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衍「國家身體」：梁啟超與「生病的中國」形象之散布

作者簡介：劉婉明，南京師範大學國際文化教育學院。

文章來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第27-37頁

內容提要：梁啟超在晚清知識界「生病的中國」形象的傳播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從理論來源上看，他筆下的「生病的中國」形象雜糅了傳統中國的「病國」隱喻，經嚴復改造過的基於社會進化論的「國家身體」觀念以及從日本接受的基於伯倫知理國家有機體學說的「國家身體」理論。憑藉上述理論資源，梁啟超在喻象層面對「生病的中國」形象進行了敷衍和傳播，並將「醫國之士」的指稱對象從傳統精英士大夫擴大到了所有國民，從而影響了當時國人對己身身體和國家身體的想像。

關 鍵 詞：梁啟超/「生病的中國」/國家身體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中日文人交往與東亞文化圈的中國形象建構研究(1860-1950)」(15CZW040)。

晚清以降的中國知識界流行以「生病的國家」來描述中國現狀，並將之與國人身體相聯繫，梁啟超在這一隱喻的傳播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很多學者將此問題聚焦於梁啟超對「東亞病夫」概念的傳播。游佐徹整理梁啟超筆下的中國形象時，曾專門列出「病夫—醫國」一項，羅列出梁各個時期文章中所出現的「病國」、「病夫」敘述①。楊瑞松在考察「東亞病夫」在晚清的出現和流行問題時，認為「病夫」這一本由西方媒體用來形容中國現狀的詞語，被梁啟超在《新民說》中進行了「創造轉化」，擴展至對中國人身體的形容上，國人身體由此被「問題化」(problematize)，建立起了「個人乃至群體的身體強弱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間的因果關係②。高島航同樣以《新民說》為例，認為此篇標誌著梁啟超「將重心從政府的改革轉移到『國民』的鑄造」，「在個人與民族、國家這一新的框架之中，病國之『病夫』和病人之『病夫』才得以結合」，這一番改造終於使「鍛煉身體提升為國民全體的課題」③。

　　 另一些學者則致力於從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對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的國家有機體學說的吸收、譯介入手，認為該理論在梁建構自己的現代中國國家形象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巴斯蒂、川尻文彥和王昆考證、梳理了梁啟超在日本接受、譯介伯倫知理學說的文獻脈絡④。橫山英從梁啟超的「群」的概念的變化入手，認為國家有機體學說幫助梁對儒家傳統中的「群」概念進行了現代轉化，梁在他糅合了儒家思想、進化論、國家有機體說和天賦人權論的國家觀念中，提煉出了欲救國必先新民的觀念⑤。狹間直樹在討論了梁啟超混雜了伯倫知理國家有機體說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人民主權說的國家觀念後指出：「梁啟超的國家形象是國與民的完全重合，並施加上了作為有機體的性能。」⑥雷勇則更加強調正是伯倫知理的有機體比喻，使梁「走出儒家的『天下』觀，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憲政的民族國家」⑦。

　　 在中國傳統的國家觀念中，以人身喻國家可以遠溯至先秦，並在後世不斷得到闡發增飾，逐漸形成了以「國病」喻國亂，謂治「國病」如醫人，由精英士大夫承擔醫國之士職能的「國家身體」隱喻譜系，成為中國士大夫描述國家混亂狀態、批判君主無能、政府失職時經常使用的一套話語；至近代，又成為嚴復在譯介進化論中社會有機體觀念時的本土思想基點。嚴復借用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理論，將組成國家這一「官品」(嚴譯organism時所使用的譯語)的基本要素——被喻為細胞的「民」推到前台，賦予其決定整個機體素質的重要地位，從而完成了對傳統「國家身體」隱喻的理論改造，將當時中國的危機解釋話語從「國家之病」轉移到「國民之病」上來⑧。然而，嚴復雖然為中國人帶來了近代西方的國家有機體觀念，並在理論上完成了「國家身體」與「國民身體」的結合，卻因其古奧的文體未能立即得到廣泛傳播。梁啟超才是這種理念最有成效的傳播者，並因此成為構建近代中國人國家想像的另一重要人物。本文將首先梳理梁啟超筆下的「生病的中國」形象中的理論脈絡，就筆者的管見而言，這一工作在目前的研究中尚未得到有效的進行。戊戌變法前後至亡命日本之初是梁啟超筆下「病國」敘述出現最多、最集中的時期，從其思想來源看，大致可分為三類：(1)中國傳統「病國隱喻」；(2)經嚴復改造過的基於社會進化論的「國家身體」觀念；(3)基於伯倫知理國家有機體學說的「國家身體」理論。上述三者並非截然分開，而是常常混合在一起，共同構築了梁筆下的「生病的中國」形象譜系。其次，探討梁啟超在喻象層面對這一「生病的中國」形象的敷衍、傳播及其影響。本文認為，梁啟超在近代中國人國家想像形成的過程中，最大的貢獻不是建立「病國」與「病夫」的理論聯繫，如前所述，這一工作已由嚴復先行完成，而梁是構築了一個糅合了各家學說的「生病的中國」形象，並憑藉自己的輿論影響力，對其進行增飾、敷衍和傳播。

　　 一、傳統「病國隱喻」

　　 梁啟超和嚴復一樣，對於以「國病」喻國亂的中國傳統「病國隱喻」有著相當的自覺，在其早期宣傳變法的言論中使用得尤為頻繁。他使用這一比喻形容當下危局，申說變法改革的必要性。如1896年所作《西學書目表後序》，聲討舊學對中國的危害，喻舊學為「附骨之疽」⑨。1897發表《讀〈日本書目志〉書後》，援引伊尹輔佐商湯的典故，稱掌握治國之法的「聖人」為「醫」，依時變法好比對症下藥：

