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起義給中國帶來了什麼? .
07-13
(主題) 農民起義給中國帶來了什麼? (主持人)冰雨 (嘉賓)全體網友自從陳勝、吳廣揭竿而起開中國農民起義的濫觴之後,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可謂前仆後繼、不絕如縷。小規模的就不用說了,大規模的就有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唐末的黃巢起義,元末的紅巾軍起義,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起義,清朝中後葉的白蓮教起義和清末的太平天國起義。一部浩浩蕩蕩的二十五史,可以說與農民起義結下了不解之緣,中國歷史上幾乎每一個王朝的滅亡,都伴隨著一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因此,要真正解讀中國的歷史,離開了對農民起義的解讀絕對是殘缺的。 但是要真正解讀農民起義,卻是一件相當棘手的事情。由於農民起義本身所具有的濃郁的政治色彩,對它的解讀就必然會受到現實政治的影響,甚至可能會被打上深深的政治烙印。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農民起義一直被冠以「匪亂」、「流寇」的惡名,即使那些依憑農民起義發跡的王朝,總要改寫自己曾經的發跡史,進而為以後鎮壓可能出現的新的農民起義正名。到了現代中國,由於受馬克思史學觀的影響,對農民起義的評價可以說是發生了一個三百六十度的大轉彎,一改過去詆毀農民起義的態度,轉而以歌頌的態度評價農民起義,以致於20世紀50、60年代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的「唐滅於黃巢起義」的觀點也受到激烈的批判。真可謂是滄海桑田,世事難料! 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編纂學中,流行著若干形式主義理念。其中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對中國歷史中農民起義的盲目歌頌與肯定。根據這種形式主義的歷史理念,秦以前的中國歷史(夏、商、周)被簡括地描寫為一部奴隸與奴隸主鬥爭的歷史。而秦以後至清末的中國歷史,則被描述成農民階級對地主階級鬥爭的歷史。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主要矛盾,被簡化為地主階級與農民的二元矛盾。而中國歷史進步的決定性動力,則被認為是「農民反抗地主的階級鬥爭」,即農民起義。農民起義因此而被認為是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決定性動力。由此而形成了如下一種描述古代歷史進程的周期性公式:皇朝建立/封建地主對農民殘酷剝削/農民起義/推翻舊皇朝/繼之又是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農民起義/改朝換代……周而復始,不斷循環,直到1840年以後的近代。這是一種機械的歷史理念。流行了多年,至今仍在歷史編篡學中具有影響。即使用今天的歷史眼光來看,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那一次次農民起義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作為今人,決不能因為它有發生的歷史必然性,就認為它就必然具有歷史的進步性,同樣也不能以其目的的合理性(其實目的也不見得完全合理)來掩飾其手段的殘忍性和結果的破壞性。因為這種推論不但不符合邏輯,而且很可能對現實的歷史處境產生誤導作用。 那麼歷史上真實的農民起義究竟如何呢?究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什麼?這同樣決非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而這個話題是今人無法避免的.也希望廣大的網友說出自己的觀點!!回答:(主題) 農民起義給中國帶來了什麼? 一、農民起義具有典型的古代農業社會的時代特徵 農民起義是社會動蕩因素之一,大多起因和來源於大自然的災害,以及政權系統的偏頗運做等原因。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有它的特點。農民起義就是農民起義,不是劉項破秦,不是安史之亂,更不是朱明奪元。雖然有可能涉及政權問鼎的問題。但是農民起義的出發點,大都是迫於出於自然或者統治系統的災難,致使以農業生產為生的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破產,導致失去生路,以至於通過暴動獲得食物和應有的正義。 對小規模農民暴動,有搶到糧食罷手的,事後被制裁主謀或者被赦免,有被政府軍鎮壓的。有變成專業搶劫生活集團當強盜的,日後被清剿或者被招安的。