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企孫：煉獄歲月中的哲人襟懷

　　１９７７年１月１３日，近代中國科學事業的主要奠基者、一代宗師葉企孫先生溘然長逝，走得那樣凄涼孤苦。當葉企孫在病床上向他摯愛的這個世界投去最後一瞥時，他的頭上，還戴著一頂「莫須有」的罪名：國民黨中統特務嫌疑犯。

　　葉企孫先生生命的最後十年，是煉獄般的苦難歲月。１９６７年６月，葉企孫作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紅衛兵揪斗、關押、停發工資，並送往「黑幫勞改隊」。已經古稀之年的葉企孫遭遇如此厄運，曾一度精神失常。隨後，在１９６８年４月，中央軍委辦公廳又正式將其逮捕、關押，連續八次對其進行審訊，並被迫多次書寫「筆供」，受盡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摺磨，人格尊嚴蕩然無存。翌年１１月，羈押入獄已逾一年半的葉先生被釋放，但回到北大之後，仍受到長期的隔離審查。他在海外的朋友和學生趙元任、任之恭、林家翹、戴振鐸、楊振寧等人回國時想去探望他，均遭有關方面拒絕。１９７５年，隔離審查解除，遂有１９７６年春節陳岱孫、吳有訓、王竹溪、錢偉長等老友和學生的登門造訪，相見恍如隔世。而此時，北大有關當局對他的審查結論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葉先生晚景如此悲苦，固然是特殊的時代環境使然。不過他在晚年之被打入另冊，直接原因則是受他心愛的學生熊大縝冤案的牽連。而要了解熊大縝冤案的來龍去脈，需要簡單追溯葉、熊二位的身世經歷。

　　１８９８年７月１６日，葉企孫出生於上海的一個書香世家，自幼聰穎過人，時任上海教育學會會長的父親對他深寄厚望，親自教以啟蒙識字，並攻讀中國傳統文化經典。青少年時代的葉企孫「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為必以西方科學來謀求利國利民，方能治國平天下」。在清華求學期間，葉企孫經常在日記中流露出「要想洗刷民族恥辱，要祖國強盛，必先加強自身的學識和修養，努力於學習科學文化知識」這樣高尚的志趣和抱負。當時的清華雖為留美預科，但很注重對學生進行「全面人格」教育，奉行卓有遠見的「三通」教育思想（中西會通、古今融通、文理會通），頗有「東西文化，薈萃一堂」（清華校歌）的磅礴氣勢。在這種得天獨厚的精神氛圍中，葉企孫的過人稟賦得到了極大的滋養和發展，他的非凡才華和高遠志向也漸初露端倪。

　　１９１８年，年甫二十的葉企孫從清華學校畢業，是年夏天負笈美利堅。抵美後，葉企孫即入芝加哥大學物理系研習實驗物理學。當時的芝大物理系，人才濟濟，儼然實驗物理學的重鎮。擔任系主任的是當時美國唯一獲諾貝爾獎的邁克爾遜，而後來相繼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密立根和康普頓也正於此時在該系擔任教授。在芝大學習兩年後，葉企孫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師從物理學界的另一位翹楚――布里奇曼教授。在開始博士論文工作之前，他選擇了一項極具挑戰性的科研課題：測定普朗克常數ｈ值，因為近代物理學的幾乎所有內容都與這個基本作用量子發生關係，所以精確測定普朗克常數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學價值。他於１９２１年３月開始實驗測定，數月後即得到實驗測定結果，並發表於當年的美國科學院院報和美國光學學會會報上，很快被國際科學界認為是當時最精確的ｈ值。是年，他僅２３歲。兩年之後，他在布里奇曼指導下完成高壓磁學的博士論文，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１９２４年返國後，葉企孫先任教於東南大學，翌年北上，任教於母校清華大學，不久，受梅貽琦先生之託，組建清華物理系和理學院。

