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醒：不聽「父訓」的黃萬里

——讀《長河孤旅——黃萬里傳》

黃萬里的父親黃炎培1945年7月初在延安與毛澤東有著名的「窯洞對」。黃炎培直言談及中國一直難以逃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毛澤東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認為：「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在抗戰勝局將定的時刻，黃炎培、褚輔成、冷遹、章伯均、傅斯年、左舜生六參政員到訪延安，黃、毛的這番話被廣為傳播，它對以後的中國政局產生過多大的影響，似在本文的探討範圍之外，但父親所言對黃萬里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就是要捍衛自己說話的權利。

　　1952年初，一句平常話讓黃萬里初嘗政治運動的滋味。當時，黃萬里在唐山鐵道學院兼任「三反」領導機構--節約委員會委員。黃的老同學、同事沈智揚被扣上「貪污」的罪名，校方讓黃萬里找沈做工作。黃說，「你要是貪污了就必須承認，但你要是沒貪污，也不要瞎說一氣，瞎說也不好。」並習慣性地帶出一句英語成語。這話被人揭發，黃萬里被投入運動中。

　　1954年，黃炎培將在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調研中發現的問題，向毛主席提出意見，隨後在人大內部會上遭到批判。自此，「識時務」的黃炎培幾乎禁聲。

　　但黃萬里並沒有學父親的「榜樣」，他在1956年，討論「三門峽」規劃方案時說：「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這樣犯忌的話恐怕只有黃萬里說得出，反對者只有「不識時務」的黃萬里一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1957年春，黃萬里在清華校刊《新清華》發表短篇小說《花叢小語》，不僅批評「三門峽」工程方案討論中發言的專家「竟肯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而靦顏地說黃河水真的會清的，下游真會一下就治好，以討好政府。試想，這樣做，對於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自己的飯碗？」而且批評北京市在馬路建設上違反施工常識，造成新建馬路到處翻漿，車輛無法通行，議論道：「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裡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我就不信一個政府會絕無缺點和錯誤，竟不需人民監督。企圖掩蓋一切，但求表面統一，就是現政制的特點。」

　　據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記載：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給毛澤東送去了一期《新清華》，上面有水利系教授黃萬里寫的《花叢小語》……文章開頭，是一首他填的《賀新郎o百花齊放頌》……

　　蔣南翔不是為了這首詞送給毛澤東看的，而是為了文章里其他一些內容……

　　黃萬里1995年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有一次，毛澤東遇見我父親黃炎培時很不高興地對他說：你們家裡也分左、中、右啊。《花叢小語》里把實行百花齊放政策後的國內形勢，描繪成『春寒料峭，雨聲凄切，靜悄悄，微言絕』。這是什麼話？」

　　《花叢小語》這篇小說無疑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曾說：「有這麼一些中國人，說美國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國的好……黃萬里的詩，總還想讀的。」這裡說的「詩」，即《賀新郎o百花齊放頌》。毛還說，彭德懷和黃萬里一樣腦後都長著「反骨」。

　　寫至此處筆者忽然想到，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大講階級鬥爭，康生遞了一張條子給毛：「利用小說搞反黨活動（指小說《劉志丹》），是一大發明。」這並非「康老」有什麼先見之明，乃是揣摩准了「聖意」適時而發，毛澤東1957年對《花叢小語》的批示就是最切近的例證。

　　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同一天的《人民日報》第六版上，在毛澤東親自題寫的「什麼話」欄目下，發表了黃萬里的《花叢小語》。《人民日報》隨後連續刊登批判黃萬里的文章，黃萬里成了全國知名的大右派。