　　 聖人譬之醫也，醫之為方，因病而發葯，若病變則方亦變矣。聖人之為治法也，隨時而立義，時移而法亦移矣。(中略)吾中國大地之名國也，今則耗矣衰矣，以大地萬國皆更新，而吾尚守舊故也。伊尹，古能治國病者也，曰，用其新，去其陳，病乃不存。湯受其教，故言日新又新。⑩

　　 1898年4月21日在保國會的演說詞中呼籲，面對現在這個「病外感」的中國，倘若再不採取措施，不啻坐視國病而待其亡：

　　 今中國病外感耳，病噎隔耳，苟有良藥，一舉可療，而舉國上下，漫然以不可治之一語，養其病而待其死亡。(11)

　　 逃亡日本之初，1899年所作《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中將守舊勢力喻為「痞」、「疽」，是阻撓「國家身體」康復的最大障礙：

　　 變法之事，布新固急，而除舊尤急。譬猶病痞者，不去其痞，而餌以參苓，則參苓之功用，皆納受於痞之中，痞益增而死益速矣。雖然，變法之事，布新固難，而除舊尤難，譬猶患附骨之疽，欲療疽則骨不完，欲護骨則疽不治。故善醫舊國者，必有運斤成風，堊去而鼻不傷之手段，其庶幾矣。(12)

　　 1900年發表之《中國積弱溯源論》中將中國喻為癆病患者：

　　 譬有患癆病，其臟腑之損失，其精血之竭蹶，已非一日，昧者不察，謂為無病。一旦受風寒暑溼之侵暴，或飲食消養之失宜，於是病象始大顯焉。(中略)醫一身且然，而況醫一國者乎。(13)

　　 同年8月發表之《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則以西太后政權為中國病根之所在：

　　 辦事者如醫病，先知其病根之所在，而以葯攻去之，病根去而元氣復。若所下之劑，過於狠毒，溢出於病根之外，則葯又為生病之媒焉。今日中國之病根何在?即西太后黨之政府是也。(中略)今欲醫中國之病，惟有將此惡政府除去，而別立一好政府，則萬事俱妥矣。(14)

　　 上述言論具有十分明顯的中國傳統「病國隱喻」的敘述模式：以「國病」比喻國家的衰落、政事的混亂，將病因歸咎於統治者的無能、腐敗；以治病喻治國，由聖人、精英士大夫承當醫國之士的角色。從梁啟超描述「國病」情狀時所使用的「痞」、「附骨之疽」、「臟腑」、「精血」、「病根」、「病象」、「元氣」等詞語也可看出，當時的梁還是從中醫視野中對「國家身體」進行描述。由此可見，梁啟超對傳統中國的「國家身體」隱喻十分熟稔，可以信手拈來。他能夠迅速接受西方媒體對中國的「病夫」評價，其中大概也有以病人喻弱國的說法對他而言本就不陌生這樣的原因在。

　 二、經嚴復改造過的基於社會進化論的「國家身體」觀念

　　 來自嚴復的影響為梁啟超筆下的傳統「國家身體」形象注入了西方現代政治學觀念。梁、嚴交往至少可溯至1896年梁在上海創辦《時務報》之時。據丁文江和黃克武考證，二人系經由黃遵憲和馬良、馬建忠兄弟介紹相識(15)，此後便時有書信往還，討論民主、君權、保教、開民智等共同關心的問題。在致嚴復的一封回信中，梁曾以其特有的飽含熱情的筆調，謂得嚴復「賜書二十一紙，循環往複誦十數過，不忍釋手，甚為感佩。迺至不可思議。今而知天下之愛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並稱從夏曾佑處得知嚴復正致力於斯賓塞之學，「聞之益垂涎不能自制」，希望向嚴求教(16)。梁啟超還曾在1897年3月3日致康有為信中，謂嚴復來信對自己「相規甚至」，稱道嚴「之學實精深，彼書中言，有感動超之腦氣筋者」(17)。此外，梁啟超還曾向嚴索求《原強》文稿，欲刊於《時務報》(18)。嚴譯《天演論》脫稿後，「未出版之先，即持其稿以示任兄」(19)。

　　 作為最早閱讀到《天演論》的中國人之一，梁啟超在與嚴復交往後也開始使用一些嚴譯新概念。許多學者都曾指出嚴復在社會進化論方面給予梁啟超的影響。梁1896年發表的《說群》，便可看到《天演論》的影響痕迹。《說群序》中有言：「思發明群義，則理奧例賾，苦不克達。既乃得侯官嚴君復之治功《天演論》、瀏陽譚君嗣同之《仁學》，讀之犂然有當於其心。」(20)嚴復譯society為「群」，謂積「人」而成「群」，而成「國」，三者皆為受進化論法則支配的「官品」，由此建立起國家與人體之間的同質類比。梁文中闡發「群」的意義，也開始使用西方解剖學視角下的人體來比擬社會：

　　 人之一身，耳司聽，目司視，口司言，手足司動，骨司植，筋司絡，肺司呼吸，胃司食，心司變血，脈管司運血回血，腦司覺，各儲其能，各效其力，身之群也。(21)

　　 嚴復對國家有機體內部秩序、組織(organization，嚴譯為「部勒」)的強調在梁文中也有體現。梁啟超論說一國與一身一樣都有其「群」，同樣將之置於天演宇宙之中：天演進化就是「物以群相競」，滅亡一個國家只要滅亡「其國之群」，使其上下不相通、秩序紊亂即可。要使一個「群」強大，則必須依靠各部組織「各儲其能，各效其力」。梁啟超將缺乏統一組織、聯繫鬆散的「群」比為「老病之人臟腑閡隔腠理松疏」，因此自然會「鬼祟憑之，寒暑侵之」，而上下齊心、緊密相聯之群則被喻為強壯少年：「強壯少年無患此者，體魄之相衛周也。」(22)

