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家庭收養的10萬名中國棄嬰：我是誰？

里基（最上方著藍衣者）和家人在一起。比爾夫婦的5個孩子均為收養，兩個來自越南，其他孩子都來自中國。

MH370失聯280天。

「你像爺爺那樣愛掉頭髮。」「你有一雙媽媽那樣的細長的手指。」這些普通人日常生活中顯而易見的事情，對被收養的孩子來說，是永遠未知的謎。

自1992年中國正式開放跨國收養至今，已有超過10萬名中國孤兒被美國家庭收養。其中，90%是女孩。命運於這些孩子而言，像一張被磨損的唱片，即使儘力修復，也難以聽見最初的和弦。

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在成年後試圖回到中國，尋找與他們血脈相連的人。和生命里看不見的密碼。

今天的第一篇推送文章是《中國棄嬰的尋親之旅》，由本刊記者周鳳婷采寫，回復「20141212」「中國棄嬰」可取閱。

另外一篇文章《視頻業再洗牌》，由徐玉山撰寫，「20141212」「視頻江湖」取閱。

周末愉快。

——星星君

中國棄嬰的尋親之旅

（原標題）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周鳳婷

(本文刊登在《中國新聞周刊》總第688期)

凱特今年18歲了。15歲之前，她堅定地認為自己是一個黃皮膚黑頭髮的美國人。那之後她陷入極大的困惑之中。轉折發生在今年夏天，當她踏上尋親的旅程，才發現自己丟失多年的「中國」密碼。

佐伊今年21歲。在中國生活半年之後，她確定了自己的身份——自己是一個美國人，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

她們有著共同的身份，中國棄嬰，美國家庭的養女。20世紀的最後十年，有超過3萬名中國棄嬰被跨國收養，從此成為「美國人」。他們絕大部分是女孩。

在長大的過程中，這些曾經被遺棄的孩子，獲得了幸福的童年，但她們從白人父母的眼睛裡，看不到自我的映射。在美國這個強調獨立人格、尋求自我的國家，當女孩們相繼成年，「我是誰?」「我來自哪裡?」她們被這樣的自我審問反覆糾纏。

20年過去了，那些女孩們已經相繼成人，越來越多的人試圖回到中國，尋找父母，找回遺失的生命密碼，發現真實的自己。

然而，尋找家人和找回自己，都不是件簡單的事。

長大後的凱特·克羅蒂（錫芸竹）。

錫芸竹的母親給她留下唯一的出生介紹：96.9.15生。

成為了美國人

1996年9月27日早晨，天剛蒙蒙亮，江蘇無錫洛社鎮花苑村委會門口的台階上，躺著一個女嬰，用浴巾包裹著。沒有人知道她已在那兒躺了多久。也許幾個小時前，她還躺在母親的懷裡，最後一次吮吸媽媽的奶水，也許母親還親了親她的額頭和臉蛋。可現在，她躺在冰冷的台階上，成了棄嬰——父母健在的「孤兒」。

「96.9.15 生」這是女嬰的母親給她留下唯一的出生介紹，寫在一張撕得方正的紅紙上，藏在包裹她的浴巾里。女嬰被路人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備案登記後，又被民警送到洛社計生辦，最終被轉進無錫福利院。「錫芸竹」，這是福利院給她的新的身份。

「錫芸竹」並沒有成為她後來的名字。她的命運很快與一位美國婦女緊密聯繫在了一起。

1995年，41歲的克羅蒂女士辭去白宮的行政職務，回到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定居。克羅蒂有五個兄弟姐妹，都已經結婚生子，她最小。因為常年滿世界跑的工作，她沒有結婚。安定下來之後，她想要一個孩子，她希望是個健康的女孩，因為沒有丈夫，克羅蒂不知道如何和男孩相處。

獨身很難在美國收養孩子，法院更傾向於將問題兒童或者孤兒交給夫妻收養。有收養了中國棄嬰的朋友告訴克羅蒂，因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很多健康女孩被遺棄後寄養在福利院里，她們需要一個家。

