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西融通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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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龔兵,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張允熠,上海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內容提要:明末清初的東學西傳與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歷史前提,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綜觀四百年來中西學會通與融合史,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人類一切優秀文化的繼承者,其中國化進程同時促進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化轉換,轉換方式是通過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哲學,並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改造中國固有的民族哲學,然後融匯成一種指導中國社會實踐的新的理論形態。而今,這種轉換的進程並沒有終止,而是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發展而發展,隨著世界文明的不斷進步而進步。展望未來,我們務必要秉持「文化自信」,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推向一個更新、更高的發展階段,以適應中國社會實踐日新月異的變化對理論的需求。

關 鍵 詞:中西融通/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標題注釋:上海市高校高峰高原哲學學科建設計劃項目、國家社會科學重點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視閾下『中西馬』哲學的互動與主流研究」(項目批准號:13AZD022)。

在中國歷史上,以儒釋道為主幹的中國傳統哲學與基督教的東方教派(景教)在唐代便開始了接觸,但這種接觸在中國幾經中斷,並未產生實質性影響。中西學之間真正交流並相互影響是在明朝嘉靖以後,本文的論述即從此時開始。

一、四百年來中西學之間的會通與融合

1.鴉片戰爭以前中西學之間的會通與融合

16世紀末,正值我國明末清初之際,耶穌會士懷著向東方「傳福音」的巨大熱情來到中國,其中為大家所熟知的有利瑪竇、艾儒略、龍華民、湯若望和南懷仁等人。他們一方面向中國傳播西方文化,如古希臘哲學、基督教和幾何學等,另一方面也把以儒釋道為主幹的中國傳統哲學輸入西方,成為形成17-18世紀西方啟蒙運動的重要因素。譬如,在金尼閣編著的《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就向西方人介紹了中國的政治體制、風俗人情以及中國的哲學和宗教等。同時,利瑪竇用拉丁文翻譯了《四書章句集注》,金尼閣用拉丁文翻譯了《五經》,殷鐸澤和柏應理等人著《中國哲學家孔子》,錢德明著《孔子傳》和《孔子弟子傳略》,湯尚賢撰《易經注》,等等。此外,來華耶穌會士還通過書信向西方傳播中國傳統哲學。正如梁啟超曾指出的那樣,在鴉片戰爭以前,「原來中國幾千年所接觸者——除印度外——都是文化低下的民族,因此覺得學問為中國所獨有」。[1]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也承認,在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的考試製度和儒家倫理觀給歐洲留下的印象,較之歐洲的科學和數學給中國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2]所以,這一時期中西學之間的會通與融合主要由西方人來完成。此時,西方文化通過對中國傳統哲學的吸收而綻放光芒,正如法國學者莫里斯·羅班所言:「在古代歐洲和啟蒙時代的西方,中國簡直無所不在。」[3]以下,我們將通過這一時期西方文化巨擘的觀點來開顯這一史實。

第一位是萊布尼茨。萊布尼茨終其一生與耶穌會傳教士保持聯繫,他編纂過耶穌會士有關中國的報告,在1687年就閱讀過殷鐸澤和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看到了書中關於易理和易圖的介紹,後來又從法國傳教士白晉那裡獲得了宋代邵雍的先天象數學,並受此啟發創立了二進位算術。另外,他所開創的萊布尼茨-沃爾夫學派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直接源頭。

第二位是斯賓諾莎。斯賓諾莎是笛卡爾學派的重要傳人,萊布尼茨跟他有交往,並接受過他的影響。康德曾指出,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受到過老子的影響。[4]黑格爾說:「斯賓諾莎作為一個猶太人,完全拋棄了存在於笛卡爾體系中的二元論。他的哲學在歐洲說出了這種深刻的統一性。這種統一性,精神,無限者與有限者在神中合一,而並不把神看成一個第三者,乃是東方的流風餘韻。東方的絕對同一觀被他採取和納入了歐洲的思想方式,特別是歐洲的哲學,尤其是直接納入了笛卡爾的哲學。」[5]值得注意的是,斯賓諾莎少年時代的家庭教師就是一位耶穌會士,這對他的影響可能是終身的。

