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辛德勒」何鳳山

中國的「辛德勒」何鳳山：拯救猶太人最多的外交官

作者：金滿樓

世博園裡，以色列館「海貝殼」的造型新穎別緻，而其入口處更為的特別，它懸掛了一幅中國人的黑白肖像，令眾多參觀者紛紛駐足觀看，由此也成為了以色列館的一大亮點。像旁的說明提示，肖像的主人系二戰期間為猶太人簽發「生命簽證」的民國外交官、原中國駐奧地利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

1939年至1940年期間，在猶太人被德國納粹迫害的特殊時期，時任維也納總領事的何鳳山是最早以發籤證的方式救助猶太難民的外交官之一。在上海的猶太人後裔中，何鳳山還有另外一個充滿感情色彩的稱呼，那就是——「中國的辛德勒」。

生命的簽證

1938年3月15日，德國吞併奧地利，歐洲戰雲初現，危機日重。對於當地的猶太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夢魘的開始——一個月後，第一批猶太人便被送進了集中營。

兩個月後，中國駐奧地利大使館降為總領事館，年僅37歲的何鳳山被任命為總領事。在《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書中，何鳳山描述了當時的情景：「此時排斥猶太人之風日熾，許多猶太人的店鋪都被納粹的黃衣挺進隊搗毀，老闆被捕入集中營。奧籍的猶太人，大多想法離開奧國前往美國，然而美國容納移民的數目有限，而且條件苛刻，所以大多是來中國領事館簽證，前往上海，實則心存觀望，依然是等待美國或者英國的簽證機會。我國對猶太人的簽證，態度不一致，其後因此而發生了問題。例如本館得自外交部的訓令，即猶太人請求籤證入境者，條件寬厚，不予拒絕。而孔祥熙院長並進一步公開對猶太人的遭遇表示同情……」

在上世紀30年代中葉，奧地利是歐洲第三大猶太人居住國，總人數約18萬，其中的大多數又居住在原首都維也納。對當時的猶太人來說，能否離開被納粹控制的地區幾乎就是一場與生命賽跑的挑戰。

納粹當局發出指令，只要猶太人馬上離開奧地利，即可被釋放。但是，要離開奧地利的話，首先要有目的地國家的簽證。正如何鳳山說的，當時大多數猶太人首選的目的國是美國，其次是英國，但美國對奧移民的名額有限，而且要求申請人出具經濟擔保；而英國在阿拉伯人的壓力下，未敢輕易放鬆猶太人前往英控巴勒斯坦地區的限制；至於其他國家，或許是沒有意識到猶太人的危險處境，他們並沒有因此而放寬本國的移民政策。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簽證只是外交官手下的一個小小印戳，但在那個陰雲籠罩的非常時期，卻意味著「生存或是死亡」。求生的慾望使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連續奔走於各國領事館之間，但令人心急如焚的是，大多數國家都「強調自身困難」而拒絕向他們伸出援手。

一位奧地利猶太倖存者曾這樣描述這種絕境下的心情：「簽證！我們每時每刻都生活在有關簽證的消息中，我們醒來，就被簽證問題纏繞。我們時時刻刻在談這個問題……我們能去哪裡？白天，我們努力獲得必要的證件、意見、印戳。晚上，在床上，我們做夢，夢裡是長長的隊伍，官員！簽證！簽證！」

艾立克·哥特斯塔伯，一位17歲的猶太少年，他在連跑了50多家領事館後，每次都是失望而歸。直到1938年7月20日，在幾乎絕望的時候，他走進了中國總領館，但這一次的努力卻改變了幾乎是一個家族的命運。何鳳山為他和他的家人一下辦妥了20份前往中國上海的簽證，由此成功逃離了維也納。

消息傳開後，中國總領事館門前立刻排起了長龍，許多求助無門的猶太人都來到這裡，以求獲得前往上海的「生命簽證」，而何鳳山大都如其所願，幫助他們逃離歐洲，去了上海或者轉道其他地方。

二戰時拯救猶太人最多的「國際義人」

何鳳山給猶太人大批發放簽證的舉動，很快引起了納粹當局的不滿，而當時國內對此也意見不一，外交部的官員大多對此持同情態度，但政府一方又害怕過分得罪德國，何況蔣介石本人是親德國的（蔣緯國留學德國、南京政府當時也聘有德國軍事顧問）。當時的駐德大使、也是何鳳山的頂頭上司陳傑秉承國內的旨意，打電話給何鳳山要求他立即停止發放簽證，但何鳳山不以為意。不久，陳傑以「非法出賣簽證」的事由對何鳳山展開調查，但結果卻一無所獲，悻悻而歸。

