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版《小城之春》導演李六乙：戲曲從來都是現代藝術

話劇版《小城之春》。澎湃新聞記者 雍凱 圖1948年，導演費穆在自己人生接近尾聲時執導了影片《小城之春》，其「在寫實和寫意之間，別創一種風格」，將中國傳統美學和電影語言進行完美嫁接，開創了具東方神韻的銀幕詩學。時隔67年，上海的話劇舞台上演了一部向這位電影大師致敬的作品。10月20-21日兩晚，作為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扶青計劃」創想周邀約作品，話劇版《小城之春》在上戲劇場首演，也是這部香港藝術節委約作品在大陸的首度亮相。在藝術上向來「我行我素」，並以執著於純粹的藝術探索的導演李六乙，雖然在國際上頗有影響，但卻罕有作品來到上海，去年，他的京劇《金鎖記》來滬參加藝術節收穫了一致好評。而這一次，他用《小城之春》作為自己在上海的話劇首秀。同時也以此向費穆先生致敬，向這部中國電影的經典致敬。

導演費穆在自己人生接近尾聲時執導了影片《小城之春》。話劇版《小城之春》是一部「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作品，但無論是導演還是演員，都沒有辜負那部電影留給後人豐厚的遺存。在電影的無窮意味之上，導演李六乙加入了自己對中國戲劇的很多思考，實踐著他對中國戲劇的詩化，以及「靜止的戲劇」的觀念。作為一部充滿了敬意和真誠的作品，《小城之春》是這幾年上海話劇舞台難得一見的精心之作，舞台語彙充滿了思考。「我創作這部作品，首先是向費穆先生致敬，他在那個年代就致力於探索『中國電影民族化』的問題，但在國內，認識到他這一價值的導演太少了。我希望通過排演《小城之春》這個方式，讓更多人了解，那個時代還有這麼偉大的電影，有這麼詩化和中國化的電影。另一個方面，費穆現實很早就開始向戲曲學習，包括我們的話劇前輩焦菊隱、黃佐臨，都在探索中國戲劇民族化的問題。我也希望能夠探索中國的戲劇的寫意和詩化。」從很多層面看，話劇版《小城之春》和電影版如此相似，無論是節奏、意味、氣質，都延續著1948年那部電影作品的遺韻，含蓄、沉默，但意味無窮；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小城之春》又毫無疑問是屬於劇場這種藝術的，是一個當代、個人的創作。致敬之作和探索之作的完美雜糅，是十分難得的。

電影中那殘破的城牆都用上萬冊舊書壘起，女主角玉紋的扮演者為盧芳。澎湃新聞記者 雍凱 圖李六乙在這部作品裡沒有改動原作電影的一句台詞，但在這一拘泥的框架里起舞，作品卻依然顯得自由。舞美同樣出自李六乙自己的設計，電影中那殘破的城牆，同樣成為了這部舞台劇的重要語彙，只是，舞台上那些城牆和廢墟，仔細一看，都用上萬冊舊書壘起。並且，用了戲曲舞台出將入相的空間結構。李六乙解釋說：「所有的這些殘垣斷壁，我認為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人物，是歷史是文化，是時代。而這種時代，它不是此時此刻，它是很長的時代。這部作品裡有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彷徨和失落，這些書、這些廢墟，都是。」演員是這部作品裡極其華彩的部分，尤其是女主角玉紋的扮演者盧芳。儘管她如今廣為人知的身份是胡軍的太太和康康的媽媽，但作為北京人藝的資深女演員和大青衣，盧芳在劇中的表演稱得上光芒四射。雖然，自始至終，她似乎都穿著旗袍在舞台上款款地走著，喜怒哀怨也極盡含蓄，但方寸之間的表演卻有著無窮的能量，剋制之下的表達，暗流洶湧波瀾萬丈。 劇中的其他大部分演員也都來自李六乙所在的北京人藝。在上海的首演場，他們的「同事」濮存昕也來到現場觀看了演出。在演後談中，濮存昕說，在這部作品裡，能夠看到每個演員的個人能量，這是田壯壯翻拍的電影版中所沒有的。而演出中，他津津有味地品味著沒有一句廢話的每一個時刻，因為每一句台詞都耐人尋味。