「收養」在中國真正合法化，是在1991年12月29日，中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並於次年4月1日執行。這是第一次將收養合法化、法律化。其中第二十一條「外國人依法可以在中國收養子女」，為克羅蒂他們正式打開國際收養的通道。

克羅蒂開始查閱和中國收養有關的資料。她發現，在中國收養孩子只需要等上一兩年，審核程序快，費用也相對合理。1996年收養一個中國棄嬰的費用在15000美元左右，包括向中國福利院支付3000美元的「兒童撫養費」。克羅蒂找到一家名叫「共同收養」美國中介機構，她決定收養一個中國孩子。

錫芸竹的資料被無錫市福利院整理遞交到中國兒童福利和收養中心(CCCWA)，克羅蒂的收養需求同樣被郵寄到此。CCCWA是中國負責涉外收養事務的主要機構，只有這個機構才有權力根據孩子的情況和國外養父母的需求來為雙方配對。命運在這裡流轉，新的家庭隨著兩份材料的堆疊而被重新組建。

1997年，剛滿一周歲的錫芸竹在福利院見到了來接她回家的陌生媽媽。在美國大使館，「錫芸竹」有了她一直沿用至今的名字，「凱特·克羅蒂」。

這一天，凱特正式成為美國公民。

生於1994年11月的佐伊，來到美國與CCAI有很大的關係。作為美國最大的專門服務中國孤棄殘兒童的非政府慈善領養機構，CCAI(Chinese Children Adoption International)已經幫助美國家庭領養超過11000多名中國孤兒。

「如果您的家裡有多餘的空房間，您的心裡還有足夠的愛，您是否願意領養一個中國孤兒?」佐伊的養父在教堂收到了來自CCAI創始人仲輝散發的傳單。此時，他的3個孩子都已經大學畢業離開了家。和妻子商量之後，他們認為「我們有足夠的條件，可以給孩子一個家」。

當時美國的收養手續特別複雜，CCAI會幫助收養家庭填寫一系列的申請表格，並協助美國移民局調查領養家庭的家庭背景，包括收入、職業、健康狀況、是否有犯罪記錄等。「材料足有半斤重。」一年之後，1994年3月，仲輝才帶著科羅拉多州的6個家庭到湖南湘潭福利院。他們成為最早收養中國棄嬰的美國家庭。

從1992年中國正式開放跨國收養，到20世紀末，有3萬多中國棄嬰因為不同的原因，但通過相似的程序而成為美國公民，其中百分之九十為女嬰。

常昌富是賓夕法尼亞米勒斯維爾大學教授，也是一位獨立的紀錄片導演。過去的14年里，他一共拍攝了9部關於跨國收養的紀錄片，做了大量針對跨種族和跨文化收養的研究工作。根據他的估算，在此後的二十多年間，至少有13萬孤兒/棄兒被國外家庭收養，他們主要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歐洲各國，其中美國最多。中國同時也是美國收養棄嬰的最大來源國。

不幸的她們或許是幸運的，可隨著成長，曾被生硬地抽離了的生命基因註定將在她們的命運里，不經意間冒出來，煩擾她們，也提醒著她們。

「我是否值得被愛?」

凱特小時候，非常討厭「中國」。

「我的媽媽是擁有愛爾蘭血統的美國白人，但她卻喜歡把我打扮成一個穿唐裝的中國小孩，讓我學習中文，慶祝中國農曆的生日。可是，我對中國沒有任何記憶，我唯一和它的關係是，我看起來像個中國人。我不希望被逼著去做這些事情僅僅因為看起來像。」凱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現在她18歲了，在美國讀高中四年級。今年夏天，凱特在養母的陪同下來中國尋親。回到美國之後，一切都變了。凱特主動找了私人中文老師，主動接待來自中國的交換生。她開始喜歡中國，並希望自己不僅僅看起來像中國人。

