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燦雄：中國，並非驟然崛起，而是根脈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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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並非驟然崛起，而是根脈綿長

文 | 康燦雄

譯註評 | 孫宇晨

經略研究院研究助理，遼寧大學外交學碩士研究生

導讀

康燦雄（David C. Kang），1965年生人，韓裔美國學者，亞太問題知名學者，伯克利大學博士，現為美國南加州大學人文及科學學院國際關係和貿易專業教授，韓國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東亞國際關係，具體包括經濟、安全問題，以及歷史因素對當前東亞國際關係的影響等。2007年曾出版《中國崛起：東亞的和平、權力與秩序》一書，書中即強調中國崛起並未伴隨著權力制衡與戰爭，與東亞特殊歷史和現實國家交往中身份互構有關，而這正是主流現實主義理論的缺失之處。其另一部新著《西方之前的東亞:朝貢貿易五百年》於2016年被譯介到中國，重點探討朝鮮、越南、日本和中國這四個東亞主要國家如何處理相互之間的外交、經貿和文化關係，認為目標、信仰和民族認同遠比均勢、經濟相互依賴更能有助於理解東亞國際關係，文化觀念為維持東亞地區強大穩定的國際秩序發揮了和軍事、經濟因素一樣重要的作用。其最新著作《軍備競賽、成本信息與21世紀的美國大戰略》一書將會在今年稍晚時候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文發佈於《國家利益》雜誌網站，並於5月23日被《環球時報》以「中國崛起的歷史基因」為題進行了節譯報道。經略網刊特發布全文翻譯，並將此文作為即將譯註的題為「中國的帝制遺產如何型塑其當今外交政策」長篇專家對談（2017.3.15）的導引之作，以饗讀者。

究竟是帝制中國的漫長歷史預示其前景，還是歐洲的過去將是亞洲的未來？這些問題的問法本身就是個錯誤。亞洲絕不僅僅包括中國，它（的變遷）也絕非歐洲的簡單映射。真正的問題既不是亞洲能夠從連綿戰爭的歐洲史中獲取何種教益，也不是我們穿透時代迷霧來追溯中國人的何種特質並就此發現東方的思想。最相關的問題是，東亞究竟是不是一個以某種持久模式或動力架構來維持運行的區域存在。如果是的話，這一地區21世紀的區域安全又將意味著什麼？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東亞過去通常是一個單極霸權體系，今天它又在如此迅速地向單極性狀態回擺以至於幾乎無人注意。但關於中國是否能夠再成為霸權的問題，卻遠非確定之事。

在喧鬧激奮的20世紀之後，一場東亞的權力轉移已經和平地發生，儘管無盡的悲觀預測都在指向均勢政治重返亞洲，但中國的區域性崛起已然實現。中國佔地區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8%增至2014年的51%，而日本的比重從72%降至22%。過去十五年見證了轉頭般迅速的權力轉移，各國與中國的經貿關係迅速發展。東亞國家因其幾乎看不到軍事鬥爭的必要而持續削減其防務開支，中國一眨眼間就在總量上超過日本（註：作者在2014年5月發表的《東亞即將舉行的軍備競賽》一文中，按照國防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衡量防務，指出1988年11個主要的東亞國家的防務開支平均占其經濟總量的3.35％，到2013年則下降到1.86％，他認為，本區域經濟相互依存和各國更加重視國內政治是主要原因，美國突出「再平衡」的經濟和外交色彩以及中國成長為區域經濟中心而非軍事霸權則起到了重要作用）。唯一剩下的問題是中國和它的鄰國們將拉開多大差距。實際上，鄰國同中國在體量上的數量級差距如此之大，以至於幾乎不可能在一張統計圖中量化比較。這讓所有對權力政治重返亞洲喋喋不休的悲觀主義者很不舒服，而那些把對抗中國的希望寄托在安倍領導下的強權日本的人們恐怕也難免大失所望。

鑒於顯而易見的證據表明中國的權勢正在迅速增長，如果本地區國家願意的話，它們已能很容易地實行對華平衡戰略。這似乎合理地說明如果它們試圖同中國保持均勢，那麼現在就要實行。但是，為什麼經過了中國長達三十年在經濟、外交和軍事力量方面顯著且迅速的增長，一個針對該國的牽制性聯盟並沒有形成呢？那些預測未來會形成此種聯盟的人需要解釋這一現象。各種閑著沒事幹的對未來幾十年的猜測，基本都沒有把視野深入到各國當今的決策邏輯中，如果鄰國們相信中國在未來更加危險，它們早就該為這種可能做準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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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歐洲歷史為尺度衡量當下亞洲的錯謬

