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吧：經濟學就這麼有趣
經濟學就這麼有趣
來源: 廣州日報 梁小民著
看點：
本書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該書以中外歷史、文學、新聞時事、社會現象等廣大讀者耳熟能詳的素材為線索，講述了這些看似平常的日常現象背後或包含的經濟學原理、商業運作規則以及企業管理策略。
賈府興衰與計劃經濟
文學家看《紅樓夢》，把賈府視作一個封建大家庭，或稱讚其愛情永恆，或揭示其階級鬥爭，或指責其鉤心鬥角，或指出其興亡之道。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賈府是一個經濟單位，愛情也好，鬥爭也好，都是以經濟為基礎的。賈府的繁華是以計劃經濟體製為基礎的，賈府的衰落是經濟轉型失敗的結果。一部《紅樓夢》也折射出了今天所說的轉型經濟學的許多道理。
德國弗萊堡學派的創立者瓦爾特·歐肯把人類有史以來的經濟分為兩種理念類型：集中領導的經濟和交換經濟。市場經濟以前的一切經濟形態，無論是古埃及經濟、中國封建經濟，還是現代計劃經濟，在本質上都是集中領導的經濟，即我們現在所說的計劃經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把賈府看作計劃經濟。
這種計劃經濟的特點在於：由一個最高領導集中做出決策；內部實行嚴格的等級制，通過命令方式來協調各種經濟活動；缺乏把貢獻與收入聯繫起來的激勵機制，各成員按地位領取報酬。賈府的經濟活動正具備了這三個特點。在賈府中，賈母是最高統治者，王熙鳳是實際掌權者，經濟決策出於王熙鳳之手。賈府內無論是主子還是奴才，都有不同的等級地位，王熙鳳的決策通過管家到最低層次的奴才貫徹下去。王熙鳳的話就是「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的命令。賈府中的人按身份地位，享受不同待遇，拿不同的「月份」，干與不幹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賈府的經濟正是以這種計劃的方式在運行。
計劃經濟的一個優勢是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所以，計劃經濟下仍然出現過奇蹟。埃及的金字塔、中國的萬里長城、蘇聯發達的空間與軍事技術，無一不是計劃經濟的輝煌成果。同樣，賈府中極為輝煌的兩件事——秦可卿的葬禮和元妃省親，也是集中一切力量做好的大事。
計劃經濟下可以做好這些大事來自上面的權威和等級制下的絕對服從。在秦可卿葬禮中，王熙鳳接受了全權委託，有了來自上方的最高權威的支持。她可以任意支出錢財，對下面的命令是「如今可要依著我行，錯我一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她以最高權威根除了寧國府的五大弊病，制定規則、按崗定編、強化監管、令出必行、懲罰嚴厲。在這種命令體制之下，不需要什麼激勵，秦可卿的葬禮就風光得很。沒有這種計劃體制，王熙鳳當然不會成功。
計劃經濟的成功是人治的結果。人治的成功，取決於兩點：治理者的權威和超凡能力。王熙鳳作為賈母最寵愛的代理者和接班人，作為賈母的代表治理賈府，這是她權威的來源。
賈府的經濟轉型
王熙鳳這個「鳳辣子」的確也是一個能人。她敏銳地看出寧國府的五大弊病：「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事無專管，臨期推諉」；「需用過費，濫支冒領」；「任無大小，苦樂不均」；「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她針對這五大弊病採用了有效的措施。寧國府缺乏這樣一個權威的能人，所以混亂得很，一旦引進了王熙鳳這個人，一切就全改變了。所有計劃經濟的輝煌全是這樣一個權威能人的結果，無論是埃及的法老、中國的秦始皇，還是蘇聯的斯大林。