第三位是萊布尼茨的大弟子沃爾夫。沃爾夫是繼萊布尼茨之後在德國文化土壤中傳播中國傳統哲學的又一巨匠。他所發表的《論中國的實踐哲學》演說使他丟掉了哈勒大學校長的職務,且差一點被處以極刑;20年後,他又一次發表了歌頌中國的文章——《在一個哲學家做王的國度里人民的幸福生活》。沃爾夫的思想在萊布尼茨去世後統治德國思想界達半個世紀之久,對德國近代哲學影響極深,康德就出自他的學生舒爾茨的門下,換言之,康德是沃爾夫的再傳弟子。

第四位是休謨。美國學者雅克布遜說:「休謨的思想來源包括大量的中國、印度教和佛教的思想。」[6]休謨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關係可以從《人性論》中彌散的儒釋道思想中看出。另外,在休謨到法國著手撰寫《人性論》之前,歐洲人受中國傳統哲學影響約有兩個世紀。雅克布遜認為中國傳統哲學影響休謨有兩條路徑:「一條是由萊布尼茨到培爾到休謨,另一條是由魁奈到斯密到休謨。」[7]

第五位是伏爾泰。伏爾泰本人對中國文化讚歎有加,他說:「在歐洲的君主們以及那些使君主們富裕起來的鉅賈們看來,所有這些地理髮現只有一個目的:找尋新的寶藏。哲學家們則在這些新發現中,看到了一個精神的和物質的新天地。」[8]「中國人在道德和政治經濟學、農業、生活必需的技藝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在道德、政治經濟、農業、技藝這方面,我們卻應該做他們的學生了。」[9]朱謙之認為伏爾泰的《自然法賦》「所述理性道德的許多重要節目,更明白是受了宋儒理學的影響……教育的目的是教人順從理性的實踐行為,這就簡直是宋儒《大學注》的解釋了……伏氏和程朱學一樣把這自然法即理,不單看作道德的原則,而且認作宇宙萬物的原理……但其所受宋儒理學的影響則是顯無可疑的」。[10]伏爾泰還把元代紀君祥的《趙氏孤兒》改編為《中國孤兒》,並於1775年在巴黎上演。

第六位是法國的魁奈。魁奈是法國重農學派的首領,他的經濟思想受到馬克思的高度讚揚,被譽為「政治經濟學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11]他的經濟思想還直接影響了英國的亞當·斯密。而魁奈正是那個時代歐洲最堅定的「中國迷」,被稱為「歐洲的孔夫子」。他在與孟德斯鳩論戰中撰寫的《論中國的專制政體》,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極為褒揚,從而對歐洲當時的社會和政治改革產生了積極影響。

第七位是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康德。康德被尼采稱為「哥尼斯堡的中國人」。誠然,康德哲學的中國元素主要來自於萊布尼茨-沃爾夫學派,當然也有伏爾泰、休謨等人的影響。作為沃爾夫的再傳弟子,康德哲學繼承了沃爾夫道德理性「至善」的觀念,並且「至善」成為康德哲學的終極問題。康德哲學與中國哲學的相似性不因康德本人貶低中國而被否認,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我們不難在康德思想中找到儒家的影子。比如,儒家的核心概念『誠』在康德那裡用『善良意志』來指稱;修身養性的根本原則『率性而動』在康德的『自我法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達……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是,康德消化並吸收了中國儒家思想。」[12]毛澤東在早年也說過:「吾國宋儒之說與康德同。」[13]

最後一位是黑格爾。黑格爾作為西方中心主義的代表人物,他讀過朱熹的《通鑒綱目》、耶穌會士搜集的《中國通史》和《中國叢刊》。他在《歷史哲學》中雖然批評中國文化,但也承認:「據史書記載,中國是最古老的國家,因此歷史必須從它說起。」[14]馬克思指出:「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具有共同之點。」[15]賀麟在20世紀40年代指出黑格爾的「絕對理念」就是朱熹的「理」或「太極」。對此,恩格斯之論更加明確,他說:「現代泛神論,也就是說,黑格爾,在中國人和祆教徒那裡已經可以找到。」[16]