可小時候，凱特從沒有對自己的身份有任何質疑，「我就是個美國人」。

上小學一年級時，她在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紹：「大家好，我是來自中國的被收養的孩子，但我是美國人。」因為養母的愛爾蘭血統，她有時也會稱自己為「愛爾蘭人」。但同學還是會彼此議論，「凱特是中國人，我知道她是中國人。」她對此異常敏感而憤怒，她大聲怒吼，或者向老師和母親哭訴。但同學的嘲弄並沒有停止。「也許他們沒有惡意，只是覺得看我生氣好玩。」她事後回憶說。

佐伊（右一）和她的領養家庭在一起。

同樣的困擾也傷害著佐伊。

佐伊今年21歲。她說，「我能被收養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幸運的事。」她連續用了好幾個「very」來加重自己的感激。但15歲那年，她並不這麼認為。

佐伊在一個白人社區里長大，她是家裡唯一一個被收養的孩子，哥哥姐姐都大她二十歲以上。小學時，她是學校唯一一個華裔。因為家離學校很遠，她沒有什麼親密的夥伴。小時候的孤獨境遇讓她變得敏感。

14歲那年，因為和幾個女生爭取一個戲劇角色，她收到了來自好朋友的一封惡意信件。具體的內容她現在已經記不清了，但「只記得內容很傷人，讓我滾」。信的內容並沒有和她的收養身份相關，但信造成的傷害卻影響了佐伊對自己的判斷。她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值得被愛。

15歲，佐伊進入了難熬的青春期。在被收養這件事上，她開始不停地和自己較勁。「你知道，我感覺我是被拋棄的，這一點讓我很受傷。但我覺得周圍沒有人懂我。他們不懂被拋棄的感覺。」

她擔心自己永遠不夠優秀，懷疑養父母無法像愛其他孩子一樣愛自己。因為養父母是在4月1日愚人節前後收養自己的，佐伊甚至懷疑他們收養自己只是一個愚人節的玩笑。「雖然這個理由現在聽起來很荒謬。」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佐伊甚至用過藥物治療，來幫助自己緩解情緒。「你知道這不僅僅是關於被收養的事，而是關於不自愛。」她說。

那個時候，她需要不斷地被說服，「你是被愛的，你值得被愛。」

佐伊很感激養父母沒有第二次拋棄她。儘管她死命折騰，把他們從自己的世界往外推，甚至大聲地對他們吼叫，讓他們「滾」。「但我的媽媽一直告訴我，她懂我。無論如何，她一直在，永遠愛我。」

這些已經過去很久了，但佐伊依然對那段時間的經歷保持敏感。拒絕回憶更多。

離母親最近的方式，就是看鏡子里的自己

索菲亞很小就萌生了尋找母親的念頭。她的養母很坦誠地告訴她被收養的事實：「你有一個中國的媽媽，她給了你生命。但我會是你永遠的媽媽。」其實，瞞也瞞不住。索菲亞身材嬌小，而養母則是體型高大的白人。她們在一起的時候，看起來並不搭調。

索菲亞能歌善舞，笑起來聲音清脆，能咯吱咯吱樂很久，她很好奇，自己的這些特質是不是來自親生父母。

「索菲亞的想法，是很典型的『美式思維』。」常昌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美國的教育里認為基因遺傳對人有非常大的影響。你的性格，你適合做什麼，天分在哪裡，所有這些早就被攜帶在父母遺傳給孩子的基因里。所以，美國的教育注重讓孩子按照自己的天性去發展。

美國學校的老師也常常會要求孩子畫一些樹形的家族圖譜。但是這些孩子，在畫她的美國家庭的族譜時，會有非常奇怪的感覺。「家裡沒有一個人和我相像。」對於被收養的孩子來說，他們從美國養父母的眼睛裡看不到將來自己的樣子。

「你像爺爺那樣愛掉頭髮。」或者，「你有一雙媽媽那樣的細長的手指。」這些普通人日常生活中顯而易見的事情，對被收養的孩子來說，是永遠未知的謎。她們始終對自己的過去，以及被這個不可知的過去影響的將來惴惴不安。