一旦這種權威不存在，計劃經濟就難以為繼了。《紅樓夢》中賈母的最高權威是歷史形成的。賈母的丈夫是賈府的奠基者，丈夫去世，權威自然就歸了夫人。王熙鳳的權威完全出於賈母的信任和授權。換言之，賈母是太陽，王熙鳳是月亮。一旦太陽不存在，月亮就無光，賈母去世，則王熙鳳的權威馬上消失。當然，如果賈母在世時，王熙鳳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培植自己的親信，樹立自己的權威，王熙鳳還是可以在賈母這個太陽下山後自己當太陽的。可惜王熙鳳不懂這一點，做事自私、做人尖刻，得罪人太多，並沒有形成自己的權威。當賈府這樣的計劃經濟中沒有權威時，狀況就壞了。所以，賈母的葬禮辦得極糟。王熙鳳低聲下氣地求眾人：「大娘嬸子們可憐我吧！我上頭挨了好些說，為的是你們不齊截，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在這種體制中，權威失去，又沒有激勵機制，求人就不是命令，無人服從。仍然是同一個王熙鳳，沒有了權威，再求人也玩不轉，最後吐了血，還無濟於事。
計劃經濟不僅需要一個權威，而且還需要一個絕對精明強幹的權威。這種精明強幹包括能力與品質。王熙鳳的能力是夠強的，但品質並不好。她肆無忌憚地以權謀私、行賄受賄、盤剝眾人。這為以後賈府這個計劃經濟的失敗種下了禍根。從體制上說，計劃經濟下這種人物的出現也是必然的。絕對的權力必然產生絕對的腐敗。這就是說，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當權力失去制約時，當權者可以為所欲為。也許計劃經濟下會出現個把清廉者，但並沒有必然性，而即使本質並不壞的人也會變為腐敗者才是必然。王熙鳳之壞也是制度造成的。
計劃經濟下集中力量所做的大事，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不一定是有利於社會福利和經濟發展的好事。正是在這種體制下，沒有成本與收益計算而造成了有計劃的浪費。賈府集中一切力量辦秦可卿葬禮和元妃省親，都不考慮成本，只求一時輝煌。結果事情是辦得風光了，但資源浪費了。賈府畢竟也面臨資源稀缺，當有限的資源用於風光時，它的衰落也就是遲早的事。
賈府與一切計劃經濟一樣，不可能有永遠的輝煌，衰落是遲早的事。計劃經濟的結局不是滅亡，就是轉型。探春的改革就是企圖走轉型之路。探春的改革有其成功之處，但她的失敗同樣教訓深刻。這是《紅樓夢》更有意義的啟示。
老太太買菜把菜市場逛個遍
不同的人買菜的方式不同。老太太買菜一般是先把菜市場逛個遍，察看不同攤位的蔬菜質量和價格，最後擇優而買。上班族則要簡單得多，就近碰到合適的就買，很少花時間去逛菜攤和進行比較。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他們的行為方式都是理性的。
經濟學家認為，信息是人們做出決策的基礎。信息是有代價的，獲得信息要付出金錢與時間，這是尋找信息的成本，可稱為搜尋成本。信息也會帶來收益。有更充分的信息可以做出更正確的決策，這種決策會使經濟活動的收益更大，這就是搜尋收益。老太太逛菜攤就是一種尋找信息的活動，所用的金錢和時間就是搜尋成本。由於對各個攤位蔬菜質量與價格信息了解而買到更好、更便宜的菜就是搜尋收益。
人不可能得到完全信息，因為得到完全信息的成本高到不可能實現。所以，人無法做出完全理性的決策。正常情況下，人都是以有限信息為基礎做出有限理性的決策。如果做出決策時不去尋找信息，做出隨機決策，決策失誤的概率很大，這是一種非理性行為。但如果用過多的金錢與時間去尋找信息，搜尋成本大於收益，其行為也是非理性的。如果我們把多尋找一點信息所增加的成本稱為邊際搜尋成本，把多獲得這點信息所增加的收益稱為邊際搜尋收益，那麼，尋找信息應該達到邊際搜尋成本等於邊際搜尋收益。這時就實現了經濟學家所說的最大化。
不同的人買菜方式不同正在於他們的搜尋成本不同。假設實際支出可以忽略不計，搜尋成本可以用尋找信息的機會成本代表，機會成本是為尋找信息而消耗的時間的其他用處，或這種用處帶來的收入。假設老太太已退休頤養天年，無事可做，她尋找信息的機會成本為零，即為尋找信息而花的時間並沒有其他用處。當然，如果花的時間太多，影響了做家務或引起疲勞，則搜尋成本不為零了。所以，在一定合理的範圍內，老太太逛菜攤買到物美價廉的菜是一種理性行為。
上班族則不一樣了。假定一個記者每小時寫文章可得收入20元。如果他逛菜攤買到的菜比不逛菜攤買到的菜便宜20元（把質量也摺合為價格），那麼，多逛一小時菜攤，邊際搜尋成本為20元，邊際搜尋收益為20元，他用一小時逛菜攤尋找信息就是理性的。但在一般情況下，逛一小時菜攤的收益如果沒有這麼多，他逛菜攤就是非理性的（當然，如果他把逛菜攤作為休息或被老婆逼著去逛，那又另當別論），所以，他總是就近到菜攤隨便買一點。所省下的時間能帶來的收益大於逛菜攤的收益，當然也是理性的。
也
身高與收入
姚明的個子比我高得多，收入也比我多得多。這不是調侃，不是自嘲，也不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我說的這個事實證明了經濟學家發現的一個規律：身材高矮與收入相關。研究人員根據對美國和英國男性與女性的抽樣調查發現，平均而言，身高每差
