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官員不學馬列的哲學基礎是什麼？

李克勤（jixuie)題記：大量的官員做官當老爺，他們對老百姓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自命不凡，自以為是，其實，他們除了自己的「官位」以外，什麼都沒有，什麼也不是，這個道理很簡單，但是他們懂得就難啊！可他們偏偏「知難」而上！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官員，基本不讀馬列著作。從他們平時的言談舉止就可以看出，他們似乎認為不學馬列也行，甚至還好一些，這是現象。那本質是什麼呢？也就是說，他們是否真正的搞清楚了，不學馬列完全可以，好像又不是，因為從來沒有誰敢於公開說這樣的話。倒是一些被抓的貪官常常為此作了一些遲到的反思，這些人的話從反面給了世人更深刻的啟示。

趙詹奇，浙江省交通廳原廳長，曾先後任杭州市交通局局長、浙江省計劃經濟委員會(浙江省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杭州蕭山機場工程建設指揮部副總指揮。2007年7月10日，法院以受賄罪判處趙詹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法院審理查明：1994年至2006年，趙詹奇利用職務之便，在工程招投標、工程建設等工作中，多次單獨或者通過其子和情婦汪某，以「諮詢費」、「業務費」及「借款」等名義收受他人所送錢物，共計摺合人民幣620餘萬元。

趙詹奇在法庭上接受審判

在被浙江省檢察院立案偵查之前，趙詹奇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廉潔的領導幹部。通過檢察機關辦案人員嚴肅認真的法制教育和政策教育，趙詹奇開始正視自己的問題，主動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實，並寫下了一份悔過書。從他當時的心理看，悔過應該是比較真實的，所以從中也可以看出一些貪官的真實東西。

趙詹奇說：「我也曾經是一個立志干一番事業報效祖國和人民的年輕幹部，在黨和人民的培養下走上了領導崗位。是什麼原因使自己走上了犯罪道路，成為一個腐敗分子呢？」

他總結了四點原因，其中耐人尋味的是他把「放鬆學習害了自己」作為首要的一條。

他說：「隨著地位的上升，我開始討厭學習，尤其是政治學習。在擔任廳級領導幹部的這十多年裡，我沒有一次認真學習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既沒有認真學習過黨中央關於黨風廉政建設的一系列指示和決定，也沒有認真學習過黨的各項紀律規定。政治學習的書籍、資料發了不少，基本上都被我束之高閣。很多時候的學習也只是為了寫文章作報告時能用上幾句政治時髦話，根本沒有把政治學習和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聯繫起來。」

他指出了根子在學習上出了問題。一個共產黨的幹部，十年竟然不學習共產黨的理論，為什麼？因為他可以過得去，而且過的還不錯！你看他接著怎麼解釋的。

「作為一名廳級領導幹部，我有時還是要裝作認真學習的樣子，以便給下屬做榜樣。就在我被停職審查前兩個月的全省交通系統黨風廉政建設會議上，我從古今中外的反腐敗講到全國交通系統近年來交通廳廳長落馬的教訓，旁徵博引，滔滔不絕，一口氣講了4個多小時，多次被台下的掌聲打斷。事實上，這個報告稿是單位負責文字的好幾個同志經過一個多星期加班加點搞出來的，我自己根本沒認真去學過。

由於不認真學習，不注重世界觀的改造，我漸漸地忘記了入黨時的誓言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黨和人民交給的權力變成了為自己謀取私利的特權，最終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這是一個貪官的真實過程。也就是說，一時的省心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他因為自己不注意學習，終究還是出了令他追悔莫及的大問題，毀了他的一生！

他的這些教訓，為什麼不能早點得到，為什麼他非得到這步田地，才明白呢？

這就是思想出了毛病，這是認識論的問題，也就是像趙詹奇這樣級別的官員，他們的哲學基礎出了問題，而他們本人不知道，還自以為是。他們的哲學基礎是中國文化里一個普遍的觀點——知易行難，也就是道理懂得不難，難的是施行。這些年來，大家看一看，官員不就是經常這樣講嗎？他們的難，就難在，下面的人不聽他們的話，他們沒有想一想，人家為什麼不聽？！他們就是不懂真箇道理！他們不知道，並非他們施行難，而是，他們懂得下屬難，該知道的卻不知道。

這就是知難行易的原理。實際上，大量的官員做官當老爺，他們對老百姓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自命不凡，自以為是，其實，他們除了自己的「官位」以外，什麼都沒有，什麼也不是，這個道理很簡單，但是他們懂得就難啊！可他們偏偏「知難」而上！

趙詹奇的墮落過程，就是這樣的。他容易知道的並不是真理，是謬誤，他要知道的真理，他必須知道的真理其實是不容易得到的。而他處在那樣的高位，只要他把自己應該知道的道理下工夫搞懂了，那麼，做他想做的事情並不是很難。

官員不是知易行難，而是知難行易。孫中山先生當年專門講過這一原理。

孫中山於1918～1919年間寫成《孫文學說》，全面討論知與行的關係，提出了著名的「知難行易」學說，並作為1922年出版的《建國方略》三大部分內容之一的「心理建設」廣為流傳。

