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誤讀中國1000年：馬可.波羅為何去中國(組圖)
「為了醜化中國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攝坐茶樓、上飯館、拉板車、逛大街的人們的各種表情，連小腳女人走路也不放過，甚至於窮極無聊地把擤鼻涕、上廁所也攝入鏡頭」
1943年，宋美齡應邀到美國國會發表演說，風靡全場
投票通過被趕走的「野蠻人」——中國人
1963年國慶，伊文思拍攝的天安門遊行隊伍
從馬可·波羅時代開始，中國形象進入西方文化之中，並開始日益具體。從天可汗的國度，到大中華帝國，中國的器物、制度、信仰都引發西方公眾的好奇和嚮往，對比同時代的歐洲，中華帝國連綿不絕的歷史，精美絕倫的藝術都顯得高不可攀，於是，中國形象被不斷美化甚至是神化，旅行家，傳教士在這種形象的形成和傳播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自工業革命之後，西方世界日益強大，中國卻成為停滯、專制的帝國，來自西方世界的商人、水手、外交官們一次次的被這個高傲、封閉的帝國拒之門外，一次次被無情的羞辱，中國成為無禮、野蠻的象徵，那個曾經發明了火藥、印刷術的國度，陷入一種停滯與衰落之中，但自己卻茫然無知，自認為是世界的中心。
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更使這種形象得以鞏固，深化。從此，中國在西方人眼中不再神秘，1840年的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講，不過是用槍點擊查看QQ秀炮對這種中國形象的一種確認而已，從此，西方對於中國取得了完全的自信。西方成為理性、科學、民主的象徵，而中國則繼續書寫著野蠻，愚昧、專制的形象。與西方世界的理解不同，當時中國上層人士大多對西方沒有好感，認為他們不過是挾器物之利，行強盜之實，這也使得中西方之間，對於中國自我形象的認知有著巨大的反差，而這種反差更是導致雙方一次次的衝突。
發生於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是這種形象認知不同的高峰——在1898年前後，多個了解中國的駐華使節被召回，而改派來自非洲的使節，中國形象在西人眼中已經低落到與非洲同等地位，中西溝通和交往之間的誤解最終釀成了巨大的慘劇。1900年之後，西人眼中的中國形象不僅僅是單方的，更內化成國人的自我認知，自此，救亡圖存，革新改良，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潮。
也是在不斷的碰撞和交流中，西人對中國的認識也開始多元化，多層次化，從洋務派聘請的洋教習，到各大媒體的駐華記者，除了傲慢與偏見之外，也給西人認識中國提供了另一個視角，而20世紀初，中西交往更加便捷，從使節，到記者，到商人，到軍人，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認知不僅僅再停留在感性和好奇的層面，而是試圖更加深入到理性層面，費正清、高羅佩等海外學者的中國研究都成為理性客觀認識中國的開始，但1949年後的交流中斷，中國又被視為恐怖的紅色惡魔，出於政治需要，一些西方記者偶爾能夠獲准進入中國採訪，但這些隻言片語並不能替代大規模的交流，紅色中國的形象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而費正清們這些中國通在美國的冷遇也最後影響了美國對華政策。
西人真正得以深入了解中國則是在國門全開之後，隨著交流的日漸加深，不少在華時間久的學人和記者竟能由於處於更加超脫的地位，能夠以不同的角度來觀察中國，得出了許多國人難以自我認知的結論。反而是中國內部自身，由於隔閡日久，未能意識到這種進展，依然將西人投來的注視和觀察，研判為一種誤讀，從而激起強烈的反彈，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則是這種反彈留下的例證，而時下流行的《中國不高興》則證明這種反彈，歷經十多年不僅僅沒有消弭，反而又有日漸擴大的趨勢。數百年來的東西方對視，就是在這樣相互誤讀中演進，而要達到真正平等深入的了解，則還有更加漫長的道路要走
馬可·波羅：現實與虛構
跋涉中的馬可·波羅
忽必烈監督下金銀交換紙幣
馬可?波羅史詩般的中國之旅在以後的數個世紀里，以143種手抄本以及各種印刷本流行歐洲，對歐洲以遠世界的物產、及其君主和傳說的興趣導致了14世紀末和 15世紀的航海探險和地理大發現。甚至20世紀初，在沙漠中旅行的斯坦因，仍然不得不把《馬可?波羅遊記》作為少數的參考書之一。
15 世紀臨近中葉之際，在佛羅倫薩召開了一次宗教大會。來自不同教派的宗教界人士濟濟一堂，談論著世界各地的消息。佛羅倫薩的星相學家托斯卡內里終於有機會與遠方的客人談論航海的問題。他剛剛得到一幅地圖，上面有一條神秘的北方航路，傳說沿著這條航路可以直抵大汗的國土，即馬可?波羅所說的契丹與蠻子國，汗八里和行在城。他給葡萄牙國王寄去了一張海圖和一封信。在信中他認為從里斯本一直向西航行，就能到達繁榮富庶的行在城：
依據我畫的海圖航行，就可以抵達香料寶石之國，那裡土地肥沃，人民殷富。常人以為該國在東方，而我認為應該在西方。或許這一點讓您感到驚異。試想大地本是一圓球，向西直航，繞過地球的下面，就可到達東方……據說，那裡的海島上只有商人居住。他們販運的商品種類繁多，似乎是世界的總和之數，但比起刺桐一個港口，還遠遠不如。每年從這些島嶼都有幾百艘大船往刺桐運送胡椒，運輸其他商品的船隻還不計在內。那裡人多富有，邦國、省區，城邑之多不計其數。這些島國都臣屬大汗……
葡萄牙國王沒有把這近乎「譫妄」的書信和海圖當回事，畢竟在那個時代，想像地球是圓的，一直向西就能到達東方近乎瘋狂；況且在一個半世紀之後，也沒人把那位馬可?波羅的「百萬傳奇」當作現實。幾十年後的一天，一位名叫克利斯托夫?哥倫布的人在國王的圖書館裡看到了航海圖和托斯卡內里的這封信，他決心遠航東方，把馬可?波羅的大汗傳奇變成一個可以帶來巨大財富的物質現實，「通過交換，或者通過征服，取得黃金、珍珠和香料」。
1492年，哥倫布帶著西班牙國王寫給北中國的大汗、南中國的領主和日本、印度君主的國書開始了首次西航。當然，他的隨身行李里，少不了一本《馬可?波羅遊記》。
大汗的大陸
在《馬可?波羅遊記》誕生之後的兩個世紀里，它是一部廣為流行的傳奇。在地理大發現之前，歐洲人喜歡波羅的故事。忽必烈汗擁有廣大的領土和眾多的妻子，那裡宮殿金碧輝煌，財富數不勝數（因為說什麼都以百萬計，這位波羅先生贏得了「百萬先生」的戲稱）。事實上，這位百萬先生的商人出身令他把幾乎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物質財富上。
在他蜚聲數個世紀的遊記里，他提到了亞美尼亞的銀礦和優質麻布，土耳其的深紅色絲織品，谷兒只可以燃燒的油，巴格達的珍珠，中亞的紅寶石，畏兀兒的鋼鐵和石棉織物，四川的井鹽，還有在歐洲享有盛名的胡椒、肉豆蔻和丁香，以及檀香木和龍涎香，當然了，少不了中國精美絕倫的絲綢。
他對汗八里（北京）和行在（杭州）城的描述，讓歐洲人覺得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譚式」的夢幻之城。「自強安城發足，騎行三日，經行一美麗地域，沿途見有環牆之城村甚重眾，由是抵極名貴之行在（Quinsay）城。行在雲者，法蘭西語猶言『天城』……此城尚有出走的蠻子國王之宮殿，內有世界最美麗而最堪娛樂之園囿，世界良果充滿其中，並有噴泉及湖沼，湖中充滿魚類。中央有最壯麗之宮室，計有大而美之殿二十所，其中最大者，多人可以會食。全飾以金，其天花板及四壁，除金色外無他色，燦爛華麗，至堪娛目（《馬可?波羅行紀》，馮承鈞譯，上海書店出版社）」。怪不得波羅讚美杭州城是當時世界上最美麗最輝煌的城市。13世紀的杭州城人口已逾百萬，當時世界上中國以外最大最繁華的城市巴格達，規模在三十至五十萬之間，而波羅的老家威尼斯只有10萬人口，已經是歐洲最繁華之城，直到14世紀，倫敦也只有4萬人，巴黎有6萬人。
歐洲人怎麼能相信在遙遠的遠東有這樣軒麗的城市呢？「在我看來，書中所說的一切，都是難以置信的，不是謊言，也是奇談。儘管世間萬事，無奇不有，奇風異俗，各國不同，但是，我還是無法相信。我喜歡抄錄它，但不會相信它。」14世紀末的一位佛羅倫薩貴族的態度，代表了馬可?波羅的遊記出版之後，近四個世紀他的讀者們欣賞有之懷疑居多的娛樂態度。
歐洲最流行的一個馬可?波羅版本、16世紀的賴麥錫的譯本，用了最動人的天方夜譚式的風格敘述波羅的故事，甚至不惜添油加醋。他描寫到，有一天，有三個男人從一艘不很大的帶槳帆船上走了下來，在威尼斯的碼頭登岸。他們經歷了長久的海上生活，兩腿還不適應堅硬的地面，走起路來搖搖晃晃。他們腳穿高至膝蓋的臟皮靴，身穿綢麵皮袍，緞帶緊系腰間；綢面的質地一看就是上好的料子，可惜已經臟破不堪，這些袍子是蒙古式的，下擺只長及膝，前胸用一排圓形銅紐扣扣住，這三人從神態到口音都說不出來地帶有韃靼味兒，他們幾乎把威尼斯方言忘光了。他們一回到家，就脫去了這些破袍子，換上拖曳到地面的威尼斯式長袍，接著他們撕開蒙古袍，那些藏在衣縫裡的翡翠、紅寶石和鑽石紛紛落地，滾來滾去。
這些虛構的細節，就是13世紀末以來歐洲文化視野里波羅傳奇的典型再現。大汗和契丹，不是地理意義上的，而是傳說的人物和國度，人們普遍懷疑他們的真實存在。這種關於異域的想像，集中在財富和君權上面，正是中世紀歐洲渴望財富和世俗生活的文化投射，忽必烈汗的仁慈偉大的形象，暗合了歐洲衝破神權的內在慾望。
據說在波羅彌留之際，神甫讓他懺悔編造了遊記中的彌天大慌，波羅拒絕了，他說，關於契丹和蠻子，他說出的遠不止他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一半。
馬可·波羅和去遠東的地圖
印度奎隆王國收胡椒的黑人
為什麼去中國？
是東方的氣味吸引了中世紀的歐洲。胡椒、桂皮、丁香、姜、肉豆蔻，這些東方的重要物產，在歐洲有巨大的需求量，溫和的氣候使得它們無法在歐洲的土地上生長。香料是遠東的專賣產品，如果貿易因故中斷，香料價格上揚，可以代替白銀或黃金充當支付手段。而從古羅馬開始，在貴族之中就風行穿中國絲織品。在數個世紀中，西方人對絲綢生產一無所知，詩人維吉爾認為絲綢是由樹葉加工而成。在宗教人士開始和蒙古人接觸交流之前，中國更多是傳說中的「賽里斯」國。
波羅兄弟在1260年開始了一連串的旅行，他們先是到達了君士坦丁堡，然後又旅行到了黑海的一個貿易點，那裡有遠東的各種貨物。他們走遍了伏爾加河到裏海的廣大地區，這裡是蒙古人的地盤。就在蒙古人佔領了中亞，並逼近歐洲東部之時，他們到達了哈拉和林，蒙古人的都城，在那裡，他們覲見了忽必烈汗。忽必烈委託波羅兄弟遞交給教皇的信，請求派100名精通基督教義的人，來和膜拜偶像（指佛教和儒家）的人進行辯論，大汗還讓他們到耶路撒冷把聖墓里的長明燈的燈油取一些回來。1271年，波羅一家再次東行，17歲的馬可?波羅隨行，他們從地中海東岸的阿迦城出發，穿過敘利亞、伊朗，翻越帕米爾，進入新疆的喀什、于闐、甘肅的敦煌，到達上都，受到了忽必烈的接見。這次他們設法弄到了聖油，但沒有神職人員隨行，手裡只有一封教皇駐阿迦城特使致教皇的信函。
儘管馬可?波羅堪稱中古時最偉大（最知名）的旅行家，他卻不是最早去中國的歐洲人。早在13世紀早期，蒙古人的西征打通了中國和歐洲交往的陸路，一個初步的世界性的貿易網路開始形成。儘管貿易線路時斷時續，蒙元時期的商人和傳教士們開始頻繁（對現在來說，自然差得多）往來於東西方之間。除了奢侈品貿易，西方人的另外一個動力是尋找軍事同盟。