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孕育於西方文化的母體之中,如恩格斯所言:「共產主義建立在健全的哲學原理的基礎上,並且是——尤其是——從德國本國哲學必然得出的結論。」[17]「我們不僅繼承了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而且繼承了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18]從上文可知,在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文化土壤中,無疑有著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所以我們不難得出結論:馬克思主義直接或間接吸收了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全人類一切思想和文化中的優秀成分。

2.鴉片戰爭以後中西學之間的會通與融合

鴉片戰爭以後,東方古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國人經歷了向西方學習器物—制度—文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進步知識分子變被動為主動,此一時期中西學之間的會通與融合由中國人來完成。

「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主持編寫了《四洲志》,向國人描述了世界上30多個國家的政治、歷史和地理概況。爾後,魏源以《四洲志》為基礎擴編為《海國圖志》,並在書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19]的思想。王韜認為:「天下之道,其始也由同而異,其終也由異而同……必有人焉,融會貫通而使之同。」[20]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提出「中體西用」以會通中西,他說:「《中庸》:天下至誠,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是西學格致之義也……《王制》:史陳詩,觀民風,市納價,觀民好;《左傳》:士傳言,庶人謗,商旅市,工獻藝,是報館之義也。凡此皆聖經之奧義,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21]嚴復倡導「中西體用一致」,並大量翻譯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法學等西方名著,引入「天賦人權論」、「社會進化論」和「自由平等」等學說,提出「統新故而觀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22]的會通中西思想。王國維認為,「居今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23]倡導中西二學「化合」論。魯迅提出:「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24]李大釗說,「東西文明,互有短長,不宜妄為軒輊於其間」,[25]主張東西文明相互調劑。青年毛澤東主張:「觀中國史,當注意四裔,後觀亞洲史乃有根;觀西洋史,當注意中西之比較,取於外乃足以資於內也。」[26]當毛澤東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後,仍主張真理無分中西,他說:「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27]「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用語。」[28]「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29]

實際上,在西學涌漲的時代,一些中國學者自覺地進行中西融合。比如,康有為把西方的社會主義學說與中國的「大同」說相結合,撰寫了《大同書》;孫中山吸收了西方的社會主義學說和達爾文進化論,並與儒家學說相結合,創立了「三民主義」;章太炎批判地繼承達爾文進化論,結合唯識學,提出了「俱分進化論」;熊十力通過對西方哲學的批判和借鑒建構了「新唯識論」;胡適秉持「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態度,把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實踐理性與美國的實用主義結合,闡述了他的「實驗主義」;20世紀30～40年代,馮友蘭融合程朱理學與新實在論,創立了「新理學」;金岳霖把西方分析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範疇相結合,創建了「道式能」的本體論和「以得自經驗之道還治經驗之身」的知識論;賀麟融合陸王心學、新黑格爾主義和康德哲學,創立了「新心學」;牟宗三通過對康德哲學的消化,建立了道德的形上學;張岱年在20世紀30年代針對「中、西、馬」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闡發了「孔子、羅素和列寧三流合一」,以創造中國新文化的「綜合創新」說,並探索性地提出「天人新論」;馮契融合中國傳統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康德哲學,創立了「智慧說」;方克立在張岱年「綜合創新」說的基礎上提出了「馬魂、中體、西用」的文化主張。

二、中西學會通與融合的最新思想成果: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形成

1.「新文化」之「新」體現在哪裡?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要建設新中國的新文化,這種「新文化」之「新」,當然是相對於舊思想、舊文化而言的,而舊思想、舊文化的代表就是中國的傳統儒學。毛澤東指出:「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於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30]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這句話,「新的東西」體現在哪裡呢?為什麼要說「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呢?

