重名物、訓詁與考據之學有某些相通與類似之處，這樣就使得歷史研究變成一堆碎片式的累積。全球史史學家則從跨文化互動的獨特視角出發，將中國歷史置於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各種相互交往體系與網路當中，進行一種鳥瞰式的全景描述。如威廉·麥克尼爾與約翰·麥克尼爾在《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中就認為：「人類歷史上處於中心位置的，是各種相互交往的網路。」⁽¹⁶⁾他們正是將中國歷史置於其所編織的這張「人類之網」中來進行考察的。又如濱下武志在《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中也考察了與中國相關的各種各樣的「網路」，如「海上網路」、「通商口岸網路」、「海外金融網路」以及交錯的「印度網路」與「華人網路」等。⁽¹⁷⁾

(16)約翰·R.麥克尼爾、威廉·H.麥克尼爾：《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王晉新、宋保軍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頁。

(17)濱下武志：《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王玉茹、趙勁松、張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問題時，非常關注中西交流與中外文化的比較研究，並從中找尋出中西文明交流與互動的蛛絲馬跡。如夏德的《中國與羅馬東部》(中譯本改稱《大秦國全錄》)、⁽¹⁸⁾赫德遜的《歐洲與中國：從古代到1800年的雙方關係概述》、⁽¹⁹⁾梯加特的《羅馬與中國：歷史事件的關係研究》、⁽²⁰⁾讓-諾埃爾·羅伯特的《從羅馬到中國：愷撒大帝時代的絲綢之路》等。⁽²¹⁾這些論著已經突破傳統漢學研究的觀念與範疇，具有一種獨特的「世界性」視野。例如梯加特的研究視野十分開闊，他在做了大量分析、比較之後發現：「在羅馬帝國的盛衰期，其本土及北境、東境經常遭受蠻族的進攻、騷擾，而這類『侵擾』，以及羅馬帝國主動發起和被動接受的諸多戰爭，又往往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中國對西域地方的經營及政局變化的影響。」⁽²²⁾這說明至少在兩千年前東西方世界已經「構成了一個龐大的交往體系」。⁽²³⁾這樣一些研究已經與後來出現的「全球史」研究有某種相似之處。

(18)夏德：《大秦國全錄》，朱傑勤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19)G.F.赫德遜：《歐洲與中國》，王遵仲、李申、張毅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20)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羅馬與中國：歷史事件的關係研究》，丘進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21)讓-諾埃爾·羅伯特：《從羅馬到中國：愷撒大帝時代的絲綢之路》，馬軍、宋敏生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22)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羅馬與中國：歷史事件的關係研究》，「譯者前言」。

(23)丘進：《中國與羅馬：漢代中西關係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第207頁。

在中國史研究領域中，如何引進和運用全球史的理念與方法，已經成為一個不容迴避的話題。有學者就呼籲「在全球史中重新思考中國」。⁽²⁴⁾事實上，「全球史觀的興起也影響著當前中國史學的路向」。⁽²⁵⁾近年來，有些中國史研究者已經開始嘗試在全球史視野下重新審視中國歷史，涉及眾多領域，如基礎領域有全球史觀下對中國史教學、中國史學科建設等方面的反思；還有學者對「全球史觀」與中國史研究的相關領域進行了思考，如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範圍的拓展、中國城市史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中國環境史研究、中國教育史研究，等等。此外，在中國史研究中，運用和借鑒「全球史觀」來開展具體問題的研究也有成果問世。因此，在當今世界聯繫日益緊密的大環境之下，全球史如果缺乏中國史就是不完整的，而在中國史的研究中也迫切需要了解和引進全球史。

(24)艾爾曼：《在全球史中重新思考中國》，《解放日報》2010年6月18日，第19版。

(25)程美寶：《全球化、全球史與中國史學》，《學術研究》2005年第1期。

在中國史研究中，雖然「歐洲中心論」的影響幾乎沒有市場，但我們也要反對和警惕狹隘的「中國中心觀」的膨脹。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國內持續高漲的「李約瑟熱」，到熱捧美國學者柯文撰寫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²⁶⁾都是這種思維的反映。具體到中國史的研究中，通常也會在不經意間貫徹這種歷史觀。如過分強調中華文明的獨立發展道路和在東亞文明中的中心地位，陶醉於中國古代的各種發明創造和在世界史上的領先地位，動輒就以「我們古已有之」來回應世界新生事物和新興潮流的誕生與出現，而忽視域外文明的存在及其影響，結果導致盲目排外與妄自尊大情結在社會上時有泛濫。這樣就很容易形成一種「中華文明優越論」的感覺。所以有的學者明確指出：「『中國中心論』也不對」。⁽²⁷⁾