　　 此外，正是自由主義忠實信徒的嚴復在對傳統「國家身體」的改造過程中，使用了「有機體—細胞」、「拓都—么匿」等隱喻和概念，以凸顯被喻為「細胞」的個體之「民」作為基本構成要素在「國家身體」中的地位，從而使「民」成為影響整個有機體素質的決定因素，在此基礎上推出借自斯賓塞的民智、民德、民力三要素，以為強國之根本。此三要素也是嚴復在回復梁啟超的約稿信中，於敘述《原強》寫作經緯時所反覆闡述的：「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發明富強之事，造端於民，以智、德、力三者為之根本。」(23)梁啟超對此顯然深以為然，1899年所作《論支那宗教改革》中也使用了三要素論：「凡一國之強弱興廢，全系乎國民之智識與能力，而智識能力之進退增減，全系乎國民之思想。」(24)1900年作《中國積弱溯源論》，斷言：「夫國也者，積民而成。」(25)直接在「民體」與「國體」之間構建起聯繫。梁啟超完全跳過了君主——在傳統「國家身體」隱喻中，君主在身體中的地位都是必須首先被確定的——直接將「民智」置於最重要的「國腦」位置，由此擺脫了傳統的「國家身體」的隱喻框架：在中國傳統的「國家身體」圖中，佔據腦或心這類關鍵位置的，只能是君主。於是：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不徒眼耳鼻舌手足臟腑血脈而已，而尤必有司覺識之腦筋焉。使四肢五官具備，而無腦筋，猶不得謂之人也。惟國亦然。既有國形，復有國腦，腦之不具，形為虛存。國腦者何，則國民之智慧是已。(中略)集全國民之良腦，而成一國腦，則國於以富，於以強，反是則日以貧，日以弱。國腦之不能離民智而獨成，猶國體之不能離民體而獨立也。(26)

　　 梁啟超繼而依據進化論的生存競爭說，再次運用身體隱喻，指出當下時局之危，同樣將解決危機的關鍵放在民的身體上：

　　 雖合無量數聰明才智之士以應對之，猶恐不得當，乃群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儔，偃然高坐，酣然長睡於此世界之中，其將如何而可也。(27)

　　 1902年至1903年間所作、集梁氏國民思想之大成的《新民說》更是屢次強調，在這個最終必須依靠「國民」進行生存競爭的世界中，救國不應仰賴「賢君相」，而應以養成智、德、力兼備的「新民」為「第一急務」：「必其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相埒，則外自不能為患，吾何為而患之。」(28)論及「私德」時也引用了嚴譯《群學肆言》中「拓都」—「么匿」這一對概念，闡釋個體作為決定整體素質之基本要素的重要性：

　　 斯賓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積也，所以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謂之拓都，一者謂之么匿。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為之，么匿之所本無者，不能從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按：以上見侯官嚴氏所譯《群學肆言》。其雲拓都者，東譯所稱團體也；雲么匿者，東譯所稱個人也。)諒哉言乎!(29)

既已認定「國家身體」乃是積民而成，那麼接下來提出醫治「國病」必先醫治「民病」也就順理成章了。在這一點上，梁啟超和嚴復觀點一致。梁啟超的「病國」敘述中存在著大量有關「國病」與「民病」之間因果聯繫的敘述。如說中國之病是四億國民之病的總和：

　　 今日之中國，又積數千年之沉痾，合四百兆之痼疾，盤居膏肓，命在旦夕者也。(30)

　　 國家積弱乃因國民積弱：

　　 夫我中國民族，無活潑之氣象，無勇敢之精神，無沈雄強毅之魄力，(中略)一人如是，則為廢人，積人成國，則為廢國。中國之弱於天下，皆此之由。(31)

　　 「國病」與「民病」既互為因果，則國家之病必然導致國民之病，國民之病會積成國家之病：

　　 惟民瘁而國不能榮。抑國不榮則民亦必旋瘁。(32)

　　 弱冠而後，則又纏綿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鬼躁鬼幽，躂步欹跌，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33)

　　 國家自身之榮悴與國民全體之榮悴，實迭相因迭相果。(34)

　　 因此，從梁啟超對嚴譯概念的使用以及貫穿《新民說》的對智德力三要素的反覆強調來看，有理由相信，在梁啟超形成自己的民權觀念的過程中，嚴復即使不是唯一影響，至少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直接影響了梁心目中的「國家身體」構造，使其筆下「生病的中國」形象發生變化。而究其根底，乃是梁思想中對個體與國家關係認識的變化。接受了社會進化論的梁啟超不再停留於以「國病」喻國亂的老生常談，而更進一步直指國家「病根」所在，乃是「民病」。這種「國病」緣於「民病」的觀念在嚴復那裡完成了理論建構，在梁啟超那裡則得到了頻繁的使用和鞏固，隨著「新民說」的傳播，這一觀念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得到了廣泛散布。

　　 三、基於伯倫知理國家有機體思想的「國家身體」理論

　　 如果說嚴復為梁啟超的「國家身體」圖添加了作為細胞的個體「民」，伯倫知理則為其注入了「統一」的因素。眾所周知，梁啟超戊戌後亡命日本，後者不僅是他的政治避難所，也為他提供了無窮的思想資源和靈感，其中就包括對他的國家觀產生重要影響的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學說，該學說直接影響了梁對於「國家身體」的認識。

