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24徐光耀：我與丁陳反黨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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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耀：我與丁陳反黨集團

時間：2005/06/05 出處：鳳凰衛視

《口述歷史》主持人：陳曉楠口述者：徐光耀訪問時間：二○○五年四月電影《小兵張嘎》，對很多人來講不陌生。嘎子聰明、機靈，有智有勇的形象留在了千百人的記憶中。不過，可能很多人並不知道，嘎子這個人物誕生的時候，其實也正是作者徐光耀人生中相當苦悶的一段日子。一九五七年，作為「丁陳反黨集團」的主犯丁玲、陳企霞的學生、一向自以為是「左派」的徐光耀，被扣上了「右派」帽子，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最終得以改正。今天已經是八十歲高齡的徐光耀老人，回憶的正是這一段在他看來是「頭朝下腳朝上」的歷史。徐光耀：我從十三歲當小八路，我參加的戰鬥啊，一共加起來，我一生參加過的戰鬥差不多有一百次。確確實實是在戰火里滾過的。而且，我在戰場上見過各種各樣的人物，他們的表現，有英雄，也有半英雄，也有表現一般的，也有表現得很糙的，很貪生怕死的，我都看見過。我身邊的很多人呢，也犧牲在敵人的槍彈下，這我都經歷過，都親自經歷過。這些東西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毫不誇張地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九三八年，只讀過四年小學的徐光耀參加了八路軍，當了一年勤務員之後，徐光耀開始了為期六年的鋤奸工作。徐光耀：鋤奸工作在部隊里是個機要部門，營里設特派員，這就是專門鋤奸工作的。團里是鋤奸股。旅里、師里就是鋤奸科。再往上是鋤奸部。簡單地說，它的主要任務就是保持部隊的健康，把混到部隊內部的姦細、特務什麼的挖出來，鋤奸工作是干這個的。干這個呢，他就經常琢磨人，如果碰見一個真正有嫌疑的，或者他家庭出身比較富裕，地主富農出身，或者是他的爸爸是個國民黨員，曾經是個國民黨員，那麼，我就得派人，或者我安排人去盯著他。盡做這工作啊，不是我的天性裡頭所喜歡的東西。我不願意寫那段歷史，因為那段歷史我很不喜歡它。我給你舉個例子，我在一個鋤奸科里當幹事，還有另外一個幹事在部隊里，在營里當特派員。他就對我說了一個故事，有一次，我向鋤奸科做了一個彙報，有一個副排長說了幾句怪話，那怪話說，都說八路軍是官兵平等，我看就不平等，為什麼有人騎馬，有人就走著路啊，要是真平等的話呢，要麼大家全騎馬，要麼誰也別騎。有這樣的一種怪話。他說，我寫了報告給鋤奸科，鋤奸科就下令把這個人抓起來了，抓起來的時候是他負責抓的，帶著人把他抓起來，然後交到鋤奸科，過了些日子，他就聽說把那個副排長給槍斃了。槍斃的理由呢，那就是他在瓦解部隊，散布不滿情緒瓦解部隊。這個派員人說，我當時還在營里呢，那時候他就騎馬，騎著馬夜行軍的時候，就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老想跌下來，他非常難過，他以為那個人是不應該槍斃的。抗日戰爭時期，徐光耀所在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深入敵後。由於游擊戰爭的環境惡劣，敵人掃蕩頻繁，根據地甚至沒有一所固定的監獄，鋤奸科的工作不得不講求快速簡化。徐光耀：抗日戰爭時期，我在鋤奸科工作的時候，我就知道，以前審犯人是可以用肉刑的，打，打得你嘰哩咕嚕，用各種各樣的刑罰打。屈打成招是有的。有些承認了，拉出去槍斃。