從11世紀晚期開始的數次十字軍遠征都遭遇到穆斯林強大軍事力量的抵抗，基督教君主們考慮和另一頭的蒙古人聯盟，共同夾擊位於他們中間的穆斯林國家。他們沒想到，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一樣厲害。面對亞洲草原而來的這股神秘的游牧部落，歐洲人有些不知如何應付。1241年，如果不是窩闊台大汗的死訊傳來，已經進至匈牙利境內的蒙古鐵騎將繼續推進。
當時盛傳在世界的東方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祭司王約翰，羅馬教皇和歐洲的君主們先後派遣傳教士去尋找這位神秘的同盟者，有傳說他就是《聖經》里來朝拜耶穌的東方三聖人的後代。各種消息傳入歐洲，鼓舞著滿懷期望的基督教君主和教士們。甚至遼國滅亡後，大將耶律大石西逃到中亞細亞（中國史書中稱他建立的國家為西遼），也成為傳聞中的候選人之一。事實上，當時的耶律大石和蒙古的漢王們周圍確實有許多聶斯脫利教派的神職人員（中國稱作景教），正統的基督教士視他們為旁門左道。忽必烈汗的母親就是一位聶斯脫利教教徒。
抱著在遠東找到基督教同盟的願望，攜帶教皇信件的傳教士和商人紛紛開始了寰宇旅行。聖方濟各會修士約翰?普蘭諾和魯不魯乞都先後到達過哈拉和林，他們記載了大汗的宮廷里製造噴酒樹的法國銀匠、亞美尼亞的神職人員，說明蒙古帝國充斥著世界各地的人，他們一點也不排外。1291年，另一位方濟各會士甚至到達了北京，建了第一座教堂，並組織了男童唱詩班為大汗表演。
但最有名的基督徒是商人馬可?波羅。這得益於他那本真實與虛構雜糅的著作。按照波羅的說法，忽必烈汗對這個異邦的年輕人非常信任，派他去中國各地和東南亞充當皇帝陛下的「耳目」。大汗不喜歡其他使節千篇一律的報告，而波羅所講述的城市故事深深吸引了住在宮殿里的大汗，讓他對自己的國度有了感性認識。「當馬可?波羅描述他旅途走訪過的城市時，忽必烈汗未必全都相信，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這位韃靼君王聽我們這位威尼斯青年的講述，要比聽任何信使和考察者的報告都更專心，更具好奇心……只有馬可?波羅的報告能讓忽必烈汗穿越註定要坍塌的城牆和塔樓，看清一個圖案精細、足以逃過白蟻蛀食的窗格子」，很多年後，波羅的義大利同鄉卡爾維諾寫出了《看不見的城市》。
馬可?波羅以後的世界
卡爾維諾筆下忽必烈汗的帝國，「只不過是一個既無止境又無形狀的廢墟」。而城市「猶如夢境」。
波羅描寫的「大汗的大陸」和同時代在英國、法國、德國流行的《曼德維爾遊記》也「猶如夢境」。他們盛讚這個國度的廣大富有，中國的城市如何繁榮，道路如何通暢，物產如何豐富，大汗如何威嚴莊重。他們的遊記廣為流行，當然沒有人當真。「當時人可以不信馬可?波羅，因為他把真的說的像假的一樣；但他們可能信任曼德維爾，因為他把假的說成像真的一樣。」曼德維爾杜撰的遊記讓人信以為真，波羅則一直被人懷疑根本沒有來過中國。
這個義大利人愛誇大事實和強調自己在現場的毛病，讓他的中國之行顯得可疑，但這似乎也是中世紀歐洲遊記的通病。在那個交通不是很便捷的時代，如果是我們花上數年時間來到一個傳說中的國度，可能也會情不自禁誇大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事實上，成書於13世紀末的《馬可?波羅遊記》與今天的現實地理環境，各地的經濟生活和民族風俗驚人的一致。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就把波羅的遊記內容當作構建「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重要資料來源。
波羅的遊記記錄了各地的物產、貿易、集市、交通等與商業有關的事物，其中關於商務的紀錄，約佔中國部分的1/6以上，所以歐洲人把它視作東方的「商業指南 」。他是地道的商人，很少思考，善於把逸聞趣事講得娓娓動聽。但他引發了別人思索。他的遊記是歐洲人的「慾望發動機」，多少商人和航海家因為他的遊記而想入非非。遊歷造成了基督教歐洲的成長和成熟。波羅那個富庶東方的召喚直接推動了歐洲的地理探險。在歐洲人的視野里，中國漸漸開始從傳奇進入地理，進入人文主義者的世界知識中。
哥倫布在他讀的那個版本的波羅遊記上做了366個頁旁批註。當他航行到加勒比海的一些島嶼時，以為即將大功告成，就要到達中國了，「無論如何，我是要去大陸的。我要到杭州，把陛下的國書呈給大汗，並且還要取到複信返回」，在給西班牙國王的信里，這位頭腦發熱的航海家還以為中國的京城在杭州哩。當他到達古巴時，以為這便是中國的南方，就是波羅提到的「蠻子省」，直到他見上帝的那一天，他仍然認為自己到達了中國。稍後葡萄牙貴族麥哲倫和達?迦馬才真正開闢了里斯本-好望角-卧亞-澳門的航線。
1582 年，耶穌會士利瑪竇正是經這一最便捷的航路到達中國，他的傳教報告寄回耶穌會總部，告訴歐洲人契丹僅僅是中國的另外一個名字，這個國家現在叫作「大明」。他說：「這個遠東最遙遠的帝國曾以各種名稱為歐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稱是 Sina，那在托勒密時代即已為人所知。後來馬可?波羅這位最初使歐洲人頗為熟悉這個帝國的威尼斯旅行家，則稱它為Cathay。然而最為人所知的名稱 China則是葡萄牙人起的，……我毫不懷疑，這就是被稱為絲綢之國（Seracaregio）的國度……」
歐洲人的精神視野被大大擴展了。馬可?波羅所介紹的那個富庶而文明的非基督教國家，人口眾多，貿易興盛，人民的道德純潔無暇，衝擊著中世紀歐洲根深蒂固的偏見。法國漢學家艾田蒲非常遺憾身為商人的波羅，對中國的文化哲學缺乏興趣，以致於他的遊記里無一處提到偉大的孔子和儒學。「如果早在13世紀，通過某些在中國長期居住的人們的努力，把中國思想傳給了歐洲，那歐洲思想將會是怎樣的面貌，」他想像，「如果中國哲學像阿拉伯思想一樣，在那個時期前後觸及到了歐洲，那它說不定能使（基督教）教義改變方向……」
不管馬可?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他帶來的影響卻是實實在在的。在16世紀以前，遠東的絲織品貿易主要仰賴於陸路，經由波斯中間商銷往歐洲，這個貿易網路時斷時續。海上貿易之路的開發，以及地理大發現所帶來的影響是世界性的，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一書中從經濟的角度總結為：病菌和基因的「哥倫布交流 」；「生態帝國主義」；新世界對世界存量和貨幣流動的貢獻。來自美洲的馬鈴薯和玉米讓中國的人口增加了兩倍，而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歐洲依靠白銀貿易獲得中國的手工業品、絲綢、陶瓷和茶葉，即用貨幣貿易來結算貿易逆差。弗蘭克的觀點是，從1500-1800年，工業革命之前，亞洲是世界經濟的中心，而中國是亞洲的中心，中國需求白銀，歐洲需求中國商品，結果導致了全世界的商業擴張。歐洲之所以在19世紀成為全球經濟中心，正是因為征服了拉丁美洲並佔有了貴金屬。「美洲的金銀首先使歐洲能夠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購買一張三等艙的車票，然後又能夠包下一節車廂，最後才是取代亞洲成為經濟列車的火車頭。」
一位日本學者三浦友清的評價可能會讓地下的馬可?波羅沾沾自喜：「馬可?波羅不僅是一個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的開拓者，而且也可以說是一座歷史上連接中世紀和近代的宏偉的橋樑。」
喜歡吹牛、熱情的威尼斯人百萬先生馬可?波羅，也許會情不自禁吟詠柯勒律治的名詩《忽必烈汗》：
在神聖的恐懼中閉上雙眼，
因為他嘗過蜜的露水，
飲過樂園裡的乳泉。
[資訊]
歐洲關於中國的歷史記憶，根據希羅多德《歷史》第四卷留下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紀的一首敘事長詩《阿里瑪斯貝亞》。詩人阿里斯特敘述了他第一次在遠東的浪漫之旅。其中提到遠東的希伯波里安人。稍晚些的敘事詩人平達也提到希伯波里安人。包括希羅多德在內的各種詩文記載中，都把希波伯里安人描繪成一個神秘的熱愛和平的民族。他們居住在群山環抱、北方吹來的地方。
古代歐洲關於中國的第二個重要信息是絲綢。他們把中國叫做「絲國」，懷疑中國的絲綢出產於羊毛樹上，或者得之於絲蜘蛛腹中。斯特拉波《地理書》上就說：也許由於酷熱的原因，「在某些樹枝上生長出了羊毛」。老普林尼的《自然史》第六卷則描述得更為具體「人們在那裡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塞里斯人，這一民族以他們森林裡所產的羊毛而名震遐邇」，他也抱怨秦漢帝國之間的絲綢貿易在歷史上確實留下了斑斑記載，老普林尼就抱怨遠東的奢侈品貿易對國家的損害：「我國每年至少有一億枚羅馬銀幣被印度、塞里斯國以及阿拉伯半島奪走。」
利瑪竇：塑造理想中國
弗朗索瓦所繪《中國庭園》
伏爾泰與普魯士弗里德里克大帝共同進餐
1615 年，《利瑪竇中國札記》在羅馬首次出版，從此，耶穌會士的中國信息開始源源不斷流向西方。如果說《馬可?波羅遊記》把一個物產豐饒，猶如「天堂」的中國介紹給歐洲；利瑪竇和他的弟兄們，則將一個文化的中國展現在西方人面前。這個中國對了歐洲的胃口，「東西方初戀般美好的時代」逐漸展開。
1577 年5月18日，一個義大利年輕人隨印度傳教團一道，從羅馬去里斯本，再轉道果阿，然後來中國。這趟旅程要耗費近一年的時間，連續數月望著漫無邊際的蔚藍海水，看不到陸地、樹木，甚至飛鳥，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他每天祈禱，並想像自己將要到達國度的模樣。這個年輕人就是瑪提歐?利奇，中文名利瑪竇，是耶穌會派到中國的傳教士。
他後來成為真正打開中國大門者，而此時，在漫漫海途上，他沒有想到即將接觸的這個帝國，將會給自己所來的歐洲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利瑪竇眼中的中國
1583年9月10日，利瑪竇在澳門準備多時後，終於得以進入中國內地，定居於肇慶郊區一座歐式房子里。
儘管在進入中國前，他已在前輩羅明堅、沙勿略等處了解了一些中國知識，但這個大帝國仍然讓他震驚了——這裡有這麼多品種的動植物，海里魚群充斥，江河在某些地方寬的可以叫做小海……為了描述這個與眾不同的大帝國，他寫了很多信回國，這些信件打開歐洲通往中國的一扇門。這僅僅是一個開端，晚年，利瑪竇開始寫《利瑪竇中國札記》，這本筆記後來被稱為「歐洲人敘述中國比較完備無訛的第一部書」。
這個評價對利瑪竇來說不為過——他在中國生活了30年，學習中國語言，閱讀中文典籍，又多和中國士人清談，比較「西學」和「中學」的知識，他可算當時世界上最了解中國的「老外」。
在利瑪竇之後，更多傳教士以數學家、建築家、宮廷畫家、輿地學家的形象走入中國宮廷。南懷仁、張誠在康熙帝時期分別任欽天監正，白晉被多次派到全國各地繪製皇輿全覽圖，郎世寧為乾隆皇帝畫像……
利瑪竇的「兄弟們」寫下了更多關於中國的著作，送回了一份包括15張當時中國的行省圖，將中國的地理建制細化到府州縣，翻譯了《四書》、《五經》，編寫《中國哲學家孔子》，甚至還以親歷者的身份描寫了滿族入關那段歷史。
這一切，使得西方對中國的了解更加豐富、細緻，但潛意識或者故意的，耶穌會士過於美化了中國形象——這種「誤讀」隨後將在歐洲引起近兩百年的反響。
耶穌會士的「誤讀」
利瑪竇初來中國時，他介紹中國只是一種常規動作。然而他去世之後，其他差會指控耶穌會士背離天主教的原則，在中國建立一個摻雜著中國文化的假天主教形象。
教廷的懷疑把耶穌會士推入一種辯護性傳播中國形象的位置，作為自我辯護，耶穌會士在介紹中國的著作中把中國形象描述得盡量符合耶穌會的利益，著重介紹中國強大、自給自足、受到一位按儒家經典的道德和政治規範行事的君主統治，國家由文人學者統治；這片土地的人民曾經信仰天主教——理由是中國人崇拜的「天」，中國皇帝被稱作「天子」；而中國歷史上大洪水的記載，則被與《聖經》中的大洪水聯繫起來。