　　 梁抵日之時的日本政治思想界，國家有機體說已頗成氣候，伯氏的一些重要著作已被譯介到日本，成為伊藤博文等明治憲法體制制定者用以解釋新國體的主要學說(35)。梁啟超顯然迅速意識到了這一現象，抵日翌年便開始向中國讀者介紹伯氏學說。其中較為系統的介紹文章包括：1899年4月10日至10月25日間，《清議報》第11、15-19、23、25-31冊發表的由梁啟超譯自日文的伯倫知理《國家論》(36)。1902年廣智書局出版的梁譯(署名「中國飲冰室主人」)伯倫知理著《國家學綱領》，系對1899年《清議報》版《國家論》的節譯。1903年《新民叢報》第32號上以「力人」(37)的筆名所撰《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10月4日第38、39冊合刊上樑又署名「中國之新民」，將前文大幅擴充修改，加入了結合中國現狀而發的議論後重新發表，謂「此題已見本報第三十二號中，以其所敘述尚簡略也，且夫著者之所感觸別有在也，故不避駢枝之誚再撰此篇，讀者諒之」(38)。此外，《新民叢報》還轉載過《譯書彙編》1902年2卷1期刊載的《國家為有機體說》，該文系轉引日本法學家一木喜德郎(39)對此學說的介紹(40)。梁啟超對伯氏學說的大量譯介，可見當時他對此說之重視。

　　 《清議報》版的《國家論》中，因以日譯本為藍本，也就直接使用了日譯「有機體」而非嚴復譯「官品」作為organism的譯語。其中論及國家的生命體屬性時寫道：

　　 以國民為社會，以國家為民人聚成一體。此說由來尚矣，而德國政學家，獨以新意駁之曰：國家有生氣之組織體也。組織，化學語，猶言結構也。筋肉關節，相錯綜以成人體，猶組織布帛也。凡有生氣者，皆謂組織體。徒塗抹五彩，不得謂之圖畫。徒堆積碎石，不得謂之石偶。徒聚線緯與血球，不得謂之人類。必也彼此相依相待，以成一體者也。故國家者，非徒聚人民之謂也，非徒有制度府庫之謂也。國家者蓋有機體也。有機無機，皆化學語。有機，有生氣也，人獸草木是也。無機，無生氣也，土石是也。(41)

　　 上述論述被梁啟超幾乎原樣抄入《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

　　 伯倫知理曰：十八世紀以來之學者，以國民為社會，以國家為積人而成，如集阿屯以成物質。似矣，而未得其真也。夫徒抹五彩，不得謂之圖畫。徒堆瓦石，不得謂之宮室。徒集脈絡與血輪，不得謂之人類。惟國亦然。國也者，非徒聚人民之謂也，非徒有府庫制度之謂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動焉。無以名之，名之曰有機體。(42)

　　 巴斯蒂認為此篇幾乎完全抄自吾妻兵治譯的《國家學》，「除了確切表明梁啟超接受了伯倫知理的觀點之外，絲毫沒有他的個人創見」(43)。那麼這種學說中又是什麼吸引了梁，使他願意「全文抄襲」?

　　 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學說最吸引梁啟超的是「一體」。伯氏的國家有機體說不同於斯賓塞之處在於，它以盧梭的民權論為駁論對象，著眼處不再是聚成國家之「民」，而是聚成之後的「一體」，是「國家身體」的統一性。「民」應當成為「國民」：「號之曰國民，則始終與國家相待而不可須臾離。」(44)「民」必須與「國」緊緊綁在一起，否則彼此都將無法生存：「有國民即有國家，無國家亦無國民。二者實同物而異名耳。」(45)國家這個有機體，不是各部分的簡單相加：「國家者，非徒聚人民之謂也。」(46)而是在各部分協調運作基礎上擁有統一意志和精神，能夠統一行動的整體。正是這種對有機體內部統一性的強調，深深地吸引了梁啟超。

　　 如前所論，梁啟超在接受伯倫知理前就已接受了社會進化論的宇宙圖景。他論說進化論學說中的「務為優強勿為劣弱」之論在西方早已深入人心，影響及於國與國之關係，結果就是「帝國政策」的出現(47)。因此，梁啟超要的是一個統一的、意志堅定的「國家身體」，上下齊心，體格強健(明治日本是這方面的一個好樣板)，方能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裡保種存國。而當時的中國在他看來卻是「無三人以上之法團，無能支一年之黨派」(48)，國之大患所在就是缺乏秩序與統一：「我中國今日所最缺點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鑄部民使成國民，然後國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49)盧梭之說申民權，倡平等，是反對專制的利器，卻無法提供當時的梁啟超最需要的東西：一個有著強壯「身體」的國家。梁啟超沒有耐心等候盧梭要求的全民「合意之契約」(連盧梭自己也說這契約的達成將是未來以後很久之事)，而且這契約即便能夠達成，也只能組成「社會」——一個「變動不居之集合體」，「不過多數私人之結集」(50)，不能建成國家。「國病」已入膏肓，進化論的預言已經告訴他，再拖延下去就是亡國滅種，而伯倫知理的理論卻能讓他看到一個內能統一、外能拒侮的強壯的「國家身體」。如前所述，這種對機體內部秩序的強調在《說群》中已現端倪，伯氏理論似乎更增強了梁下此論斷的信心。因此，梁啟超自然會被伯氏強調統一和秩序的國家有機體說所吸引，這種機體內部的協調統一正是建立一個強壯「國家身體」的基礎。