到底是不是屈打成招，他反正承認了，承認了就拉出去就槍斃了。這個說不清楚的，這種冤案是肯定還會有的。但是，鋤奸工作的內部文件，總是一部比一部細，一部比一部細，審訊犯人不允許用肉刑，不許逼供刑，不許誘供，有很多個不許，這樣子就避免了鋤奸部門錯殺好多人。工作之餘，徐光耀很喜歡看書讀報。到抗日戰爭後期，他已經開始在解放區的報紙上發表文章。與此同時，徐光耀越來越不喜歡鋤奸科的工作。一九四五年，經過反覆爭取，已經是營級幹部的徐光耀放棄了吃小灶的權利，成為了前線劇社創作組的成員。一九四七年，徐光耀考入了華北聯合大學的文學系，系主任就是《北方文化》月刊的副主編、後來的「丁陳反黨集團」主犯之一的陳企霞。徐光耀：陳企霞是個非常嚴肅的人，很刻板，很嚴肅，平常說話很少笑。但是，他在講課的時候，特別是講作品分析的時候，那分析的是有條有理，很深刻的。他也能掌握同學們的一般心理，你需要聽什麼，你最想聽什麼，他能夠供給你這些。所以我很佩服陳企霞。那時候黨的威信特別高，陳企霞是黨支部書記，那就對他格外尊敬。抗日戰爭中，徐光耀在晉察冀邊區戰鬥和生活的幾年時間，構成了他難以磨滅的抗日情結，也成為了他日後文學創作的源泉。一九四九年，徐光耀用很短的時間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平原烈火》，並且交給時任《文藝報》副主編的陳企霞，希望得到他的指導。沒想到陳企霞一夜之間就看完了。徐光耀：他說，現在我所看到的稿子里，能夠寫戰爭寫得這麼健康，寫得這麼激烈，沒有什麼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那些個調調，他說，你這個很不簡單。《平原烈火》在陳企霞的幫助下很快出版，作為當時罕見的描述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文學作品，受到了極大關注。在不久之後的全國第一次文代會上，《平原烈火》被作為重要作品寫進了會議報告。陳曉楠：一九五〇年，丁玲奉命創辦中央文學研究所，也是今天魯迅文學院的前身。徐光耀幾經爭取，終於成為了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第一批學員，也見到了自己一直很崇敬的丁玲。徐光耀：丁玲是個非常有才氣的人，極其聰明，不光是熱情，而且非常聰明，非常機靈啊。你聽她講課的時候，她講課從來不拿稿子的，沒有稿子，哎呀，這個山南海北講起來，講得非常生動，非常細緻，非常活靈活現，她口才非常好。我們聽別人的課常常打盹，或者聽著聽著就沒了勁了，聽她的絕對是精神始終飽滿，始終集中。解說：丁玲曾經以《沙菲女士的日記》蜚聲文壇，到延安後又得到毛澤東的青睞。毛澤東曾用「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來稱讚丁玲。一九五一年，丁玲的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得斯大林文學獎，成為建國後第一次獲得國際性大獎的文學作品。作為中央文學研究所的負責人，丁玲很重視徐光耀和他的《平原烈火》。在一次上課時，丁玲這樣說，我在人民大學講演的時候，我就吹牛，我說我們《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蘇聯作家西蒙諾夫的長篇小說，描寫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編者）只差了一點點，她拿手比著，只差了一點點，就是周鐵漢這個人物還有些概念化。她講課的時候呢，跟我們全體同學講的。那個時候全國最流行的描寫蘇聯衛國戰爭的小說，就是《日日夜夜》。徐光耀覺得丁玲對他的偏愛，是源於丁玲的愛才之心。徐光耀：我覺得丁玲是喜歡我的，她之所以喜歡我呢，她有一次向聶魯達（著名的智利詩人，一九七一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編者）介紹的時候，她說，這個是徐光耀，青年作家徐光耀，他寫了一部小說，寫得很有才能。