　　葉企孫之創建清華物理系和理學院，是從奠定近代中國的科學大廈這一宏偉視野出發的。他千方百計延攬大師、網羅名士。他當年為物理系和理學院延聘的教師熊慶來、張子高、薩本棟、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吳有訓……；物理系學生王淦昌、趙九章、王竹溪、張宗燧、錢偉長、錢三強、王大珩、林家翹、戴振鐸、朱光亞、周光召、李政道、楊振寧……；還有理學院其他系學生許寶祿、段學復、陳省身、華羅庚、袁翰青、汪德熙、翁文波、楊遵儀等，都已經成為各個領域的翹楚，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棟樑。正是在葉企孫春風化雨、寬厚博愛的偉大人格感召下，清華理學院一時風雲際會、俊彥來集，正是在這樣一個英才輩出的時代，一位名叫熊大縝的英俊少年，滿懷青春的希冀和夢想，來到了他嚮往已久的清華園。他哪裡能知道，他後來的經歷會那麼深重地影響另一個人的晚年命運，而這個人正是他慈父般的恩師葉企孫先生。

　　熊大縝於１９３２年秋入清華物理系，開始在課堂上聆聽葉先生教誨，師生關係漸好，因為同是來自浦江之畔、同操滬語鄉音，故而相互之間又增添了幾分親密。自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６年，熊每年暑假都伴隨葉先生到祖國各地「遊歷山水」（實則作科學考察）。１９３５年熊大縝從清華物理系畢業，其畢業論文題為「紅外光照相術」，系在葉先生親自指導下完成。同年秋，熊留校任助教，住在葉先生家中，師生情誼甚篤。熊曾於某個深夜站在清華氣象台上拍下北平西山的夜景，在當時國內普通照相底片都要依賴進口的情況下，熊竟能以區區一個大四學生之學力，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拍出清晰逼真的夜光照片，殊為難得，可見其實驗能力確實非同一般，而其出類拔萃的天資，自是深得葉師讚賞的重要原因。因葉先生終生未娶，他對熊視若己出、情同父子。後葉先生曾賦長詩一首，緬懷熊大縝，其詩曰：

　　逕廬鍾靈秀，望族生豪俊。吾入清華年，君生黃浦濱。孰知廿載後，方結魚水緣。相善已六載，親密如骨肉。喜君貌英俊，心正言爽直。急公好行義，待人心赤誠。才藝佩多能，演劇與攝影。西山諸群峰，赤外照無遺。……盧溝事變起，避難到津沽。吾病醫院中，獲愈幸有君。同居又半載，國難日日深。逃責非丈夫，積憤氣難抑。一朝君奮起，投軍易水東。壯志規收復，創業萬難中。……時艱戒言語，孤行更寂寥。終日何所思，思在易滄間。

　　葉詩後半部分所言之事，正是本文開頭所提及的「熊大縝冤案」的由來。

　　「盧溝橋事變」後，抗戰軍興。熊大縝目睹國土淪喪、民族危亡，決心攜筆從戎、以身許國。此時，適逢冀中抗日根據地急需一批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去支援抗戰，熊遂毅然前往。到達冀中之後，熊大縝即展開工作，因其出色的工作能力和組織能力，受到冀中軍區呂正操司令員的賞識重用。不久之後，他被提升為軍區供給部部長，並著手籌建技術研究社，以開展烈性炸藥、地雷和雷管以及無線電等研製工作。當熊大縝辭別恩師奔赴冀中前線時，葉企孫曾「約有十餘天，神思鬱郁，心緒茫然，每日只能靜坐室中，讀些英文小說，自求鎮定下來。」後來當他在平津聽說熊領導的技術研究社面臨一些實際困難時，曾一度準備親赴冀中，與呂正操、熊大縝及根據地軍民並肩作戰，由於弟子們的勸阻才沒有成行。而事實上，葉先生留在平津做了大量的秘密抗日工作，他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都無法取代的。當時技術研究社研製炸藥所需的技術原料無法在冀中得到解決，葉先生得知情況後，當即設法籌集款項併購買所需的軍用物資運往冀中，為當地抗日事業解了燃眉之急。之後，他又數次組織學生和科技人員前往冀中支援抗戰。平津城裡，到處都是日寇，在某種程度上，葉先生在平津從事秘密抗日工作所冒的風險，比親赴冀中的風險更大。他在當時那種險惡環境下所表現出的置個人安危於度外的大智大勇尤其令人感佩。正如他的學生孫魯所評價的那樣：「葉企孫先生雖然有著慎行、冷靜、超然於政治之外的品性，但是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當祖國需要忠勇之士的時候，他站出來了！這一行動又一次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與祖國山河生死維繫的赤誠！」１９３８年１１月，葉先生赴昆明西南聯大，翌年，在昆明《今日評論》雜誌上以「唐士」為筆名發表《河北省內的抗戰概況》，文中以深摯的愛國情懷和戰略眼光縱論河北的抗戰大勢，並熱情呼籲科技人員去冀中前線支援抗戰。然而，葉先生又哪裡知道，此時遠在千里之外抗戰前線的心愛弟子熊大縝，卻已經遭遇不測而罹難了。