於是，梁啟超論說在這個「數十民族短兵相接，於是帝國主義大起」的時代里，此前倡民權、重個體，主張「放任」之論的「盧梭約翰彌勒斯賓塞諸賢之言無復過問」。當下「大勢之所趨迫」，是強調國家的「干涉」、「集權」。他盛讚伯氏可稱為「二十世紀之母」(51)，因其指點出這一時代大勢，實深得當代世界政治之真諦。1902年所作《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中，梁啟超指出伯氏學說的國家主義本質，稱其「使國民皆以愛國為第一之義務」，實乃當世強國之「原力」：

　　 自伯氏出，然後定國家之界說。(中略)前之所謂國家為人民而生者，今則轉而雲人民為國家而生焉。使國民皆以愛國為第一之義務，而盛強之國乃立。(52)

　　 梁啟超說盧氏之說是過渡時代的應急之「葯」，伯氏之說才是建設時代的立國之「粟」(53)，前者只能救急症，後者才能使國家身體真正達於強健。國家為個體和社會服務的自由主義時代已經過去，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國家主義時代，「民」必須成為「國民」，民的身體必須裹進國的身體，強國之義，舍此無他。

　　 四、敷衍「國家身體」

　　 綜上所述，從理論來源看，梁啟超筆下的「生病的中國」形象實則綜合了傳統中國的國家觀念、社會進化論和國家有機體說。然而，梁啟超對構建近代中國人「國家身體」想像的最大貢獻並不在於對伯氏學說的譯介，「國病」緣於「民病」的理論建構在嚴復那裡也早已完成。梁的貢獻在於他憑藉上述理論儲備而敷衍出的一系列「國家身體」形象，以及憑藉其輿論影響力，使「國家身體」隱喻的大範圍散布成為可能。嚴復雖然通過翻譯斯賓塞學說，利用「官品」、「拓都」、「么匿」等概念完成了將「國家身體」與個體身體相聯繫的理論準備，但因其太過追求古雅的文體而阻礙了這些觀念的大範圍傳播。梁啟超則在此理論基礎上很快完成了「國病」和「民病」之間因果聯繫在隱喻層面上的轉換，並敷衍出大量的類似敘述，應用於他對當時中國各種問題的議論中。梁啟超不像嚴復那樣立志要著「學理邃賾之書」，「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54)，而是一早就自我定位為「在報中為中等人說法」(55)(這也成為他後來與嚴復之間的重大分歧所在)。利用被嚴復視為「大雅之所諱」的「報館文章」(56)，他嫻熟地操縱著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理論，輔之以進化論優勝劣汰的預言，同時也從未放棄使用以「國病」喻國亂的傳統論述——因為這很容易在他那些受過傳統教育的讀者中喚起共鳴——描繪出極具可視性的「國家身體」形象圖，迅速敷衍出大量的「生病的中國」形象。這些形象由他飽含感情的獨特筆調描出，跨過謹慎的理論推演，直接在喻象層面展開，栩栩如生，觸目驚心。

　　 伯倫知理明確將政府、議院等國家機構比喻為人體的四肢器官，這個身體在憲法支配下結合為一整體，國家的改革則被喻為身體的成長變化。在伯氏的「國家身體圖」中，每個喻體都有其不可替換的指涉對象，代表了伯倫知理對國家應然形態的構想(57)。嚴復則很少描繪宏觀的「國家身體」，而是著重從微觀闡發，念茲在茲的是組成這身體的無數個體——被喻為「細胞」的民。對伯倫知理和嚴復而言，「國家身體」的樣貌都是各自學說的具象體現，輕易變換不得。然而，梁啟超對此卻不太在意，他的「國家身體圖」可以根據需要隨時變化。嚴復和伯倫知理都曾論說國家不是民眾的簡單集合，而需要各組織的協調運作，此論梁啟超也頗為贊同，於是點畫渲染，細描由府州縣鄉埠組成的「國家身體」器官圖：

　　 蓋國也者，積民而成者也，積府州縣鄉埠而成者也。如人身合五官百骸而成，官骸各盡其職效其力，則膚革充盈，人道乃備。有一痹廢，若失職者，則體必不立，惟國亦然。(58)

　　 然而當梁需要向讀者分析瓜分危局時，組成「國家身體」的器官又成了路、礦、財、兵：

　　 一國猶一身也，一身之中，有腹心焉，有骨節焉，有肌肉焉，有脈絡焉，有手足焉，有咽喉焉，有皮毛焉。鐵路者國之脈絡也，礦務者國之骨節也，財政者國之肌肉也，兵者國之手足也，港灣要地者國之咽喉也，而土地者國之皮毛也。今者脈絡已被瓜分矣，骨節已被瓜分矣，肌肉已被瓜分矣，手足已被瓜分矣，咽喉已被瓜分矣，而僅餘外觀之皮毛，以裹此七尺之軀，安得謂之為完人也哉。(59)

　　 申說養成「新民」才是強國的要義時，「國家身體」的各部器官組織又全被比喻成了民。《新民說》開篇敘論中言道：

　　 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60)

　　 此外，《新民說》中的另一段則縫合了傳統的「病國」隱喻和嚴復的欲治「國病」應從治「民病」入手的觀點：

　　 人之患瘵者，風寒暑溼燥火，無一不足以侵之；若血氣強盛膚革充盈者，冒風雪，犯暴暵，沖瘴癘，凌波濤，何有焉?不自攝生，而怨風雪暴暵波濤瘴癘之無情，非直彼不任受，而我亦豈以善怨而獲免耶?(中略)必其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相埒，則外自不能為患，吾何為而患之。此其功雖非旦夕可就乎，然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今日舍此一事，別無善圖。(61)

