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寶林詩詞寫作帶給我們的啟示與思考

——在葉寶林詩詞研討會上的發言

許建國

「人詩意地棲居」，是荷爾德林詩作中的一句詩，經海德格爾的溢美闡釋而廣為人知。葉寶林是一個「詩意棲居」的詩人。他僅在一年時間內，就寫下了五百多首格律詩詞，這種整天沉浸在對詩歌的思考與寫作的詩性思維中，就是對「詩意棲居」的最好實證。

一、葉寶林「詩意地棲居」，在詩歌寫作中不斷進行靈魂的自我贖救，在古今詩歌史上實數罕見，由此引發我們對詩歌功能如何轉化的深入思考

葉寶林在「詩意地棲居」中，在詩詞的寫作中不斷贖救自我。如，在《月下偷瓜》中，詩人通過對童年「夜籠青紗帳里鑽，偷瓜半抱過河灘」的童真進行反思：童年的偷瓜行為雖然充滿「天真的童趣」，但卻是人類「不勞而獲的侵佔性」之自然的流露，這種事情發生在童年危害極大，後果十分可怕；因此，詩人以此事為例，不斷地提醒自己進行道德的完善與升華：「回頭明月空中望，從此一生不敢看」。明月就是道德的守護者，自己偷瓜行為暴露於明月的照耀下，使自己感到無地自容，而不敢去看那明明的月亮。從此，詩人將朗朗的明月，化作「道德老人」那雙明亮的眼睛而時刻監督並提醒自己：每當看到明月，詩人就會想到自己「偷瓜」的事件，就會不斷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道德規範」，就會不斷剔出自己人性中的「雜質」而不斷完善和升華自己的道德品質。在《為官自朝》中，詩人對十幾年的為官經歷進行了反思：「誤入樊籠後，難堪鸚鵡前；居官十三載，謊言五千篇」，詩人為在官場中因迎合領導意圖而編造成績與事迹的行為深深懺悔，進一步在靈魂的贖救中達成道德的自我完善。在《書房夜讀》中，他不斷地用詩與書清洗自己的靈魂，從而發出「人無道義魂易鄙，腹有詩情品自殊」的感嘆。而在《自渡橋》中，詩人通過對作了「心臟支架手術」這一事件的反思，又一次在生與死的考驗中達成了自我的超越：「血流堵塞已三高，漏船揚帆欲拋錨；自渡迷津通彼岸，胸懷明月架心橋」。

可見，他將詩歌當成自己的存在方式與過程，並將自己精神世界的全部內容納入詩歌，利用詩歌來認識和贖救自己，來冶煉靈魂與提升智慧，達成和完善自己生存的價值與意義。

那麼，詩人為什麼要在「詩意地棲居」中、要在「詩意棲居」的寫作中認識和提升或完善自我呢？

詩人是一個生活在特定歷史時段的普通人。且不說自然規律對其生存的制約，也不說生活中因種種利益的糾葛給其情感所帶來的傷害，僅僅是其內在本性的善惡結構，便構成生命的虛無與痛苦。懶惰、嫉妒、恐懼、憤怒、攻擊和自私的性惡傾向，享樂與貪婪、虛榮與虛偽、依戀與依附、自卑與自負、自戀與自欺、幻想與妄想、愚昧與固執、抑鬱與焦慮、偏激與多疑的內在衝突與矛盾，以及一切不良的習慣與錯誤的觀念和不良的性格與心理，都是造成其不幸的根本原因，很難使人超越自己的醜惡而獲得和諧與幸福，這就需要我們找到一個修鍊自我而戰勝痛苦而達成和諧與幸福的有效途徑。

詩人在詩歌里，可以從現實生活中必須面對的許多利益糾葛或生活的瑣事中抽身，卸掉平日飾戴的各種面具，或尋找或回歸或釋放或修復一個身心疲憊的自己，在真誠而又真情、寬鬆而又自由的詩歌空間，維護和休整自己的靈魂，構建自我豐富的精神世界。

詩人在詩歌中對自我進行一次次認識與重組，進行一次次實現與完善，對自我的靈魂進行一次次懺悔與贖救，在詩歌聖殿的字裡行間中得以冶煉與超度。建設和諧社會首先應該建設個人的和諧。如果每一位詩人都在這個統一方向下「詩意地棲居」與寫作，從而互相凈化、互相影響、共同追求、共同提高，那麼，正割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與道德水準，必然得以真正的豐滿、完善與提高。

葉寶林強化詩歌「自我的認知與完善」是功能，將詩歌的寫作活動轉化為個體「修身」的實踐活動，對完善當代詩學的內容和指導當代詩歌寫作的實踐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二、葉寶林將「禪悟」與「修身」引入詩歌寫作，將詩歌提升到了哲學的高度

將禪悟引入詩歌寫作，在中華民族傳統的詩學理念中，其歷史源遠流長。唐代詩人王維，學佛參禪，其某些詩歌充滿了禪意。宋代詩論家嚴羽，以禪道喻詩道，強調詩道的妙悟。清代詩人王漁洋，講求禪詩合一，為的是以禪求詩。