　　熊大縝在冀中根據地創辦技術研究社，成績斐然，受到晉察冀軍區聶榮臻司令員的嘉獎和接見。怎奈風雲莫測、世事難料，一場完全出乎他們意料的災難降臨了。當時的晉察冀軍區鋤奸部未經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批准，擅自秘密逮捕了熊大縝，在押送途中竟用亂石將其砸死！此案還株連從平津來冀中參加抗戰的知識分子近百人，他們一律被當作鑽入革命隊伍的漢奸特務而受到逮捕關押和嚴刑審訊。此時，甚至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將軍也受到懷疑，呂雖然清楚熊大縝的慘死和這些知識分子受到的迫害完全是一場冤案，然而他本人也是自身難保。這真是一場令親者痛仇者快的悲劇！

　　來到西南聯大後，葉企孫幾經周折才得知熊大縝已被捕，但並不知詳情，更不知熊已經犧牲，於是多方打聽熊的下落，還來到重慶，希望通過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營救熊大縝，他甚至還通過陶孟和向周恩來述說此事。當葉企孫終於得知熊已被害的消息後，他繼續多方籲請，為熊喊冤雪冤，要求為熊平反。這為他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埋下了伏筆。「文革」初期，呂正操將軍受到審查，所謂的「熊大縝特務案」，又被重新提出並進一步調查。又因熊大縝是葉企孫的學生，從軍後和葉企孫頗多聯絡，受到葉企孫的協助；更關鍵的一點是，葉先生曾通過熊大縝，希望促成呂正操部與鹿鍾麟將軍（時任河北省主席）所部的聯合，兩軍攜手抗日。這都成了他的罪狀！連普通國民黨員都不是的葉先生，竟被誣為是國民黨ＣＣ系（中統）在清華的核心人物，說熊大縝是受他的派遣到冀中軍區開展敵特活動。在連續八次提審訊問葉先生、並且多次派人「內查外調」之後，因為查無實據，專案組只得冠之以「中統特務嫌疑」的「莫須有」罪名，將其釋放，但仍對其實行隔離審查。

　　在夢魘一般的漫漫長夜中，葉企孫忍受著煉獄的苦難和煎熬，忍受著陰謀家和群氓施加於他的暴虐和殘忍，精神和肉體上均遭受嚴重摧殘。身陷囹圄期間，葉企孫曾八次受到連續提審，被迫寫過多次「筆供」，在其中一份書面交代中，他寫道：「……熊之被鎮壓，吾認為他是確有應得之罪。」嗚呼痛哉！當心愛的弟子被無端謀害、慘遭虐殺三十年後，身為慈父和恩師的葉先生卻要忍心說出這等違心之語，尤其這是出自葉先生這樣一位真誠厚道、仁愛深摯的長者之口，真是字字血淚，其中飽含著多少的辛酸、悲憤和無奈，讀之令人潸然淚下。

　　但是，無論受到多大委屈，他總是默默忍受，從不向別人訴說。在病中，他與看望他的老友談論著中國的物理學和科學史教育，念茲在茲，無非國家的科學與教育事業。惟有一次，他曾把南朝史學家范曄《獄中與諸侄書》中的一段話指給前來探望他的摯友看：

　　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吾平生行己任懷，應猶可尋。至於不能，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二十七年前的一個寒冷冬夜，葉企孫背著中統特務的罪名，含冤去世。十年後，中共河北省委終於在１９８６年發出《關於熊大縝問題的平反決定》，同年，清華學生致信呂正操將軍，要求為葉企孫平反。１９８７年，葉企孫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是年２月２６日，《人民日報》刊出「深切懷念葉企孫教授」一文，正式表示恢複葉企孫先生的名譽。

　　１９９２年，海內外１２７位知名學者聯名向清華大學呼籲為葉企孫建立銅像，１９９５年在清華大學舉行了隆重的銅像落成儀式。同年，中央電視台根據葉企孫及其學生們在抗戰時期的抗戰救國事迹攝製完成專題片《又是滿山紅》，並舉行首映式。此時，距離葉先生辭世已近二十年了。逝者往矣，惟留一闋賢士悲歌，一出時代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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