身材高的人總被認為英俊瀟洒，個子矮就難免被當作「全殘廢」或「半殘廢」。身材高矮引起的收入差別是否可歸咎於社會歧視呢？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兩名學者凱斯和帕克森最近的一次研究表明，身高不同引起收入差別的主要原因不在於社會歧視，而在於身材高的人平均而言，的確比身材矮的人更聰明、更能幹。決定人身高的主要是遺傳因素和後天的營養條件。營養條件對身高和以後認知能力的影響主要在自出生到3歲這一時期。這個時期孩子發育成長最快，需要攝入大量的營養。孩子幼小時所吸收的營養對他們的智力和身高都極為重要。經濟發展之後，人的平均身高增加也證明了這個道理。據諾貝爾獎獲得者福格爾對營養與健康之間關係的研究，從1775年到1975年的200年間，英國男人平均身高增加了
那麼，身高如何影響能力與收入呢？凱斯和帕克森根據的是英國的兩項研究和美國的一項研究。英國的兩項研究是對1958年和1970年出生的孩子進行跟蹤調查，直至他們進入成年。美國的研究主要是調查身高和職業選擇之間的關係。這些研究都表明，在整個兒童期，營養好的孩子，個子長得較高，認知測試中成績明顯要好得多。通俗點說，就是個子高的孩子總體上智商要高。進入成年期以後，個子高的人能夠選擇報酬更高的職業。個子高的男女不僅可以從事競技體育、模特這類報酬相當高的職業，而且可以從事其他要求智商更高的職業，這類職業通常有高收入。個子矮的人愛用「濃縮的是精華」來安慰自己。從這些調查和研究來看，這話只有一點適用性，適用於拿破崙、魯迅、薩繆爾森、弗里德曼這些人（他們的身高都在
既然這些研究的結論是從出生到3歲之間的營養對一個人以後的身高和認知能力影響甚大，我們就要重視這一年齡段兒童的營養，提高我們整個民族的身高。固然不能人人都像姚明那麼高，但起碼可以比我高許多。像加拿大這樣的國家對每個家庭的兒童都有不同的營養補貼（稱為牛奶津貼），我想用意也是在這裡吧。我們不能讓窮人陷入貧窮的惡性循環，當貧窮家庭無法保證這些兒童的營養和健康時，政府該出手時就要出手。
當然，如果一些家長讀了我的這篇文章，就用廣告上宣傳的增高器讓孩子長高，給孩子服用那些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增高葯，甚至激素，那就絕非我的本意了。
撫養子女的機會成本
如果你問一個家長，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大學畢業要花多少錢，他會一筆一筆地給你算。例如，每年生活費多少，教育費多少，醫療費多少，其他支出多少，等等。有人估算了一下，按北京中等生活水平大致每年要l萬元，如果22歲大學畢業，撫養一個孩子約為22萬元左右。這是撫養一個孩子的直接貨幣支出，但它是撫養一個孩子的全部成本嗎？
經濟學家認為，資源是稀缺的、有限的，把資源用於一種用途就要放棄其他用途。這就是說，你要在資源可供選擇的幾種用途之間權衡利弊做出選擇，或者換個說法，為了得到某種東西就必須放棄其他東西。例如，你有2小時業餘時間（有限的資源），可用於看一場電影或讀一本書（可供選擇的兩種用途），為了得到看一場電影的享受就必須放棄讀一本書的樂趣。經濟學家把為了得到某種東西而放棄的其他東西稱為得到某種東西的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概念，它有助於我們作理性決策，這就是說，當你作一項決策時，不僅要考慮得到了什麼，而且還要考慮放棄了什麼。比如你把錢存入銀行時，不僅要想到得到了5000元利息，而且還應想到為此而放棄的經商賺到的2萬元。用機會成本進行分析時，把10萬元錢存入銀行顯然不是理性決策。經濟學家說，選擇或決策的原則是最大化，比較一種決策的成本與收益是確定是否最大化的方法，但在這種成本中應該包括機會成本。
知道了機會成本的概念，你就會明白撫養一個孩子的全部成本絕不僅僅是實際的貨幣支出22萬元，還應該包括父母為撫養孩子所放棄的東西。換言之，撫養孩子的全部成本等於實際貨幣支出和機會成本。機會成本包括父母所付出的辛勞，以及為了撫養孩子所放棄的收入。例如，一個母親為了孩子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由此一生中少收入了10萬元，那麼，這10萬元就是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僅加上這一項，撫養孩子的成本就達32萬元了。如果把父母為撫養孩子放棄的各種機會、所受的辛勞、所放棄的享受都折算為貨幣，機會成本就非常大了。