可以說，入華耶穌會士們創造了一個文治昌盛、上下和諧的東方伊甸園——差的就是有人帶給他們一本聖經。
耶穌會士的介紹中，夾雜了自己的闡釋、想像與過度美化。且不說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的聯繫是否荒唐，他們飽加讚美的中國的政治體系也沒有那麼美好——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所言，中國政治以禮儀代替行政導致種種流弊，這種「潛水艇夾肉麵包」式的社會結構，讓中央集權政府對廣袤的帝國很難有一個很實效的管理方法。而中國皇帝，更非全然明君——尤其在明末，幾代皇帝不問朝政而大權旁落宦官之手，使得宮廷與官僚機構間的平衡關係已經破壞。
其實耶穌會士們並非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端一無所知——他們曾經受到過太監的為難，也親身體驗過欽天監官員的濫竽充數。但或許是為了保證在中國傳教的自由不受干涉，他們選擇保留一部分負面意見。
作為當時在中國生活時間最長，交往人群最廣的人，耶穌會士塑造的中國形象很容易被讀者信任和接受，因此耶穌會士塑造的中國形象，直接影響了此後兩個世紀歐洲人的中國觀。
歌德
清中葉，揚州中秋拜月儀式
「誤讀」引起的「誤讀」
1734年伏爾泰出版了《哲學通信》，這部引起啟蒙運動的著作卻使他遭到官方的通緝。為了避免再次因為批判政府而入獄，他去往法國東北邊境的西雷，在他的情人夏特萊夫人的一座城堡避難。
這時，伏爾泰發現在一位耶穌會士白晉獻給路易十四的《康熙皇帝傳》中描寫了一位極其完美的明君康熙「天分極高，思維敏捷，博聞強識，明察秋毫，不僅掌握各種兵器，學習百般武藝……」，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公正無私，在用人上任人唯賢」。
東方的明君剛好是被「專制君主」趕得四處流亡的伏爾泰所期望的。因此他幾十年中都記掛心頭，1770年，巴黎出版了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賦》，伏爾泰迫不及待地和了一首詩《致中國皇帝》，「接受我的敬意吧，可愛的中國皇帝，……西方人人皆知，儘管我脾氣古怪，卻素來極愛會寫詩的皇帝……聽從我的勸告，留在北京吧，千萬別來我們這裡！」或許伏公以為中國儘是明君，他到了中國就可以任意批判帝王，不會因言論不當被一再驅逐。
中國思想西傳之時，法國正處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自我意識的覺醒成為此時思想界的主要特徵。因此，耶穌會士塑造的充滿理性精神、擁有開明君主、宗教寬容的中國對了啟蒙思想家的胃口。而伏爾泰，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代表。
伏公不知道，最早進入北京的利瑪竇之所以在《札記》中沒有詳細描寫中國皇帝，事實上是因為，1585年萬曆皇帝就將自己封閉在了宮中，終日與宮女、太監們廝混在一起，過著聲色犬馬的生活，幾乎不理朝政，因此1601年利瑪竇被召見時，只是對著一張巨大的寶座三叩六拜。而同時，耶穌會士沒有介紹秦朝的焚書坑儒、以及其他一系列與「明君」形象抵觸的歷史。
認為中國君王是明君的是不止伏爾泰一人，普瓦弗爾說：「你想有幸成為全球最強大、最富有、最幸福的君主嗎？請到中國來，看看那位最強大的君主……他所體現的是最真實、最完美的天的形象」。而魁奈說：「中國早期幾位帝王都是很好的統治者，他們通過頒布公平的法規，倡導有用的技藝，專心致力於使他們統治的王國繁榮……」
中國「明君」的形象還影響了某些歐洲君主，1756年春天，在泛著泥土香的空氣里，法王路易十五親自在凡爾賽宮的花園裡扶起了犁，學著中國皇帝進行耕田大典；1769年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也表演了這一犁地儀式，1770年，路易十六又再次操犁上場，以表現自己是一位關心農業、關心子民的國王。中國之「火」燉熟歐洲之「肉」
1755年，《中國孤兒》在巴黎國家劇院公演，盛況空前。在某場演出中，年已70的伏爾泰自己扮作成吉思汗，與他的侄女演「對手戲」。
《趙氏孤兒》故事本是講晉靈公時，權臣屠岸甲追殺異己趙朔，幾位好友犧牲自己將其遺孤保全，遺孤長大後成功復仇的故事。而伏爾泰則將故事背景移到成吉思汗時代，而最後結局是成吉思汗被義舉感動，還增加了部分「感情戲」——成吉思汗以孤兒和丈夫的命運為要挾，向伊梅達求婚。
正如其中女演員所謂的中國式服裝：「白色的套裙，綠色的繡花胸衣，金色流蘇的網衫，沙質長衫鑲著藍色塔夫綢花邊……」其實是歐式風格一樣，被稱為「中國倫理五幕劇」的《趙氏孤兒》和原版《中國孤兒》內容，主題相距甚遠。
中國文化也是這樣，經過耶穌會士的「誤讀」，再經歐洲人的再度反芻，已經是歐洲化的「中國哲學」了。它彷彿一盤歐洲化的「中國雜燴」，以各種各樣的形態，滿足著不同的人的需要。歌德、培根、馬勒勃朗士、伽桑狄、盧梭、孔多賽、笛卡兒、狄德羅、孟德斯鳩、蒙田、魁奈、伏爾泰……幾乎所有數得出的思想家都曾經引用中國來論述過自己的觀點。
當時大部分歐洲思想家並不曾懷疑或考究中國到底形象如何，而儘管擷取中國文化中與自己思想相合的部分，用中國的「火」，燉歐洲的「肉」。
伏爾泰發現了契合自己宗教觀的孔子的現實主義，而「仁政德治」為他的開明君主專制提供了理論支持，培爾在中國找到的是理性和宗教寬容。
萊布尼茨在《易經》中尋找到對其二進位思想的印證。從20多歲起，萊布尼茨就開始關注中國。1697年，他出版了《中國近事》，隨即寫信給普魯士女皇，說自己準備在辦公室門上掛上「中國事務所」的牌子，有關中國的事情都可以找他，作為回報，他和朋友可以乘著爬犁通過韃靼直到中國……萊布尼茨沒有乘坐爬犁來到中國，卻在來來往往的信件中讀到中國。耶穌會士白晉是萊布尼茨的中國通信者這一，1700年11月白晉給萊布尼茨的信詳細講述了《易經》這一「最古老、最傑出哲學的零碎而珍貴的殘餘」。白晉寫信之時，萊布尼茨也正在給白晉寫信，其中講述了自己研究二進位的情況。兩封信在路上交錯而過，接到信的白晉發現，萊布尼茨的二進位思想和《易經》中，陽爻、陰爻很相似，馬上寫信對萊布尼茨講到這一點。苦思二十多年的二進位思想被中國的古老文明所證實，這大大激勵了萊布尼茨，7天後，他就把論文寄往巴黎科學院請求發表。
眾所周知的「中國迷」重農學派在中國哲學中找到的則是「遵循自然法則」。其創始人魁奈與伏爾泰同歲，都生於1694年，他因為極度讚揚孔子而被稱為「歐洲的孔子」。他崇尚朱熹的「以農立國」、「務農重谷」等思想。其繼承人杜爾哥亦不改對中國的熱愛，一次他聽說有兩位留法的中國學生楊德望和高磊斯在巴黎，便特意將其叫來，讓兩個學生回國後，為他收集有關中國經濟、農業和朱熹理學的情況。
而對於歌德，中國成為一種躲避現實的安慰，歌德出生的時代，正是中國飾品、中國風格在歐洲流行的時代，他對中國的初次認識，源於法蘭克福他父親牆壁上中國蠟染壁掛。這位詩人在中國文學裡發現了一個可以躲避的世界，他曾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我差不多是把這個重要的國家保留下來，擱在一邊，以便在危難之時能逃到它那裡去。」於是，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反對暴力行動又無能為力的歌德一直在讀中國戲曲、小說、詩歌。晚年，他仿照中國詩歌寫了《中德四季晨昏雜詠》，其中滿含著儒家的「中和」之美和道家的「自然」之境。
儘管在同時，也有如孟德斯鳩所謂「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他的原則是恐怖」之類的負面聲音，但影響有限，整片歐洲大陸被涌洶的中國熱卷過。
由「白」變「黃」
和思想界的熱烈討論，社會上中國風格風靡一時相反，羅馬教廷對耶穌會士描述的完美中國形象保持著冷淡態度。他們不同意耶穌會士的入鄉隨俗政策，不相信耶穌會士創造的，如基督教國家般的形象。經過反覆爭論，教皇終於厭煩了耶穌會士的喋喋不休。1775年教皇解散了耶酥會，將一百多年的「禮儀之爭」徹底結束。耶穌會士退出傳教舞台，關上了通往中國的這扇門，也是中國形象改變的徵兆。
歐洲人對於中國態度的轉變，從他們對中國人膚色的描寫可以看出，16、17世紀歐洲人的作品中，中國人是白種人的說法佔支配地位。而18世紀則越來越多的文獻將中國人描述為黃種人——中國就這樣在歐洲人眼裡變化了顏色。
風水輪流轉，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歐洲，曾經被用來填補思想真空的東方文化不再有吸引力。連伏爾泰都反思地說：「人們因教士和哲學家的宣揚，只看見了中國美好的一面，若人們仔細地查明其形象，就會大打折扣了」。
1793 年，馬戛爾尼使團來華，9月14日那個明媚的早晨，在秋意籠罩的熱河行宮，馬嘎爾尼覲見了乾隆皇帝，儘管中國的榮耀仍然一目了然——陳設莊嚴，富麗堂皇 ——但衰落的徵兆已經呈現，甚至包括乾隆本人的老態。在馬嘎爾尼眼中，中國就彷彿一艘碩大的漂浮在深海的輪船，危險地四處游弋。
這樣，在18世紀末期，耶穌會士、馬戛爾尼使團都撤離了這隻「危險的大船」，儒家的中國如同大夢一場，最終結束。雖然諸多歐洲商人仍接踵而來，但他們看重的不是孔子學問、儒家思想，而是絲綢、瓷器和亮閃閃的白銀。從此「傳奇的中國漸漸淡出，地理的中國越來越明確」。
托馬斯·斯當東：一個孩子夢破之後
馬戛爾尼訪華失敗，使中國在歐洲的形象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自1793年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並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見，到1840年在議會辯論中極力主張對中國訴諸武力，托馬斯?斯當東代表了西方對中國印象的轉變。
從 18世紀近乎痴狂的中國熱到19世紀視中國為野蠻落後的國家，中國在歐洲的形象發生了180度的大轉折。如果必須找出這個變化的標誌性事件，那麼毫無疑問它就是全英國甚至整個歐洲都寄予厚望的馬戛爾尼訪華事件。這個使團中年齡最小的成員托馬斯?斯當東有幸成為這個轉變的全程經歷者。自1793年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並受到乾隆皇帝親切的接見，到1840年在議會辯論中極力主張對中國訴諸武力，托馬斯?斯當東不僅僅是中歐關係大轉折的見證者，更是鼓吹對中國發動戰爭以代替使團談判的代表。從硬幣的一面走向另一面，歐洲人到底沒能讀懂中國。然而，托馬斯?斯當東鼓吹的那場改變世界格局的戰爭，對中國人文化的影響直到今天仍沒有結束。
在狂熱的中國熱中啟程
儘管質疑和批評中國的聲音已經漸次響起，但毋庸置疑，馬戛爾尼使團是帶著中國熱的餘溫踏上萬里征程的。
11 歲的托馬斯?斯當東是馬戛爾尼副手喬治?斯當東的兒子，因為父親的緣故，他有幸成為這個龐大使團中年齡最小的成員。儘管沒有多少閱讀經驗，但是從父輩們的言談中，小斯當東已經對遙遠的中國充滿了嚮往——那是一個被描繪成人間天堂的極樂世界。事實上，父輩們也和小斯當東一樣，完全沒有中國經驗。
在此之前，歐洲對中國的認識或想像，主要有三種信息來源：一是商人水手的傳聞，二是官方使節的報告，三是傳教士的書簡。商人水手的傳聞大多難以置信，官方使節的報告稀少且片面，唯有長期生活在中國的傳教士對中國的了解最為深入，因而他們寄往歐洲的書簡便成了歐洲人認識中國的核心文本。