回答這一問題的前提是要深入理解「舊的東西」向「新的東西」的切換,即中國傳統哲學如何被馬克思主義改造?泛而言之,中國傳統哲學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價值哲學,[31]即中國傳統哲學具有顯著的價值主義特徵,這使得中國傳統哲學一方面具有其優長,如彰揚、培育和肯定人的價值與尊嚴,注重道德修養和禮治教化。同時也有弱點,即不適應現代性的地方,具體而言,價值主義執著於終極世界對於現實世界的意義,認為現實的價值、倫理和道德來源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由此容易造成在堅守終極世界的價值表現形式(如仁、義、禮)的時候,把它們絕對化,並以之主導經驗世界,從而導致價值主義的僭政。比如,程朱理學將此終極意義的「天理」視為經驗世界所應遵循的絕對規律、規範,並以之規定、規範人類生活,從而導致人性的扭曲。

另外,價值主義過於執著於主體對終極世界體悟和探索的結果,導致常常忽視對客觀世界規律、功能及現狀的研究,這實際上就是以應然統實然、以主體攝客體,其最大弊端就是漠視知識和客觀真理,因而又存在著漠視現實變革、社會革新的危險。它的流弊使中國社會的基質幾千年沒有裂變,內在的活力越來越弱,以致在清末出現了「萬馬齊喑」的局面。由於缺乏現實的社會革新力量,當中國社會出現豺狼肆虐、暴戾橫行的情況時,價值主義顯得極為無力,只好「哀而不怨」、「安貧樂道」、「獨善其身」等,從而導致國力衰弱、民生凋敝,如康有為所描述的:「生機已盡,暮色凄慘,氣象如此,可駭可憫,此真自古所無之事!夫至於公卿士庶,偷生苟活,候為歐洲之奴隸,聽其羊犬之刲縛。」[32]

這種危機四伏的現實,迫使中國人反省並尋求救國之道。但是,中國本土文化很難為中國社會的改造提供可資利用的新型思想資源,也無力突破自身的弊端,這就需要他山之石,而馬克思主義正是外來的「他山之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融合而成的「新的東西」,其新就新在「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進而言之,用馬克思主義「改變世界」的學說來把握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和性質,為中國社會的變革和發展提供切實可行的途徑和策略。

2.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之「新」體現為不斷發展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實際上是在兩個層面上進行的,一是專業理論家包括黨內理論家和學者,如建國前後郭沫若、侯外廬、呂振羽、李達、艾思奇、胡繩、張岱年、馮契等一批黨內外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們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工作集中在專業研究領域,對於奠定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和學術界的指導地位可謂成果斐然。另外,就是我們黨的領袖人物,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他們既是職業革命家、政治家,又是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毛澤東和鄧小平,前者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傳統哲學、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併創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光輝典範,後者繼承了前者的歷史使命,在和平與發展的年代即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時期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傳統哲學、中國建設實踐相結合,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具體而言,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既總結了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又深化和發展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學說,提出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知行統一觀。在《矛盾論》中,毛澤東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矛盾」、「相反相成」等範疇來闡釋唯物辯證法,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精神,又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質,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傳統哲學辯證法的結合。再者,「實事求是」本來是中國傳統哲學中融世界觀、方法論和價值觀為一體的哲學命題,經過毛澤東的創造性詮釋,就成了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核心命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哲學在「實事求是」中達到了高度的會通與融合。鄧小平堅持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運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和實生物」、「和而不同」思想,突破了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看作水火不相容的對立思維模式,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偉大構想。在現代化社會的建設目標上,他運用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小康」概念,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繪製藍圖。

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繼承了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同時,強調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同時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為我所用,並使三者有機融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註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對我國傳統文化,對國外的東西,要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經過科學的揚棄後使之為我所用。」[33]而且「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蘊育了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國人民的崇高價值追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支撐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今天依然是我們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精神力量」。[34]所以我們要「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35]

可見,由於中國人義無反顧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使之中國化,中國傳統哲學的弊端得以克服,其精華得到了弘揚,古老的中國傳統哲學因馬克思主義的融入而煥發出新的生機。如今,「全球化」和「信息化」使中西學之間交流與會通的規模、深度和範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作為開放的思想體系,其先進性不在於它是一勞永逸的真理,而在於它不斷吸收東西方的一切優秀成果而與時俱進,所以其對中西學會通與融合的步伐也不會就此停止。