(26)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27)林甘泉：《「中國中心論」也不對》，《北京日報》2007年1月22日，第19版。

　　無論是「歐洲中心論」，還是「中國中心觀」，都是一種有失偏頗的狹隘歷史觀。我們只有在歷史研究中，將中國史真正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來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時期中國歷史進程和世界其他地區歷史進程的相互聯繫和區別，也才能更正確地理解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國史研究中，向來有重材料、輕方法的傾向，並且近年來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當年陳寅恪、傅斯年等曾主張將語言學與歷史學結合起來，運用多種多樣的語言研究問題，努力發掘新的史料，將研究視野從中國拓展到「四裔」乃至世界。但是，這樣一種學術傳統似乎早已被淡忘了。我們在強調中國史研究中引進全球史，並不是要否定傳統中國史的研究，只是希望在中國史的研究中注入一種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開拓新的研究課題和領域，不斷發展和深化我們的中國史研究。

有的學者擔心在全球史潮流中，國別史是否還有意義？⁽²⁸⁾其實大可不必，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全球史要求打破各自孤立的地區——國別史的藩籬，也不能繼續作為地區——國別史的堆積。但迄今為止的全球史最重要的層級、分析研究全球史的最重要單位，仍然應當是『國家』(nation-state，包括多民族的國家和單一民族國家)。」⁽²⁹⁾「全球史學不能完全代替舊的國別史，但它的確豐富了傳統世界史的視角和方法，擴展了我們的歷史視野，使我們注意到跨越民族、國家和文化區域間的人口遷移、帝國的擴張、技術轉移、環境變遷、文化宗教和思想的傳播、經濟的波動等等對全球歷史的影響和意義。」⁽³⁰⁾這樣一些問題也正是在中國史研究中，需要開拓和挖掘的新課題和新領域。

(28)葛兆光：《在全球史潮流中國別史還有意義嗎？》，《中國文化》2012年第2期。

(29)董正華：《論全球史的多層級結構》，《貴州社會科學》2011年第11期。

(30)何平：《全球史對世界史編纂理論和方法的發展》，《世界歷史》2006年第4期。

　　在中國史研究中，中外關係史、中外交流史和中西交通史向來是研究的重要內容。但在敘述方法上，往往是以國家為單位分別說明其縱向發展後，再單獨敘述同一時期中國與其他民族國家之間的交往，結果造成「縱向描述與橫向描述兩張皮的現象」；「而『全球史觀』著眼於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著重闡述不同文化之間互相影響的形式和內容，重心放在建立相互聯繫的『過程』上面」，「以互相關聯的『網路』為單位，同步說明該地區的縱向和橫向發展」。⁽³¹⁾全球史史學家認為互動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社會發展源自變化，而變化的起點是接觸外來新事物。對新事物的取捨過程就是傳統的蛻變過程，儘管社會對新事物通常並不抱歡迎態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結果同樣導致社會變化。⁽³²⁾

(31)劉新成：《「全球史觀」與近代早期世界史編纂》，《全球史評論》第1輯，第23—39頁。

(32)劉新成：《互動：全球史觀的核心理念》，《全球史評論》第2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12頁。

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互動」也是中國社會發生變化與進步的動力。全球史史學家認為：「世界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流自遠古時代就已經開始。世界上沒有一個文明可以孤零零地存在而與外界毫無關係。」⁽³³⁾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在中國史研究中較多地強調東亞地理環境的相對封閉和中華文明的獨立發展道路，以致造成了一個只有在漢代張騫通西域之後中國才與世界發生聯繫的錯覺。本特利(Jerry H.Bentley)曾經指出：「儘管在中國和印度、西南亞之間存在高山和沙漠的阻隔，貿易網路還是早在公元前3千紀的時候就把中國與西方和南方的大陸連接起來了……古代中國也是在一個彼此影響、彼此交流的世界大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貿易、移民和中國農業社會的擴大，促進了東亞和中亞各民族彼此之間正常關係的發展。」⁽³⁴⁾也就是說中華文明早在五千年前就與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發生了聯繫，張騫通西域只不過是古代中國開始大規模探索與了解世界的一大壯舉。

