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元龍：通向存在的道路：詩還是數學？

　　【內容提要】海德格爾迫使人們重新思考久已遺忘的存在，西方哲學版圖的基本輪廓主要是由他一手繪製的。巴迪歐的非凡之處在於，他使純粹形式化的數學集合論和無限豐富的政治哲學實現無縫對接，不僅使歷史與政治獲得嶄新的認識，而且使數學獲得前所未有的理解。本文以海德格爾為參照，重點介紹巴迪歐在以下問題上與海德格爾迥然不同的立論：何為存在？通往存在的道路是詩還是數學？何為希臘哲學的開端？以及巴迪歐對馬拉美《骰子一擲》的闡釋。要真正理解巴迪歐，數學存在論乃是唯一的起點。

　　【關鍵詞】巴迪歐/存在/事件/詩/數學

　　【作者簡介】馬元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在充滿論爭的哲學領域，巴迪歐與海德格爾都強調存在問題對於革新哲學的必要性和核心性，因此比較二者就成為一件意味深長而且不可避免的事情。巴迪歐和海德格爾一樣，認為以真理為指歸的哲學與人類生存之間的關係遠比其他理論與它的關係更為密切。根本分歧在於，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依據的是詩學語言學，而巴迪歐的存在論依據的是數學集合論。

　　雖然巴迪歐和海德格爾一樣，其目標也是要讓人們重新認識存在論對於理解哲學、重建哲學的重要性，但其道路與海德格爾完全不同，然而我們並不能因此認為他的事業建基於對海德格爾的批判。因此，儘管《存在與時間》和《存在與事件》在標題上似乎具有競爭性，但二者之間並不具有讀者期待的那種密切交流與對話。正如海德格爾討論柏拉圖是為了將他排擠出他在西方形而上學中的顯赫地位，從而重繪哲學版圖一樣，「巴迪歐討論海德格爾主要是為了通過把海德格爾從他佔據的顯赫位置中排擠出去，從而重繪當代哲學的版圖」①。

　　一、何為存在？

　　海德格爾和巴迪歐的哲學都可以名正言順地叫做「存在論」，儘管海德格爾後期放棄了這個術語而代之以「思」，但二者在兩個核心問題上具有截然對立的理解：首先，何為存在？其次，詩與數學，何者才是通往存在的真正道路？澄清這兩個問題是理解巴迪歐的當務之急。

　　對海德格爾和巴迪歐來說，存在都是至關重要的核心問題。然而，如果不明白巴迪歐的「存在」與海德格爾的「存在」具有直接對立的內涵，那麼參照海德格爾閱讀巴迪歐勢必會製造嚴重的困擾。眾所周知，海德格爾的「存在」絕不是存在者，不是某種現實的東西，而是朝向某種可能性的前進本身；更準確地說，「存在」就是對存在的領悟和籌劃。而巴迪歐的「存在」所表示的既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存在者，也不是趨向某種可能性的過程，而是「純粹的多」，也就是因為未被識計為一(count-as-one)而無以名狀的無窮的純粹之多；而且，這種純粹之多並非那種雖然無以名狀但仍然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東西，而是那種雖然「在那裡」但因為未被識計為一而無以名狀從而無法顯現出來的東西。因此在巴迪歐這裡，存在絕非某物(something)，而是非物(nothing)。這種「在那裡」但不顯現的非物，不像黑暗中的東西那樣儘管不可見卻可以被遭遇；恰好相反，它是我們在正常形勢下既看不見也無法遭遇的東西。所以巴迪歐說：「我要說作為存在的存在不會以任何方式讓它自己被接近，它只會讓它自己以其虛無被人與野蠻的沒有靈氣的演繹性連貫縫合在一起。」②總之，巴迪歐的存在就是純粹的多，就是非物，就是虛無。