索菲亞13歲那年，在養父母去中國領養自己的妹妹露西之前，有一天，養母走進她的房間，坐在她身邊，主動問她：你想去尋找自己的父母嗎?養母一直明白索菲亞的心結，她並不反對。畢竟，尋找本身，只是為了解開困惑，她相信這並不會沖淡她們之間的感情。

今年6月，凱特和母親一起踏上中國的尋親之旅。她們從北京、西安、成都、桂林，一路南下，這是凱特第一次在中國旅遊。吃火鍋、包餃子、看大媽跳廣場舞，所有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對她來說都是新奇的事情。

但凱特感覺「像回家了」。每個人都長得跟自己很像，他們會主動跟我說中文，向我問路。「太奇妙了!」走在中國的馬路上，凱特會故意離白人媽媽遠一點，這樣他們就會覺得她是中國人。第一次被淹沒在黃皮膚黑頭髮的人群里，凱特覺得很舒服。

常常，她會盯著迎面走來的人看很久，她琢磨著，這個人和我長這麼像，會不會是我的媽媽，或者，會不會是我的姐妹?她知道這不是真的，只是這些念頭總是忍不住在腦子裡轉悠。整天都有。

凱特不再認為「中國」是個抽象的名詞，至少她和這個名詞之間產生了聯繫。實實在在的。

凱特試圖和每個遇見的人說話，告訴他們她想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他們覺得我有點瘋狂。他們說，你有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但凱特不理會這些，她想說，「閉嘴，你們根本什麼都不懂。」雖然這句話，她並不懂如何用中文表達。

凱特回到福利院，見到了曾經照顧她的護工。她在日記里寫道：福利院的設施讓她很驚訝，教室、育嬰房、遊戲室，所有正常孩子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然而，如今待在福利院的大多數都是有殘疾或者特殊需求的兒童。她很遺憾，「有些在美國非常容易被治療的疾病在中國還是無法得到解決。」

凱特看到了那張寫有自己生日的紅紙，哭了。「這是我的媽媽留給我的唯一的記錄。我確信我的生日是真的。」可惜，她沒有辦法把這個母親唯一的信物帶走，她拍了照，存在手機里。看到每一個有機會幫助她的人，都把它翻出來給他們看。

福利院、派出所，凱特循著來時的路一路回溯，曾經居委會的台階已經變成了工廠的側門。她很難想像，18年前，自己曾經孤零零地躺在這裡。

雖然凱特的一路尋找都獲得了各方面的幫助，無錫都市資訊頻道還在新聞節目中播放了她的尋親故事。但仲輝透露，相關部門並不希望看到跨國棄嬰大規模的尋親活動。曾經多次幫棄嬰回國尋親牽線搭橋的常昌富，因為是棄嬰的原因，也沒有得到官方的協助，動用的都是私人關係。

凱特最終沒能找到自己的生母。根據醫院的出生記錄，唯一一個可能是她生母的人在四川成都，然而兩天之後，在她上飛機之前，工作人員向她確認，這個人不是她要找的媽媽。

「有些事情很有趣。」凱特指著自己的肚子上的傷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小時候，我的胃裡有些氣泡，做了外科手術，所以留下了這個很大的傷疤。我好奇是不是我父母以為這是癌症，他們支付不起醫藥費。」說完這些的時候，凱特低著頭，有點難過。

索菲亞同樣沒有找到自己的生母。

出生後，索菲亞和生母在生命中，只有10天的重疊。因為「是家裡的第三個女孩」，出生10天後，索菲亞被親生父母送給了一戶姓「歐陽」的人家。她在媒體的幫助下，找到了這戶人家。然而，她的尋親之旅也到此為止。這戶人家並沒有提供更多關於她生母的信息。唯一能給索菲亞安慰的是，他們告訴她「你和你媽媽長得很像」。

索菲亞說，那年在廈門，她感覺自己離父母很近。「我知道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的某個角落，他們存在在和我一樣的時空里。雖然沒有物理上的在一起，但我能感覺到。」