不過，歐洲人對中國的誤讀從最初的文字材料就開始了。儘管傳教士們有人文知識，也有中國經驗，但他們對中國的觀察與描述卻未必真實。他們為了在中國傳教，百般討好當地的統治者，在向歐洲同胞介紹中國的時候也儘可能地迴避負面的評價。經過傳教士們篩選過的中國形象不可避免會偏離事實和真相。第一位來華的法籍耶穌會士金尼閣在《利瑪竇中國札記》「致讀者」中就坦承：「有兩類寫中國的著者：一類想像得太多；另一類聽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樣出版」。
真正「神化」中國的則是那些渴望推翻封建專制統治的歐洲啟蒙思想家們。急於打破中世紀桎梏的他們根據各自的需要對傳教士們的書簡進行了隨意的裁剪取捨甚至有目的的想像，於是，一個近乎神話的中國呈現在歐洲人面前。
然而過度的神化必然要求理性的批判。18世紀中葉以後，伴隨工業革命、海外擴張、政治改革和文化啟蒙，歐洲在經濟、軍事、政治、文化方面開始全面趕超中國。與此同時所有的東方大帝國先後都出現衰落，首先奧斯曼土耳其，其次是伊朗的薩菲王朝，然後是印度的莫卧兒，最後是滿清帝國。在海外貿易和殖民掠奪中所向披靡的時候，重拾信心的歐洲人對中國的文化態度也在悄然改變。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批評「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隨後，尼古拉?布朗傑在其《東方專制制度的起源》一書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中國人固步自封，將自己與世界隔絕開來，施行的是一種古老、僵化、衰落、殘暴的專制制度。孔多塞也認為，中國文明興起於游牧時代之後，並且始終沒有脫離這個相當低級的階段。而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也指出，「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
然而，純理論的批判並不能從根本上扭轉持續近百年的中國熱——除非出現可信的顛覆性的文本。而這個使命，很不幸恰恰落在了馬戛爾尼和他的使團身上，這其中也包括11歲就踏上萬里征程的見習侍童托馬斯?斯當東。
在這次規模宏大的訪華行動中，使團上下對東西方兩個大國的第一次正式對話抱有十足的信心。他們也的確有這自信的理由。從16世紀到18世紀中後期，英國先後擊敗了西班牙、荷蘭和法國，已經成為稱霸歐洲的西方第一強國。當時，幾乎每一個英國人都對這次開闢中國市場的外交活動抱著莫大的希望。而其他歐洲國家也同樣密切的關注著事情的進展。而這一切，對於11歲的小斯當東來講卻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他只是一個旅遊者，並不承擔任何政治責任。
鎩羽而歸
儘管自信滿滿，馬戛爾尼使團失敗的命運卻早已註定。那個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耕國家完全不懂得國際貿易的重要。更可怕的是，在其一國獨大的東亞世界裡早已經構築起了相當穩固的朝貢貿易體系，根本不存在西方的平等邦交和自由貿易。
事實上，早在1787年，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代理人就已經發出了善意的提醒：「中國政府對外國人一概蔑視，它對外國實力的無知使它過分地相信自己的強大。它認為派遣使團只是一種效忠的表示。」這個警告顯然未曾引起馬戛爾尼的注意。事情的進展果然如此。
1793 年9月14日，經過近一年的艱苦旅程後，馬戛爾尼和他的助手們終於獲准在熱河行宮內覲見乾隆皇帝。然而，馬戛爾尼單膝下跪的禮節顯然不符合三跪九叩的中國禮儀，而他們精心挑選的國禮也未能獲得乾隆皇帝的青睞。這一切，對於83歲的老皇帝而言無非雕蟲小技，奇技淫巧罷了。如果沒有小斯當東，這次覲見必將因沉悶、無趣和一事無成而載入史冊。當斯當東父子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禮的時候，乾隆皇帝對12歲的見習侍童小斯當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他得知這個小孩子是使團中唯一一個學會了說中國話成員時，乾隆皇帝龍顏大悅，不僅賜給了一塊翡翠，而且從自己腰間解下一個綉有龍紋的黃色絲織荷包送給了小斯當東。兩件御珍至今還收藏於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
事實上，這一天除了上貢，什麼也沒有發生。英國人要求開放舟山、寧波、天津等處作為貿易口岸、在北京派駐大使以及固定關稅的請求都遭到了斷然的拒絕。在中國政府的再三催促下，馬戛爾尼使團不得不滿懷遺憾地離開，他們在大學士松筠和兩廣總督長麟等人的一路護送下經大運河、贛江、北江穿越中國腹地。70多天的漫長旅程，使英國人對這個停滯不前的帝國印象深刻。
鎩羽而歸的馬戛爾尼不得不儘力掩蓋這次令人難堪的失敗。他乾脆隱匿了自己的出使報告（直到1908年他的出使日記才得以公開出版），他請副使老斯當東公布了一份相對婉轉的記錄，這就是1797年出版的《英王陛下遣使覲見中國皇帝紀實，主要摘自馬戛爾尼勛爵的文件》。這份報告顯然顧全了英國的面子，它隱藏了幾乎所有令英國人感到難堪的細節。儘管如此，它對中國社會的描寫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傳統的認識。
在出版商的追逐下，使團中其他人的記錄陸續出版。「獅子」號大副愛尼斯?安德遜、小斯當東的家庭教師赫脫南以及士兵霍姆斯的記錄很快成為歐洲人街頭巷議的中國新聞。10年以後，使團的另一位副使約翰?巴羅發表了自己的出使報告，他對中國展開了激烈的批評。這份報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致於《愛丁堡評論》專門撰文，歡呼這個「半野蠻的」帝國「聲譽掃地」。
和那些抱有不同動機的成年人不同，天真無邪的小斯當東忠實地記錄他所目睹的一切，包括父親和馬戛爾尼大使由於外交上的原因而刻意掩飾的事情。他的記錄也成為歐洲人了解中國的重要史料。
儘管馬戛爾尼訪華的失敗導致了中國形象的急劇惡化，但天真無邪的小斯當東卻對這個懷柔遠人的國家抱有善意，他津津樂道於乾隆皇帝對自己的接見，還與大學士松筠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800年，小斯當東決定重返中國。
一個中國通的誕生
1800 年，小斯當東被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聘為書記員，再次來到中國。1801年，老斯當東去世後，小斯當東承襲了父親的爵位。1814年，小斯當東當選為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的管理機構——特選委員會的成員。1815年，他又被選為特選委員會主席，全面負責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事宜。
十幾年的中國經驗，給小斯當東深入了解中國社會提供了絕佳的機會。1811年，小斯當東與「好朋友」松筠在廣州再度碰面。新任兩廣總督的松筠，為小斯當東深入了解中國官場打開了方便之門。
勤奮的小斯當東註定會成為最了解中國的英國人。在華期間，他十分注重搜集和整理有關中國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的資料信息。甚至不惜花費十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就在這本著作問世的時候，小斯當東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中國視角。1810年，他在《愛丁堡評論》上發表《大清律例評論》，直接批評馬戛爾尼對這個民族產生了更高的估計，而自己的父親卻猶豫不定，只有巴羅的觀點準確而公正。
回國後，他利用搜集的信息，著書立說，闡述了自己對中國政治、外交和歷史文化等各方面情況的認識理解。這些著作對西方人認識了解中國發揮了很大作用，有些甚至成為英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基礎。
1823 年，小斯當東與亨利?托馬斯?科爾布魯克共同發起創辦了皇家亞洲學會，致力於推動對亞洲各國的政治、歷史和文化的研究工作。小斯當東還積極推動英國的漢學研究。在他的努力下，英國倫敦大學大學院和帝國學院聘請教授，開設漢學課，專門教授漢學課。他由此被譽為「英國漢學之父」。
第二次出使
1816年，英國再次派出使節前往中國，他們肩負著與馬戛爾尼完全相同的使命。新任大使是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勛爵，為了避免重蹈馬戛爾尼無功而返的覆轍，他需要一位富有中國經驗的英國人作自己的副手。已經頗有聲望的小斯當東當然是不二人選。
馬戛爾尼訪華23年後，中英兩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中國，嘉慶皇帝繼承了父親乾隆的皇位，和一個日益衰落卻不自知的帝國。他上台伊始就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白蓮教起義。為了鎮壓這場起義，嘉慶耗費了兩億多兩白銀，相當於整個國家四到五年的財政收入。從此清王朝陷入財政虧空的困境，直到滅亡也沒能徹底擺脫出來。
兩手空空的嘉慶皇帝並不知道此時的英國剛剛贏得了反法戰爭的勝利，在整個西方世界已經所向無敵。而即將完成的產業革命更是把英國變成了世界工廠，渴望世界市場的英國人比23年前更加迫切想打開中國的市場。儘管有馬戛爾尼的前車之鑒，他們依然希望能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然而，這是一次比馬戛爾尼使團更加糟糕的經歷。7月28日，使團到達北直隸時展開了「叩頭還是不叩頭」的爭論。使團第三把手埃利斯認為叩頭只是無關大局的形式，而小斯當東則堅決反對叩頭。他在給阿美士德勛爵的報告中直言不諱：「哪怕會導致使命的失敗，也完全不應該同意叩頭。」阿美士德接受了他的意見。
1816年8月28日，阿美士德使團夜裡才抵達北京，而中國人卻催促他們連夜前往皇宮。在一場推推搡搡，連拉帶拽的禮儀之爭中，阿美士德明確表示拒絕向嘉慶皇帝叩頭。於是，憤怒的嘉慶皇帝立即下旨將英國使團趕出北京。
在小斯當東眼裡，這一次的屈辱遠遠勝過了上一次。當他們沿著舊路南下廣州的時候，陪同官員的敵意代替了乾隆時代的微笑，供給也惡劣得讓人難以容忍。而嘉慶皇帝寫給英國攝政王的信更讓英國人感到絕望：「嗣後毋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如稱問化也。俾爾永遵，故茲敕諭。」意思很明確，大清王朝不歡迎英國人。不僅如此，嘉慶皇帝還下令將小斯當東驅逐回國。
儘管事後中國政府出於歉意或者息事寧人的目的頒布了幾個有利於歐洲人經商的地方法規，卻無法平息小斯當東內心的憤怒。他意識到「屈服只能導致恥辱，而只要捍衛的立場是合理的，態度堅決卻可以取勝」。在他的內心世界裡，乾隆時代帶給他的那一點點的親切感已經隨著嘉慶皇帝粗暴的態度徹底消失了。
主戰
1818 年至1852 年間，小斯當東數次當選為英國下議院議員，是當時英國下議院中對中英關係較有影響的議員之一。就在小斯當東們因為中英之間的困境而一籌莫展的時候，另一股力量正在改變著中英兩國的關係。他們就是鴉片走私商。