　　為了更加清楚地理解巴迪歐的「存在」概念，有必要討論一下他在《存在與事件》「第二沉思」中對巴門尼德的一句箴言所做的修改。這句箴言出現在柏拉圖的《巴門尼德篇》的結尾：「如若一不存在，無物存在。」(Ifthe one is not，nothing is.)③巴迪歐改寫為：「如若一不存在，[那]非物便存在。」(If the one isnot，[the]nothingis.)巴門尼德的意思是說：事物如果不能被識計為一個個具體的「一」，也就是一個個具體的事物，從而與其他事物相區別，那麼便根本不可能作為一事物顯現出來，最終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事物存在。僅僅通過給這句箴言加上一個不起眼的定冠詞「the」，還把它放進括弧括起來，我們便得到完全相反的內涵：事物如果不是被識記為一個個具體的「一」(有序的多)，一個個具體的事物，如果將那把事物識計為一的結構或名稱減去，那麼那非物(無序的多)便存在了。此外，「『如若一不存在，[那]非物便存在』還有這樣一層意思：正是在全面地透徹思考一之不—存在的過程中，虛無這個名字才作為那種東西唯一可以想像的陳述而出現；作為不可呈現之物，作為純粹的多，這種東西承載了一切複數形式的呈現物，也就是說，一切結果為一者(one-effect)」④。在巴迪歐看來，「一」並非真正的存在，而只是人為的結果；就其本質而言，存在就是「無一之多」(multiple-without-one)、無序的多、純粹的多，也就是必然讓人聯想起虛無的非物。故此巴迪歐說：「非物命名了不可判定的在場者，也就是不可呈現者，它分布在純粹惰性的多之領域和純粹透明的操作——因為這種操作多才可能統而為一——之間。非物既是結構之非物，有序之非物，也是純粹之多的非物，無序之非物。我們完全有理由說，非物是從呈現中減去的東西，因為正是基於後者的雙重許可權，即法則和多，非物才是非物。」⑤

　　在此我們發現，儘管巴迪歐和海德格爾的哲學都是存在論哲學，但二者卻有天淵之別。對海德格爾來說，只有以恰當的名稱被語言正確道說(用巴迪歐的話說就是被識計為一)的事物才存在。正因為此，海德格爾堅決聲稱「語言是存在的家」，存在論(至少海德格爾後期的存在論)研究的就是語言對存在的道說，而詩學就是存在論。然而對於巴迪歐來說，恰好相反，存在就是那未被識計為一的無窮無序的純粹之多，存在論就是關於純粹之多的科學，而數學就是存在論。

　二、通往存在的道路：詩還是數學？

　　因為對存在具有截然對立的理解，在確定通往存在的道路時，他們自然也做出了不同的抉擇。對海德格爾來說，這條道路只能是詩，對巴迪歐來說，則只能是數學。

　　海德格爾寫作《存在與時間》的目的，正如他在導言中指出的那樣，乃是要復興被西方形而上學久已遺忘的存在問題。《存在與時間》完滿地完成了作者的預定目標，但仍然留下了一個有待解決的關鍵問題，那就是何為通往存在的道路。海德格爾並未忘記這個問題，其後期一系列哲學著作，比如《路標》、《林中路》、《通往語言的途中》、《荷爾德林及其詩歌的闡釋》等，都致力於解決這一問題。如果說《存在與時間》成功復興了存在問題的意義，並將時間確定為理解存在的唯一視野，其後期著作則明確將詩(或者詩意語言)確立為通往存在的唯一道路。在《存在與時間》中，憑藉「死亡」、「良知」、「決斷」、「本真的存在」這些強有力的概念，海德格爾強調的是此在必須堅定不移地面向存在的呼喚；而在其後期著作中，藉助「真理」、「藝術」、「自由」、「詩歌」和「語言」這些充滿靈暈的概念，他轉而建議人們向語言許諾的禮物、詩人賜予的真理保持開放態度，因為詩人的語言能為我們見證那被人久已遺忘的源泉。