「很有才能」這麼四個字，我也記得很清楚，她從《平原烈火》里，發現了我有一種寫作能力，藝術細胞比較多一點，她大概是這麼看的。丁玲在延安時代主編的《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曾經發表過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等一系列主張民主、平等、個人權利的文章。丁玲自己也寫過《三八節有感》、《在醫院中》等作品。作為一位新女性，她帶頭挑戰傳統男權文化中心。但是縱觀丁玲的一生，有人說她是：一生激進。四十年代，丁玲揭發王實味是「善於縱橫捭闔，陰謀詭計破壞革命的流氓」，五十年代批胡風是「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裝飾著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她也批過蕭軍、蕭也牧。在很多人眼中，丁玲是一個左派。徐光耀：那個時候，你要說不左，作為一個黨的紅人沒有不左的。其實，丁玲的左啊，她是很真誠的，她對黨，對毛主席確實有感情，確實是有感情的。這感情不是做作出來的，也不是故意表達出來的，她對黨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其實呢，有些是她不得不跟著。她在一次小範圍的會上說起胡風來，批胡風的文藝思想，那時候主要是批胡風的文藝思想，她就說過一句話，胡風是很懂得創作的，這句話很重。所以，批胡風是批他什麼東西呢，是批得不對的，她心裡是有數的。陳曉楠：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文藝界出了一個「丁、陳反黨集團」。當時曾經大力宣傳，幾乎是家喻戶曉。這個案子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期間，其實是有過三次大起大落，最初是遭批判，被定性；然後重新審理，改寫結論，案子好象馬上就會得到改正；但是到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時期，此案卻被加大了批判力度、而且被重新定性。一九五五年九月，由中宣部副部長兼作協黨組書記周揚主持，寫成了《關於丁玲、陳企霞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這份報告的內容主要是關於丁、陳二人思想作風、工作態度，還提及了丁玲被國民黨逮捕過的問題，並沒有著重陳述二人的「反黨事實」。徐光耀畢業後下鄉參加了三年的農業合作化工作，此時剛剛回到北京。徐光耀：我不能接受，從感情上，從理性上來說，都不能接受。因為我沒有看見過他們兩個人反黨，沒有一絲一毫的反黨，說共產黨不好，或是說上級哪個人不好，沒有聽見過。當然，我和他們沒有敞開胸懷聊天，那個機會沒有，大部分時間都是說些正確的話。所以從感情上，我覺得陳企霞那就是黨的化身，丁玲就是黨的化身，他們怎麼會反黨呢？但是那個時候呢對黨中央是非常非常迷信的，是黨中央說她反黨，不是別人說她反黨啊，那她一定就是，一定是反了，那個我們不知道，她背著我們反黨的。徐光耀被指定在中宣部的黨員大會上發言，批判丁、陳。由於對「丁、陳反黨小集團」的情況一無所知，徐光耀重點批判了丁玲所謂的「一本書主義」。一九五六年五月，因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機關「隔離審查」的陳企霞、李又然，都被釋放了，經過陳企霞、丁玲的一再申訴，中宣部開始了對丁、陳問題的重新審查。一九五六年底，徐光耀在華北聯大的同學李興華給他打了一個電話。