起初，英國東印度公司走私鴉片僅僅是為了平衡過於畸形的中英貿易。但是，鴉片走私的暴利很快就超出了始作俑者的意料，參與走私的也不僅是英屬東印度公司。鴉片走私的猖獗徹底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平衡，中國由入超變為出超，大量白銀外流，引起了國內的銀荒。而吸食鴉片對中國人身體的殘害更讓中國人擔心它將摧毀帝國的武裝力量。於是，清政府中禁煙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最終道光皇帝決定委派林則徐赴廣州禁煙。
林則徐的虎門銷煙，立即引起了英國下議院的激烈討論。議員格萊斯頓反對為了一種罪惡的交易而挑起戰爭。中國通托馬斯?斯當東站了起來：「我們進行鴉片貿易，是否違反了國際法呢？沒有。當兩廣總督用他自己的船運送毒品時，沒有人會對外國人也做同樣的事感到驚訝。」
「 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麼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們要輸掉這場戰爭，我們就無權進行；但如果我們必須打贏它，我們就無權加以放棄。 」此時全場肅靜，所有人都在傾聽他的講話。幾分鐘後，他給出了最後的結論：「儘管令人遺憾，但我還是認為這場戰爭是正義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隨即，大廳里響起了長時間的掌聲。
三天後下議院投票，結果是：主戰派271票，反戰派262票，9票之差。托馬斯?斯當東最終促成了鴉片戰爭的爆發。這場戰爭的結果不言而喻，英國獲得了勝利。從此，東西方對峙的格局徹底終結，東方開始從屬於西方。
托馬斯?斯當東不會想到，他對中國的看法不僅引發了一場鴉片戰爭。更是通過這場戰爭完成了中國形象在歐洲的180度大轉彎。而受影響最深刻的還是中國。鴉片戰爭後，中國一而再，再而三的戰敗，使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漸漸喪失了信心。中國人也在一次次民族危機中一步一步接受了西方對中國的認識。於是，一場從器物到政治，由政治到文化的現代化運動（實則西化）前仆後繼持續了一百多年。時至今日，國力重新強大起來的中國依然未能恢復對傳統文化的自信。學習西方仍然是煎熬整個民族的心理共識。
清末五大臣的中國形象
出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及隨員在羅馬合影
載澤夫人身著洋裝與身著旗裝的外國人合影
一百年前，被西方列強打得一敗塗地的中國，曾經派出過一個空前規格的政府代表團，赴西方考察政治，誠心取經，一路受到西方各國高規格接待。這在晚清中國的國際形象普遍不好的情況下，成為為數不多的亮點。
1905年12月19日，上海吳淞口，清朝欽差大臣戴鴻慈和端方率領的政府出洋考察團，乘坐清軍的小火輪，直抵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巨型郵輪「西伯利亞」號前。代表團的隨員們已經在恭候了。他們登上了「西伯利亞」號，下午2時，郵輪拉響汽笛，緩緩啟航，駛向日本。
自從西曆12月7日在北京正陽門火車站上火車，到天津後換汽車到秦皇島，再換乘當時中國最好的軍艦「海圻」號到上海，一路上都被袁世凱等官員精心安排嚴密保護。
約一個月後，1906年1月14日，中國政府出洋考察團的另一路由載澤、尚其亨、李盛鐸率領，登上法國輪船公司的「克利刀連」號後，也駛往了日本。
史無前例的出洋團
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政府出訪團。在此前，清廷不是沒派出過官方考察團。第一次，如果可以算官派的話，很不倫不類。那是1866年，時任清政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要回國，清政府派了前山西襄陵縣知縣斌椿率其兒子和三個同文館學生一塊跟著去，算是開開眼界。
第二次，在1868年，應是朝廷正式派的代表團，但是團長卻是美國人，名蒲安臣，是剛卸任的美國駐華公使。當時中國與列強們簽的那些不平等條約要修約了，朝廷一是怕列強們「索要多端」，二是擔心中外禮儀不知怎麼擺平，靈機一動，竟然想到了派外國人去。這個使團訪問了11個國家，歷時2年8個月，走到俄國時，連團長都病故了，這樣使團中的中國人志剛才接任過來。再往後，1896年，有李鴻章訪歐美，事由是為賀俄國沙皇的加冕典禮，實際是想搞「聯俄拒日」，訪問完俄國，就順便歐洲美國遊歷一番；1901年7月，因德駐華公使被殺一事，清廷特派醇親王載灃去德國道歉。
然而，以專程前往西方的政府代表團級別之高、目的之明確，這次的五大臣出訪團都是史無前例的。
五大臣中的頭一名，是載澤。載澤的身份是皇室宗親，康熙的第六代重孫，出生第二年就被封為鎮國公。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出洋時尚未滿30歲。其餘四人，都在四五十歲，最大的戴鴻慈，已經52歲。
五大臣中的端方，是個參與過戊戌變法又在地方上厲行新政的大員，時任湖南巡撫。另兩位，李盛鐸時任駐比利時大使，尚其亨是山東布政使。
出動這樣一個空前高規格的政府代表團，要去幹什麼？1905年7月16日光緒發的諭旨說得很明確：「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光緒說：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為什麼變法總是沒什麼實效？恐怕是承辦人員「未能洞悉原委」。所以要派人分赴東西洋各國，「悉心體察」。
1905 年時的中國，義和團的庚子之亂剛剛過去數年。而在中國土地上剛剛結束的，是爭奪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立憲的日本勝出，專制的俄國落敗，這給當時中國朝野上下帶來的，又是一種立憲改革的刺激。社會上的報章雜誌吵得熱火朝天，連袁世凱、張之洞等國內重臣也加入進來，聯名電奏要求立憲。
這就是清廷最終下決心派要員「考求一切政治」的背景。這份光緒的諭旨，已將身段放得相當低，昔日天朝帝國睥睨番夷諸國的威儀已經被列強打得一敗塗地，這時候，清廷的想法是：只要是富強之法，管它合不合祖宗先例，都先去看，拿來再說。
端方會見美國使館官員及其夫人
李鴻章與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合影
美國委任長篇大論主張排華的政客出使天朝（中國清朝）
正在改變的聲望
1900 年10月，美國傳教士、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回到美國。當時，八國聯軍剛進駐北京不久。丁韙良在紐約港上岸的時候，還挎著一桿長槍。替他搬行李的男孩問他，是不是剛打獵回來，丁回答說，是的，從亞洲，大海的那一邊回來。「打的什麼獵物？」男孩問。「老虎，哦，應該是鬣狗。」
在英語中，鬣狗代表著兇殘、陰險、貪婪。這裡下意識流露出的，是西方人因義和團運動對中國人的惡劣印象，他們留辮子、打陽傘、動作呆板、抽鴉片、撒謊偷竊。
1901年，在倫敦街頭就出現過關於義和團在北京圍攻外國使館的木偶活報劇，而西方記者對義和團的報道和一批當時在北京外交官的「日記」出版，更讓西方民眾對中國人的野蠻愚昧印象深刻。
然而，清朝將派大員出洋考察政治這件事，讓外國人對中國人又有了正面看法。英國《新達泰晤士報》、《摩寧普司報》、《紐加司絡報》等紛紛發表文章評述，德國的著名漢學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報》上寫道：「他們此次出洋是為了學習日本、美國和重要的歐洲國家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特別是有著極大的可能，將西方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結合中國的情況移植到中國去。」
而《泰晤士報》上的文章更加熱情：「人民正奔走呼號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會到來的……今天的北京已經不是僅幾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麼久的科舉制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麼激烈的變革。」
原本五大臣是定在1905年9月24日從北京正陽門火車站出發的，當時的五大臣中，還有新任軍機大臣徐世昌和商部左丞紹英。不料革命黨人吳樾的一顆人肉炸彈，不但致吳本人當場身亡，當時的五大臣中也有三個被炸傷。爆炸之後，端方很著急，生怕朝廷就此改了主意。
實際上，朝廷已經不可能改主意。而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也一直在催促朝廷加快立憲的步伐。10月，俄國沙皇頒布《十月宣言》，著手政治改革，召開國家杜馬（議會），也就是說，西方列強中最後一個專制政權也宣告結束了。光緒和慈禧得知這消息，立刻召見載澤，催促他們要抓緊——慈禧們也生怕在此關鍵時刻落得最後孤家寡人的地步。
因為徐世昌已被任命為巡警部尚書，紹英傷重，朝廷換上了李盛鐸和尚其亨，12月7日，五大臣出洋考察團二次從正陽門登上火車出發。華夷間的彼此打量
五大臣臨出發前，清廷在慶王府宴請各國使臣，讓五大臣也一起赴宴。戴鴻慈在日記中記載說，這次宴會「酒饌並用中西」，席間還以軍樂伴奏，一派風氣相當開化的景象。僅僅往前40餘年，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那時中國與西方列強間還在為西方外交使節能不能駐北京打得不可開交，直到中國人嘗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苦果，也認可了老外的使節們駐北京的權利。又過了若干年，到了1870年代，中國人才開始感到，光有人家使節駐自己國家，自己不往外派人，彼知己而己不知彼，這怎麼行？這才開始派遣駐外使節。
上面說到斌椿隨英國人赫德在1866年赴英國，那時他已經63歲，但是當清廷總理衙門準備派人赴歐遊歷時，大小官員「總苦眩暈，無敢應者」，只有斌椿「慨然願往」。當時周圍人也有很多人勸阻斌椿，說這趟差從古沒有過，誰知道是福是禍？斌椿當時還慷慨賦詩一首，說「天公欲試書生膽，萬里長波作坑坎」。
1876 年，郭嵩燾出任中國第一任駐英國公使時，北京有人用「集句」形式做了一副嘲罵他的對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罵他去外國「事鬼」。後來郭嵩燾回國後屢不得志，鬱鬱而終，在那時，「好官不出國」的觀念還根深蒂固。
即使進入到了19世紀，出洋對於中國人仍是件苦差。別的不說，路途遙遠，時間漫長。戴鴻慈在《出使九國日記》中的總結，「以八月之內，歷十五國之地，行十二萬里之程」。從中國到日本，坐船要兩天，從日本到美國夏威夷，坐船要10天，從夏威夷再到美國本土，坐船又是8天。雖然王公大臣們都有人侍候，但到了海上，該暈船一樣暈船，本來想在船上開會研究考察方法，會都開不成。
還好，到了第5 天，雖然風浪還大，但是人漸漸適應了，當天正是西曆1906年元旦。各國乘客都到甲板上慶賀，當天晚上，中國人吃到了船上廚師製作的「新年大餅」，「外為白糖，以大麥、菩提脯實之」，估計是一種烘製蛋糕。船長特意請中國人參與船上乘客們的遊戲比賽，戴鴻慈們欣然同意，還捐了50美元的小獎金。