有遇到上級主管的過問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的,比如成功賑災和懲治惡官; 對大規模農民暴動,有因災荒面積過大,導致超過了區域政府系統行政力量的政府破產的那類大面積農民暴動預演欲烈的。有朝廷的最高政府力量尚能維持政府不倒台,而擊敗起義的。也有日後變成多股政治力量推翻現朝廷政權,而角逐天下的。 所謂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共和制之前的中國古代社會,不管是王侯領主之爭,還是下層農民暴動,最終都導致建立政權的問題。而所謂政治智慧的層次問題導致的結果,就擺在了歷史記錄中了。 沒有得到綜合政治素養擁有者領導發起、或者中途升級的任何政權之爭,最終都是綜合政治素養較高的得勝,比如秦末劉項,或者是綜合政治素養太差的被迫退出,比如夏桀、商紂、明末朝廷。 二、農業社會也符合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互相制約規律 農民起義固然是一種歷史現象,但不應忽視的是,到了清朝結束之後就再沒有這種模式的形式出現了。 為什麼?這就是和古代農業社會的農業經濟基礎形態有著必然的的聯繫。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現代科學社會觀。 農業是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而王權政治是農業社會的上層建築。社會生活源自土地和農業生產的良性發展,也毀於土地和農業生產惡性進程。整個國家或者國家集團的王朝系統的上層建築體系也必然受到和經濟基礎體系同樣影響的波及。 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面都有不同形式的生存競爭關係存在,一般情況下是法制之下的和平競爭,或者執行法制、或者法制缺失的小暴力競爭。極端的情況下才出現大規模的暴力競爭。正所謂,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就是這個道理。不管是技術的、能力的、智慧的、交易的、政治的還是戰爭的競爭,都屬於社會競爭。 一個社會的歷史階段,往往是在決定經濟基礎的生產技術能力有了上台階程度的發展之際,代表經濟基礎的社會力量就有能量來要求上層建築適應這種發展,就有激發社會動蕩的可能。這是大的歷史時代變化的一個要素。 但是,非處於這種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力量受制於大自然的氣象、疾病、作物病蟲害等問題達到了失控的狀態時;遇到政治系統昏庸並存的情況下,農民起義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農民起義是古代社會系統非正常狀態下的一種社會動蕩。如果上升到取代現有政權的程度,那就是涉及政權的政治鬥爭了。 因此,古代的農民起義都伴隨著初始階段的災民暴動性質,隨著上升到某種組織形式後,其本質仍然和暴動性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中國歷史的很多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最後都演化上升成政權建立以及爭奪最高領導權的激烈戰爭。但是,這僅僅是屬於中國古代社會政權之爭的戰爭來源之一。象王侯競爭王朝總領導權的戰爭就不屬於農民起義,或者儘管有個別的有這個來源,但已經是脫胎於農民起義,而達到了的更高階段。正如本文前面講過的相關部分所述。 所謂政權之爭,推翻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不管是不是來源於農民起義。在替換了新政權之後的最初,一般都得不到表現。而在替換新政權的過程中,社會資源的經濟、文化、人口受到了重大破壞的情況是普遍的。 所謂的新的上層建築如果是新瓶裝舊酒的換湯不換藥的政權,即便在破壞了舊有政權之後也沒法促進經濟基礎的發展。比如元朝的建立破壞了中國的農業經濟,即便有商業經濟元素,對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來說反而是一種破壞。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些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勢力,沒有給社會帶來進步,反而帶來災難之後就消失了。比如唐朝的黃巢、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或者帶來一定社會進步但同時伴隨著腐朽的下坡路,比如太平天國。 三、所有極端的政治鬥爭給社會文明帶來的肯定是破壞無疑! 既然,中國古代社會的農民起義的最高階段與各種形式的政治鬥爭的極端形式一樣,都帶給社會以大動蕩,那就必然的給社會文明發展造成破壞。 相對於少數上層領導層伴隨的財富而言,整個社會都遭受到這種破壞的嚴重的負面影響。 因此,中國古代農民起義和所有極端的政治鬥爭一樣,給社會文明帶來的肯定是破壞無疑! 問題是,如何認識到這種破壞。 在中國歷史上,以為了破壞而破壞為宗旨的暴力政治集團,除了外敵之外還沒有聽說過。