徐光耀：他給我打來電話來，他說，陳企霞被關了一年多，現在出來了，因為扣了他的工資，也沒有補，家裡頭呢，他老婆又是一個很老實的人，沒有多大能力，現在弄得家裡頭啊，連件過冬的衣服都沒有，你能不能把你那稿費分出一點來給老師買一件皮大衣過冬？我說，這個可以吧，因為陳企霞對我不錯，這是第一；第二呢，我給他幾百塊錢買個大衣，這只是物質上的一種援助，這不是政治性的問題。那麼我就問李興華，需要多少錢，一件大衣需要多少錢？他說，二三百吧。我說，你派個人來吧。我準備了三百塊錢讓他拿走了。後來，一位聯大的女同學再次從徐光耀那裡拿了四百元錢，用來資助陳企霞。一九五六年底，徐光耀收到了一封作協黨組的調查信。徐光耀：信封上有「極密」，極端的極。一個圓戳子，極密。然後呢，這個信皮的背面還有三聯單式的收到條，第一聯先是我簽了名，送報，送信的人拿過去，做交代；第二聯是我們機關上保存，我們單位保存；第三聯是屬於我保存的。如果出了事兒呢，這三聯還可以互相對起來，它是一種極端機密的情況底下給我寫信的。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黨組織向黨員發信，調查另外一個黨員的實際情況，而且是用秘密的方式來做的。那麼呢，不管我說什麼，只要是事實，我不造謠，沒有有意識地改變、歪曲事實，或者是誣衊人，不管我觀點是什麼，觀點上的錯誤是不能夠處分我的。調查信的主要內容是：丁、陳是否主張「一本書主義」，是否提倡過驕傲是美德，是否讓中央文學研究所成為獨立王國，使「黨的空氣進不去」。徐光耀認為調查信的語氣還算客觀，以為丁、陳的問題即將解決，於是依據自己的日記和聽課筆記，很快寫好了回信。徐光耀：比方說，宣傳沒有宣傳過「一本書主義」，我就說了，她在講課的時候說過，《平原烈火》只比《日日夜夜》差了一點。我說，這句話可能引起我的驕傲，可能引起我對「一本書主義」的思想萌芽，可以誘發出來。但是，丁玲在後頭接著說的一段話就是，作品出來了，就不是你的了，而是社會的了，人民有權批評，也能夠批評，不讓批評就是守財奴，那你當打字員去好了。這就說得很清楚，她不是有意識地培養一本書主義。儘管把《平原烈火》跟《日日夜夜》一比，抬高了我的身價，但是，她後頭這句話呢，就否定了一本書主義，這是個鐵的事實。除了對調查信的問題一一回答，在回信的最後，徐光耀還表達了一下自己的觀點。徐光耀：我覺得那種調查方式只問你一個方面，沒有另外一方面，只問壞的方面，沒有問好的方面。如果是他在這方面給我提問題的話呢，我還會寫出丁玲的一些個正面的東西來。在徐光耀眼中，曾經位於北京王府井六十四號的文聯大樓，是一個有資格成為紀念館的地方。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很多文藝界的大批判都曾經在這裡上演。經過對丁、陳問題的反覆審查，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整風鳴放的末期，作協召開了黨組擴大會。周揚首先說，一九五五年對丁玲的批判，只有鬥爭沒有團結。對待丁玲這樣的老同志，這樣做是很不應該的。邵荃麟、劉白羽等人也相繼發言。有的說，「丁、陳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說，批判有偏差，鬥爭過火。接著，黨組擴大會的批評矛頭都指向了周揚，批評得越來越尖銳，態度也越來越強烈。然而兩天後，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號召「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作協的黨組擴大會議轉變成針對丁、陳的批判大會，艾青、馮雪峰、羅烽、白朗、陳明等人，與丁玲、陳企霞一道歸結為「資產階級右派集團」。會議規模一再擴大，與會人數達到幾百人，徐光耀作為部隊的黨員作家也被通知參加會議。徐光耀：我們大卡車剛一停下，有人就說，哎，丁玲來了，丁玲來了！