同樣地，這個「生病的中國」的病根究竟何在?需以何種葯醫之?與嚴復一早認定醫治「國病」應從醫治「民病」入手不同，梁啟超筆下的大量「病國」論述中，中國的「病」與「葯」也總是變化無定。病根所在，有時是不知變革(前揭《保國會演說詞》)，有時是西太后政權(前揭《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有時是缺乏伯倫知理所謂的有機統一性：

　　 國家既為有機體，則不成有機體不得謂之國家。中國則廢疾痼病之機體也，其不國亦宜。(62)有時是政體與腐敗的官吏：

　　 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盪腸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63)

　　 有時是民間習俗，如早婚：

　　 夫我中國民族，無活潑之氣象，無勇敢之精神，無沈雄強毅之魄力，其原因雖非一端，而早婚亦實屍其咎矣。(64)

　　 有時是國人習性，如尚陰柔文弱：

　　 我以病夫聞於世界，手足癱瘓，已盡失防護之機能，東西諸國，莫不磨刀霍霍，內向而魚肉我矣。我不速拔文弱之惡根，一雪不武之積恥，二十世紀競爭之場，寧復有支那人種立足之地哉。(65)

　　 梁啟超開列過的治病之葯，則有變法(前揭《讀〈日本書目志〉書後》)，有破壞：

　　 不觀乎善醫者乎，腸胃癥結，非投以劇烈吐瀉之劑，而決不能治也，瘡痛腫毒，非施以割剖洗滌之功，而決不能療也。若是者，所謂破壞也。苟其憚之，而日日進參苓以謀滋補，塗珠珀以求消毒，病未有不日增而月劇者也。(66)

　　 有盧梭的民約論：

　　 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於今日之中國者，其惟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67)或者是有限度的自由主義：

　　 歐美自由之風潮，卷地滔天，絕太平洋而盪撼亞陸，憂時愛國之士，知此固醫國之聖葯，而防腐之神劑也。(中略)然而烈葯之可以起死者，有時亦足以殺人，必調劑使適其宜，而後能全其葯之用。(68)

　　 或者是鍛煉國民體魄：

　　 嗚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吾望我同胞練其筋骨，習於勇力，無奄然頹憊以坐廢也!(69)以及改良習俗、尚武等等，不一而足。

　　 梳理上述「病國」敘述的時間線可以看到，梁啟超從伯倫知理學說中引申出來的重視「國家身體」的統一性，與含有自由主義色彩的重視個體之民的言論差不多是在同一時期——即戊戌至旅日之初——發出的，可見這一時期梁的「國家身體圖」實則雜糅了傳統「國家身體」隱喻、經嚴復改造過的基於社會進化論的「國家身體」觀念以及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說。其中雖然有梁啟超本人性格的緣故，如他自己所言，所謂「稍有積累，性喜論議，信口輒談」(70)，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傳統的「病國」隱喻、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論、嚴復的國家官品說，這些理論之間本質上存在著怎樣巨大的區別，梁啟超似乎不太關心，抑或是沒有時間關心。他真正關心的不是理論的建構，而是觀念的傳播。他相信，惟有像斷定中國「為世界第一病國」(71)這樣驚心動魄的言論才能真正震懾他的讀者，喚起他們對時局的關心。「病國」言論集中出現的戊戌至旅日這段時間，也正是梁啟超鍛煉成其獨特的政論文體(鄭振鐸因其大量使用於《新民叢報》，直呼為「《新民叢報》式文體」，形容其文「浩浩莽莽，有排山倒海的氣勢，窒人呼吸的電感力」(72))，影響了晚清民國幾代知識分子。《新民叢報》不僅在留日學生中廣為流傳，且因時值清政府改科舉為策論，報上許多文章都被作為策論題目，而「大行於內地」(73)，以至「以剿襲《新民叢報》得科第者，不可勝數」(74)。許多當事人都不約而同地回憶過當年如何在梁啟超的文風吸引下接受了他的觀念。胡適說梁文於「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並引用《新民說》中「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一段，說自己由此體會到「新民」之義就是「要改造中國的民族，要把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個新鮮活潑的民族」(75)。梁容若回憶閱讀《新民說》《合群》等，自己「都在興奮悚動里讀完，留下深刻明快的印象」(76)。蔣夢麟說對於當時亟需介紹各種西方觀念的中國人而言，「梁氏簡潔的文筆深入淺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穎或困難的問題」，《新民叢報》因而成為「每一位渴求新知識的青年的智慧源泉」(77)。

　　 正因為梁啟超拋開了理論層面謹慎小心的推演辨析，才能將各種路數的「國家身體」理論統統轉化為一系列簡明可視的身體喻象，雜燴諸家，也因此而引人入勝。目的所在，便是用那一具具觸目驚心的病體殘軀喚起讀者的驚懼體驗和危機意識，從而投身於他最關心的事業：將中國構築成一個強壯的「國家身體」，其過程就像他那部未完的烏托邦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中三位主角姓名所投射的那樣：覺民、去病、克強。

　　 因此，就近代中國人「國家身體」觀念的形成而言，梁啟超的最大貢獻不是像嚴復那樣字斟句酌地推敲出雅訓的譯本，謹慎地建立起概念間的邏輯聯繫，而是利用他元氣淋漓的磅礴文勢和作為意見領袖的輿論影響力，對上述「國家身體」理論進行了視覺化處理，最大限度地敷衍、增飾了「國家身體」的隱喻譜系並將之大範圍地傳播出去，特別是通過著力宣傳「新民」理念，進一步鞏固了個體與國家命運相連的觀念，為這一隱喻在中國知識界的流行奠定了基礎。

