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伏娃:我想要的是生活的一切
「別人告訴我,這是等待薩特的女人之一」
「我1941年頭一次見到她時,」波伏娃的朋友、作家多米尼克·德桑蒂回憶自己初見波伏娃時的印象:「別人告訴我,這是等待薩特的女人之一。」
薩特一生艷遇不斷,波伏娃只能是其中之一。但是,波伏娃深知薩特對自己的價值——這個年輕的薩特,「就跟年輕的柏遼茲或年輕的歌德一樣」。波伏娃比誰都明白,自己不應是「等待薩特的女人之一」,而應該是「終身等待」 薩特的唯一女人。
波伏娃在《回憶少女時代》中,曾提到:「命中注定能成為我丈夫的人,不能是有別於我的一類人,他既不能比我差,也不超出我許多,他保證我很好的生活,但不剝奪我的自主權。」婚姻是每個女子尋求的歸宿。但是,薩特對她說,不要結婚,我們簽個兩年為期的協議吧。
波伏娃果然同意。這份著名的協議,就像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以及波伏娃的女性聖經《第二性》被人所提及。協議約法三章:雲遊四海,多配偶制,一切透明。簡單說,就是靈魂緊緊相依,身體可以自由,關係要透明。這份契約當時為期兩年,遵守則合,違約則離。雙方不得隱瞞任何私情,雙方分開後,保持通信聯繫,一日一信,如實講述。
雙方都遵守了這份契約,並將協議的保質期擴展為,一輩子。波伏娃終身沒有婚姻,也不生育。談到這個選擇,波伏娃說:對我而言,那是理所當然的。並不是我對養育小孩這件事本身感到厭惡。當我還很年輕,並憧憬著與表兄傑克締結一個布爾喬亞式的家庭時,我也許想要有小孩。但我與薩特的關係主要是建立在知性而非婚姻或家庭的基礎上,因此我從無生小孩的慾望。我並沒有特別的慾望去複製一個薩特。
從波伏娃與薩特相識的1929年起,一直到薩特1980年辭世,一起共度了51個春秋。1939年二戰爆發,薩特上了前線。在炮火的間隙里,薩特忠於協議,每天都給他「親愛的迷人的海狸」寫情書,愛的氣息瀰漫著這一對終身伴侶。
波伏娃則追隨著薩特耀眼的光芒。她曾經毫不隱諱這一點,並稱這種追隨經過了她自身的思考。因而,當薩特啟發波伏娃:「如果你是男的,你的成長經歷就跟現在完全不一樣,你應該進一步分析這個問題。」這句話成為奠定她一生成就的《第二性》寫作的一個動機。
1949年,《第二性》出版。這本書被譽為「有史以來討論婦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滿智慧的一本書」,甚至被尊為西方婦女的聖經。波伏娃可以說一生都在強調女性在父權制的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女人應當「跟父親一樣擔負起夫妻間的物質和倫理責任」,應當有「自由的成年生活」,而不僅僅是承擔母親的功能,最根本的是:「人不是生來就是女人,而是後天造成的」。這些理論在當時可謂駭世驚俗,波伏娃也當之無愧地列入現代婦女運動最早的權威理論家。
20世紀下半期法國女性主義研究專家西爾維·沙波隆認為,在法國有整整一代女性知識分子追隨波伏娃,她們的研究和著述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波伏娃的思想,並由此構築起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而我們今天正在受惠於這個體系。這個「後天造就的女人」,實現了自己的願望——一個自由的女人。如果說薩特是為了他的存在主義哲學而活著,那麼波伏娃則是以特立獨行的理論與實踐,為了「自由」而活著。正如她執拗地認為:我想要的是生活的一切。
「我試圖在這種關係中得到滿足,但我白費了力氣」