索菲亞和親生父母之間永遠只停留在能這麼近，又那麼遠的距離。有時候，索菲亞照鏡子，會有一種奇妙的感覺，「我覺得離母親最近的方式，就是看鏡子里的自己。」她說。

里基是幸運的

凱特知道里基的故事。親身經歷過艱難的尋親後，凱特覺得，里基對找到親生父母並能與之相處這件事，沒有表現出足夠多的感激。

里基和凱特同年到的美國，類似遭遇、出生於1993年4月的她跟隨養父母來到美國的西雅圖，這之前，家裡已經有一個收養自中國的小姐姐。里基的養父比爾說，「我們不想讓一個小孩太孤單，所以想再領養一個。」

比爾夫婦也是通過中國兒童福利和收養中心收養的里基，他們收到過一份來自官方的材料，證明裡基的父母和出生地都是未知，她是法律意義上的「孤兒」。然而，四年之後他們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里基到美國的時候，已經將近5歲。語言不通，環境突變，她的脾氣很差，她朝地上吐口水，甚至咬人。養父比爾曾一度想把她送回福利院。後來，她被診斷為患有注意缺陷多動障礙，無法集中注意力學習。比爾夫婦為了解里基的家族遺傳病史，幫助她治療，在他們回中國領養第三個孩子的時候，給福利院帶去了一筆捐款，並試圖找到她的親生父母。

也許是出於排斥回憶的原因，里基的記憶從8歲開始。8歲之前的事情，她只有一些恍恍惚惚的印象。

里基並不確定，如果讓自己在成長的過程中慢慢考慮，自己是否會願意回中國去尋親。9歲那年，在她接到第一封來自中國的信件之前，從沒想過生命里會同時出現兩個爸爸和兩個媽媽。對於她而言，一切來得太突然了。

比爾的尋找讓故事朝著出人意料的方向發展。里基並不是被拋棄的，她的生母說「從未想過拋棄她」。4歲以前，她是被藏起來的「黑戶」，出門用蛇皮袋裝著，回家被關在小閣樓里。那個時候的記憶，里基已想不起來，但現在感到害怕的時候，她第一直覺還是藏起來，不要動。

里基的親生父母迫於老一輩要孫子的壓力，藏了她4年後，最終想辦法把她的戶口掛在村裡一個光棍的生育指標名下。然而100天後，事情被鄰居舉報，里基被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幹部強行帶走，送入福利院。

知道真相後，比爾內心非常不安。「有時候我覺得是我們把里基從她父母身邊搶走了。」比爾說。

里基12歲那年，養父母帶著她回國認親。在比爾拍的DV里，她笑得很開心。

但現在，21歲的里基已經很難以回憶起當時的開心了。「我知道我和親生父母相見了，覺得興奮，還有一點緊張。但這對我意味著什麼，我該怎麼去面對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我不懂。他們像是剛剛被介紹給我的陌生人，我感覺他們很愛我，很溫暖，我接受了他們。」接著，她說，「但那時他們仍然沒有在我心裡。」

但她仍記得那首《老鼠愛大米》的網路歌曲，12歲回國那年這首歌正流行。在KTV，父親母親和弟弟吳超一起合唱這首歌的畫面讓感覺她很溫馨。她知道，這是一首關於「愛」和「思念」的歌——因為「我愛你」代表愛，「我想你「代表思念。這首歌，現在她還常常想起。

離開的時候，為了彌補內心的虧欠，比爾答應里基的親生父母，在她18歲的夏天，把她送回中國和他們生活一段時間。

里基是幸運的。常昌富教授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尋親是個艱難的過程。因為中國二三十年來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以及棄嬰身份記錄的缺失，在數十萬被美國家庭收養的棄嬰里，目前只有七八十個孩子，最終找到了父母。只有這些孩子，才最終有機會去驗證成長過程中無數次對中國父母的想像，以一個曾被拋棄、被思念的外來人的身份，回歸到複雜的家庭關係里。