　　 嚴復引入斯賓塞理論，完成了對中國傳統「國家身體」的理論改造，而梁啟超則為其添加了伯倫知理學說，並在喻象層面作了詳盡展開。這個由嚴、梁二人共同構建的基於現代政治學框架的「國家身體」隱喻體系，為當時國人思考己身與國家的關係提供了新視角。嚴、梁二人在對近代「國家身體」理論——無論是斯賓塞式的還是伯倫知理式的——的譯介和闡釋中共同關注的一點是：個人在國家中應該處於一種怎樣的位置。正如梁啟超敏銳嗅到的：「近世之政治學，全自國家與吾人之相關如何著想。」(78)在這一問題上，二人都是相當積極的：他們在這些西方學說中看到了從改造個體身體開始努力，最終建成強壯的現代「國家身體」的可能性。在這幅未來的國家圖景中，個人被認為將發生舉足輕重的作用，個人的目的與國家的目的由此被整合在了一起，把民的身體拉入國家這個龐大的有機體中，終極目的是實現「國家身體」整體性功能的有效發揮。正如狹間直樹曾經指出的，「梁啟超構想的『中國之新民』，是能夠承擔起體現了民權與國權相結合的有機體國家的主體，並以從這一立場上培養國家主義和國家思想為指歸」(79)。

　　 此外，一個重要的新特徵是，梁啟超的「國家身體」敘述是與其「國民話語」的建立同步進行的。可以看到，隨著「國民話語」的建立，擁有「醫國」資格之人，不再局限於「聖人」或精英士大夫，而是擴大到了每一個「國民」。這種轉化的出現是嚴復和梁啟超傳播現代「國家身體」理論的產物。嚴、梁都曾號召自己的讀者：「醫國」早已不僅是一二君臣之事，而是每個「國民」之責。相信「有生之物各保其生」就能實現保種，那麼對於面臨「滅種」危機的中國而言，強調每個個體努力各保其生，最終就可以實現「保種保國」。梁啟超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寫道：「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腦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血性之人也。」因此，自己撰寫此文就是「取中國病源之繁難而深遠者，一一論列之，疏通之，證明之，我同胞有愛國者乎，按脈論而投良藥焉」(80)。梁啟超明確告訴他的讀者：國家病症已一一開列於此，人人皆應以「醫國」為己任。當時的梁正在積極致力於將中國建成民族國家，因此，在他筆下，能救治「國病」之人不再被稱為聖人或賢士，而是被賦予了「同胞」這個有著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稱呼，被與「愛國」的行為聯繫在一起，不知「國病」、不思救治之人則被打上了「無腦筋」、「無血性」的標籤。這也就可以理解，梁啟超大量製造出各類觸目驚心的「生病的中國」形象的原因，就是意欲在召喚讀者「共醫國病」的過程中，凝聚出民族國家的向心力。這種策略他在與嚴復討論時曾有所提及：「中國今日民智極塞，民情極渙，將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術，必擇眾人目光心力所最趨注者而舉之以為的則可合。」(81)而「共醫國病」正是一個相當能夠吸引當時士人注意的目標，一方面喚起了他們「醫國之士」的傳統身份認同，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來自西方的現代「藥方」。

這一「共醫國病」的事業如果成功，那麼理想的狀態自然是健康的國民身體和健康的國家身體整合在一起，協手並進，朝向進化論指引的美好未來。如梁啟超所設想的那樣：「可以懸一至善之目的，而使一國人、使世界人共向之以進，積日漸久，而必可以致之。」(82)然而，接受了這種觀念的中國人很快發現，那個被裹進了「國家身體」的個體身體並不總能與「國家身體」相協調，當二者齬齟之時，「個體」與「國家」之間的輕重取捨問題，便成為此後困擾中國知識分子的難題。

　　 注釋：

　　 ①[日]遊佐徹：「梁啓超が描いた中國の自畫像(資料編)」，『中國文史論叢』2010年第6期。

　　 ②楊瑞松：《想像民族的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05年第23期。

　　 ③[日]高島航：《「東亞病夫」與體育——以殖民地男性特質為視點的觀察》，[日]狹間直樹、石川禎浩主編，袁廣泉等譯：《近代東亞翻譯概念的發生與傳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360-361頁。

　　 ④[法]巴斯蒂：《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溯源——關於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翻譯》，《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日]川尻文彥：《梁啟超的政治學——以明治日本的國家學和伯倫知理的受容為中心》，《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王昆：《梁啟超與伯倫知理國家學說》，《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11期。

　　 ⑤[日]橫山英：「清末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國家有機體説」，『広島大學文學部紀要』1986年第45號。

　　 ⑥[日]狹間直樹「『新民説』略論」，狹間直樹編：『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 共同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年，第87頁。

　　 ⑦雷勇：《國家比喻的意義轉換與現代國家形象——梁啟超國家有機體理論的西方背景及思想淵源》，《政法論壇》2010年第6期。

　　 ⑧關於此問題，詳見拙作：《從「官品」的翻譯看嚴復對中國傳統「國家身體」形象的改造》，《學術月刊》2016年第5期。

　　 ⑨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後序》，《飲冰室文集之一》，《飲冰室合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26頁。

　　 ⑩梁啟超：《讀〈日本書目志〉書後》，《飲冰室文集之二》，《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52頁。

　　 (11)梁啟超：《保國會演說詞》，《飲冰室文集之三》，《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27頁。

　　 (12)梁啟超：《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變法通議》，《飲冰室文集之一》，《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89頁。

　　 (13)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飲冰室文集之五》，《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12-13頁。

　　 (14)梁啟超：《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飲冰室文集之五》，《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52頁。