韓青、李六乙、費明儀、盧芳、雷佳作為該劇的藝術顧問，費穆先生的女兒費明儀為該劇的創作提供了大量珍貴的手稿和資料。上海的演出，80多歲的費明儀始終出現在現場，她說：「從香港到上海，每一場我都在，而且每一場我都發現有新的東西。我覺得李導跟我父親非常相像。我的父親常常出其不意地做一些事情，他喜歡探討、摸索，他敢於創新。我覺得李導也是這樣，一個在舞台上一個在電影熒幕上，都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獨特的東西。」李六乙：費穆很早就在嘗試，如何讓電影這樣的舶來藝術民族化

李六乙李六乙並不為上海觀眾熟悉，因為他幾乎鮮有作品來到上海，《小城之春》是他第一部來到上海演出的話劇作品。作為北京人藝的導演，李六乙其實一直活躍在國內和國際舞台。出生於川劇世家、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之後又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了8年戲曲，李六乙最後進入了北京人藝擔任導演。這些年，他經常受邀在歐洲執導歌劇在內的作品，頻繁接受眾多國際藝術節的委約創作。甚至於在自己的工作室，他自己掏錢做了幾部古希臘戲劇。對於為什麼從來不來上海演出，李六乙淡淡一笑說：「可能沒有演出商感興趣吧。我的戲也不適合巡演。現在的戲劇環境比較糟。」他甚至悲觀表達：「中國已經沒有戲劇了。」李六乙在藝術上一直「我行我素」，也因此具有很大的爭議。今年年初，他在北京人藝創作了契訶夫的名劇《萬尼亞舅舅》，演出引發了極其兩極的反響。很多觀眾中途退場或昏昏欲睡，也有觀眾擊節讚歎。但李六乙都表示無所謂，他並不關心這些：「觀眾走，沒關係的；觀眾睡覺，沒關係的。真的我不在意。一千個觀眾，我要是去迎合一千個觀眾的想法？我只能把我所明白、所發現的這一點表達出來。」不過，對於《小城之春》、費穆、中國戲曲和舞台藝術，李六乙始終抱著巨大的敬畏之情。他表示，這些年同時他也一直在自己的話劇包括歌劇芭蕾中嘗試中國戲曲的美學：「在我看來，戲曲從來都不是一個傳統或者沒落的藝術，真正的戲曲一直都是個現代藝術。我從來沒有覺得需要去改變它或者拯救它。現在很多所謂的現代藝術，才是偽藝術、是垃圾。」