三、中西學會通與融合的最高理論形態: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內涵

隨著儒學所依賴的政治體制的滅亡,統治中國思想界兩千多年的主流意識形態便成了「遊魂」,其間雖有少數堅守中國文化本位的學者,如梁漱溟、馬一浮和熊十力等,綜合新知,倡說新儒學,但終為強弩之末。因此,尋求一種新型的、能適應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和核心價值觀勢在必行,為此中國人從西方搬來了各式各樣的主義和思想,並且在近代西學東漸思潮中形成了種種中西合璧的理論形態,但為何只有馬克思主義成功紮根於中國文化土壤中?最主要的原因,無論是「大同」思想、進化論、「三民主義」,還是當代新儒家的學說,都解決不了中國的實際問題,從而都不具有成為中國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唯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變革的實踐主題緊密相聯,正是這種主題關聯,使得馬克思主義在多元文化互動中,成為改造中國的理論武器,並成功紮根於中國文化土壤中。而且馬克思主義的開放理論屬性和與時俱進品格,使之成為數百年來中西學會通與融合的最高理論形態。如何理解這種現狀?除上文已經論述的原因之外,還有以下三點分析:

1.中國馬克思主義汲取了西方哲學的精華

從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傳統哲學的關係看,馬克思主義無疑是西方傳統哲學的產物,兩千多年的西方哲學傳統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背景和理論支撐。在西方哲學傳統中,「是論」或「存在論」以「是」或「存在」(Being)等問題為實質內容,如柏拉圖哲學中的「理念」無疑是對「是」或「存在」探尋的結果,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將哲學的任務規定為研究「是」之為「是」(Being as being)」,黑格爾的「絕對理念」實際上是柏拉圖哲學的近代升級版,等等,都表明了從確立一種本質的存在出發,解決存在的統一性或規律性問題,是西方哲學傳統的普遍特徵。換言之,西方哲學傳統可稱為「本質主義」。但是,由於理念或絕對理念均是在經驗世界的存在過程之外獲得其本質規定,從而易與現實世界發生疏離。為此,克爾凱郭爾對黑格爾批評道:「大多數體系製造者對於他們所建立的體系的關係宛如一個人營造了巨大的宮殿,自己卻側身在旁邊的一間小倉庫里:他們並不居住在自己營造的系統結構裡面。」[36]由此可見,採取超越事物具體形態的理念或絕對理念來解決經驗世界的有限性問題,以確立普遍性的世界統一存在,是行不通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正是在批判地繼承西方哲學傳統,尤其是黑格爾哲學、費爾巴哈哲學和法國唯物主義哲學的基礎上,實現了西方哲學的革命性變革,在有關人類生存與發展問題上給出了最先進的理論詮釋,在與現實、實踐和對象的聯繫中終結了西方傳統的「是論」或「存在論」,但又繼承了西方哲學本質主義傳統中的精華——辯證法。

2.中國馬克思主義繼承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合理成分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在其理論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傳統哲學的優秀成分相融合的產物,這種融合可以從三個維度來分疏。

首先,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傳統哲學的邏輯起點看,兩者均著眼於有形、有象的現實存在世界。比如,《周易·繫辭》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象」是指具體的物象,所謂「象也者,像也」。「立象以盡意」是指一旦把「象」所指向的具體物象確定下來,就可能澄明其存在的意義。同樣,「卦」本質上也表現為具體存在物,如「八卦」是八種自然現象,設立「卦」的目的是為了找尋客體的確定性,從而達到通曉「情偽」的目的。同樣,馬克思主義哲學也不以虛幻的、抽象的觀念作為邏輯起點,而是從客觀實際出發,宣稱哲學不僅僅是「解釋世界」的工具,更是「改變世界」的武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種實踐性,在義理深處與重視實用理性的中國傳統哲學具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

其次,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所採取的方法看,唯物辯證法和中國傳統哲學的陰陽辯證法具有相通之處。比如,《易·坤》中「履霜堅冰至」,注重微小的量變,已經觸及質與量的互變問題。又如,《道德經》中「反者道之動」指出了肯定中包含著否定,看到了事物在對立面之間相互轉化的可能;「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認為世界萬物是由對立統一的陰陽構成,陰陽兩者之間既鬥爭又同一,這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矛盾雙方相輔相成的觀點不謀而合。