儘管有契約,但是,薩特的身邊從來不缺情人。他與他的無數情人之間公開而放肆的調情與熱戀,根據契約,波伏娃應該全部知曉。由此,她的內心是矛盾的。她一方面要篤信薩特對自己所說的,「我們之間的愛,是一種真正的愛」;另一方面,她必須承受他所說的,「如果我們能同時體驗一下其他意外的風流韻事,那也是件樂事。」——直至老年,波伏娃在回憶錄中也承認:「我試圖在這種關係中得到滿足,但我白費了力氣,我在其中從未感到過自在。」她的朋友們也否定了她在自傳《盛年》中稱自己對薩特的紛至沓來的情事,「沒有絲毫嫉妒的感覺」,在他們看來,這話才是真正的嫉妒了。
在薩特與波伏娃各自眾多的「偶然之愛」中,俄裔少女奧爾加顯得很特別,因為她是薩特與波伏瓦共同的情人。奧爾加十七歲那年,通過波伏娃認識了薩特。薩特被奧爾加的執拗與靈性所吸引,開始瘋狂的追求。奧爾加走進他們的生活,讓這段「三重奏」備受折磨。
薩特在「戰爭日記」中回憶道:「我對奧爾加的感情,就像一盞煤氣燈的火光,把我日常生活的渾渾噩噩一燒而空。我異常消瘦而激情萬分,不再尋求任何安慰。」他也憶及,「從1935年3月到1937年3月這兩年間,我因對奧爾加的感情和瘋狂而陷入了人生的最低點。」
波伏娃在回憶這段情感時說:「在這種三人的聚首中,我總感到受了雙重的損害,他們之間總有一種旖旎的氣氛,我則舍己投效,玉成其好,但我一想到這種三重奏長年累月持續下去,我就不寒而慄。」
這是段混亂的情感。奧爾加後來嫁給了薩特的學生博斯特,而波伏娃一開始就暗戀上博斯特,薩特又與奧爾加的妹妹塔尼婭開始一段情愛。波伏娃的自傳性小說《女賓》,演繹的是兩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的性愛生活。她的小說從來都很真實。書的扉頁寫著:獻給奧爾加。這個女子在她心中有一定份量。
波伏娃的情事還在繼續。1938年7月,波伏娃在阿爾卑斯山腳下遠足時,她寫給薩特:「發生了一些我出發時完全沒有料到的快事——我和小博斯特已經同床共枕整整三天……我們一起度過田園牧歌式的白天和激情似火的夜晚。」
這年波伏娃30歲,被稱為薩特最聰明的學生博斯特,比她小8歲,長著褐色頭髮和綠色眼睛,迷戀黑格爾和拳擊。根據契約規定,波伏娃如實彙報了與博斯特的情愛細節。而薩特信守契約,接到信時很平靜,只是問波伏娃怎麼擠得出時間去看博斯特。
在2004年發表的波伏娃和博斯特《來往書信集》(1937至1940)中,可以看到波伏娃排山倒海的愛情。他們幾乎每天都在寫,訴說更多的是彼此的思念。「對你的思念把我的心都撕碎了」、「我想你都快想瘋了」、「我終於可以給你寫信了——我剛把薩特送到火車站」……而薩特也被告知,海狸和博斯特情投意合,得到情愛和性愛的雙重滿足,但這不影響她對薩特的情愛,也不影響博斯特對薩特的友情。
薩特收到信後,說自己很感動。他儘管一生有許多的狂蜂亂蝶,但是,他的性功能的單薄,也為眾人所知。因而,他寫信感謝博斯特使波伏娃得到雙重快樂,尤其是,她獲得了自己無法給予她的那種極大的性滿足。
波伏娃與博斯特的書信持續了不到三年,如同大多數的「偶然的愛情」,有執迷,有輕狂,無疾而終。
「我非常愛M,但我現在是和你在一起」
契約婚姻最大的危機,來自1945年薩特的美國情事。這年1月,薩特以記者身份隨團去美國,遇上了美國美女記者多洛萊斯(波伏娃在書中稱她為M),薩特瘋狂地追求她,並獲得了美人的芳心。這是與薩特相愛多年,第一次讓波伏娃感到焦慮以及擔憂的薩特的「偶然之愛」。「他們互有好感,相當的好感。」波伏娃感到了威脅。波伏娃問薩特:「坦率地說,你是愛M多點還是愛我?」薩特回答:「我非常愛M,但我現在是和你在一起。」
儘管如此,這年12月,回到巴黎的薩特依然無法遏制對美國情人的思念,再度飛往美國,並在那裡租了公寓,用以與多洛萊斯約會。