話劇《小城之春》海報【對話】澎湃新聞：為什麼要在舞台上重排《小城之春》？李六乙：我特別由衷地說，我真的就是向費穆先生致敬。除了他藝術上的成就，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他一直在努力嘗試，怎麼使電影中國化、民族化，使之成為中國的電影？包括他曾經和梅蘭芳拍戲曲電影《生死恨》，他一直在尋找怎麼樣用他獨特的方式將戲曲和電影融合在一起。他在那個時代已經告訴了後輩的藝術家們：你們要使這門藝術能夠真正地發揚光大，必須使之成為自己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但一直到現在是，我們許許多多的中國電影導演還沒有去觸碰這個問題。認識到費穆價值的人也太少了，也始終沒有給他一個應有的地位。我們還是在大量的模仿、抄襲。電影學好萊塢，電視劇學韓劇，綜藝學韓國，全都是買來的。我們泱泱大國幾千年的文化，你的東西是什麼？我們的文化完全消失了，這太可怕了。包括我排《小城之春》，也是努力使自己的話劇這種西方的藝術形式，成為中國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電影和話劇都是舶來品，但藝術家怎麼使另外一種藝術形式成為你自己的一種藝術形式、自己的一種語言？這是非常重要的。澎湃新聞：所以你的話劇里有很多對戲曲的借鑒？李六乙：我們學戲劇的時候，就知道北京人藝有一個導演叫焦菊隱，上海有一位導演叫黃佐臨，「南黃北焦」，都在探索中國戲劇的民族化。他們都在解決外來文化的本土化。但焦先生1980年代的時候就宣布自己的實驗失敗了，包括《虎符》、《蔡文姬》，都是在表演中加入了很多戲曲的元素，但這只是表面的，它最終還是沒有形成一種自己的語言。其實我們現在討論中國戲劇民族化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嚴重的誤區，就是等同於戲曲化、地方化。所謂繼承京味兒，就是繼承一個四合院；加入大量戲曲的外部元素，就是民族化，這是非常致命的問題。我這些年一直在嘗試在創作中運用戲曲的美學和方法，包括話劇、芭蕾。其實中國戲曲從來不是一個落後的藝術，中國戲曲是當代藝術，是現代藝術。當年梅蘭芳訪問歐洲的時候，梅耶荷德他們歐洲人的讚歎已經證明了戲曲是一種非常先進的藝術。所以包括我自己排戲曲，從來沒有要去拯救它或者改變它。戲曲在演出觀念和形態上並沒有問題，它的技術非常先進，真正要解決的是思想性的問題。我們的傳統戲曲有非常落後的倫理內容、文學、思想和內涵。1949年以後，我們創作的戲劇很難進入哲學表達的層面。澎湃新聞：為什麼很少來上海演出？聽說你自己的工作室自籌經費排演了《安提戈涅》這些古希臘戲劇，但是也很少演出。李六乙：沒什麼意義吧。我大部分時間國外看戲排戲。我的戲也不適合巡演，演出商也不感興趣。我們就是排著玩，大家喜歡。有一段時間我不想幹了。因為覺得中國沒有戲劇。但身邊很多年輕的演員想認真一起做點戲，於是我就自己排了這幾個希臘戲。澎湃新聞：為什麼說中國沒有戲劇了？李六乙：我覺得戲劇它的神聖、它的尊嚴應該在於有哲學，它應該能夠給人、給世界有態度，而我們的戲劇現在是沒有態度、沒有思想的了。所以它失去了尊嚴。現在電影也是這樣，商業片，其實商業片也應該有尊嚴、有思想，但是我們幾乎整個文化完全喪失了，文學都是虛假的。而且我們的很多藝術家現在都太……一部分被權力養起來了，一部分被金錢養起來了，所以沒有戲劇了。不是針對某一個個人怎麼樣，而是在於這個時代整個地出問題了。但是，我們需要解決問題。澎湃新聞：所以回到《小城之春》，也是希望向那個時代的藝術家致敬？李六乙：這個時代為什麼要排它，我覺得是我們現在改革開放30年以後，整個時代處在一個巨大的革命、發展進程當中。亂、快、躁、道德喪失，等等許許多多的社會問題，其實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我們該怎麼生活，自己該做什麼，該怎麼選擇既適合自己又適合所有人的生活？《小城之春》不是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這個選擇實際上不是一個簡單的愛情的選擇，而是一個生命的選擇，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或者說是一種生命形式的選擇會更準確一些。在一個大的時代的下面，我們每一個人對文化的自覺的選擇是什麼？費明儀老師講過，費穆在拍這部電影時候特別孤獨，因為當時需要的是愛國。但它用《小城之春》表達的是當時知識分子內心的彷徨、失落、動搖，是被當時否定的。他覺得這是為50年以後的人拍的。確實是這樣。費穆先生也說過：「藝術是絕對應該要真實的，是現實的，可是它務必要超越時代」。我覺得任何藝術如果是為了表達此時此刻，它可能會有一時的熱烈、一時的歡欣鼓舞，但它可能明天就結束了。但如果它是為了長遠的意義，為了更長遠的啟示，可能更有價值和意義一些。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