18歲這年，里基以一個成年人的身份，回國和父母相處了45天。

她陪母親逛街，跟著父親開著麵包車拉貨，還鼓起勇氣去見當年堅持要孫子的奶奶。每一天，她好像離那個生活在中國的「夢婷」更近一些。夢婷，是里基的親生父母給她取的名字。

里基和照片里兒時「夢婷」的模樣，沒有太大變化，大眼睛，略帶嬰兒肥的臉，只是更加勻稱和結實了。和母親站在一起的時候，里基已經高出母親一個頭。

她在家鄉的小河邊很自然地穿著比基尼同弟弟玩水嬉戲。她看見家裡人把活的泥鰍丟到鍋里，直接用鍋蓋按住悶死，好奇又驚恐。她發現，自己在這裡待得越久，越明白，「這不可能成為我的生活」。

里基說英文的時候，迅速而果斷，一大段的回答幾乎不給聽者思考的時間。但里基的中文很不好，父母和她說話時，嘴裡說著，手上不停地比劃，她則瞪著大眼睛盯著他們的嘴型努力聽，還是很難明白，一臉茫然，然後尷尬地笑。

里基確信，父母從未想過拋棄自己。自己的缺席也對這個家庭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傷害，她的回歸，是修復自己，拼湊未知；也是在修復這個家庭糜爛的傷口。

里基的母親因為失去女兒，脾氣越發暴躁，夫妻頻繁吵架。直到她拿刀捅傷了丈夫後，兩人離婚。

里基有了一個弟弟，吳超。這個佔用了這個家庭生育指標、取代了姐姐生存空間的弟弟，並沒有得到他應有的寵溺，相反，他一直在失去姐姐的陰影下生活。父母離異後，他跟著母親生活。母親經常用打罵的方式教育他，吳超以沉默對抗，甚至離家出走。

吳超記得母親責罵他時不斷重複的那句話：「如果沒有你，你姐姐不會丟，我寧願留著你姐姐，而不是你。」他相信，媽媽愛那個他不認識的姐姐，比愛自己多很多。他也不解，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生我?

里基的父親曾經去福利院找過女兒很多次，有一次差點拉到她的小手，但最終被工作人員發現而失敗。父親的話不多，但里基知道，他一直生活在對女兒的虧欠里。

里基的奶奶今年82歲，獨居在農村的老房子里，身體硬朗，閑時還能去地里幹活。當初就是因為她對「要孫子」的堅持，里基離開了這個家庭。回中國之前，里基對和奶奶見面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好像她是童話里那個女巫婆，背後有一股強大的惡勢力。

去見奶奶前一天，里基向美國的養父母求助，她很害怕。但她沒想到，奶奶見到她的時候，比她更拘謹。奶奶在門框邊站著，伸出手，握了一下她的胳膊，用這樣輕微的身體接觸來表示歡迎。之後，奶奶從裡屋拿出一個裝小點心的塑料袋，拿起一顆，放到里基嘴邊，示意她吃。

在那個有點悶熱的中午，奶奶堅持做出了七盤菜，擺滿小桌，來迎接這位曾經被自己拋棄的孫女。

里基知道，父親對自己虧欠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於他順從了奶奶當初的執拗，他希望里基能和奶奶和解，好像只要女兒原諒了奶奶，也就原諒了當年的自己。

離開的時候，里基伸手握住了奶奶的手懸在半空的手，奶奶的手僵在那裡，攥著拳頭。她們沒有對視，彼此笑得有點尷尬，但里基確信自己不會再恨她。「沒必要在18歲的時候再去審判她在自己兩三歲時對自己做過的事。畢竟她是我的親人，我唯一的奶奶。她已經82歲了，我不知道下次回中國，還有沒有機會見到她。」里基說。

我是誰?