(33)格奧爾格·伊格爾斯、王晴佳：《文明之間的交流與現代史學的走向——一個跨文化全球史觀的設想》，《山東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34)傑里·本特利、赫伯特·齊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上冊，魏鳳蓮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8—135頁。

然而，長期以來在中國史的研究中，國內外學者在論及絲綢之路的開通時，大多隻強調張騫西域之行的貢獻。其實，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這也並不是一件完全孤立的歷史事件，早在此前約二百年，希臘—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發動的東征，就到達了中亞的巴克特里亞(大夏)和南亞的印度河流域——此後張騫才到達這些地區。也就是說，「就絲綢之路的全線貫通而言，亞歷山大東征和張騫通西域都發揮了同樣的歷史作用」。⁽³⁵⁾假如我們在中國史的研究中，能夠將張騫通西域與亞歷山大東征聯繫起來，就能更好地理解這一時期在世界範圍內出現的不同人群之間渴望「相遇」及其所產生的文化影響，這也正是全球史史學家所要表達的一種「互動模式」。

(35)楊巨平：《亞歷山大東征與絲綢之路開通》，《歷史研究》2007年第4期。

　　 在中國史研究中，佛教東傳也是一件大事。佛教大約是在兩漢之際從印度傳入中國的「新事物」，由於佛教是一種外來的異質文化，它在初傳入華時，曾經產生過嚴重的水土不服現象，受到本土文化的強力排拒，甚至釀成「三武一宗滅佛」的激烈衝突。儘管中國社會對佛教這一外來「新事物」並不抱歡迎態度，但抵制它的結果同樣導致中國社會發生了變化。佛教為了儘快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開始了中國化或本土化的過程。經過與本土文化的排拒、吸納、依附、融匯，最終演化為中國化的佛教，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唐宋巨變中，理學的興起與道教的變化就都受到佛教的影響。因此，中國社會對佛教這一外來「新事物」的吸收、取捨過程本身也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蛻變過程。

　　另外，在中國史的研究中，還有一個非常容易被忽視的歷史現象，就是「胡化」問題。在我們的研究中，一提到少數民族「漢化」問題，通常就會大講特講，認為這是一種社會進步現象；反之，一提到「胡化」問題，就會有意迴避或者乾脆不提，認為它與歷史的「倒退」，或者與野蠻甚至落後相聯繫。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誤解與偏見。在全球史視野下，「漢化」固然是歷史發展的主旋律，但「胡化」也不容忽視，它曾經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產生過重大影響，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漢唐社會胡氣氤氳——胡服、胡食、胡音、胡樂、胡舞、胡騎、胡俗——盛極一時。這種「胡化」現象甚至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還有反映。假如我們在中國史研究中，能夠將「漢化」與「胡化」現象結合起來，就能更好地理解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收並蓄、共生共存的包容格局。

　　當然，現在討論全球史觀對中國史已經和能夠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還為時過早。全球史觀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視野空前開闊、思維空前開放的看待歷史的全新視角與方法，它所致力於通過跨學科、長時段、全方位地探討和關注人類生活層面的相互聯繫與互動，尤其是關注跨越地域和種族的互動與交流，諸如人口的遷移、疾病的傳播、帝國的擴張、生物的交流、技術的轉移、思想、觀念和信仰的傳播以及自然生態環境的變遷等等問題，都是我們在以往的中國史研究中所忽略的一些重要歷史現象。如果我們能夠真正將全球史觀應用和貫穿到中國史研究當中，那將為我們的研究範式帶來重大改觀。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世界歷史進程中多元文明互動與共生研究」(批准號08JZD0037，合同號08JZH037)的成果之一。

排版 | 許靖利

編輯 | 謝達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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