我還沒有印象，說是丁玲挨整了，沒有這個印象，我以為她還很好地過自己的日子呢，丁玲來參加會呢，也是跟我們一樣，接到通知了，開個什麼會，就來了。我說，丁玲在哪兒呢？他們說，那不是，就在那。我一看，陳明攙著丁玲，丁玲戴著個墨鏡，兩個人走著來了。我就趕忙跳下去追過去了，到了那裡跟丁玲還想握手，說，丁玲同志，你好。丁玲的手不伸出來，臉怔著，她那個眼睛，因為有眼鏡，我也看不清楚。我再一看陳明，陳明是滿臉驚慌的樣子。我忽然覺得怎麼回事啊？她也不伸出手來，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說，這個大概不對勁啊，就趕緊翻身往回跑，這才跟創作室的隊伍一塊兒進了大樓。徐光耀發現參加會議的作協領導主要有劉白羽、邵荃麟、郭小川等人，周揚卻很少見到。徐光耀：以前我以為周揚沒來，後來有別人發言的時候，周揚忽然插話，說，這個事情說明了是他們要整人，不是我要整人吧？他插了這麼一句話。我說，哦，周揚也在這呢。而且插的話呢，大體上是這個，是他們要整人，不是我要整人吧。他沒有坐在主席台，沒有主席台，就是弄了幾張課桌啊，大伙兒這麼散坐著。徐光耀第一次參加會議時，第一個發言的是時任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老作家方紀。方紀報名發言了。他一發言這個氣勢就非常、非常之凶，說，這個丁陳反黨陰謀集團，就一下稱陰謀集團了，怎麼怎麼，我們天津打出一個右派小集團來，他已經開始說了，這裡頭呢就有丁陳集團裡頭的一個幹將，叫柳溪，柳溪已經坦白了。說的一下子就吧我給震住了，我說這怎麼回事坦白了，怎麼弄到這麼嚴重了。而且，我後來知道，那個方紀的發言是一個分量很重的發言，所以把很多人，擴大會議都擴大了去的，是有意識地讓我們去聽一聽方紀的發言，把這個火燒得更猛一點在徐光耀眼中，與批判者們的幾乎一致的慷慨激昂相比，那些被批判的人們，表現卻各有不同。其中艾青是最特別的一位。徐光耀：艾青是這樣的一個人，這一點我也很佩服他。平常在生活里，他有點兒大大咧咧，說話也是隨隨便便，他就該笑了，他覺得，有些人說話很可笑，他就在那哈哈大笑。所以，主席團就要整他。大概就是郭小川，說是艾青這個人，自己有錯誤呢，不好好反省，叫他寫檢查，他交上來檢查稿，也是非常不嚴肅的，現在我給大家念一段看，他交上那個檢查稿呢，是他老婆給他寫的，那上頭有一句話，我正在做一件什麼事兒的時候，我正在生孩子呢。這當然是引起鬨堂大笑的。郭小川就很激動地說，啊，這個艾青，連寫這個檢查稿，寫自我反省的稿都不自己動手，讓他老婆給他寫，寫完了以後，他自己看都不看，就這麼交上來了，這對黨是什麼態度！人們就跟著起鬨，反對，抗議。那個時候艾青啊，我那時候很注意艾青的，因為擠兌他很厲害。他呢，忍俊不禁，也覺得非常好笑，他自己還是笑了。給我印象很深。他也不害怕，他實際上他看得很清楚，這是都是逢場作戲。作為「丁陳反黨集團」的「首犯」，丁玲的發言無疑非常重要，當時在會議上，她的發言卻往往被打斷。徐光耀：丁玲做過檢討，但是丁玲的檢討，是經過她自己左右掂量了，掂量了又掂量了，她是非常有分寸的，我哪些地方不對了，我對周揚同志不夠尊重了，哪一件哪一件事情我應該跟周揚同志商量，但是我沒有商量，我就作了主了，但是我沒有跟周揚商量，我跟邵荃麟商量了。她就這麼樣子坦白。坦白半天，往往就坦白到半腰，大家拍桌子，啊，不老實，不坦白，浪費大家時間，建議主席停止她的發言。主席就說，你別說了，你別說了，就拉倒了，不讓她說。因為聽她那發言啊，就等於她為自己辯護。丁玲是風格很高的人，她絕不會在那樣的會上揭發任何人，包括陳企霞，她也不會揭發像我這樣的小人物，她會把自己犧牲掉，她不會牽連別人的。與其他人不同，曾經的老師陳企霞的發言令徐光耀非常吃驚。徐光耀：在我印象裡頭，發言使我最震動的就是陳企霞自己有個坦白，坦白交代。他這個人呢，跟我以前對他的了解是非常一致的。他一上去就說，我是個犯了嚴重錯誤的人，我就是個反黨分子，我陳企霞，這個自以為很聰明，辦了很多反黨的事，實際上了，我還是不聰明的。