「沒有找到，並不意味著尋找失敗。」 常昌富說，對孩子而言，回中國，與其說是尋找父母，不如說是尋找自己。她們也許並不執著於找到血緣上的紐帶，更在意的是找到構建自我認知的方式。一旦當她們踏上中國的土地，「中國」或者「中國人」就不再是抽象的名詞。

2011年起，CCAI和中國民政部合作，每年都組織收養家庭和孩子回國「尋根」。創始人仲輝說，你無論如何去和孩子解釋「中國」，描繪「長城」，都不如帶他們回國，讓他們自己站在天安門廣場，或親眼看到兵馬俑的那些時刻來得感動和震撼。

1993年頒布的《海牙國際收養公約上》確立了棄嬰「本國優先收養」原則,以及在跨國收養中「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兒童最佳利益」中有一條「充分考慮兒童的成長和其種族、宗教及文化背景」，讓他們儘可能接觸接受出生國文化。這也是自50年代朝鮮戰爭後，美國針對第一次大規模收養韓國棄嬰之後一二十年間暴露出問題提出的補救措施。

這些社會中上層的白人家庭，為這些棄嬰創造了非常好的學習生活條件，他們急於讓孩子融入美國文化，成為真正的「美國人」。但是，當這些韓國棄嬰在十幾二十歲進入學校和社會後，問題逐漸顯露出來，他們產生了強烈的「自我認識危機」。

根據美國心理學家埃里克森的自我認知理論，每個人的自我認知來自兩個維度，自己對自己的認知，即我認為我是誰；以及他者對自我的認知，社會上的人判斷你是誰。如果這兩個維度的認知出現了巨大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差異，就會導致個人的「認知危機」。

這些來自韓國的棄嬰長期和白人父母生活相處，幾乎忘記了自己的亞裔身份。可一旦進入社會，周圍的人並不把他當做白人對待。尤其是在比較封閉的白人社區，「他們會好奇我亞洲人的長相，像看一個怪物一樣圍繞著我。甚至在學校巴士上對我說一些帶有種族偏見的淫穢下流的語言。」一些成年後的韓國被收養者回憶，那是在美國種族矛盾最為激烈的六七十年代。

但尋根的路已經被完全切斷。他們只有英文名字，吉姆、凱特、米婭；他們不會韓語，不懂任何的韓國文化。在巨大的認知反差之間，有些孩子甚至選擇了自殺。

當第二波大規模收養中國棄嬰的浪潮來臨時，美國的養父母們已經會儘可能主動讓孩子學習漢語，帶他們去唐人街，過農曆年。但這並不容易，如凱特這樣的孩子，在一開始會非常抗拒「中國」。為了不讓自己孤立，她們想儘可能快地融入美國孩子的氛圍。

等她們在十五六歲甚至年紀更大的時候，開始真正意識到自己和周圍大多數人不一樣，去追問「我是誰」的時候，一張嘴，已經是一口標準的美國口音了。學習中文對她們來說，並不因為是中國血統而容易些。

今年6月，佐伊來到北京大學交換學習。學習漢語，了解中國文化，也期待能找到長期以來尋找的那種歸屬感。

但開始時，並不是那樣。因為語言的隔閡，她很難和周圍的同學溝通，日常生活里，佐伊依然只能和美國朋友在一起。她面對那些理所當然地認為她會講漢語的中國人，只能吐出一些蹩腳的零碎的詞語短句時，她能感受到對方的失落。那些時刻，那種在美國時不被接納的孤獨會再次湧上來。

「我可以聽，但是我不能說，很難把內心的想法表達出來。」佐伊義務去教小孩學習英文，小朋友圍著她嘰里咕嚕講一通。她只能勉強擠出一句，「哦，那很有意思。」或者，「哦， 是那樣。」發音中透著一股舌頭捋不直的外國人腔調。

佐伊在北大每周有兩堂中文課，那是她最喜歡的課程。但中文的聲調、語法對她來說仍舊是非常困難的部分。「我買了一些中文的兒童書來看，但我還是不太能理解，即使它們是為五六歲的孩子準備的。」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6個月過去，佐伊仍沒有做好準備回到祖籍湖南去看一看，但她已不再執拗於把自己劃分於中國人或美國人的二元對立之間尋找歸屬感。她為自己找到一種更「合理」的身份界定標準，「那些對我有意義的人讓我找到歸屬，而不是我生長或者出生的某個國家。我很開心能重新回來，這段時間讓我確認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一個出生在中國的美國人。」