以歐洲為類比對象來理解亞洲的做法一點都不讓人吃驚。我們關於多極理論、聯盟與均勢的理論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歐洲歷史經驗，但卻被用來描述普遍的國際現象。西方國際體系的發育和擴展，覆蓋了此前其他地域的異質體系，民族國家體系的勝利使曾經存在和可能繼續存在的其他國際秩序被逐漸忘卻。實際上，縱觀世界歷史，當今國際體系不過是近代以來的現象，但迄今為止它卻一直被置於歐洲史學者用以解釋國際關係「歐洲模式」如何演進發展的研究框架中。正因如此，討論亞洲未來反而往往被討論歐洲歷史的爭論所代替。而且，用歐洲來透視亞洲的視角必然意味著對亞洲本身的學習了解不再重要。畢竟，如果歐洲歷史成為我們了解亞洲未來之必然，又何必投入巨大精力去研習亞洲語言呢？為什麼還要年復一年地傾心於亞洲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呢？（註：這種現象在中國國際關係學界亦有明顯反映。本世紀初，當建構主義理論在中國稍成氣候之後，言必稱霍布斯、洛克、康德的聲音開始多了起來，而「國際關係」的理論化水平儼然因其硬核「三足鼎立」而有了「質的飛躍」。在具體的東亞區域問題上，由於當時「六方會談」等機制使泛東亞地區態勢整體緩和，即不乏學人以歐洲一體化進程比附之，更進一步就此認為「康德文化」方為世界政治之指路明燈。殊不知以歐盟比擬當今東亞，其體量適用性本就存疑，而百多年來東亞封貢體系的破壞、民族主義的興起，使本有的歷史糾葛更為複雜，這些都與歐洲歷史進程有著本質不同）

至於用帝制中國的歷史預測其未來，這一路徑主要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將視野聚焦中國本身便會忽視亞洲並不僅僅由中國構成的事實，各國的相互作用才是穩定的關鍵。它也絕不僅僅是中國對自身期望的那樣。這一區域包含一系列模式，只有通過分析本地區各國如何相互作用才能解釋其中的張力以及各國種種決定的意涵。第二，以中國為視角，固然蘊含著深刻見解，卻意在將目光集中於中國身份及其是否具有某種貫通古今的文化和社會關聯，這將更多地被用來解釋關於中國文明的潛質而非地區安全的動力機制如何運轉。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探索地區的動力運行機制必然比孤立地觀察中國更為意義深遠（註：作者在這裡顯然傾向於採取「亞洲視角」，它既非「歐洲理論」的映射，也非「中國本體」的放大，而是主張「從亞洲看亞洲」。這種視角在理論上成立，就至少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是把研究重點聚焦於中國對區域的影響，如後文中作者強調中國歷史的輝煌與東亞單極體系的持久，二是相應地考察周邊國家的行為及其對中國的反饋，這些都不可避免地把中國放在了理解東亞體系的優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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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有何不同之處？

毫無疑問，從歐洲經驗中推導出的國際關係型模旨在實現權勢均衡。隨機變換聯盟、「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以及風險博弈是解釋過去上千年來歐洲戰爭的竅要所在。據此，過去歐洲的千年歷史的一大特徵便可概括為：一群規模相似的單元為哪怕一丁點的權力優勢而互有敵意地展開競爭。倘若一國贏得了暫時的經濟、政治和制度優勢，它緊接著就會想方設法使其最大化，因為其他國家會很快迅速趕上。這導致歐洲國際關係的險惡、殘酷和無法穩定（註：國際關係理論大家漢斯·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中指出，儘管均勢政策在它全部400餘年的歷史中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國獲得全球統治地位，它也成功地維護了現代國際體系所有成員國的生存，但在實行過程中它也越來越暴露出其局限性，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均勢只能靠戰爭或戰爭威脅來實現、恢復或維持。均勢作為國際政治指導原則有無把握性、不現實性和不充足性三大弱點。無把握性源自各國對權力估算的不確定性，不現實性在於各國普遍慾望爭取更大權力，現有的均勢遲早會被打破，不充足性在於這種政策本身實際上並不能維護國際體系的穩定，國際體系內各個國家的共同道德準則也是維護體系穩定的重要力量。但是，均勢所導致的「安全困境」即各國都以加強軍備來維護安全其結果則是更加不安全，也使得「國家主義」在近代以來大行其道，這強化了民族國家的組織力和生產力）。例如，在公元1000年時，法國有650萬人，國內生產總值約合27億美元。同期的西班牙有400萬人和18億美元，義大利則有500萬人和22億美元。到了1700年，法國和義大利人口分別增加到2100萬和1300萬人，其GDP則分別達到了190億和140億美元，而西班牙則擁有870萬人和78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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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古今亞洲的紐帶是什麼？

認真對待東亞歷史變遷機制有助於提供解釋相關國家如何看待對方、自我以及中國崛起的新視角。其中最重要的歷史教訓是，中國崛起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德國、美國、法國以及蘇聯，它們最近的存在形式可上溯的痕迹（即同當代的連續性，譯者注）距今都沒有超過三個世紀，但中國成為本地區霸權和文明源泉已經持續了至少兩千年。