　　為了確立這條道路，當務之急是對被遮蔽的真理進行重新解釋。傳統的真理觀主張，真理首先是事物與知識的符合，同時也是知識與事物的符合。這種真理概念始於柏拉圖唯心主義的先驗式理論，隨後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中得到了重新表述並定型，從此深入人心，成為不證自明的共識。海德格爾說：「這就形成了一種假象：彷彿這一對真理之本質的規定是無賴於對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質的闡釋的。於是，有關真理之本質的公式獲得了它的任何人都可以立即洞明的普遍有效性。然而這一真理概念的不言自明性的本質根據幾乎未曾得到過關注。」⑥這種真理觀在此後的哲學史中雖然也經歷了一系列修正和精緻化加工，但在海德格爾看來，這些修正和提煉不僅對彌補其缺陷完全無濟於事，反而有助於它的強化和普及，因為這種真理概念遺忘了真理那更早、更深、更有本真揭示性的源始維度。形而上學的真理概念幾乎未曾關注過的那更早、更深的本質根據是什麼呢？當然就是存在者之存在。海德格爾為何斷言真理的本質就是自由？因為自由就是讓存在者存在，讓存在者成其所是。「讓存在，亦即自由，本身就是展開著的，是綻出的。就真理的本質來考慮，自由的本質顯示自身為向存在者之解蔽狀態敞開。」⑦海德格爾指出，前蘇格拉底時代的希臘人以「aletheia」來指稱真理的源始維度，這個術語照字面翻譯就是「無蔽」，亦即存在者的無蔽。然而對存在者的無蔽的遺忘自畢達哥拉斯學派就開始了，後經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而定型，並在伴隨啟蒙運動而盛行的技術理性主義中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西方哲學不僅遺忘了存在者的存在，而且更可怕的是遺忘了這種遺忘本身。

　　對海德格爾來說，彌補這種失敗只有一條途徑，那就是解構使哲學深受奴役的各種形而上學概念，從而讓此在疏瀹五臟、澡雪精神，並最終能澄懷聞道。澄懷方能聞道，澄懷必能聞道。然則道從何來？誰能為此在道說存在者的存在？無他，唯有詩。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中斷言，藝術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因而一切藝術本質上都是詩。然而海德格爾所謂的詩並非隨心所欲漫無目的的想像，也不是幻想在非現實領域內的翱翔。「有所籌劃的道說就是詩……詩就是對存在者之無蔽的道說。」⑧也正因為此，海德格爾主張：「語言本身就是本質意義上的詩……語言是詩不是因為語言是原始的詩歌；毋寧說，因為語言保存了詩原初的本質，所以詩在語言中發生。」⑨既然發生在語言之中的詩乃是對存在者之無蔽的道說，那麼通往存在者之存在的道路就必然是詩，而踏上這一道路的此在必須虔誠地傾聽詩意的語言寂靜的道說。詩歌語言超越了基於概念解釋的理性，「能最大程度地恢復那能接納、能應答的意識，而這種意識能把我們從技術專制理性以及與之合拍的西方後蘇格拉底的理性主義和後伽利略主義(即以數學為基礎的物理學)的譜系中解救出來」——海德格爾哲學的獨特品質和卓越貢獻就在於此——然而正如克里斯多夫·諾里斯隨即指出的那樣：「正是在此巴迪歐最為堅決地離開了海德格爾。」⑩

　　巴迪歐在此堅決地離開了海德格爾，不是因為他否認詩是通向海德格爾式的存在之道路，而是因為他對存在具有根本不同的理解。如果存在不是存在者的無蔽，而是純粹的多、無序的多，就是非物/虛無，那麼通往存在的道路就不可能是詩，而只能是數學。然而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何以數學能幫助我們抵達存在？