而經歷了這個夏天的尋找，當別人再次問起凱特：你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凱特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中國人。我的根在中國。我的親生父母，我的祖先，那些和我真正有血緣關係的人，都在中國。「你知道一個家庭像一個整體一樣，我硬生生被從原來的整體剝離，到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環境里。但那並不意味著我們之間沒有聯繫，我曾經在我母親的子宮裡長大。我想重新建立這種無法被阻隔的聯繫。」

但凱特也明白，因為從1歲到成年，17年來接受的文化教育，她已是個地道的「美國人」，她崇尚美國的價值觀，信奉美國的自由主義，更接受美國式的母女相處方式。那些都已是刻在骨子裡抹不掉的東西。

永難彌合的修復

凱特說，她會繼續尋找親生父母。但「這不是我生活的所有重心。一旦我盡了所有努力(還是找不到的話)，我會停止。即使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找到他們，更靠近我的本真；如果沒有，我也會很開心地過自己的生活，只是我的人生的某些部分，永遠是殘缺不明的。」

凱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將來她一定要自己生孩子。「我的周圍從來沒有人和我有真正的血緣關係，我不知道那是一種什麼感覺。但我渴望那種關係。」

一直到離開家上大學，佐伊才意識到，養父母對她有多重要。「離開他們一年，我非常想念他們，我知道他們也很想念我，確信他們愛我，對我來說意味著太多。」

但佐伊希望大學畢業之後能回到中國，做一些和救助孤兒相關的工作。她甚至希望成家之後，能收養孩子，她向《中國新聞周刊》說出心裡的想法，「有自己的小孩很好，但我覺得那樣有一點自私。很多孩子沒有家，我曾經和他們一樣，我知道在一個好的家庭成長，整個人生都會不一樣」。

索菲亞說，她從來沒有憎恨過拋棄自己的母親。因為她從小被教育要寬容。因為她相信，沒有一個母親願意放棄自己的孩子，除非迫不得已。

中國的涉外收養在2005年達到頂峰。隨著國內收養能力的增加和棄嬰數量的減少，現在想要跨國收養一個健康的中國女嬰至少要等待5年甚至更久的時間，可根據美國國務院的數據，1999年至2013年間，仍有71632名中國孤兒被美國家庭收養，其中63707名女嬰，佔了整體收養人數的89%。

這些在21世紀初被收養的孩子，很快也將逐漸成年，她們是否會和里基、凱特、佐伊一樣，遭遇如何尋找自己的迷茫和困惑?又是否會執著地找回自己丟失的密碼?

里基是這些孩子中對自己的身世了解得最豐富的一個。她已經完整地經歷了探尋和追求的過程，而三年前，當她和親身父母相處45天後重新回到美國，里基面臨另一個難題：如何保持和中國家庭的聯繫，並把這種聯繫貫穿到整個人生里?

現在，里基一直和母親保持聯絡。「每周二視頻聊天，每個月打一兩次電話」。里基的中文仍然不夠好，視頻聊天的時候，她會打開谷歌翻譯，把想說的話打在對話框里，在另一個框里去找機器幫她翻譯中文。

翻譯出來的文字會有很多誤差。里基問「懂不懂?」母親困惑，「不懂」。然後兩個人隔著萬水千山一起哈哈大笑。里基已經掌握了一些技巧，比如通過隔行或者加標點、空格來提高翻譯的準確度。「我的媽媽很神奇，有些我想跟她說的很複雜的話，她都能懂。」

可無論如何尋找，命運於這些孩子而言，像一張被磨損的唱片，即使儘力修復，也難以聽見最初的和弦。

總第688期《中國新聞周刊》封面。2014年12月11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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