不同家庭希望生育的孩子數量與機會成本相關。高文化、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少，正是因為他們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高。低文化、低收入家庭孩子多，也與機會成本低相關。一個當總經理的母親和一個做家庭婦女的母親為撫養孩子所放棄的收入，即機會成本，肯定不同。所以，提高母親的素質，給女性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會增加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無疑有利於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句名詩是說父母對子女恩重如山，這份恩情是無法償還的。當然，父母撫養子女並不求回報，但做子女的敬孝父母是天經地義的。我想這句詩每個人都不陌生，但你知道了機會成本這個概念，知道了撫養子女巨大的機會成本，是不是對這句詩理解得更深刻了？
經濟學家話婚姻
對於同一件事不同的專家會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以愛情、婚姻和家庭而言，文學家認為愛情是兩顆心碰出的火花，婚姻成了愛情的墳墓；哲學家認為，婚姻與家庭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人要結婚是必然性，與誰結婚有偶然性，偶然性體現了必然性；社會學家認為，婚姻出於社會協作的必要，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政治學家認為，婚姻往往是一種政治行為，有階級性，焦大不會愛林妹妹；生物學家把這些都看作人類繁衍的需要；經濟學家則把婚姻和家庭看作理性人的一種經濟行為。
經濟學家認為，結婚和其他行為一樣是一種不完全信息下的經濟活動，在這種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是一種由契約制約的關係。所以，婚姻是一種不完全信息下的契約關係。婚姻雙方都有自己的私人信息（對各自個性的了解），戀愛中各自都有意無意地掩蓋對自己不利的信息，公布甚至誇大對自己有利的信息。雙方信息的不對稱性是婚姻不穩定的基本原因。家庭穩定的基礎還在於雙方的信息交流。結婚實際是雙方簽訂了一個契約，規定了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但在不完全信息基礎上的契約不可能是完全的，各自都可以在不違背契約的前提下發生機會主義行為，留私房錢大概就是這種機會主義行為之一。如果機會主義行為太嚴重，只有解除契約，這就是離婚。簽約（結婚）、履約（過家庭生活）、解約（離婚）就是結婚的交易費用。
作為一種經濟行為，婚姻也有成本與收益，理性人的婚姻行為也是有意無意地以最大化為目標。兩個人結婚要付出成本，用於結婚和組成家庭的費用是直接成本，各自放棄的單身時的自由（再愛別人的自由和行動自由）是機會成本。收益包括實際收益與心理收益。組成家庭兩個人一塊兒生活實現了規模經濟，不僅生活費用減少而且共同努力收入增加，這是實際收益。家庭生活給人帶來的種種享受則是心理收益。一般情況下，收益大於成本，所以才有婚姻。也有人認為成本大，尤其是機會成本大，就寧可當一個快樂的單身漢。
在處理婚姻中的一些難題時，肯定會有成本與收益的考慮。比如面臨是否離婚時這種考慮是首要的。解脫不幸的婚姻能給當事人帶來收益，但當事人更多要考慮成本。財產分割的損失、離婚付出的賠償、打官司的費用等都是直接成本，也許這種成本還相當巨大。名聲的損失、對子女的心理影響等可作為心理上的成本。如果離婚的收益大於成本，會作離婚決策，但如果離婚成本太高，就只有維持「死亡的婚姻」了。
家庭作為一個經濟單位當然有適度規模問題。大家庭固然有規模經濟，但像巴金的小說《家》中所描寫的那種封建式大家庭中機會主義行為實在太嚴重了。這種大家庭中的每個小家都想從大家中得到利益而不付出成本（不幹活兒或幹活兒賺了錢不上交），這種大家庭能不解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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