　　關於存在論，巴迪歐有兩個基本原則：一、存在是純粹之多、無序之多、非物，因此存在論是關於這種純粹之多的理論；二、所有存在者都是由非物—虛無編織而成的。這兩個基本原則與策梅洛—弗蘭克爾的集合論公理系統(ZFC)所思考的問題完全吻合。不僅如此，巴迪歐還發現他所要討論的所有問題，比如形勢與虛無、存在與事件、選擇與忠誠、主體與真理等，無不可用集合論中的概念和公理給予嚴格的數學解釋。在正式探討巴迪歐的數學存在論之前，我們必須切記一個前提，那就是巴迪歐發現集合論中的「集合」就是社會歷史領域中「形勢」這一範疇的數學表達。一個集合不是別的，而就是被當作一個單位的諸多內容。一個集合就是一個多，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屬性和本質。巴迪歐的「形勢」，作為一切「被呈現出來的多」也是如此，將某些元素納入某一形勢所依據的原則完全是任意的，比如被納入「中國公民」這一形勢的所有人。

　　首先，集合論中的第一公理即空集公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存在即非物—虛無。空集公理被表述為：存在一個沒有任何元素的集合，由此引申出：空集是一切非空集合的真子集。空集公理在數學集合論中有其獨特的內涵，但在巴迪歐的語境中，它恰好證明了非物—虛無既是一切存在物的前提，又是其實在，是真正的存在。「因此，不是要去確認那作為其他一切多之起源的『第一』多(這樣就會在多的層面上把一非法走私進存在)，也不是要把某個識計為一的多指定為起源(這樣會忽視識記只不過是一種結果而已)，相反，集合論把感染著多之純粹性的『非物』本質化了；也就是說，因為賦予了它一個恰當的名字(虛無，φ)，集合論實實在在地使這種非物存在了。」⑩正如空集是一切非空集合的真子集一樣，虛無也必然是所有形勢內在固有的成分，因此這一命題的激進內涵就是：某一形勢與其說是由其得到承認的部分構成的，不如說是由其對其他更多部分的排除構成的。

　　其次，集合論中的冪集公理精確解釋了任何形勢都是雙重結構的結果。冪集公理被表述為：給定一個集合A，一定存在一個由A的所有子集構成的集合P(A)。換句話說，所有集合都有一個冪集。比如，如果我們把集合｛α，β，γ｝稱為集合A，那麼它的冪集P(A)就是｛α，β，γ，｛α，β｝，｛α，γ｝，｛β，γ｝，｛α，β，γ｝，｛φ｝｝。如果集合A有n個元素，那麼其冪集的元素就有2[n]個。對巴迪歐的哲學來說，冪集公理的價值在於它揭示了形勢具有雙重結構：初始結構和超結構。形勢的初始結構就是將無窮元素中的某些元素具體規定為屬於某一獨特形勢的現有機制，換句話說，初始結構決定哪些元素屬於形勢，哪些不屬於形勢。但是，這些屬於—被呈現的元素之單純集合尚且不足以構成一個穩定的形勢，因為屬於形勢的元素固然被確定了，但這些元素並不直接以元素的形式包含在形勢之中，而是必須以某種方式被組合起來作為形勢的子集(而非元素)才能包含在形勢之中。正如冪集公理揭示的那樣，元素的組合(子集)遠遠大於元素，而形勢的初始結構對識計這些組合方式無能為力。然而，如果這些元素的組合方式不能被識計為一，那麼形勢就會面臨虛無的威脅，說得更準確一些，形勢就崩潰了。總之，要對結構進行結構。巴迪歐將結構的結構稱之為「超結構」，而冪集公理的原則就是超結構的原則：給定一個集合A，一定存在一個由A的所有子集構成的集合P(A)。這一數學公理的世俗表達就是：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社會。因此，集合A的冪集P(A)就是巴迪歐所謂的形勢。形勢有超結構，就如同社會有國家，正因為此，巴迪歐把「超結構」又稱為「形勢之國家」。正如國家的基本功能就是對社會的各部分進行有序的組織，防止社會崩潰成無政府主義的一盤散沙，超結構(形勢之國家)的基本功能也是「對虛無的回擊」：「只有當有序之多的滅點反過來被針對操作本身的識計為一、被識計的識計、被超結構封鎖或者關閉，對虛無的任何呈現所做的禁止才可能是直接而堅決的。」(12)

