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與救贖

　　□　吳義勤　　《蛙》是又一部能代表莫言創造力與想像力的厚重之作,那種強烈的現實批判精神,那種繁複卻新穎的藝術創新能力,那種驚心動魄的思想力量,呈現給我們的無疑是莫言不斷被刷新的「可能性」。　　「蛙」到底象徵著什麼呢?那些不斷鳴叫,有著旺盛的繁殖能力卻又是如此「低賤平常」的生物,承載著莫言對於中國計劃生育國策以及中國當代農民生命史、精神史的深刻思考。在這些思考的背後,則是對中國現代性命運的深切憂慮和反思——這也是莫言小說的一貫主題。小說的題材有著獨特意義和相當的敏感性,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在中國既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因為人口,是一個國家走向繁榮的前提,而控制人口,又是後發現代國家實現艱難的現代轉型的無奈但必要之舉。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作品中,計劃生育一方面,被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進步事業」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則成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主旋律鄉土文學突出鄉村基層政治尷尬現狀和困境的點綴性情節。　　在《蛙》中,莫言對計劃生育政策的思索是通過幾個典型人物來實現的。姑姑、陳鼻、陳眉、王仁美等人物血肉豐滿,栩栩如生,堪稱新世紀中國鄉土小說中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主人公姑姑,是一位複雜的女性形象,她終身未婚,她所有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都化為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奇異人生。她是英雄,又似乎是「罪人」,她活人無數,給無數嬰兒接生；她又害人無數,用雙手強制性將無數孕婦流產,甚至造成過「一屍兩命」的悲劇。小說沒有簡單地讚揚或者否定計劃生育,而是用知識考古學般的勇氣和熱情,努力挖掘數十年來計劃生育政策所呈現出來的歷史細節,反思其間沉痛的人性代價與生命代價。姑姑是將計劃生育政策作為一種「信仰」來執行的,她是高度符號化了的時代英雄,是以忘我的甚至無我的「螺絲釘」精神去服務革命或進步事業的,她沒有選擇,沒有退路,某種意義上她不過是制度或事業的一個工具,她其實也是受害者和犧牲者。在那些匪夷所思甚至慘烈的計劃生育措施面前,我們驚訝地發現,計劃生育已成了某種「戰爭思維」的替代物,成了姑姑追求人生至善的職業理想。而姑姑本人其實並不是一個內心堅硬的「冷血動物」,她內心的柔軟與善良在「為牛接生」一章中有生動的表現,正如母親所說:「人家都說你是菩薩轉世,菩薩普度眾生,拯救萬物,牛雖畜類,也是性命,你不能見死不救吧!」姑姑與牛相見的一幕更是感人至深:　　那母牛一見到姑姑,兩條前腿一屈,跪下了。姑姑見母牛下跪,眼淚嘩地流了下來。　　我們的眼淚也都跟著流了下來。　　如此感人的場景、如此溫暖的文字在莫言的小說里是少見的,但在姑姑這兒莫言卻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在作家筆下,姑姑的人性也是單純、潔凈的,即使在「文革」那樣的荒誕場景里,在縣委書記楊林為求生而「變節」的情況下,姑姑依然那麼堅定而崇高地捍衛著自己的清白:　　上來一個矮小敦實的女紅衛兵,手提兩隻破鞋子,一隻掛在楊林脖子上,一隻掛在姑姑脖子上。姑姑後來說,反革命,特務,這些罪名都可以忍受,但絕對不能忍受「破鞋」的稱號。這是無中生有,奇恥大辱!姑姑立即把脖子上的破鞋摘下來,用力撇去。那隻破鞋,竟像長了眼似的,落在黃秋雅面前。　　女紅衛兵蹦了一個高,揪住姑姑的頭髮,使勁往下拉。姑姑昂著頭,與那女孩僵持。姑姑,您低頭吧,您如果再不低頭,只怕您的頭髮連同頭皮都會被告揪下來啊!那胖女孩少說也有一百斤重,她雙手揪住您的頭髮,已經懸空吊在您身上了。姑姑猛然一甩頭,像一匹擺動鬃毛的烈馬——那女孩手裡攥著兩綹頭髮,跌落在檯子上。姑姑的頭上滲出鮮血——姑姑的頭上至今還留有兩個銅錢大小的疤痕——血流到姑姑的額頭上,流到姑姑的耳朵上。她的身體挺立不彎。　　在文革那樣的黑暗歲月里,能有姑姑這種感人操守與品格的人能有多少呢?這樣潔凈而純粹的人會是「罪人」嗎?然而,王仁美的死、王膽的死卻都最終成了姑姑內心沉重的枷鎖,那些被流掉的孩子們,那些死去的孕婦們,都化作了復仇的青蛙,讓姑姑無處遁藏。姑姑最終嫁給了擅長捏泥娃娃的郝大手,幻想用那些活靈活現的泥娃娃來平息內心的不安、來救贖自己的靈魂。很難說,這種贖罪的夢想就能真正安妥她的靈魂,但是她至少在幻象的世界裡實現了對歷史和現實的某種超越。而且,在我看來,姑姑與其說是贖罪,不如說是表達了一種對生命本身的敬畏與愛,是對生命本身的一種親近與懷念。　　藝術層面上,《蛙》所創造的「互文對話性文本」也有魔術的光亮。小說以解放初期、文革、改革開放、新世紀這四個不同的歷史空間作為小說展開的背景,圍繞「計劃生育」的不同敘事,努力使得這四個時空的「計劃生育故事」形成互文參照性,從而達到歷史反思和人性高度的統一。同時,小說中也鑲嵌了不同的文體,例如,每個章節都以主人公蝌蚪(萬小跑)和日本友人杉谷義人的通信形成對下面故事情節的某種「預敘」,又能從一個比較超然的現在進行時角度,對這些歷史中發生的故事進行審視。這種以書信體和小說形成互文的方式,在莫言的短篇小說《月光斬》中也有過類似嘗試。而在小說結尾,莫言則用戲劇的形式,對整部小說的某些故事(如陳眉代孕的悲慘經歷)構成某種程度的「補敘」。可以說,不同的歷史場景、不同文體之間的互文性衝突、鑲嵌、改寫和融合,不但沒有產生出互相消解的解構作用,使文本呈現出主體間性的交流與對話,反而使得文體狂歡轉化成了更為強烈的批判焦慮,強化了潛在的敘述主體的現實批判力量與對人性美的深沉呼喚。特別是小說結尾出現的九幕劇《蛙》更是非常出彩,它不但再現了小說中陳眉和陳鼻的悲慘遭遇,而且讓陳眉打破時空限制,打破舞台的限制,以古代人的口吻出現在現代派出所,以現代人的身份出現在了電視劇中的民國大堂,在歷史痕迹的纏繞互文中,以一種樸素的民間道德姿態,既控訴了袁腮之流不擇手段的當代物質崇拜,也反思了中華民族為繁榮和富強所付出的巨大人性犧牲,批判了在中國充滿悖論的現代化進程中頑固的國民性痼疾以及由此而來的人性悲劇宿命化的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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