　　如果說，黃萬里被戴上「右派」的帽子，還事出有因。但黃家除了黃萬里之外，還有兩子兩女黃大能、黃必信、黃路、黃素回都被打成了右派。

　　黃萬里的解釋頗有意味：我的幾位弟弟、妹妹1957年打「右派」時沒有說什麼話，也被打成「右派」。這是保護我父親，儘管我父親他沒有說什麼話。我認為，原因在於：國共合作時，雙方推舉的非國共兩黨人員的公認代表是沈鈞儒、梁漱溟、黃炎培。據說共產黨認為在這三人中，沈鈞儒是「左」的，梁漱溟是右的，黃炎培是中的。

　　隨後的歲月，黃萬里一直在批鬥、勞改中度過。可當三門峽災害顯現，他在1964年又以戴罪之身上書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建議改建三門峽大壩：開洞排沙，以燈泡式水輪機加速底流，「期救秦川於陸沉，復蓄水以調洪興利」。

　　黃萬里呈交修改方案後，中央指示水電部一位副部長約見黃萬里談話。據黃萬里內侄筱白先生回憶，「1964年春某天清晨，姑父風塵僕僕進城來到我家談及此事，恰巧家父認識這位副部長，便說這位副部長系工農幹部，文化水平很低，不過一村長之材也，談話恐怕也無助於補。隨即姑父匆匆趕往附近的國家水電部，中午時分又趕回來，連連搖頭嘆息，說該部長連村長水平都不具備，簡直是對牛彈琴。」

　　黃萬里晚年記述說：「這個建議未得批複，因為對於黃河輸沙下來的看法，我和大家有原則上的分歧。」

　　也就是在這一年，黃萬里曾有摘掉右派帽子的機會。

　　據黃萬里長子黃觀鴻2003年11月公布的資料記載：1964年一天，傳達毛主席春節座談會講話，毛在會上對我祖父黃炎培說：「你兒子黃萬里的詩詞我看過了，寫得很好，我很愛看。」我一聽，喜出望外，心想這回父親的「帽子」摘定了。我告訴父親這個「好消息」，父親說：「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是上邊通過你大大（祖父）要我寫個檢討，交上去。」這本是父親「摘帽」的大好機會，他卻附詩賦詞上書說：三門峽問題其實並無高深學問，而是1957年三門峽70人會上，除我之外無其他人敢講真話。請問「國家養仕多年，這是為什麼？」

　　所以，黃萬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二十一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對於當年的情景，黃萬里說，清華有關組織給我平反時，找我談話，我還是我行我素。我不承認我有什麼「右派」帽子，給我戴帽子和給我摘掉帽子，都是別人給我搞的，反正，我一概不承認。

　　上世紀八十年代上馬三峽工程，他一開始就反對。他說，我只管寫，聽不聽、採納不採納是領導人的事。

　　1992年11月14日、1993年2月14日、1993年6月14日三次致書江澤民力阻修建三峽大壩。

　　1994年1月25日，黃萬里以舉報人的身份致信「中紀委、監察部合署舉報中心」，「舉報國務院在長江三峽高壩修建問題上，置本檢舉人勸阻說理於不顧，違背憲法『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的規定。雖此壩業經人大通過由國務院定期動工修建，但國務院不能卸卻核定該壩修建可行性成立的責任。請監察部舉報中心查明處理。」

　　2000年4月，黃河問題越來越突出，他又把自己治理黃河和長江的意見，寄給國務院的總理和副總理。這一年他已年屆89歲，且身處癌症晚期。

　　回顧自己的風雨生涯，黃萬里在一篇未寫完的記敘父親對自己教誨的文章中說：

　　我父對我教育甚嚴甚深，擷其要點凡三：（一）必須尊重農民……（二）為人必須噴出熱血地愛人……（三）父曾多次戒我驕傲，多次垂訓。古人云：「雖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驕，則其人決不得稱賢。」戒驕必須從內心出發，僅在形態上不驕，虛偽，猶不足道也……我力遵父訓，但最後一點終未能做到。我在成人後所犯錯誤，要皆出此！

　　對於黃萬里個人來說，不聽「父訓」身遭劫難。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最終要解決的還是「窯洞對」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