到了美國，中國考察團所到之處，美國民眾無不傾城相告，空巷來觀。中國代表團被人圍觀，在美國在歐洲都是同樣。在瑞典，考察團經過的路上，市民們歡迎，唱歌，送花，揮帽致禮，在德國，當考察團遊覽德累斯頓的愛博河時，無數遊人都停下來揮手致意。實際上，再往前40年，斌椿帶的出使團那次去歐洲時，歐洲人圍觀更是瘋狂，一次在德國，中國人為躲避觀眾，進入一家店鋪，圍觀的人也跟著湧入，中國人再想出店已是寸步難行。後來店鋪的人打開後門讓中國人走，洋人們又涌到後門圍追堵截，於是使團中有人拿出雨傘四面揮打，又逃回店主住的樓上。最後是警察不得不出面維持秩序。
在早期，中國國內有派來欽差大臣時，駐外中國使館的全體人員得到碼頭或是車站行問安禮，他們要在站台設置香案，跪在那裡口唱「奴才某某率全體館員恭請皇太后及皇上聖安」。試想，在這種人流密集的交通樞紐，這是怎樣的東洋景，每每引來眾人圍觀如堵。後來，漸漸新潮的大臣們也不願這樣當著洋人面這樣表演了，禮儀改在使館內舉行。
這次，五大臣到了英國，戴鴻慈和端方去見英國外交部負責東方事務的副部長。對方問道，最近頗有消息說中國人的仇外情緒嚴重？戴、端二人答道：那是報紙上的不實之詞。我們兩國的大臣們真心實意地倡導友好，這種謠言自然會不攻自破了。
就這樣，當東西方終於開始有了交流以後，彼此間從陌生、敵視，到漸漸熟稔、接受，慢慢開始了彼此的接近、理解、調整和靠攏。
甘當小學生
根據載澤的《考察政治日記》和戴鴻慈的《出使九國日記》，我們可以繪製出一張五大臣出洋的路線圖。
載澤團的路線是：中國上海—日本—美國（舊金山）—美國（紐約）—英國—法國—回英國—比利時—回法國—經蘇伊士運河、吉布地、科倫坡、新加坡、西貢、中國香港—中國上海。
戴鴻慈、端方團的路線是：中國上海—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丹麥—瑞典—挪威—回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俄國—荷蘭—瑞士—義大利—經埃及賽得港、亞丁、錫蘭（斯里蘭卡）、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上海。
這 15個國家中，丹麥、挪威、瑞典、荷蘭、瑞士五國都是在考察團出發後，聽說了此事，臨時邀請考察團來訪的。中國考察團所到國家，一律都是最高規格接待。在日本，天皇接見，在美國，見到了總統羅斯福，在英國，去白金漢宮見英國國王，在法國，總統設宴招待……所到15國，全部是國家元首接見。
對於各國的接待，載澤有一個總結：「日廷款接尚殷，法商歡迎殊盛，英為少簡，比（利時）為最優。」
日本人確實接待得最為認真。除了天皇接見，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維新的元老伊藤博文還前來拜會了中國考察團，他們之前有過一場長談。在載澤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了這場談話，在這裡，中國人像是小學生，伊藤博文如同誨人不倦的老師。
載澤問：我國考察各國政治，銳意圖強，應該以什麼為綱領呢？
伊藤博文答：貴國欲變法自強，必以立憲為先務。
載澤問：我國立憲，應該師法哪一國家為最好？
伊藤博文答：各國憲政有兩種，有君主立憲國，有民主立憲國。貴國數千年來為君主之國，主權在君而不在民，實與日本相同，似宜參用日本政體。
載澤還問：君主立憲與專制有何區別？
伊藤博文答：最主要的區別就是立憲國的法律必須經過議會議決，呈君主裁定，然後公布。不像專制國的法律，君主一個人說了算。法律公布之後，全國人民都得遵行，沒有一個人不受到法律的約束。
他們還談到人民的言論自由、立憲國君主與政府的權力等。這場談話，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語作答，由中國考察團中的隨員柏銳口譯。
在此前34年，也就是1871年，日本右大臣岩倉具視率日本的政府使節團赴歐洲十二國考察政治制度，時任工部大輔的伊藤博文年僅30歲，是副使之一。當年他們的考察極其認真辛苦：每到一地，白天奔波在鐵臭煤氣之間，天快亮才回，來不及換衣服，下一個宴會的時間已經到了。當時日本人是恭恭敬敬地當小學生，如饑似渴地吸收西方文明，三十年風水輪轉，現在輪到他們當老師了。
同樣地，到了英國，英國人也是誨人不倦。在中國考察團到達之前，中國駐英大臣汪大燮向國內報告說，英國人擔心這次中國考察團會走馬觀花，考察是為掩人耳目，並無真意。為消除他們的擔心，汪大燮專門聘請英國名家埃喜來（被載澤稱為「政法學教員」）為考察團講解英國憲法。他講三權分立與君主許可權、上議院與下議院、政府組織、選舉制度、地方自治、稅收與財政預算等等，頭天講解，隔天實地參觀，從國會到內務部、地方自治部、財政部、教育部、農業部等一個一個地看。載澤在他的日記中以煌煌1萬5千餘字的篇幅對這些內容做了詳細記錄，今天讀來，可說是中國人對西方政治制度最早也最忠實的介紹之一。
回國後，戴鴻慈曾有過這樣一番議論：美國是民主之國，但美國的民主選舉，也伴隨著弊端。而說到自由，大家都說自由就是不受壓製為所欲為，而我看來，歐美的人民，也要相待以信，相接以禮，守法律，顧公德，每時每刻都是有約束的。這才是自由的真相——應該說，戴鴻慈對西方政治制度的觀察，已經相當深入了。
此次，西方人給中國人一直是紅地毯待遇。載澤回國後的一番話道出真諦：造成如此狀況，一在國勢太弱，二在政體特殊，「故謂專制，謂為半開化而不以同等之國相待」。也就是說，西方人作為強者，在弱者、尤其是「半開化」的國家面前，更容易寬宏慷慨。載澤感受到的仍是一種「輕侮」。他更加急迫地希望中國實行憲政：惟有「改行憲政，則鄙我者，轉而敬我，將變其侵略之政策，為平和之邦交」。
匆忙收官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西曆1906年7月17日，戴鴻慈、端方這一路考察團抵達香港。此前的7月12日，載澤那一路人馬已經回到上海。離家鄉只有咫尺之遙了，戴鴻慈的家人都到香港的碼頭迎接。戴這才知道，自己的第六子已經夭折半年了。
眼下對於載澤、戴鴻慈等出洋五大臣來說，最要緊的事是說服朝廷，儘快實行立憲變法。回到北京以後，他們接連上折，又親見慈禧和光緒，面陳變革之必要。
1906年9月1日，也就是五大臣出洋歸來一個多月之後，清廷正式宣布預備立憲。但是，比起30多年前考察西方後立意變法的日本人，中國人命運多舛。革命風暴已經山雨欲來，沒有從容改革的時間了。
1908 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緒和慈禧相繼駕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清朝被推翻，共和國成立。再往後，是沒完沒了的戰爭與動亂，中國的國門，時而開啟，時而關閉。五大臣出洋的事情，當時國人追趕世界潮流的急迫之情和對國家前途的種種設想，都被埋進歷史廢墟之中。
一直到了1996年，一位叫夏白鴿的中國留學生，在德國進行一項研究時，驚訝地看到了一批當年清末五大臣出洋時留下的記錄，德國人為那次考察留下的相片就有數冊，至少還有德國好幾個部委的8份詳盡報告。閱讀這些材料，夏白鴿看不出一點對中國人的敵意。然而，多年以來這段歷史被塵封在檔案堆里，當再被翻出時，連德國人自己都非常驚訝。夏白鴿記得他看過德國的一本著名的世界編年史，在1906年卷中，只收了一張中國的照片，根本沒提中國政府考察團的來訪之事。
或許，那才是當時的中國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真實地位，這個老大「中央帝國」實際早被放到世界邊緣了。
《時代》如何塑造中國
護士團的女孩子們在接受培訓
蔣介石夫婦訪問印度，表示支持印度獨立運動
在美國，沒人懷疑盧斯是少數真正關心中國的人之一，而他的心中美國始終是最好的，在至少有30年的生命里，他都試圖把中國變成美國，這也許是其一生中最不該的想法。
20 世紀初的二十幾年裡，對於絕大多數美國人而言，中國「還只是抽象的概念，只是一個地域廣大，貧窮落後，無關緊要的陌生國度罷了」。即便還有些廣聞博識的美國人，在他們掌握的由來已久的中國信息中，也多是些漫畫式的怪誕想像，如「男人留著辮子」，「馬甲穿在衣服外面」，「局促不安時撓腳不撓頭」等等；再者就是卑劣危險的形象，從之前流行的「黃禍」恐慌到尚在執行的《排華法案》，都說明了當時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是何等惡劣。
然而，即便是這種情況下，也不乏對中國充滿好感的另類。在耶魯大學的校園裡，就有一位念念不忘中國的美國學生，他在一首詩中寫到：
「啊！給我一乘山東軒子，讓我來嘗試一下騾夫的生活。
啊！給我一副擔子，走向那綿延起伏的山路，去追尋當年的開拓者。
告別了，上海江邊停泊的輪船，還有那古老的篷帆。
當風雹驟緊十月之後，我們將重新見面。……」
年輕人對中國的偏愛在此表露無遺，以至於詩中竟有些鄉愁的味道。而十幾年後，他更是憑藉著一個強大的出版帝國，把這種好感散播到了整個美國。這個美國學生，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時代》創始人——亨利?盧斯。
盧斯的中國
20 世紀30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此時，在遙遠的太平洋彼岸，上至國會議員，下到美國公眾對於這場戰爭依舊奉行著「孤立主義」的態度。赫斯特報系的一條新聞標題很典型地代表了美國公眾輿論當時的情緒：「我們表示同情，但這不是我們所關注的事情。」美國學者邁克爾?沙勒則說：「國會對這場大戰的根源進行的調查研究，一系列具有約束力的中立法案，高喊反戰的公民所掀起的運動等等，都顯示出美國人多麼不願主動地捲入世界事務。」（《美國十字軍在中國》）
然而對於這種氛圍，亨利?盧斯卻大為不滿。盧溝橋事變後，美國政府對日本的態度依舊停留在口頭譴責的層面上，甚至，「暗地裡」仍然「履行合同」，繼續向日本提供援助和貸款，為此，盧斯曾不斷公開批評美國政府，甚至在《時代》上撰寫社論，認為美國應當在國際事務中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停止對日本的資金援助，轉而將援助「贈送」給中國人。
不僅如此，當時因戰亂有大量中國學生申請赴美學習，盧斯還積極為留學生購買寓所，並成立美中協會，作為中國政府在美事務的代理機構，盧斯親自兼任董事。此後，盧斯還為救濟中國聯合會的組建，積極出資出力，為支持這一組織倡議的對華捐款，他曾親筆寫信給全美《時代》周刊的訂戶，募集資金24萬美元，成為援華個人捐款的最早典型。
這也不難理解，因為中國是美國之外盧斯最愛的國家，當然，盧斯之所以對中國如此友好，與他的身世密切相關。亨利?盧斯的父親路思義，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當年，路思義從耶魯大學畢業時，放棄了回鄉做律師的打算，轉而決定將一生獻給傳教事業。1897年，與老一代在華傳教士一樣，路思義胸懷著福音傳遍全球和拯救億兆東方人靈魂的雄偉目標，來到山東登州。次年春天，他的第一個兒子盧斯，便誕生在了這塊異國他鄉的土地上，此後，路思義長期地在中國生活、傳教、辦學。這種生活也深深影響著漸漸長大的兒子，據說，盧斯五歲的時候，便可以向鄰居的小夥伴即興地發表自己的佈道。
14 歲時，盧斯才返回美國，儘管此後，他並沒有繼承父親傳教佈道的衣缽，但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盧斯卻成功地把宗教傳統和中國納入了他後來的出版事業中，在對世道人心的宗教關懷及對中國的喜好等方面，他與父親則是那麼的相似。正如他來後的部下、《時代》雜誌駐莫斯科記者約翰?赫西所說：「盧斯註定不會成為他父親那樣的靈魂拯救者,但他成為了他父親那樣的籌款能手，而且目標都是中國。」童年的中國經歷對於盧斯的影響實在太大，與他相熟的一位朋友曾說：「 只要跟盧斯長久相處，就無法不感到他對中國親人一般的關心。」