　　 (15)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頁；黃克武《嚴復與梁啟超》，《台大文史哲學報》2002年第56期。

　　 (16)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飲冰室文集之一》，《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106-107、110頁。

　　 (17)(19)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51，38頁。

　　 (18)(23)嚴復：《與梁啟超書(一)》，王栻主編：《嚴復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14，514頁。

　　 (20)梁啟超：《說群序》，《飲冰室文集之二》，《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3頁。

　　 (21)(22)梁啟超：《說群序·說群一·群理一》，《飲冰室文集之二》，《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5，6-7頁。

　　 (24)梁啟超：《論支那宗教改革》，《飲冰室文集之三》，《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55頁。

　　 (25)(26)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飲冰室文集之五》，《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34，21頁。

　　 (27)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飲冰室文集之五》，《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34頁。

　　 (28)(29)(33)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專集之四》，《飲冰室合集》第4冊，第5，118-119，117頁。

　　 (30)梁啟超：《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飲冰室文集之五》，《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50頁。

　　 (31)梁啟超：《新民議》，《飲冰室文集之七》，《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108頁。

　　 (32)梁啟超：《政治與人民》，《飲冰室文集之二十》，《飲冰室合集》第2冊，第7頁。

　　 (34)梁啟超：《說政策》，《飲冰室文集之二十三》，《飲冰室合集》第2冊，第6頁。

　　 (35)關於日本譯介國家有機體學說情況研究參見：[日]河村又介：「加藤弘之と國家有機體説」，『日本學士院紀要』第26巻第1號，1968年；[日]山田央子：「ブルンチュリ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國民」観念の成立とその受容」(上、下)，『東京都立大學法學會雑誌』1991年第32巻2號、1992年第33巻1號；[日]嘉戸一將：「身體としての國家」，『相愛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年報』(4)，2010年。

　　 (36)據巴斯蒂考證，該文系伯氏1874年出版的通俗讀物《為有文化的公眾而寫的德國政治學》的節譯本。《國家論》由該書第一部分《國家總論》第1卷《國家之性質與目的》、第3卷《國體》和第4卷《公權及其作用》的各一部分組成。不過，梁所用日文底本既非伯氏原著也非平田譯本，而是1899年在東京出版的由吾妻兵治著譯的《國家學》。見[法]巴斯蒂：《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溯源——關於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翻譯》，《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37)王昆認為「力人」並非梁啟超筆名。參見王昆：《梁啟超與伯倫知理國家學說》，《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11期。

　　 (38)中國之新民：《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新民叢報》1903年第38、39期合刊。

　　 (39)一木喜德郎(1867-1944)，日本法學家、政治家，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教授，歷任文部大臣、內閣大臣等職。著名的公法學專家，主張天皇機關說。該學說受到歐洲國家有機體說影響，明治大正時代曾是日本憲法理論的主流思想，認為國家統治權應屬於作為法人的國家，天皇是國家有機體中的最高機關。

　　 (40)《政法片片錄·國家為有機體說》，《譯書彙編》1902年第2卷第1期。

　　 (41)[德]伯倫知理：《國家論》，《清議報全編》卷9，第11頁。

　　 (42)(44)(45)(48)(49)(50)(51)(53)中國之新民：《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新民叢報》1903年第38、39號合刊。

　　 (43)[法]巴斯蒂：《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溯源——關於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翻譯》，《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6)[德]伯倫知理：《國家論》，《清議報全編》卷9，第9頁。

　　 (47)梁啟超：《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傳》，《飲冰室文集之十三》，《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12頁。

　　 (52)梁啟超：《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飲冰室文集之六》，《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114頁。

　　 (54)(56)嚴復：《與梁啟超書(二)》，王栻主編：《嚴復集》第3冊，第516-517，517頁。

　　 (55)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飲冰室文集之一》，《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108頁。

　　 (57)中國之新民：《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新民叢報》1903年第38、39號合刊。

　　 (58)梁啟超：《商會議》，《飲冰室文集之四》，《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1頁。

　　 (59)梁啟超：《瓜分危言》，《飲冰室文集之四》，《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36頁。

　　 (60)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專集之四》，《飲冰室合集》第4冊，第1頁。

　　 (61)(63)(65)(66)(69)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專集之四》，《飲冰室合集》第4冊，第5，64-65，115，63，117頁。

　　 (62)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新民叢報》1903年第38、39號合刊。

　　 (64)梁啟超：《新民議》，《飲冰室文集之七》，《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108頁。

　　 (67)梁啟超：《自由書·破壞主義》，《飲冰室專集之二》，《飲冰室合集》第4冊，第25頁。

　　 (68)梁啟超：《服從釋義》，《飲冰室文集之十四》，《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11頁。

　　 (70)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飲冰室文集之一》，《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107頁

　　 (71)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飲冰室文集之五》，《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36頁。

　　 (72)鄭振鐸：《梁任公先生》，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69頁。

　　 (73)超觀：《記梁任公先生軼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第45頁。

　　 (74)李肖聃：《星廬筆記·梁啟超》，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第37頁。

　　 (75)胡適《在上海(一八四○—一九一○)》，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第175-176頁。

　　 (76)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記》，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第283頁。

　　 (77)蔣夢麟：《西潮》，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年，第91頁。

　　 (78)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飲冰室文集之六》，《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13頁。

　　 (79)[日]狹間直樹：「『新民説』略論」，狹間直樹編：『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共同研究』，第98頁。

　　 (80)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飲冰室文集之五》，《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12、14頁。

　　 (81)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飲冰室文集之一》，《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110頁。

　　 (82)梁啟超：《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傳》，《飲冰室文集之十三》，《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