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卓恩：台灣政治中的蔣經國(2)

　　台灣50-60年代：蔣經國是恐怖政治的「打手」

　　國民黨在丟掉大陸江山，把「政權」遷到了台灣。當時兵荒馬亂，形勢錯綜複雜，「政權」要在台灣這個國民黨統治基礎及其薄弱的地方穩定下來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當務之急就是穩定政權，然後尋找機會「反攻大陸」。

　　蔣介石一輩子都是鐵了心要回大陸的，他自始至終不說自己是台灣人，但是在各種條件的制約下這是很難成功的。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合法性的根據是另一回事。反共和反攻當然就是國民黨台灣政權宣傳上的最大根據。

　　反共和反攻主要有兩種方法：胡適這一派提出用民主的方法來反共，他們講共產黨最大的弱點是「獨裁」，因此要針對共產黨的這個「弱點」，用自由民主來抨擊共產黨，號召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所以當時在台灣辦了一個刊物，叫《自由中國》。這是第一種方案，這種方案對國民黨人，尤其是對蔣經國這種人來說，是根本不可行的。蔣經國在蘇聯生活十二年，自認為很了解共產黨和它的意識形態。他覺得自由民主對於共產黨來說不具有殺傷力，只有採取「列寧式」的組織、宣傳、特工等辦法來對付共產黨，即以共制共，才能夠有力量。蔣經國主張用他在蘇聯學的這一套來解決問題，那就是搞集中統一，搞社會基層組織化，搞特務情報網。這都是他的拿手好戲。

　　這個想法很符合他父親的意圖。蔣介石覺得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主要原因一是教育，二是組織。教育沒抓住，青年跟著共產黨跑了；組織渙散、派系傾軋，內耗太大。所以他在台灣復職前後，嚴令不許派系大佬來台，來了的也要趕走，或者進行軟禁。中統頭目陳立夫不久就被趕到外國養雞去了。白崇禧、閻錫山這些地方實力派人物都被軟禁。蔣介石也提出要用國民黨的主張和宣傳主導青年學生的思想。

　　在大陸，國民黨派系政治下，蔣經國的角色並不特別顯要，但到了台灣，派系被蔣介石剪掉，蔣經國的地位頓時成為主角。這使他成為了蔣介石威權政治最主要的打手。他當時職務很多，主要是兩個：一個是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主要負責在部隊基層建立國民黨組織，對軍人進行思想政治控制；第二個職務就是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職位雖然不高，但是管的事情是全盤的。因為當時台灣的特工人員很多，勢力很大，盤根錯節，需要統一指揮和協調。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角色就是組織和擔任「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團長，將大中學校學生納入團的組織，把意識形態貫徹到青年當中去。

　　蔣經國在台灣用特務組織所做的事情，很多都令人髮指。我先舉一個大人物的例子，雷震案。雷震原來是國民黨的紅人，很受蔣介石信賴，在國民參政會代表國民黨與共產黨和中間黨派協調穿梭，在抗戰後的制憲活動中表現不凡。但到台灣後，思想慢慢與胡適等自由派比較接近，他是《自由中國》雜誌的社長，胡適是精神領袖。《自由中國》主張自由民主，與蔣經國的「以共制共」撞了車，雷震被認為是故意與兩蔣作對，被開除黨籍。後來《自由中國》呼籲組織「強有力的反對黨」，來約束國民黨濫權。雷震身體力行走在前面，聯合一些去台灣的民社黨和青年黨人，以及台灣本省的政治精英，準備成立「中國民主黨」。他們緊鑼密鼓籌備過程中，蔣經國的特務部門進行了密切監控，在他們即將宣布的前夕，緊急出動抓捕雷震為首的四位《自由中國》人士，採取特殊辦法誘供逼供，結果使其中的一位叫劉子英的人屈服，違背事實地承認自己是邵力子夫人傅學文派來台灣的。結果將雷震以「知匪不報」入罪。蔣介石特別明確指示，判刑不得少於十年。其他幾位也分別判刑，而被利用的劉子英則被處十二年刑期。他出獄後寫信向雷震夫人宋英懺悔，說是被特務逼迫說了假話，害了雷公。兩蔣對大人物治罪很多採取的是這個辦法，包括孫立人事件。