但是這種行為的比比皆是。 所以,破壞是權利鬥爭、政治動蕩的一種副作用。儘管損失很大,以至於極大,也是屬於與政治暴力因素鬥爭緊緊伴隨的副產物。 即便是封建社會同一個政權治理下的一些黨爭、皇權爭奪、文字獄、新皇登基的政策改變,如果程度很激烈,都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性。 這種政治暴力因素模式規律的看不見的手,在重新進行工業化初期的新中國,仍然在起作用。 四、政治暴力因素規律的徹底終結 到了中國真正實現了社會工業化、擺脫了農業經濟的束縛以後,經濟規模擴大到國際。在參與了國際競爭以後,中國社會的公識就不可能允許出現這種不考慮社會成本的、徹底顛覆性的大破壞形式了。 因為國際競爭不允許經濟形式的倒退,也不允許無視經濟發展的絲毫的社會破壞行為。因為那樣做的話,很明顯就是使得中國淪落於國際競爭的劣勢狀態,使明確的和潛在的敵國得到最大利益。等同於內奸無疑。例如,文革政治大動亂導致了抗美援朝以來最嚴重的外敵的核彈與入侵威脅,國家政策被迫使全國不計成本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就是一個鐵的事實的證明。 到了中國社會發展到工業化後期以及信息化社會初期的後工業社會階段,隨著經濟基礎的蓬勃發展人均收入的增長,如何保持社會良性、均衡發展,如何繼續深化市場經濟的改革,如何徹底終結雙軌制。就是一個新的社會要求了。這就要求政策決策不斷朝科學化、民主化方向發展,用制度建設來抵制昏庸、腐敗現象的增長。 這個進程是有經過諸多國家經濟發展經驗的社會科學的量化指標制約的,屬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互相制約定律的一個量化細分規律。關於這一點,已經是眾所周知的科學常識了,這裡就不在進一步談及了。
農民起義給中國究竟帶來了什麼? 與其說農民起義「是推動中國歷史車輪前進的主要動力,沉重打擊了專制統治,部分調整了生產關係,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不如說農民起義與專制統治是維持「中國獨特性」的互補的兩翼,是同一文化源頭結出的孿生兄弟,它們互為補充,相互促進,同葆中國文化數千年一系,繼繼繩繩。 農民起義帶給中國的,無非是以下功用: 一是消滅人口,減輕了這片土地上的人口壓力,為新一輪人口增長提供空間。 中國的大型農民起義短則一、二年,長則延續到一、二十年。少則波及數省,多則席捲全國。一處揭竿,全國蜂起。秦末、漢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農民起義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起義軍人數都在百萬直至數百萬以上。每一次起義,都是官兵義軍雙方軍隊所過之處,殘破殆盡,赤地千里,血流成河。大的農民起義之後,全國人口往往下降一半。 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農民大起義,重要戰區的戶口數大都減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馮翊(陝西大荔縣)、西河、上郡(陝西延安縣)、北地(甘肅環縣)、朔方、定襄五郡的戶口數則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和其後的軍閥混戰,使泱泱中國只剩下五百萬人,比今天的上海市還要少一半以上。 隋末農民大起義和改朝換代混戰持續了十八年,十八年間,全國三分之二的人民死於非命,全國人口從四千六百萬銳減到一千六百萬。在混戰激烈的地區如中原、關中一帶,人民倖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太平天國起義只波及長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區,但使中國減少了整整一億人口。 由於繁殖力強,人口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發展中的致命問題。每個王朝建立不久,人口就會迅速增長,並於王朝中晚期達到在當時生產條件下土地承載力的極限。消滅人口,是農民起義的首要功能,而歷代大型農民起義也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從而使漢民族這個繁殖力最強的民族不至因人口壓力而毀滅。 每次大規模反抗之後,巨大的犧牲多少換來了一些發展自己物質和精神力量的有利條件,但由於他們在乎時根本沒有西歐農民那種「地方性的團結和抵抗的手段」,付出重大犧牲換來的成果,一般總是在三幾十年之內即喪失殆盡,生活又回到原來的起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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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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