在施加壓力無效的情況下，納粹當局借口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館的房子系猶太人財產而將之沒收，企圖以此阻止何鳳山繼續向猶太人發放簽證。在向南京申請資金無望後，何鳳山自己出錢租了另一處房子作為辦公地點，並堅持發放簽證直至1940年被調離。

從1938年5月到1940年5月，在這兩年的時間裡，何鳳山究竟給多少猶太人頒發過「生命簽證」，目前尚難定論，但從猶太倖存者提供的護照原件上的簽證號上，足以證明其事迹。據學者的考證，1938年6月時，簽證號為200多號，而一個半月後，簽證號已超過1200號。目前發現的簽證中，最大的序列號為1906號，而這是1938年10月27日所簽發的。由此可以認定，何鳳山任維也納總領事期間，至少也發放了不下2000個「生命的簽證」。一位猶太學者甚至認為，何鳳山很可能是二戰時解救猶太人最多的「國際義人」。

1994年，在上海虹口公園的「猶太難民紀念碑」揭幕儀式上，美國猶太社團領導人阿瑟.施奈爾拉比不無激動的說：「辛德勒的名單救了1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個猶太社區數萬人。」毫無疑問，二戰前後來到上海的猶太人中，很多人持有的就是何鳳山所簽發的簽證。

中國人熟悉的國際戰士羅生特醫生，這位被稱作新四軍中的「白求恩」，就是拿著何鳳山頒發的「生命簽證」來到中國的。羅生特於1928年維也納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在當地行醫，後因納粹迫害而於1939年從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館獲得簽證來到上海，爾後又成為了第一個加入新四軍的國際人士。另一個著名的外國醫生，羅生特的同鄉傅萊，也是在同一年來到上海的，據說他當時身上只剩下5馬克。後來，傅萊幾經輾轉來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並投身於艱苦卓絕的反法西斯戰爭之中。在新中國成立後，傅萊加入了中國國籍並最後逝於北京。

有人或許要問，何鳳山是何許人也？

何鳳山，字久經， 1901年9月生於湖南省益陽縣，1926年畢業於長沙雅禮大學，後考取政府公費留學德國明興(慕尼黑)大學深造，1932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33年，何鳳山回湖南省政府任秘書，當年曾代表湖南省參加美國芝加哥建市百周年紀念展覽會，後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習國際公法。1935年，何鳳山步入外交界並隨同駐土耳其公使賀耀組任二等秘書。赴任前，湖南省主席何健設宴為之踐行，並對他說：「大丈夫志在四方，你去外交界，可能將來對國家的貢獻會更大，好自為之!」說完之後，又親筆書寫對聯一幅相贈：「行無不可對天之事；思必有益於世乃言。」對聯的大意是，做人要講天地良心，做事要做有用之事，何鳳山認為此聯意義深遠，後懸掛於客廳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在目睹了納粹的暴行後，何鳳山對猶太人的遭遇深表同情，並盡自己的一切努力加以挽救。當年的倖存者、目前定居以色列的塞麗維婭·多倫回憶說，「何鳳山與我們家比較熟，他親自把我護送回家，並對我們說，只要他還有外交官的身份，只要他還住在我們家裡，納粹就不敢傷害我們。為了保護我們，自那以後，何鳳山經常到我們家裡坐一坐，看一看。」多倫的弟弟後來被納粹逮捕，慶幸的是，何鳳山已經給他辦理了簽證。1939年，多倫與弟弟離開維也納去了巴勒斯坦，後來又遷居以色列。

險些被遺忘的「中國辛德勒」

1973年，何鳳山結束漫長的外交生涯退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何鳳山的義舉不為人知。直到1997年9月，96歲高齡的何鳳山在舊金山去世後，曾為《波士頓環球報》記者的何曼禮，她在報上的訃告中提到父親曾在維也納任總領事期間為猶太人發放過簽證。不久，一位素不相識的猶太裔歷史學家給她打來電話，向她求證當年的簽證之事。這位歷史學家，就是前文提到的十七歲少年艾立克。

在經過大量的發掘研究後，艾立克驚奇的發現，目前很多在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猶太人，他們的父母都是靠著何鳳山的簽證而逃離死亡的，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美國億萬富翁伊斯雷爾·辛格（現任全世界猶太人大會秘書長）。在調查訪問中，辛格曾含著淚水對艾立克說，「我的父母是何鳳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在晚年出版的回憶錄《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書中，何鳳山也曾提及給猶太人發放簽證一事，但只有前文引用的一個段落，極其簡單。他曾對女兒何曼禮說：「我對猶太人的處境深感同情，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我感到幫助他們義不容辭。」何鳳山的一生淡泊名利，正如其書中說的，「富有同情心，願意幫助別人是很自然的事。從人性的角度看，這也是應該做的。」