沒有什麼事情比我們對國際關係的未來擘畫更為緊要了。儘管東亞區域體系和歐洲一樣廣闊持久，但在衝突、互動、規範、機制乃至思想方面，兩者截然不同。當學者們透過國際關係理論探究這一豐富歷史資源的時候，相比理論界普遍接受的狀況，（先前假定的）行為體、國家利益以及種種狀況無可置疑的普遍性反而（在東亞的歷史實踐中）顯出遠為偶然和條件性。近三個世紀以來，均勢理論為人們提供了國際關係的邏輯起點，但這種思維方式恐怕很難再站住腳了。中心化的權力並不是後天形成的，霸權或曰國際體系的單極格局在歷史上並不鮮見，因而理論上講其效應也沒什麼令人詫異的。對於試圖了解單極體系如何運行的研究來說，對權力中心化的足夠關注與聚焦國際體系的規範和機制一樣重要。

考慮到國際體系的變遷以及美國的中心地位，中國幾乎沒有機會在將來毫無疑問地重返東亞霸權的寶座。前面將有太多的挑戰可能發生，美國則正在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並毫無從這一地區撤離的跡象。美國一直以來太以自我為中心、太過於強勢，美國和西方文化則影響世界太深，不過這些到現在顯得不再那麼重要了。美中兩國需要找到在太平洋地區的共存之道。當前兩國海軍實力都在不斷走向強大，這種海上勢均力敵的局面顯然是美國從未習慣過的，因而二者如何相處便是一個重大問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華盛頓和北京都需要小心翼翼地努力，以便找到合適的和睦相處之道。（註：就在5月24日，美國「杜威號」驅逐艦進入了黃岩島12海裏海域，受到中國兩艘護衛艦的例行性驅離。這在美國看來習以為常，如前白宮官員韋德寧受到「鈍角網」採訪時即認為「美國海軍是一個老牌海軍，信奉並守護全球海洋航行自由，並在全球每個角落執行之；在國際海洋航道問題上，美國和加拿大、越南等國都有爭議，但並未影響其行動」。其實中美雙方一直在為增強戰略互信、避免擦槍走火而努力。如今年4月份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的「海湖莊園會晤」，雙方就宣布建立以「外交安全對話」為首的四個高級別對話機制。早在2016年開始，美國海軍主導的多國「環太平洋」聯合軍演成為了雙方加強交流與協調的機制平台，中國海軍是否受邀、何時受邀以及受邀參加什麼軍事科目訓練成為此後觀察家判斷中美海上合作風向的重要看點。誠如作者所言，中美必須「小心翼翼」，趟出一條「大國關係」的新路，中國有這種需求與誠意，但美國呢？）

簡短集評：本文根據近年來中國崛起並未引發周邊顯著的聯盟性制衡的事實，指出基於歐洲數百年歷史經驗的現實主義均勢思想並不適用於對東亞歷史和現實的分析。作者認為東亞自身單極體系的歷史傳統、各國對中國優越地位的認同慣性以及當下日益繁榮的貿易及經濟相互依存決定了東亞國際關係的現狀，他試圖強調：相比地區均勢和中國能否保持經濟、政治高速發展更為重要的是，東亞國家在理解其他國家意圖和判斷自身在地區和國際秩序中的相對地位等方面，能否形成並共享清晰的信仰與認知是東亞地區未來穩定的關鍵。亦即，相較於物質力量，國家的意圖和信念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而國際關係的關鍵要素是以國家次序為標誌的等級秩序以及國家是否相互承認對方在等級秩序中的相對地位。這種「建構主義」式分析進路構成了康氏研究東亞與中國一以貫之的學術路徑。

儘管作者著力於指出歐洲均勢原則並不適用於亞洲，但當涉及到當今東亞的形勢時，他在《西方之前的東亞》中卻提到了日本的「東亞領袖」心態，越南、韓國的「新民族主義史學」，以及美國仍試圖在東亞扮演重要作用的事實，而這恰恰是分散化的均勢狀態。由於這種狀態作為並非主觀戰略的客觀存在，意味著它處於歐洲均勢戰略慣性與東亞單極慣性之間，故作者轉而把分析重心轉向了試圖能夠在未來達成「共同信仰與認知」的「東亞性」上，從而與歐洲與中國的各自特質區別開來。就當下的東亞形勢而言，本地區的經濟整合固然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戰爭的風險，從而與歐式聯盟政治不同，但卻始終無法向政治上更高層面的一致邁進一步，這一點又與曾經的東亞單極體系（中國中心的朝貢體系）不同。不過，本文的標題已經隱含了作者仍傾向於判斷本地區變遷軌跡的歷史慣性能夠克服當下的種種地區尷尬和矛盾。既如此，探討「中國的帝制遺產如何型塑其當今外交政策」自然成為深化本文主題的一種嘗試。「經略」將繼續刊發專家對談相關話題的全譯本並予註解和析論，以供讀者參閱。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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