在《時勢的力量》中,波伏娃稱自己對薩特的這場有別於他的其他風流韻事的「偶然之愛」,絕望,迷惘。「我必須弄清楚自己的命運」。她把自己關在旅館房間,37歲的她沒有婚姻,無子無女,孤身一人,寫作成為她唯一的事業。孤獨與痛苦,使她繼續大量的創作,同時也使她經過陣痛,脫蛹而出。這一年,隨著《他人之血》、《吃閑飯的嘴》兩部作品的問世,以及評論雜誌《現代》的創辦,波伏娃作為一個獨立的作家,她在人類社會學、文學等許多領域贏得赫然讚譽。
1947年1月27日,波伏娃到美國作巡迴講座,終於見到了被薩特瘋狂愛戀的多洛萊斯。這個金髮美女,果然美麗魅惑,是無與倫比的尤物。其時,多洛萊斯正準備飛到巴黎見薩特。波伏娃的心一下子沉入深深的谷底。
2月,落寞的波伏娃去芝加哥,意外地邂逅高大的美國作家艾爾格倫。在離開芝加哥去加州的火車上,她讀他的小說,並且開始他們一生中304封信件中的第一封。
富有戲劇性的愛情開始。波伏娃與薩特都在進行跨國之戀。艾爾格倫與多洛萊斯,都以愛情的名義,走進20世紀兩顆耀眼的明星。
5月,久別薩特的波伏娃結束了美國的講座,準備回巴黎。但是薩特告訴她,最好能夠推遲回去,多洛萊斯喜歡巴黎,她想再呆上一陣。極度孤獨與莫名的感傷之下的波伏娃最終撥通了艾爾格倫的電話。熱情的芝加哥情人,與她一起,在美國西海岸共度了生命中的一段浪漫時光。這個不擅於想像,總是以自傳性質寫小說的女人,在她的長篇小說《名士風流》中,將自己對艾爾格倫深深的繾倦記錄其中:
突然,他不再那麼笨拙,也不再那麼正經。他的慾望把我全然改變成了另一個人。我早就失去了慾望,失去了肉體,如今我又擁有了乳房、肚子、性器官,重又擁有了肉體。我猶如麵包一樣富有營養,宛如土地一樣芬芳四溢。這一切都是多麼神奇,我竟沒想到去計算我的時光,去衡量我的歡樂。我僅知道當我們昏昏入睡時,耳邊已經響起了黎明時微微的啁啾聲……
肉慾與愛情,讓這對跨國情人瘋狂而激情。但是波伏娃無法放下薩特。這一生,她聽命於薩特的召喚。當她告別艾爾格倫,離開芝加哥,回到了巴黎,發現薩特的情人多洛萊斯並未離開,正與薩特住在一起,情意綿綿,巨大的失落與哀傷,包圍了波伏娃。波伏娃只好住到了巴黎鄉下的一家旅館裡,與薩特約會。
我們想像此刻波伏娃的心情。波伏娃是個極其理性與冷靜的女子。她不會輕易地被擊毀,這也是她與薩特綿亘一生的契約之所以延續的重要原因。儘管這個夏天,她將鄉間盛開的風鈴草花寄給艾爾格倫,表示自己無法抑制的思念,而事實上,她比誰都清楚,薩特就是自己一生的伴侶,她無法脫離他獨立存在,而他也會回到她身邊。
只是,芝加哥情人艾爾格倫無法接受這份「無法在一起」的情愛。這年9月,當波伏娃再次從巴黎飛到芝加哥,狂熱的愛戀中,艾爾格倫送她訂婚戒指,希望她留下,結婚,定居芝加哥。沒過幾天,波伏娃突然丟下了艾爾格倫提前返回法國——因為大洋彼岸的薩特在召喚,他希望波伏娃回來幫自己修改他的一本哲學書稿。波伏娃對驚愕的艾爾格倫說:「不管是你,還是我的生活,或者我自己的作品,什麼都不在薩特作品之上。」——這是一切的根本。只是,她回到巴黎,在那兒遇到的是薩特已和他的輪流情人度假去了。
「我不能用一生去等待只能陪伴我幾個月的女人。」艾爾格倫決定與她分手。他也極其反感波伏娃所說的「偶然的愛情」。「在我們這裡,妓女們才會如此。」他在另一封信中則寫道:「手臂再溫暖,當它遠在大洋彼岸的時候,它就不再是溫暖的了。」
波伏娃則徒勞地向他保證,對方是自己「唯一的愛情」,她在情書中甚至稱他為「我親愛的丈夫」,說自己是他「永遠的妻子」。她很純情地告訴他:「我會乖乖的,聽話,我會洗碗,拖地,我會自己去買雞蛋和甜酒,如果沒有你的允許,我不會碰你的頭髮、面頰和肩膀……我永遠不會做你不准我做的事情。」如此熾烈的表白,薩特也不曾聽過。
然而,不管愛情如何擊中她,波伏娃總有更高的理性堅守了這份契約。寫作,尤其是在薩特身邊寫作,以「自由愛侶」的理想姿勢,這是波伏娃一生不可動搖的選擇。自從1929年以來,薩特與波伏娃的名字就緊緊相連。薩特《存在與虛無》的出版,在當時引起極大轟動,薩特對波伏娃在思想、文學領域所起的作用更是至為重要。從本質上說,波伏娃在薩特的私人生活和文學活動等方面密不可分。——相比婚姻,他們兩人更看重的是,自由,以及寫作所代表的生存價值,這才是這份「必然之愛「的唯一答案。