　　再舉一個小人物的例子，胡學古案。胡學古又名胡虛一，是一個中學教員，從湖南逃難而來，本來與國民黨沒有多少瓜葛。但他是殷海光的朋友，有一次，殷海光找到他，說一個退伍軍人讓他在一份文件上簽名，問能不能簽。殷海光是《自由中國》一位比較激進的主筆，也是該刊的台柱，寫的社論和專論常讓國民黨難堪，兩蔣很嫉恨他。雷震案發生時據說也準備將殷海光抓進去，一時找不到罪名。雷震坐牢之後，《自由中國》停止了，殷海光也不沒地方再寫文章了，但跟學生上課的時候還是火力全開，學生很歡迎他，開講座場場爆滿。特務曾經想在殷海光講座的時候找茬，沒有成功，因為以言論入罪會過不了美國這一關，美國不保護他們就維持不下去。他們就設了一個計，讓一位家境不好的退伍軍人李英濤通過聽講座認識殷海光，再去殷海光家裡發牢騷。殷海光一介書生，頭腦複雜而心智簡單，就信以為真，如同遇到知音，一起痛罵國民黨。過了幾天李英濤又來，說他有個「除三害」的計劃，可以有辦法把蔣介石、陳誠、蔣經國三個罪魁禍首幹掉，還拿出一份宣言之類的東西，讓殷海光簽名。這才引起殷海光警惕，找最可靠的朋友胡學古商量。胡學古當即阻止了他，使計謀破產，特務就拿胡學古出氣，將胡學古抓起來，以「叛亂罪」關進陰冷潮濕的黑牢七年，一隻眼睛被弄瞎。

　　蔣經國主導的特務統治，既顯示國民黨政府的殘暴，又顯示了國民黨政府的虛弱。他不敢直接治殷海光的罪，就拿名不見經傳的胡學古當替罪羊；他不敢直接說雷震是反革命，就用逼出偽證的辦法羅織「包庇罪」的罪名。我用「打手」這個詞形容蔣經國還算比較客氣。前不久香港的《開放雜誌》一篇文章評價蔣經國時，用的「殺手」這個詞。我只說蔣經國是「打手」，其實他真的是殺手。蔣經國在掌握台灣特務組織時，通過明殺、暗殺、監禁等方式迫害了很多人。蔣經國在做「打手」的這個時期，絲毫沒有心軟，他覺得很正當，覺得只有這樣才能維護這個「國家」的最大利益。據後來有關方面的權威統計，白色恐怖時期被錯殺的有5000餘人，被錯關的更是數量巨大。這是台灣的第一個時期。

　　這一時期雖然蔣經國曾經多次去美國訪問，見證了自由民主制度，也感覺這個制度比較合理，但他認為這不符合中國國情，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70年代：蔣經國使台灣經濟起飛政治仍採取高壓

　　蔣經國在台灣的第二個時期，則開始變得比較正面。進入70年代之後，在蔣介石去世之前，蔣經國已經實際掌握台灣的政治大局。那時候二號人物陳誠已經去世。這個時候，島內外的形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美國為了與蘇聯冷戰，開始向中國大陸靠近，向共產黨靠近，這意味著台灣的地位慢慢下降了。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怎麼樣自保，台灣政府怎麼讓老百姓相信這個政府是「合法」的？這個時候就要做好事。簡單的說，要發展台灣的經濟和社會，使民眾感到這個政府可信賴。

　　這當然不是蔣經國自己突然想出來的，而是一個突然事件刺激了他，讓他慢慢醒悟過來。1970年4月，蔣經國到美國訪問時發生了刺殺事件。刺殺者叫黃文雄，他開槍時喊的口號是「為台灣人報仇」。這次刺殺雖然沒有成功，但深深刺激了蔣經國，他發現要在台灣立足，一定要考慮怎麼樣讓台灣人容得下他，單純暴力壓制只會製造出更多的暴力反抗。所以他要為台灣老百姓做好事，讓台灣人民內心裡接受他。

　　他首先提拔台灣人當高官，在他提拔的青年才俊中就有後來成為他接班人的李登輝。他形成了這種提拔台灣本地人的風氣，慢慢實現了所謂政權的本土化，實現了國民黨的本土化。這就讓一些台灣人感覺到國民黨是「我們的黨」，中華民國政府是「我們的政府」，產生了這種認同感。蔣經國自己也公開宣稱，「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其次是走親民路線，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群眾路線，走街串巷。蔣經國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基本上走遍了台灣的每一條巷子。現在台灣的政治人物都喜歡說「走透透」，也是學蔣經國的。蔣經國走到哪裡都是慈祥的，讓人覺得很親近。