他就說，我跟周言已經同居了十年，我們有一個密室，這個密室的鑰匙，我現在掏出來交給組織。就把鑰匙掏出來扔在桌子上。大伙兒就覺得，哎，姘居十年這樣的醜事他承認了，鑰匙交出來了。這個匿名信是他跟周言秘密地寫好了，寫好了以後，讓周言的一個侄女給寫出來什麼的。成了證據，這就水落石出。一九五五年，丁、陳被定為「反黨小集團」，就是從追查一封向中央反映作協問題的匿名信開始的。當時有人認為是陳企霞所寫，陳企霞矢口否認。作協黨組反覆調查依然沒有結論，在這次黨組擴大會議上陳企霞自己卻承認了。徐光耀：那個信的主要內容為自己辯護，說給他的那幾十條帽子呢，是不對，沒有這麼一回事。但是呢，他覺得組織是攥在周揚他們這些人手裡的，他要按組織一層一層地往上遞的話，他就交不到中央。但是呢，你是向中央告黑狀的，你沒有通過組織，你就是反黨行為，當時它就變成這個了陳企霞也坦白了曾經向徐光耀要錢的事情。徐光耀：他說，我還花過同學們的錢，比如說，給我這個點名呢，比如說我就花過徐光耀幾百塊錢，一筆二百，一筆四百，他把那個三百變成二百了，包括李興華的那筆錢，也是他打電話給李興華，教給他怎麼說，然後再跟我去要錢，跟周言的那個，更不用說了，他說我花過同學的錢，在這件事情上，你們怎麼說我，我都會接受的。我首先是聽了，聽了陳企霞的講話，我一下子就嚇一大跳。而且，嚇一大跳的地方呢，一個是他跟周言已經姘居十年，再一個呢，花我的錢是他們倆商量好了的，去騙我的，我覺得這樣的老師啊，實在是太不配做老師了，道德水準太低了，很氣憤，其實他坦白的那些東西呢，沒有真正的幾件是反黨的，都是自個兒的醜事，自個兒的私事，包括給我借錢，就算是說了幾句假話，或者策劃得很卑鄙，手段很卑鄙，他不是反黨啊，但是他交代跟柳溪的關係，跟周言的關係，跟我借錢，寫這個匿名信，這些個呢，都當成反黨的行為。在黨支部的要求下，徐光耀也違心地寫了一篇批判丁陳的發言稿，在一次會議上交給了主持人劉白羽，但直到會議臨近結束，劉白羽才悄悄地把徐光耀叫過去。徐光耀：有人通知我，徐光耀你別走呢，劉白羽叫你呢。我一回頭一看，劉白羽在一個大圓柱子那立著呢，就等著我呢，拿著我那個發言稿。我就去了。他見我去了，態度非常不好，非常冷。就把我那個發言稿向我懷裡這麼一扔，說，你還在，你還在「籲請」啊。因為我那個發言稿，最後的結尾就說，就是對著丁玲說的，說我徐光耀以你學生的名義籲請你痛改前非，爭取回到黨的懷抱中來。這是一種非常非常溫柔的批判。給我了，我還真是很高興，我說不管怎麼著，不管後果怎麼樣吧，我這個不發言的目的還是達到了，這讓我免去了一場出醜，自己給自己出醜。二○○一年，徐光耀寫了一本回憶錄，名叫《昨夜西風凋碧樹》，書中記述了徐光耀自己與「丁陳反黨集團」的起起落落。劉白羽在看了這本書後給徐光耀寫了一封信。徐光耀：他看了《昨夜西風凋碧樹》以後給我寫過一封信，說是我在看了你寫的那篇文章了，那篇文章字字是血淚，我負有很大的責任，我向你謝罪，向你謝罪。在這次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之後，「丁陳反黨小集團」變成了「丁陳反黨集團」，同時扣上了「右派集團」的帽子。丁玲被流放到北大荒長達八年，之後又在秦城監獄被關押五年。「丁陳反黨集團」的其他人也受到迫害。徐光耀：把丁陳打成右派集團，究竟是誰發起的，究竟誰主持的，怎麼會把她打成右派集團的？丁玲自己就說過，我這個案子是御案啊，這個就是上頭指定下來的，憑周揚那幾個筆杆子，他們打不倒我。反右的時候要再批判，把丁玲的什麼《三八節有感》、《在病房中》幾篇文章，有問題的文章，重新在《文藝報》上發表。發表的時候加了一個按語。這個按語是劉白羽他們起草之後交中央，他要把這個事交到中央去審查。毛澤東親自把那個按語改了，大概至少有一半篇幅是毛澤東親自改了的。報紙上一出來，丁玲一看，她說我沒有希望，沒有希望能夠逃得過這一關了，因為按語就是毛澤東寫的。那個文風她一看就看出來了，其實毛澤東的文風是有特點的。我們那個時候看了以後，也覺得這可能是毛主席的，裡頭至少有一部分話是毛主席的。 ...華岳論壇 - "http://huayue.org"在文聯大樓的批判鬥爭如火如荼的時候，徐光耀自己單位的領導也命令所有和丁陳有關係的人要趕快交待。徐光耀把一個人受到批鬥的過程歸納為四個階段：坦白交待，批判揭發，深挖根源，最終就是「梳辮子」定案，而他本人就完完整整地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徐光耀：我那封信啊，對整丁玲的那批人，就是包括劉白羽、郭小川，甚至周揚、邵荃麟他們這些人，因為我那些寫的全是事實，他們很難駁倒，要給丁玲平反的時候，大概我那個信是起了作用的，他們就對我的那封信印象很深。這封信的作者是一定要打成右派的，因為這封信使他們為難了，起到使他們確確實實為難了的作用。我那個是真正的是事實，是經得住調查的。也許具體的歷史事件是這麼演變過來的，但是把我打成右派的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毛澤東。毛澤東要把一批知識分子老老實實地打下去，是他在這樣的一個總的戰略方針底下，我被打成右派，不然的話，絕對不會出現這種非常荒謬的事情。就算是劉白羽把我打成右派吧，但是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這個戰略方針要打下一批知識分子去，我也不可能，儘管機關黨委三次把我頂下來，一定要叫我戴帽子，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實在是沒有理由，實在是沒有理由把我打成右派。徐光耀認為自己在反右派鬥爭之前一直是個左派，但是反右運動中，徐光耀一九五六年給作協黨組的回信成為了他最大的罪名。在精神崩潰的邊緣，徐光耀為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選擇了埋頭寫作，後來風靡全國的《小兵張嘎》就這樣誕生了。徐光耀說，之所以寫《小兵張嘎》，寫嘎人嘎事，就是為了用輕鬆的題材忘記心中的苦悶。在此後的二十二年中，徐光耀曾在右派農場勞動，在保定市文聯作過工作人員，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徐光耀再次見到了丁玲。徐光耀：第一次見她是在一個文化部的招待所里，還沒有住進醫院去，她剛從陝西來，兩口子住在一個小招待所的一個小屋裡。她自己用電爐子燒水。還是那種情況下，她見了我，我和另外一個同學兩個人去的，她一見我第一句話就是說，哎呀！徐光耀，你是吃了我的瓜絡了，我連累你了。第一句話就是這個。後來我說，不，我跟你沒有關係，是我自己的一些事情鬧成這樣子的。很多人說周揚在文革後覺悟了，所以有了「人道主義和異化」的風波；相比之下，丁玲卻顯得非常謹慎。徐光耀：丁玲的問題就在於她最後翻身站起來之後，她還左。這個東西我跟別人探討過，她主要是有一種情結，叫做辯誣情結。這個是我能夠可以解釋，就是說她長期地被人說成是反黨的，長期地被人說成是右派，她就一定要在最後，我在死以前，我再也不能讓你們說我是右派了，再也不能說我是不愛黨的、是不愛革命的了丁玲在一九七三年的一篇日記中寫道：《三八節有感》使我受幾十年的苦楚。舊的傷痕還在，豈能又自找麻煩，遺禍後代！丁玲晚年創辦了《中國》雜誌，扶植了殘雪、格非、王富仁等一批當時很前衛的作家。反右派鬥爭曾導致丁玲被流放被關押，也導致徐光耀二十二年的厄運，對此徐光耀有自己的觀點。徐光耀：我現在能夠反思到的就是，畢竟這是個制度問題，它不能由某一個人來負責的，比方打我右派，我說讓劉白羽負責，或者是讓我們的那個創作室主任負責，這都是不科學的。儘管劉白羽說，他向我謝罪，他有責任。但是呢，我也不把這些事情呢堆在劉白羽身上，因為畢竟毛澤東所創立的這一套制度，是在這種制度底下才發生的這樣一些悲劇，一些真正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