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證明」為何成「燙手山芋」？

老百姓以後辦事或更「困難」

近日，公安部在其官方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上就曬出了18項不該由公安機關出具的證明。除「我媽是我媽」之類奇葩證明外，身份證丟失證明、生存（健在）或死亡證明、親屬關係證明、婚姻狀況證明、違法犯罪記錄證明等，公安機關今後都將不再開具。看起來，這更像是公安機關在證明問題上清理門戶。但這種清理，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卻未必是一件更方便的事。

比如，派出所不開證明了，擺在老百姓面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今後到底該找誰去開這些證明？其他部門會接手開證明的任務嗎？可以想像，今後被要求開證明的公眾，搞清楚找哪個部門開證明，將成為一門不小的學問，為開證明在各個部門之間來回折騰，也可能成為一種常態，老百姓辦事可能會更困難。

「奇葩證明」有損政府形象

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馬慶鈺表示，奇葩證明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權力機構的「任性隨意」，服務意識不足。在非善意的管理方式下，將服務對象看作不平等的對象，容易居高臨下、頤指氣使；二是由於信息不共享，職能部門間存在行政「堡壘」、信息「孤島」現象，各部門間各自為政、不願擔責；三是審批和證明異化為權力尋租的渠道，職能部門不願割捨利益。

中國領導人曾多次提到希望扭轉官僚風氣，並表示名目繁多、無處不在的審批事項對個人來說浪費的是時間和精力、增添的是煩惱和無奈；對企業來說浪費的是人力物力、耽誤的是市場機遇；對社會來說削弱的是公平，抑制了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對黨和政府來說影響的是形象和誠信、損害的是人心和民意。（德國《世界報》）

「奇葩證明」更像「權力刁難」

平心而論，行政審批須出示相關證明，這本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於，為了避免某些不法之徒騙取本該屬於納稅人的合法利益，對某些證明材料進行嚴格要求，也是符合大多數公民利益的。然而，要對「我是我」、「我媽是我媽」這樣的事情進行證明，那就不僅僅是「嚴格」而是「權力刁難」了。

一方面，在內地生活過的人都知道，一個人一出生，就相當於開啟了辦理各種證明的「辦證人生」。從出生證、戶口本、獨生子女證，到身份證、居住證、就業證，「我是我」、「我媽是我媽」這樣的事情早已經在辦證的過程中被證明了無數次；另一方面，隨著技術的發展和設備的升級，早已對公民信息了如指掌的政府部門對任何一位公民的相關信息進行檢索早已經不是什麼難事。（香港《商報》）

簡政放權未到位 權力不受約束

不要以為這是小事一樁，它反映了內地還是一個「高度權力管制」的社會。據統計五年內減少三分之一行政審批事項的目標已完成，但仍難杜絕此類「奇葩證明」，一方面反映政府仍存在「該放的權沒放」、「手伸的還是太長」；另一方面反映部分已出台的簡政放權措施還沒到位，「中梗阻現象大量存在」，「最後一里沒有完全打通」。

當然，除了簡政放權未到位，問題癥結還在於現行制度下，民眾無權約束官員包括具體辦事人員，以及當民眾因「奇葩證明」而導致利益和人格受損時，無有效救濟渠道。所以完全可以設想，即使所有「奇葩證明」都取消了，但總會有對社會管理必要的證明被保存下來，如果工作人員要為難一個公民，也是很容易的。因此，在簡政放權之餘，如何使官員的權力受到應有約束，恐怕才是消滅此類「奇葩證明」的治本之道。（香港《東方日報》）