縱觀葉寶林的詩詞，有不少作品充滿幽深濃厚的禪意。如，西藏組詩中的《氂牛》、《過洞庭湖》、《蝴蝶夢》、《讀神秀慧能偈詩有感》．最有代表性的要屬《春日游山》：

雨落青山自洗塵，花中月色更迷人。乾坤本是心生相，見性為空即忘身。

詩人用「禪意文字」表達了「禪意感悟」：「雨」因緣而生，因緣而落，因緣因性而自為自在地「清洗」青山與塵埃，「鮮花」或是因其香艷而迷人，或是因其與觀賞者的生存關係而迷人，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而香艷誘人？「明月」或是因其在黑夜裡送來的光明而迷人，或是因其洞察自然與歷史的那份滄桑及那份恬靜而迷人，或是因其與觀賞者個人的遇際關係而迷人，或是幾者兼而有之而迷人；亦或是因花蕊中的露珠所蘊含的明月而郎照乾坤而迷人？一切皆是因緣而生因緣而成因緣而散因緣而轉。乾坤因緣而自在而發展而變化而運轉，但卻由於「心」的認知與觀照，才從自然的自在而轉化為自為的存在，因此才在「心」的觀照中得以真正顯現，才被「心」賦予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聖儼法師說，「中國的禪是指破除無明煩惱之後的心地妙用，也就是智慧的本身。」①中國的禪宗越居在智慧的層次上，首先，將「心」賦予了最高層次的本體論意義。《壇經》說：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心量廣大，猶入空虛。。。。。能含萬物色象，日月星宿，山河大地。。。。。。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自性平等，眾生是佛。性本是佛。

這裡的自性、心、人性、佛等，都是特指同一事物的不同概念。禪宗認為，這「心」為人先天所固有，既是人的自身本性，又能包含宇宙而囊括萬象，萬物的生成都是「心」自然衍化的大智慧，世間的一切現象皆是「以心化智」的結果。

其次，心本體的另一層含義在於它同時又是本覺，是一種先天具有的「自然本知」，不僅有認知的妙用，而成佛之道完全可以在「心」中完成「見性成佛」。所謂「見性」就是「見心，「見心」就是「見佛」。禪家認為，人的一切煩惱和苦難，都是「心」被「無明」所遮蔽的結果，見性，就是要破迷顯悟，洞見本來就有的妙智佛性。《壇經》云：「隨其心凈，即佛土凈」。「凈」是心的本質，是消除無明妄念之後的心安寧凈。因此，禪宗在「即心是佛」的前提下，引導禪人悟性悟道，「自識本心，自見本性，以此成佛」。心靜能明澈一切事物的真相，就是真正的佛，就是真正的極樂世界。

葉寶林通過引禪入詩，將詩歌與哲學融為一體。禪屬於哲學範疇，妙悟的「認識論」也屬哲學範疇，關於對「自我」的提升與完善，更屬傳統哲學的範疇。所不同的是，哲學用理性的邏輯思維來認知和表達事物，禪家卻主張「不立文字」而會意相傳；而詩家則是用詩歌的意象語言，通過詩歌的寓意、象徵、喻示來表達自己的觀照「妙悟」。這就是詩與禪與哲學的本質區別。

歷史上的詩人強調「禪意」寫作，其目的都是以悟求詩，因悟得詩。葉寶林卻是以「詩意地棲居」參禪而求詩，以「詩意地棲居」見性而達智，以「詩意地棲居」修身而養德，以「詩意地棲居」完善自我而超脫；從而將傳統的禪悟詩歌寫作，上升為自我修鍊、自我完善的實踐活動，不僅對詩歌理論與的功能，也對哲學的理論功能具有創造性的建樹。

三、從葉寶林僅僅在一年內所達到的詩詞寫作境界，引發對如何提高當代詩詞寫作水平的思考

葉寶林在短短一年的詩詞寫作中，其寫作境界一路攀升，由生動而質樸地反映社會生活的直觀寫作境界；理性地反映自然與社會及人生意義的反思寫作境界；智性地反映內在自我與外部世界之「物我歸一」的「禪悟」寫作境界；這種連續而跳躍地「境界升華」，不僅得益於他豐富的傳統文化和豐富的人生閱歷，更是得益於他在「詩意地棲居」與寫作中不斷地自我贖救與完善的「修證」 過程，為當代的詩詞寫作提供了有效的例證。

以提高詩人的自我修養與精神境界，來提高詩歌藝術境界。葉寶林從「詩意地棲居」達到「禪意寫作」的過程及境界表明：詩人的精神境界決定著詩歌境界。一個詩人的道德完善與精神修養到了什麼境界，才能寫出那個境界的詩歌來。

朱光潛說，大詩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養成一首完美的詩，充實而有光輝，寫下來的詩是人格的煥發。真正的詩人在詩歌中實現詩品與人品的高度統一。很難想像，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必然心靈鄙瑣，損人利己，決不會有大愛之心；這樣的人決不會寫出高尚的作品；即使其作品對社會乃至人生予以正面的讚揚或歌頌，也是虛假的拼湊與吹捧。

詩人只有不斷地運用詩歌的方式剔除人性的雜質，清洗易污的靈魂；冶煉自己的情感，陶冶自己的情操，養成自己的品德，提升自己的智慧；不斷地以詩歌的形式認識並修改乃至實現和完善自己，不斷地用詩歌的形式展示生命的形態而體現靈魂的高度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才能不斷提升詩歌的寫作水平與境界。

詩人只有完成並完善自我，其悲天憫人的情結與開悟達智的信念才能擔負起對人類悲劇命運的關懷與拯救，才能真正承擔起詩人「鞭惡揚善」的社會使命；從而將自然與歷史的文化濃縮於審美的資質之中，將自我對自我乃至外部世界的體悟植入語言，在想像與象徵的空間，用詩歌編織夢境，渲瀉感情，表達感悟，營造幻境，展示內在精神，還原迷失或麻木的靈魂，在事物原相之間，在自我的衝突與和諧之間，在經歷與經驗的時間之維尋找與冶煉靈魂的契合與完美，在詩歌中完成自我與外部世界的相知相融的雙重統一，再現自我衝突與自我超越的全部過程；才能使詩歌更好地為政治服務，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更好地為建設和諧社會的和諧文化而服務。

①聖儼法師著《禪海之筏》，台灣志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8頁。

作者系當代詩人、詩詞理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