在歷史學家和何曼禮等人的努力下，何鳳山救助猶太人的壯舉才公諸於世，並由當年的一些倖存者提供了有力證據。2001年 1 月，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辦了一個名為「生命簽證」的展覽，內容是二戰期間各國外交官救助猶太人的事迹，而其中最先介紹的就是中國外交官何鳳山。此後，這段塵封了60 年的歷史終於為世人所知。同年10月，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正式授予何鳳山「國際義人」的稱號。次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舉行了隆重的「國際正義人士——何鳳山先生紀念碑」揭碑儀式，石碑上的銘文刻著：「永遠不能忘記的中國人」。以色列總理沙龍在紀念碑前說：「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天使，他是上帝」。

不久，聯合國總部舉辦了一場名為《生命簽證：正義與高貴的外交官》的紀念展，何鳳山是其中惟一的一位中國外交官。由於拯救的猶太人最多，何鳳山的照片被放在正中央，極為搶眼。

世人不會遺忘勇敢、真誠與善良，歷史也沒有遺忘何鳳山。正如猶太裔歷史學家艾立克說的，「就像辛德勒一樣，何博士的故事將會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知曉，他將成為一個讓中國人驕傲的名字。他不僅是中國人的英雄，也是我們猶太人、西方人的英雄。」　

（以上刊登於2010年9月6日《海南日報》文史周刊）

補充：猶太人在上海

以色列財政部長尤瓦爾·施泰尼茨在以色列國家館日的慶典儀式上說：「我們難忘上海人民在二戰期間搭救了逾3萬猶太人，使之躲過劫難。」當時的上海不需簽證即可前往，但沒有簽證是無法離開奧地利或者其他國家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簽證就是猶太人逃離死神的護身符。

上海社會科學院猶太研究中心學者潘光、王建在《一個半世紀以來的上海猶太人》一書中說，「從1931年到1941年，大批從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歐洲猶太人遠涉重洋來到上海，其總人數幾達3萬，除了其中數千人經上海去了第三國外，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仍有25000名猶太難民把上海當作他們的避居所，僅後一個數字已經超過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紐西蘭5國接納猶太難民的總數。……由於自身奮鬥、各方援助和其他種種複雜因素，上海猶太人躲過浩劫，熬過戰爭而倖存下來，於是，「上海」一詞在納粹大屠殺史上便成了「拯救」與「避難所」的代名詞。」

從歷史上看，大規模來到上海的猶太人有三批，第一批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主要是來上海經商，第二批主要是俄籍猶太人，他們為躲避反猶狂潮及因革命帶來的動亂而來到上海。第三批則是二戰前後為躲避希特勒的種族大屠殺而來到上海的歐洲猶太難民。

在德國吞併奧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並向其他歐洲國家發展後，在歐的猶太人大批外逃，這些人的遭遇是極其不幸的。據1938年12月5日《申報》的報道，一批剛抵達上海的猶太難民說：「我們187人中，有不少本為當地商界巨子，擁資千百萬，但此次被逐出境後，除船費以外，每人所帶現款不得超過10鎊，違者即被搜去充公」。

不可否認，上海市民給予了猶太難民無私的接納和真誠的幫助，對此，1939年出版的《東方雜誌》也曾在1939年撰文指出：「雖然我們在上海尚有十多萬難民的生活不易維持，但只要我們能力能辦到，總可以儘力幫助猶太難民，……我們應站在弱小民族的聯合戰線上，一致對付欺凌弱小民族的敵人。」

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上海一度成為了猶太人、尤其是奧地利籍猶太人逃避納粹的「諾亞方舟」。據倖存者赫爾克女士說，當時許多上海人對他們非常友善，猶太人聚集的街區，甚至被當地人稱之為「小維也納」。

二戰結束後，為尋找自己親人的下落或與家人團聚，加上以色列建國等因素，在上海的猶太人紛紛離去。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改革開放後，一些曾在上海居住過的猶太人紛紛來上海尋根，緬懷那段難忘的歲月。最令人驚奇的是，一些在上海出生並長大的猶太老人甚至能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儘管三十多年的光陰已經過去。

2010年世博會期間，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製作完成了動畫電影《猶太女孩在上海》，這是一部以動畫形式反映二戰期間上海成為猶太人避難「方舟」的作品，其主要內容是猶太女孩瑞娜及她的家人在上海避難的經歷。曾在上海躲避戰亂的美籍猶太人傑瑞.摩西在觀看後動情的說：「我把童年的心留在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