因此，在美國的「孤立主義」的氛圍依然濃重的時候，亨利?盧斯就率先以時代公司旗下的各大媒體為陣地，開始了對中國戰爭局勢的連篇累牘地報道。
中美相似
然而，最初的時候，儘管盧斯有著影響非凡的輿論工具，某些援華的慈善機構也加倍努力地工作運轉，但並不足以打造出一個讓全美國公眾感受強烈的理想的中國印象。盧斯意識到，要吸引美國人注意中國，必須向美國人出售一個全新的正面的中國概念。
另一方面，抗日戰爭爆發後，盧斯為中國不斷地搖旗吶喊的同時，他也敏銳地感覺到儘管國民政府展開了全方位的外交活動，以求得美國等主要國家的援助，並爭取這些國家對日本施加壓力，甚至實施制裁，然而最初效果並不明顯。對此，盧斯認為，由於長期以來積弱的國力，中國在世界舞台上一直出於從屬與被支配的地位，因此，中國在美國人民中的形象並不十分樂觀，而「形象」因素在美國對華政策中又起著微妙的作用。
這樣，如何在美國公眾輿論中創造出一個嶄新的中國形象，就成了能否爭取到美國援華抗日的關鍵。盧斯認為，這一形象若要引起美國人的注意，必須要從中國那裡尋找到美國人熟悉的理想和價值。於是，他開始精心設計出一種所謂「中美相似」的觀念。
比如，中國與美國在地理、歷史上的簡單類比，是盧斯的雜誌在較長時期內比較熱衷的一種表達方式。例如：1938年6月13日的《時代》雜誌中就曾有文章這樣介紹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本人在攻克了中國的波士頓（北京）、紐約（上海）、和華盛頓（南京）後，正在向中國的芝加哥（武漢）進發。」與此相仿，廣東又常常被比照為潮濕、悶熱的新奧爾良，外蒙古則被認為相當於美國在阿拉斯加的領土。又如，1941年4月的《財富》雜誌中說：「當你看到國民黨，你會想到民主黨，當你看到重慶的工廠企業，你會想到匹茲堡。」這樣牽強的聯繫雖不免有些滑稽，但盧斯最終卻使得即使是農夫或家庭主婦也能設身處地地關心中國。
與此同時，中國國民政府的種種舉措也與盧斯的輿論攻勢「不謀而合」。深曉對美宣傳利害的蔣介石，多番對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和國民政府外交部作出指示，並密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積極聯絡在華美國記者，以擴大對美宣傳，抵制日本對英、美輿論的收買。
另外，自30年代以來，蔣介石不僅與當時美國最大的媒體帝國老闆——盧斯保持著良好的「私誼」，而且，為了顯示出對美國的親媚，蔣的國民黨政府也處處表現著強烈的美國色彩。在中國採訪多年的《時代》記者白修德說：「在亞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沒有哪一個政府像重慶的國民黨政府那樣徹底地被『美化分子 』所滲透。……就整體而言，並不能說這個政府中的男男女女們是被美國人所招募的，更確切地說他們是一群美國理念和方式的追隨者。」這個政府中，上至總統夫人，下到各部的官員隨處可見美國名校的畢業生，白修德打趣說：「我本人的哈佛學歷在中國比在波士頓還更吃香。我後來組織了一個中國的哈佛俱樂部，其中有一大批蔣介石重慶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華盛頓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這麼多哈佛畢業生。」
而在美國，經過盧斯對中國堅持不懈地正面報道，一個抵禦外侮、蒙受苦難而堅強不屈的「時代中國」形象，也漸漸浮出水面。
「時代中國」
在當日的新聞報道中，中國儼然是反法西斯戰爭中「崛起的英雄」，到處是士氣高漲、英勇抗敵的官兵及守衛故土、抵禦外辱的勇敢的人民，盧斯說：「整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像中國人民這樣，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擁抱著和平、寬容和正義的理想。」
不僅如此，他們還有一個英明的領袖，「一個肩負著復興中國大任的基督教國王——蔣介石」。作為一國的首腦，蔣介石自然被看做中國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日期間，時代公司的主要媒體對蔣介石形象的塑造，也都符合了美國人的各種價值期望。
蔣介石的發跡史被報道成一個很適合美國公眾口味兒的「灰姑娘」的故事。在《時代》記者的筆下，蔣介石是一位出身於普通農民家庭的統治者，他與孫中山結識後，便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隨孫中山，為中國實現民主進行著不懈的努力。在過去的20多年中，他面對壓力從不屈服，一直和「一群企圖分裂中國的將軍、元帥、同僚及自由的冒險者」進行著鬥爭，最終「使他成為一個一流的鬥士，並使他手下的人都對他心悅誠服」，這樣的個人奮鬥史顯然更能引起美國公眾的興趣。
蔣介石「虔誠的基督徒」身份，也是被盧斯大書特書的內容。比如，《生活》雜誌對蔣介石1931年受洗禮的情況作了詳細介紹，並分析認為，「像蔣介石這樣有著堅強意志的人是不會輕易皈依一個信條的」，蔣介石接受一個宗教也不是為了出名，那麼他完全是被基督教思想所感化的。
1936 年《時代》對西安事變的報道，則展現了蔣介石聖徒一般的感人行跡：文中說到抽大煙的邪惡之徒張學良與匪首楊虎城綁架了為這個民族帶來民主與基督精神的國家領袖，而即便是在被囚禁的艱苦日子裡，蔣介石仍然每日誦讀《聖經》激勵自己，「他感覺自己就像耶穌在曠野中的那四十個日夜，將按照上帝的旨意領導中國走出苦難」。在時代公司的報道中，蔣每日的生活細節也都充滿著濃厚的宗教氣息。例如，蔣會在每天早上的5點30分準時起床讀聖經，他平日總是努力想把民主思想同基督教道德結合在一起，來作引導他的軍隊。另外，蔣在一些傳教士的幫助下發動的「新生活運動」也是頗能感染美國公眾的重大事件，美國人甚至將其視作一場體現著新教精神的基督教化運動。
1957年，蔣介石和妻子
盧斯的影響
當中國正值抗日期間，也是盧斯的事業獲得空前成功的時候，其影響力和財富也達到了巔峰。「《時代》已有15年的歷史，仍然沒有任何的競爭對手，是唯一全國性的新聞來源。」盧斯控制的《生活》雜誌雖然剛創刊不久，但「已經在美國新聞史上造成空前的成功」，它因其大量的圖片和注重對人們日常生活的描述而成為美國當時「最令人興奮」的雜誌。
正如人們所評論的那樣：「說他們是輿論的喉舌也很確切」，「既影響了人們思考寫什麼，也能影響人們怎樣思考」，盧斯所創造的中國神話很快就傳遍了整個美國，「廣泛地贏得了美國公眾的同情與敬慕」。
據 1937年底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最關心的事件排行中，中日戰爭僅次於俄亥俄州百年不遇的水災，位於第二位。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同情也從1937年的43%上升到1938年的74%。1942年，一位《生活》畫報的讀者在看過雜誌上反映重慶遭日軍轟炸的照片後，難以抑制心中的情緒，來信說：「我非常讚賞你們所採取的對中日雙方同時進行報道的政策，因為這幫助美國大眾了解真相，並進而支持我國政府採取停止向日本出口戰爭原材料的政策。」
當然，盧斯的影響遠不止僅僅是在普通民眾之中，曾短暫訪問華盛頓的丘吉爾在感受到當時美國上下的氛圍後，曾說：「我已經發現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甚至在上層人物的心目中，具有異乎尋常的重大意義。我意識到有一種評價標準，把中國幾乎當作一個可以同英帝國不相上下的戰鬥力量，把中國軍隊看作是一種可以同俄國軍隊相提並論的因素。」丘吉爾對羅斯福表示，美國輿論對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所作出的貢獻估價太高了。總統卻「大不以為然」，他滿懷信心地說，中國有五億人民，如果這樣眾多的人口像日本在前一世紀里那樣蓬勃發展起來，並且取得現代化武器，那時會怎樣呢？
盧斯的努力讓美國徹底把「孤立主義」拋在了腦後，公眾輿論的高漲，使得美國政府在採取對華援助的時候也有了充分的「公意」支持。在此情況下，美國先是對日本石油禁運，進而在珍珠港事變之後，宣布對日作戰。同時，在不斷的新聞輿論壓力下，也逐漸加大對華物質和軍事援助。在美國工商界，盧斯的宣傳也收到了積極的效果，隨著商界巨頭小洛克菲勒、摩根財團的摩根、國際通用機器公司總裁沃森等一個個成為親蔣分子，美國商人隨之而來的對華投資和貿易也迅速擴大，中美在 40年代的經濟聯繫不斷加深。美國世紀
然而與此同時，盧斯在塑造中國形象的時候摻入了太多理想主義的成分，比如越到後來，他一廂情願地欲以美國方式改造中國的想法就暴露地越明顯。盧斯生活的時代正是美國實力迅速上升，向海外擴張願望急劇增強的時期，國勢的強盛使得盧斯在美國制度和文化優越性上堅信不疑，因而面對一個貧窮、落後而又戰亂頻仍的中國時，盧斯深信一個強有力的基督教戰士領導中國走美國式的道路是中國由弱變強的不二法門。因此他對皈依基督教的蔣介石青睞有加，更寄望蔣的國民黨政府能按照美國模式來改造中國。
美國總統柯立芝曾說：「美國人是理想主義者，美國是由理想主義組成的民族」，盧斯晚年回憶時說，童年期間，他由山東回國探親，親自感受到美國的富裕之後，就開始「形成了關於美國的太浪漫、太理想的觀點」。長大之後，他理想化的美國觀則更加狂熱，在大學畢業的演說詞中，盧斯就要求美國擔負起世界領袖和國際警察的責任。而1941年，他所發表的《美國世紀》一文更是將其觀念公諸於世。他說：「（美國應當）全心全意地擔負我們作為世界上最強大和最有生命力國家的責任，……為了我們認為合適的目標，通過我們認為合適的方法，對世界施加我們的全面影響。」
他說，如今美國已成為世界的知識、科學和藝術之都，除此之外，美國「還繼承了西方文明有史以來所有偉大的原則」，如主持正義、熱愛真理、樂善好施等；而這個時代，美國應當「將這些理想傳遍全球，投身於使人類擺脫貧困」的「近乎天使的神聖工作」。
正因此，盧斯認為美國人不應該「獨善其身」，而要以基督教救世濟人的精神去援助其他國家發展；正因此，盧斯認為美國政治、道德和經濟的強大力量會幫助正在尋求救亡圖存道路的中國以一臂之力，而他也堅信總有一天中國會按照美國的模式發展。也正是這種理想主義作祟，盧斯對中國的報道漸漸脫離了它實際的土地，當年《新民晚報》曾這樣評論：「盧斯既沒有與普通百姓交往，亦與大眾日常生活無關，如果他憑藉他的觀察討論中國問題，則僅僅有助於為中美關係增加一些誤解。」
失去中國
1942 到1943年間，宋美齡訪美，美國對中國的好感在此達到了高潮。宋美齡在國會的講演，贏得了空前的掌聲，講演又通過廣播與雜誌報紙傳遍全國，贏得了美國大眾的歡迎。她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等地的講演，每場聽眾都多達數萬人。《生活》曾這樣描述當日的情形：「他們從未聽過如此精彩的講話 」，參議院們被她地道的英語和寧靜持重的神情驚呆了，「夫人個人和思想的潛在魅力早已註定了她此行的巨大成功」。受到宋美齡訪美空前效應的影響，1943 年12月，在羅斯福總統的支持下，困擾中美關係60年的《排華法案》也被廢除。
然而，就在宋美齡在美國享受空前榮耀的同時，《時代》駐中國的記者白修德卻發回了觸目驚心的關於河南災荒的報道。此後，關於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政治專制、軍事無能的消息經在華軍政人士的報告和新聞記者的報道後，日益引起了美國國內的目光。