　　第三就是推動「十大建設」，實現台灣經濟轉型。台灣經濟建設其實在蔣介石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從最初的內向型經濟，到發展進口替代性經濟，培育優勢產業，到70年代初走向出口為主的外向型經濟。蔣經國適應這種需要，大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主導經濟轉型，他的大手筆是搞一些影響全局的大工程，比如南北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大型港口、機場、大型鋼廠、石化廠、核電廠等，號稱「十大建設」。這十大建設納入議程的時候，台灣還不富裕，很多人有疑慮，蔣經國說「如果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他乾綱獨斷，力排眾議，堅持推行，用五年時間全面完成。用嚴格的標準看，這十大建設，瑕疵也很多，明顯受到蘇聯計劃經濟中大型工程的影響，也有不計投入產出、長官意志先行的弊端，但總體上說為80年代台灣經濟的飛速發展打下重要基礎。八十年代的時候台灣經濟年增長率保持在13%左右，與大陸改革開放初期旗鼓相當，外匯儲備僅次於日本，人均國民收入達到4700多美元，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經濟起飛又推進了高等教育普及，牽動了政治與社會的演化。

　　這就是他第二階段做的事情。第二階段蔣經國的職務從「行政院長」干到「總統」，是名符其實的掌舵人。這一階段經濟上已經開始活躍了，但在政治上仍然實行高壓和獨裁。這裡有兩個著名的事件，一個是美麗島事件，一個是江南事件。

　　80年代：蔣經國以自我革命形式充當台灣民主進程第一推手

　　進入80年代，蔣經國逐漸感到年事已高，身體狀況越來越不佳。蔣經國開始著手安排接班人了。有證據表明，他也想如法炮製，栽培自己的兒子蔣孝武。蔣孝武1976年進入特工部門，開始建構自己的班底，而李登輝雖極受器重卻沒有屬於自己的人馬。這有點類似於當年蔣介石培養陳誠與蔣經國的情況。幾年後，蔣孝武有了黨務、軍情、宣傳等部門工作經驗的完整履歷，社會各界普遍認為蔣經國有要蔣孝武接班的明顯意圖。

　　「江南事件」的發生弄巧成拙，將蔣經國的接班計劃徹底粉碎。「江南事件」是《蔣經國傳》作者江南遭暗殺的事件。聯邦調查局迅速將偵破結果向新聞界公開，美國《紐約時報》的新聞不僅指出是台灣情治人員所作，並直指蔣孝武難逃干係，使蔣經國父子成為世界輿論的焦點，美國還以停止軍售相威脅。蔣經國先以處分「情報局長」汪希苓等人試圖止損，無效後被迫將蔣孝武外放新加坡任商務副代表。蔣經國不得已出來表態說：下一屆的「總統」競選蔣家人不會參加，無蔣家接班計劃，蔣家後人此後也將不會從事政治。

　　那麼，權力究竟交給誰？蔣經國與多數台灣民眾的隔閡仍然沒有消除。雖然表面上和氣，但內心的隔閡仍在。在經濟自由、生活富裕的環境下，這種不滿就呈現為社會反對運動，或者叫民主運動，此起彼伏。台灣的民主運動是從50年代的《自由中國》時期開始，那時是純粹的知識分子運動，「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到70年代就不一樣了，台灣社會力成長起來了，從學生保釣運動開始，台灣民主運動不斷，各種各樣的有反抗性的思想意識都涌了出來，壓住一個，冒出另一個。所以，一個根本的辦法就是開放。

　　蔣經國思考的正是這個方向。他從南越覆亡和數任韓國獨裁者橫死的下場里，看到民主政治潮流不可阻擋的趨勢，決定在他生命的最後，邁出歷史的關鍵步伐。雖然蔣經國思想中本來並沒有自由民主的信念，但他是識時務者，他說「我知道我是專制者，但我會是最後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

　　1986年3月，蔣經國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9月，蔣經國表示將要解除實行了38年的戒嚴令，開放黨禁，開放報禁。這個信息被流到社會，島內民運人士便迫不及待地在當月集會成立了民主進步黨。雖然違反當時仍有效的戒嚴令，但蔣經國未下令逮捕他們，他對呈報「反動分子名單」的情報人士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在緊急召開的黨中央應變會上又表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10月蔣經國先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告知台灣「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接著在「雙十節」發表要對歷史、對十億同胞負責的講話，指示修訂「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開啟台灣民主憲政之門。當時國民黨要人紛紛質疑這樣將來可能會失去政權，蔣經國則說：「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世界上沒有鐵打的江山，丟了民心，江山遲早會丟掉；得了民心，丟掉的江山還會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