1951年秋天,波伏娃再次到美國看望艾爾格倫。艾爾格倫正和前妻復婚。波伏娃心灰意冷,回到巴黎。
在《名士風流》中,波伏娃提到分手的原因:
「如果我留下來,您會繼續愛我嗎?」——「再問也是枉然,因為問題正是我沒有留下來。」
「一個40歲的人仍有許多歲月要度過」
1952年,波伏瓦四十四歲,結束了跨國之戀,這個女人疲憊,孤獨。6月的一天,她意外地接到比她小17歲的朗茲曼的電話:「我想請你看電影。」經歷了幾場廢墟般的愛情,波伏娃掛上電話,居然眼淚奪眶而出。
如她的《第二性》所說,「一個40歲的人仍有許多歲月要度過。」朗茲曼是《現代》雜誌的記者,波伏娃覺得他很像「年輕時候的薩特」。波伏娃此時已經聲名大振,並站到了20世紀思想界的閃亮位置。但是,朗茲曼說:「我從未覺得自己是與一名偶像在一起生活。她有趣,快活,是真正的女人,完全的女人。」
朗茲曼是波伏娃唯一共同生活過的男子。哪怕薩特,他與波伏娃也只是在巴黎的旅店裡租了樓上樓下的房間,定期地住在一起,很快又分開。波伏娃一定深深喜歡這個年輕的男子,他們住在巴黎畢榭西路的小公寓,後來又搬入波伏娃用榮獲龔古爾獎的小說《名士風流》版稅買的維克多舒樂赫大道的新居,那裡有綠地與花園,他們一起生活。
6年後,波伏娃50歲,朗茲曼和她分手。波伏娃平靜地接受這一切。他們曾一起在歐洲旅行,一同寫作。她也曾站在巴黎機場,深情等待他訪問莫斯科回來。年齡與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事。到時候了。
此後,他每周來看望她兩次,直至波伏娃離世。
對於波伏娃來說,與奧爾加、博斯特的愛,成就了她一生的處女作《女賓》。至於與美國作家艾爾格倫的愛,在她的《名士風流》以及回憶錄《盛年》中到處可見。然而,對於艾爾格倫來說,這些美好的過往與私情,竟然被「厚顏無恥」地公開發表(甚至包括艾爾格倫寫給波伏娃的信件段落),他無法忍受。事實上,當他72歲時在一個記者面前回憶此事,依然怒不可遏。——她無視他的感受,直至生命的終老,他都很難原諒她。
1981年,艾爾格倫孤身一人,在芝加哥心臟病複發去世。他的身邊卻有個開著的鐵盒,裡面竟是那兩朵乾枯的來自法蘭西大陸的風鈴草花和一大堆信件。那個遙遠的法蘭西的夏季。無法知道他對這個女人的情感。
薩特生命的最後10年中,身體很差。1971年薩特第一次中風,1973年舊病複發。從那時起,波伏娃減少了自己的寫作,每天照顧他的生活。
關於波伏娃與薩特的關係,薩特在晚年的表述是:「大部分情形下,我和波伏娃之間的關係是最重要的,而且也一直都是如此。我和其他女人之間的關係,則是屬於次要的層次。」「和波伏娃在一起是生命的全部。」
正如波伏娃的養女希爾維所說:「不是因為波伏娃選擇了薩特而使她變成西蒙·波伏娃,而是因為她是西蒙·波伏娃,她才選擇了薩特。」
波伏娃一生執迷於愛,她是一個對精神與慾望的放縱交織有著極致追求的女性。波伏娃的偉大,從她的情感軌跡而言,在於她聽命於最初的選擇,此後終其一生,特立獨行,實踐和追隨了自己的理想。在肉慾與情愛的多重選擇中,波伏娃與薩特身邊都有許多美麗的誘惑,但是,最終,他們都視對方為不可替代的唯一,並成就了彼此的輝煌。這是20世紀不同凡響的一對「終身伴侶」,也是追求自我與自由精神的意味深長的一對伴侶。
1986年4月14日,波伏娃去世後,和薩特合葬在巴黎蒙帕納斯公墓。她的手指,戴著一枚戒指,來自艾爾格倫。或許,她真的愛過他。
她在回憶錄中寫道:
回顧我的過去,還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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