孫中山在《孫文學說》討論「知易行難」還是「行易知難」（即知和行到底哪個容易哪個難）的問題，原因是他被西方工業革命所震動。直到近代科學誕生之前，人類活動基本上是遵循先有生產、再有技術、最後才有科學的模式。也就是說，人們憑經驗進行生產，在漫長的生產過程當中提煉出技術，然後在改進技術的過程當中產生科學。這是一個主要憑經驗辦事的過程，人類逐漸學會了很多東西，但也走了不少的彎路和錯路。然而當世界歷史發展到工業革命時期，事情卻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工業革命初期發明了新式蒸汽機的瓦特，在事前曾鑽研過力學、數學和化學，做過系統的實驗並仔細計算了氣缸的熱效能，這使得瓦特以一種以前工匠們根本不會想到的方式來進行發明創造。事實是，在瓦特研製蒸汽機之前的一個世紀里，歐洲出現了一個科學的鼎盛時期，近代科學已經在一批科學巨人的推動下產生。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如果從近代科學的角度看，正是以牛頓為代表的科學家們提供了鑰匙，使後人能夠開啟工業革命的大門，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更是從根本制度上幫助建立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秩序。科學大大地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進程，也無可爭辯地驗證了弗蘭西斯·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論斷。

孫中山看到了這一切，並意識到科學對古老中華民族的重要意義，因此他的知行觀是明確反傳統的。關於「知」與「行」的關係，過去中國的傳統是認為行比知要困難，即所謂「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孫中山認為這種舊的知行理念把難和易完全弄顛倒了，造成人們「以難為易，以易為難」，結果「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對真正應該的勇於實踐往往視為畏途、縮手縮腳，而對真正應該重視並認真研究的知識和科學，卻採取輕蔑忽視的態度、不屑於一顧。這種傳統知行觀的負面影響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直到近代中國與西方工業化發生正面衝突的時候，演變成為決定勝負的深層文化背景原因。孫中山還長時間痛苦反思辛亥革命前後多次失敗的教訓，認為革命失敗是由於當時的革命黨人對革命宗旨和革命方略「信仰不篤，奉行不力」，且「多以思想錯誤而懈志」，根本原因還在於傳統舊說的深刻影響，「是知與不知之故也」。有鑒於此，孫中山毅然決心力辟「數千年來深入於中國至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的知易行難說」，「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針鋒相對地創立知難行易說，並把它當作「救中國必由之道」而提出。

孫中山在那個時代非常難得地提出知比行難，而且知比行更重要，認為做事應該明白道理，事情的道理知道了做起來就不難，「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所以應該「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這其實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思想決定行動」或「思想有多遠，我們就能走多遠」的道理。

孫中山提出人類進化可以分為三個時期：首先是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的時期；其次是文明形成以後，為「行而知之」的時期；再次則是自科學發明以後，為「知而後行」的時期。說明人類歷史是一個由簡單到複雜、由草昧到文明、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人類認識也是一個不斷「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的進化發展過程。他把人分為三種，即能通過研究提出理論和認識的「先知先覺」者，能通過學習前人理論成為的「後知後覺」者，和只管幹不問道理的「不知不覺」者。他認為問題在於我們的傳統「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理念，因此儘管有不少先知先覺的好知識，但許多能夠後知後覺者卻往往不重視這些知識的來之不易並努力實行之，反而誇大實踐的難度，結果還誤導了那些不知不覺者。而忽略對事務根本規律的探究以及正確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過於強調事情難做，一方面導致時時事事謹小慎微，缺少學習先進和冒險創新的精神，另一方面則又會導致盲動蠻幹，徒有破壞之功而無建設之業。

孫中山特彆強調通過科學達到真知和科學知識對指導實踐的重要性。他認為，「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舍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而「天下事惟患於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他極力強調知對行的指導作用，認為當今處於科學昌明時代，「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事於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做到事半功倍，避免大的錯誤和損失。他認為，「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象，從意象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功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者也」。

還應該說明孫中山「知難行易」思想的唯物主義實質，因為他強調「行先知後」、「以行求知」的人類普遍認識原則不會改變。他認為，儘管科學已經發達了，但人類仍然需要在不知的情況下通過行去求知，指出「生徒之習練」、「科學家之試驗」、「探索家之探索」、「偉人傑士之冒險」，都是「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此，他鼓勵人們通過實踐去探索新的知識，並使知識更加完備起來。

後來，毛澤東運用馬列主義，進一步總結出實踐出真知，理論來自於實踐，又為實踐服務，這樣一整套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實踐哲學。這個本來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可惜我們的一些幹部不信，不學，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結果呢，他們又回到民主革命以前的那個思路，那個哲學裡面去了，還以為知易行難，從而走上不讀馬列，不探求真理，只貪求紙醉金迷的享樂，成為歷史的罪人！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情啊！

由此看見，要管理好乾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重視學習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就是毛澤東早就講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晚年的時候特別號召要「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今天看來，真是語重心長啊！

順便說一句，西方經濟學根本不是靈丹妙藥，只能作為一般參考，千萬不要再上那些「假洋鬼子」的當了！

我們的一些官員，不要再執迷不悟了！（寫於2008-11-10，今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