最後,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哲學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看,前者著眼於共產主義的實現,後者指向大同社會。共產主義無疑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概念,它體現著馬克思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終極目標的構想。按照馬克思的思路,作為人類自由王國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而《禮記·禮運》中描繪的大同理想也是一種完全解決了吃穿用度需求,人民安居樂業、相親相愛,高度道德化的社會。由此可見,共產主義與中國傳統哲學所追求的大同社會具有共通性。

正是由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哲學在邏輯起點、採取的方法和最終目的上的相通性,使得馬克思主義能夠與中國傳統哲學相結合,從而繼承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合理成分。其實,在當代中國境遇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是中國哲學的現代化,除了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改造、更新中國傳統哲學,中國哲學的現代追尋也是題中應有之義。進而言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就是與中國傳統哲學相結合,通過繼承、融入中國傳統哲學,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也賦予中國傳統哲學以新的活力和內容。

3.中國馬克思主義在思想論爭中前行

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種西學思潮湧入中國,中國傳統文化也正經受著歷史性轉換,其間必然存在著理論交鋒。通過這種交鋒,可以確立一種對時代問題最具有解釋力、最能有效地動員大眾和最有希望引導民族走向富強的思想理論的優勢地位。且真理越辯越明,沒有思想的爭辯和交鋒,就不可能在比較中凸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和有效性,就不可能使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致力於徹底改造舊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自覺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熏陶,並將其運用於社會變革的偉大實踐中。這種交鋒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馬克思主義內部一切錯誤傾向的批判,如反對「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另一方面是和非馬克思主義的論戰,五四運動前後,在思想界發生的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論戰有問題與主義的論戰、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改良主義的論戰、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論戰。通過這些論戰,馬克思主義擴大了理論陣地,凸顯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魅力,也加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正是在與其他思潮、派別的對話和論戰中不斷地總結革命、建設實踐經驗和各個文化領域的優秀成果,與中國傳統哲學日趨會通,並漸次超越其他思想形態而寓融於中國文化土壤之中,從而最終成為中國的主流文化和指導性意識形態。

除此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用事實雄辯地證明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課題。馬克思說過:「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37]回顧中國近代史,從明末徐光啟提出「欲求超勝,必先會通」以來,四百年間中國人幾乎搬來了西方所有的思想庫,以便尋求國家富強的理論指南,但除了馬克思主義外其他都相繼破產了,唯有20世紀20年代傳來的馬克思主義一枝獨秀。中國人在接受並使之中國化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取得了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富強,古老的中國由此走向了偉大的復興之路。因此,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無疑是中西學會通與融合的最高理論形態。

四、結語

歷史告訴我們,一種外來文化欲紮根於異質文化土壤之中,必然面臨一個本土化、民族化的過程,從佛教融入中國文化的經驗來看,其中國化的過程可分為四個階段:文本互動(佛經翻譯)、理論交鋒(道佛之爭與儒佛論戰)、視界融合(格義與反向格義)和綜合創新(天台宗、華嚴宗的判教和禪宗)。由上文可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的進程中也經歷了上述四個階段,[38]因此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形成正是基於數百年來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邏輯和實踐需要,在中西學會通與融合的歷史進程中必然的結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要善於融通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39]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作為中西學會通與融合的最新理論成果和最高理論形態,絕非脫離人類其他文化資源的封閉體系。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並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40]毛澤東也寫道:「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並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併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41]因此,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人類一切優秀文化的繼承者,其中國化進程同時促進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化轉換,其轉換方式是通過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哲學,並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改造中國固有的民族哲學,然後融匯成一種指導中國社會實踐的新的理論形態。而今,這種轉換的進程並沒有終止,而是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發展而發展,隨著世界文明的不斷進步而進步。展望未來,我們務必要秉持「文化自信」,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推向一個更新、更高的發展階段,以適應於中國社會實踐日新月異的變化對理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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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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