政府釐清權責界限「勢在必行」

或許，不能將公安機關拒開這18項證明，簡單地理解為「踢皮球」。拒辦這類「奇葩證明」，表達的也是一種提醒的姿態，是告誡那些亂提要求的部門從此以後不要再任性而為，而是要多為民謀實事。同時，公安機構不再開具一些正常的證明，明確這些證明將由其他部門開具，也可以看成是一種職能的重新梳理，讓對應職能的部門干責任範疇內的事，這也有利於釐清各個部門的權責界限。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副主任孫曉莉教授批評了一些政府部門人員的這種諉責行為：「我只要拿到證明，我就沒責任了，反正我起到把關、審核的作用了。」正是因為這種各自為政的諉責行為，才出現了如此之多的奇葩證明，尤其類似「連環套」的證明，體現出一些政府部門職能交叉、管理分割、不願擔責、服務意識差等一系列問題。

打破信息壁壘 寓管理於服務

「之所以要拿證明，就是因為這些信息他不掌握，讓你去取證，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群眾的辦事成本。」孫曉莉分析，這說明政府部門之間信息不共享的現象比較突出。孫曉莉呼籲打破政府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她說，「實際上，現在已進入大數據時代，很多信息都是可以實現共享的。只有信息共享，才能更好地解決社會管理當中的很多具體問題。」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分析，不合理的行政審批制度是滋生各類「奇葩證明」的根源。竹立家提醒，在行政審批加速做「減法」的同時，問責追究應該儘快做「加法」。孫曉莉進一步指出，除了制度設計之外，從根本上來講，還需要政府工作人員理念的轉變，「政府要寓管理於服務，而不是單純的硬性管理。一個核心思想是，要服務於老百姓，讓民眾方便，而不是讓管理部門方便。」

官員政績考核改革是「關鍵」

無論是從東莞的「一條凳」審批，還是今天各地方規模宏大的「行政服務中心」，我們仔細觀察都會發現，這些機構主要的服務對象仍舊是企業。這是因為，簡化企業的審批流程，可以產生促進經濟發展，提高GDP，增加就業和稅收，優化營商環境等一系列正面效果，而這正是對於官員升遷前景起到關鍵作用的政績指標。所以我們也會發現，與普通公民的證明難相比，較少有大公司大企業會有類似「跑斷腿」的經歷。

然而，若是片面忽視政府相關部門的利益，再好的技術手段也將會被束之高閣，再堅決的放權改革也會在暗中反彈。其實，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已經給出了我們答案，那就是：改革官員的政績考核指標，提高公民滿意度列為官員升遷的決定性指標———假使能夠「公民吼一吼，官員抖一抖」，縱使「有權」，誰又敢「任性」？（香港《商報》）

據了解，美國人一生大約需要三個證件。

首先是出生證明，上面列出了你在哪裡出生、父母是誰、父母的年齡和父母在哪裡出生。這個證明很重要，父母都會給孩子好好保存，因為在孩子成年之前上學或辦護照憑的就是這個證件，它能證明「你媽是你媽」、「你爸是你爸」、「你孩子是你孩子」和「你是美國人」。

這個證明辦起來很簡單，父母把孩子出生醫院給的出生記錄加上填好的申請表一起寄到所在州的健康服務部門就行，現在還可以網上申請，費用也不高，原件一旦丟失了的話，父母或本人可以憑駕照或護照等有照片的證件申請重發，只是重發的出生證明底下會有簽字蓋章，證明這是原件的複製件。

第二個是社會安全卡，有名字和一個九位數的社會安全號碼。社會安全號會和每一個公民的檔案資料聯繫起來，形成一個龐大的資料庫。絕大部分美國人從一出生就擁有了這個社安號，且一直伴隨其一生。由於社安號不會變，因此也成了識別美國人身份的唯一證明號碼。美國人一生的福利、就業、納稅、信用、犯罪等都記錄在這個社會安全號碼上，找工作、租房子、申請銀行卡、供電供水、上學、看病等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會要求你提供自己的社會安全號碼。

最後一個證件就是駕照，駕照不僅給你駕駛車輛的權利，它也是一個身份證件，能夠「證明你是你自己」，功能很像中國的身份證。

在美國，造假行為會帶來傾家蕩產的結果，因此整個社會形成了「我信任你直到你給我一個理由不再這麼做」的觀念，而不是去「懷疑一切」，甚至各種「陰謀論」橫行。（澳門《新華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