漸漸看清真相的《時代》駐華記者白修德，堅持新聞真實性的報道原則，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全然批判的口吻，這樣他與盧斯之間的分歧也越來越大。儘管二人有過很好的合作及很深的私人感情，儘管盧斯曾對白修德所提供的真實情況備感欣喜，但白修德的想法與盧斯所遵循的美國政策越來越遠。因為，在盧斯看來，只有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才能建設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才能發揚基督教的精神，這樣才符合「美國世紀」的理想。
盧斯繼續「保護」著蔣介石，而白修德曾想方設法避開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將真實的報道發回美國，但這些報道又免不了被盧斯派人修改，許多報道被改得面目全非，最後出來的也是「一個充斥謊言、完全虛假的報道」。1945年日本投降時，《時代》周刊準備以蔣介石作為封面人物予以大力宣傳，白修德致電盧斯說：「如果《時代》明確地、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我們就沒有對千百萬美國讀者盡到責任。」
到1944年11月，白修德稿子已經在《時代》周刊發不出來，但盧斯所塑造「時代中國」形象卻依然發揮著作用，這反映在對華政策上則表現為，抗戰勝利後美國終於採取了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傑斯普森在《美國的中國形象：1931-1949》一書中指出：盧斯等人通過媒體誤導虛構的中國形象，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對華政策的失誤以及最後「丟失中國」 的結局。也許，它的影響還要深遠。新中國成立後，盧斯依舊扶蔣反共的宣傳，在共產主義的威脅增強的情況下，公眾的緊張情緒上升，因而又使得國內一大批有才華的亞洲問題專家及外交官受到迫害、打擊，亞洲問題無人敢問津。正如斯萬伯格所說：「如果沒有盧斯，沒有盧斯新聞帝國，就沒有院外援華集團，沒有麥卡錫議員，沒有『失掉中國』造成的全國性歇斯底里，也沒有越演越烈的必須停止亞洲共產主義在美國泛濫的恐懼……」
晚年時，盧斯曾問手下的一位編輯「多大了？」對方回答：「29歲。」「我多想回到你的那個年紀啊」，盧斯感慨萬端：「我是在中國一個叫做登州的小城長大的，現在，那個地方已經被共產黨接管了，我殷切希望有一天回到那個地方，看到它變成自由之鄉。」
在美國，沒人懷疑盧斯是少數真正關心中國的人之一，而他的心中美國始終是最好的，在至少有30年的生命里，他都試圖把中國變成美國，這也許是其一生中最不該的想法。
安東尼奧尼和伊文思眼中的中國
安東尼奧尼在看電影膠片
安東尼奧尼在拍攝《中國》現場
1965年，馬克·呂布鏡頭下的北京
1973年，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在美國上映，被評為1973年在美上映的「十佳紀錄片」之一；1976年，伊文思的《愚公移山》上映，卻遭到西方世界的抵制。其實把他們兩人的影片放在一起來看，就能得到一個當時中國的大致影像。
1938年4月，荷蘭人尤里斯?伊文思在台兒庄附近的一片小樹林用電影膠片記錄了中日兩軍的激烈交鋒。這個離台兒庄戰役最近的外國紀錄片導演後來回憶說，「我拍了戰爭，拍了一個在戰爭中瓦解，又在戰火中形成的國家……」
伊文思受美國當代歷史電影公司的委派，來中國用電影膠片記錄戰火中的中國。他在飛機上研究中國，讀的就是斯諾的那本《紅星照耀中國》。
和很多對中國充滿熱情的外國人一樣，1938年的伊文思，對紅色延安心嚮往之。那一年，他在台兒庄見到了李宗仁。在漢口採訪了周恩來，並拍攝了八路軍召開重要軍事會議的鏡頭。他最終沒有走進延安，只是將手裡的那台埃摩攝影機送給了左翼影人吳印咸，希望後者能夠記錄下革命延安的生活鏡頭。
是年秋，吳帶著這台攝像機來到了延安，成立了「延安電影團」——後來的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前身。
這一年的10月1日，吳印咸用伊文思留下的埃摩攝影機開始拍攝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處於革命激情的風口浪尖，延安的紀錄片在「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響亮口號中產生，這種理想主義大於現實主義的表達方式，成為新中國紀錄片特有的鏡頭語言。
伊文思在中國的那些真實鏡頭，被收入他的抗日紀錄片《四萬萬人民》。隨後在美國和法國上映，引起轟動，讓西方世界看到了一個在「在戰火中形成的中國」。
33年之後，1971年，伊文思第三次來到中國，此時他已經是聞名世界的紀錄片之父。
這一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封閉已久的中國正在向世界發出開放的信號。中國不斷發出邀請，希望國外的導演來這裡看一看。這其中包括，伊文思，義大利紀錄片大師安東尼奧尼，以及《紐約時報》的副總編西默?托平。
周恩來接見了伊文思，希望他拍一部介紹中國現狀的紀錄片，名字就叫《愚公移山》。
伊文思當時考慮要拍一部「中國人真實需要的自我訴說。」但他被首先帶到大寨參觀。在後來的回憶錄中他這樣描述，「這裡的一切太井然有序，太完美無缺，太呆板生硬，讓人感到很不舒服。」後來他在新疆喀什拍攝紀錄片的時候，同樣記述，「這裡被安排得井井有條……」
安東尼奧尼同樣面臨著這樣的苦惱。在林縣的紅旗渠、在上海的工廠、在南京長江大橋，中國人希望通過他的鏡頭向世界傳達一個美好的中國。而安東尼奧尼卻希望走入表象的背後，拍真實的中國人，他不放過任何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細節。
後來，伊文思的《愚公移山》沒有通過中國官方的審查，一拖再拖。安東尼奧尼拍攝的紀錄片《中國》，在中國更是遭到了查禁。
《人民日報》當時這樣評價這部作品：以「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醜化了中國，「在影片中，聞名中外的紅旗渠一掠而過，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縣河山重新安排後的興旺景象」；「也看不到一部新車床，一台拖拉機，一所像樣的學校，一處熱氣騰騰的建設工地，一個農業豐收的場景。」
「為了醜化中國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攝坐茶樓、上飯館、拉板車、逛大街的人們的各種表情，連小腳女人走路也不放過，甚至於窮極無聊地把擤鼻涕、上廁所也攝入鏡頭」。
「 它不去反映天安門廣場莊嚴壯麗的全貌，把我國人民無限熱愛的天安門城樓也拍得毫無氣勢，而卻用了大量的膠片去拍攝廣場上的人群，鏡頭時遠時近，忽前忽後，一會兒是攢動的人頭，一會兒是紛亂的腿腳，故意把天安門廣場拍得像個亂糟糟的集市，這不是存心污辱我們偉大的祖國嗎！」
當國外的紀錄片導演面對中國經濟的大幹快上保持著冷靜敘述的時候。在國內，以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為主的一批記錄者，卻對這一切給予了理想主義的足夠熱情。
那一年，中央新影拍攝的紀錄片《用窮棒子精神辦小工業》在全國上映。影片前面加演的《新聞簡報》，介紹了吉林省遼源市毛澤東思想醫療宣傳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治癒聾啞患者的事迹。
《紐約時報》副總編輯西默?托平，後來在回憶錄中記述這條來自《新聞簡報》的消息時說，「我們目睹的是一個在聾啞治療方面連西方都無法比擬的重大進步呢，還是一種原本屬於意識形態方面的熱情表現呢，我不敢斷言。」
而那個時候，中國的紀錄片中始終熱情不減。
伊文思的理想與現實
對於中國問題的個人鏡頭詮釋，最早發軔於1938年伊文思的《四萬萬人民》。這部片子從伊文思個人的角度，讓西方世界認識了一個在「在戰火中形成的中國」。
而到了1971年，伊文思和安東尼奧尼被中國政府邀請來華拍紀錄片。按照他們的設想，或許這一次會成為另一個獨立視角認識中國的延續。然而，事實證明他們幼稚了。
1973年，安東尼奧尼的《中國》率先在美國上映，被評為1973年在美上映的「十佳紀錄片」之一，總統尼克松據說兩次調看此片。不過後來的結果超出了安東尼奧尼的控制範圍，在中國，這部紀錄片被定性為「反華、反共、反革命的作品，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陰謀」。
而伊文思的《愚公移山》1976年在國外上映之後，卻遭到了西方世界的抵制。有人懷疑這部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影片的真實性，甚至認為伊文思幫助中國人欺騙了西方。
這種情況使伊文思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甚至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在歐洲找不到工作。
根據伊文思後來回憶錄的記載，「1975年初，他們帶著剪輯完成的7集影片來到北京。在北京的審查對這組影片提出了多達61條的修改意見。比如，不應把頌揚毛澤東的樂曲《東方紅》與下雨的畫面接在一起；要把公園裡推兒童車的小腳女人的鏡頭剪掉，或者用解說詞說明這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有兩個提破箱子的人吵架，讓人覺得他們像是做小買賣的，建議剪掉；表現黃浦江的清晨的鏡頭髮灰，會讓人聯想到污染……如果看完所有影片，修改意見恐怕要多達上百條。」伊文思辯解說：「如果影片中的解說詞有歷史陳述方面的錯誤，或是統計方面的錯誤，我們可以糾正。」後來他帶著這部影片無聲地走了，再後來，他在歐洲上映這部影片之後遭遇了「說假話」的困境。
另一位被邀請者安東尼奧尼則遭遇了比此更激烈的抨擊。 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報》稱影片導演「把中國人民描繪成愚昧無知，與世隔絕，愁眉苦臉，無精打采，不講衛生，愛吃好喝，渾渾噩噩的人群」。當時甚至有這麼一首兒歌，在結尾處唱到，「氣死安東尼奧尼，五洲四海紅旗飄。」
這兩部片子事實上在1970年代，都真實地反映了那個年代的中國生態，但是它們卻在不同的視角解構了中西方對立的官方意識形態。用安東尼奧自己話說，他拍的「其實並不是關於中國這個國家的電影，而是關於中國人的電影。」而伊文思正好相反，他在1938年拍的是「在戰火中形成的國家」，在1971年拍的是在「激情中復興的國家」。或許把他們的影片放在一起來看，我們就能得出一個當時中國的大致影像。
然而，當時的人都沒有這麼去做。安東尼奧逝世於2007年7月30日，他再也沒有來過中國。
後來，伊文思也再沒有拍攝過現實主義體裁的紀錄片。1988年，在他去世前一年，他來中國完成了《風的故事》。這部片子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紀錄片，他用自我反射式方法把「玄學」、夢境引入紀錄片，內容抽象晦澀，頗具超現實意味。在影片中，他是導演又是演員，在鏡頭中那雙迎風流淚的眼睛再真實不過。
推薦閱讀：
※實拍：凍死90多人的歐洲大暴雪 太猛了(組圖) - 嚕嚕網 LuLuWeb
※【萬那杜Tanna島】狂野與唯美並存（組圖）
※鐵觀音的泡飲方法【組圖】
※令人哭笑不得的照片（組圖）
※「蜂」狂的養蜂人(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