　　再次是數學集合論的基礎公理：對於任意一個非空集合α，α一定存在一個元素β，使得α∩β=Φo巴迪歐宣稱基礎公理就是歷史形勢的存在論公式。基礎公理的政治內涵是：對於任意一個歷史形勢而言，其中必定存在這樣一個元素，這個元素(本身也是一個集合)的所有元素完全不包含在該歷史形勢之中。一般而言，形勢與其同時也作為形勢的元素是有很多交集的，也就是說後者的元素基本上包含在前者之中，得到前者的分別與辨認，但任何形勢之中必定至少存在一個元素，使得同時作為形勢的該元素與包含它的形勢之交集為空集。比如納粹德國時期的猶太人，固然被認可為德國社會的「一個」群體，但這一群體中每一個具體的猶太人並不包含在德國社會之中，他們在德國社會中是了無區別—無足輕重的(indifferent)；也就是說，納粹德國時期的「猶太人」與「德國人」的交集是空集。然而，如果形勢就是事件發生之地的話，那麼這種與形勢之交集為空集的元素(其本身也是集合)就是巴迪歐所說的「事件點」(eventalsite)。任何形勢均由被包含的部分與不被包含的虛無(空集)共同構成，在從實有到虛無的過渡中，位於臨界點的就是元素—集合β。對此巴迪歐說道：「何以能說β位於與α有關的虛無之邊緣，現在就非常清楚了：虛無命名了β在α之中呈現的東西，即非物。β這個多把α中的事件點公式化了。它的實存使α獲得了作為歷史形勢的資格。也可說β創建了α，因為趨向α的歸屬在β呈現的東西中找到了終止之點。」(13)之所以說位於虛無邊緣的β創建了歷史形勢，那是因為，如若沒有β這樣的事件點，形勢將永遠保持穩定，永遠沒有變化的可能。結果便如西諺所說：太陽之下了無新事。

　　基礎公理的一個必然推論是：不存在以自身為元素的集合。然而這一推論只在策梅洛—弗蘭克爾公理系統中有效，只適合於良基集合，隨著集合論的發展，1917年米列馬諾夫區分了普通集合和非常集合，後來被其他數學家稱為良基集合和非良基集合。非良基集合就是以自身為元素的集合。巴迪歐敏銳地發現，非良基集合與「事件」具有完全相同的本質：「我把事件點X上發生的事件稱為一個多，這個多由這一事件點的元素和它本身構成。」(14)巴迪歐以法國大革命這一大事件為例對此作了解釋：作為一個事件，法國大革命是由1789年至1794年的無數因素構成的，比如法國王室、貴族、三級會議、城市平民、大恐怖中的農民、雅各賓派、英國間諜、斷頭台、歌劇院和馬賽曲等等。然而，所有這些因素的單純相加不能構成大革命這一事件，因為如果事件就是事件之元素的總和的話，那麼定義一個事件就必須一一枚舉這些因素，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終止這一無限枚舉的方式就是將大革命作為大革命本身的核心要素。換句話說，只有通過對事件命名才能終止對事件的無限枚舉，因此事件之名就是事件的一部分，而且是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巴迪歐說：「事件是這樣一種多，它既呈現了其全部事件點，又藉助內在於它自己的多的一個純粹的能指呈現了呈現本身，也就是說，呈現了將它所是的無限之多識計為一的一。」(15)在既定的歷史形勢之內，事件即使發生也不會得到辨認(識計)，因此事件只能藉助命名自己才能呈現自己。事件之命名意味著事件得到了辨認，因此也意味著既定的形勢被打破，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通常人們認為事件是實際發生的純粹的經驗性事實，與結構提供的概念無關，但巴迪歐顛覆了這種常識：「其實事件才是由概念建構出來的，這種說法具有雙重意義：只有先行其抽象形式，事件才能被思考，只有在得到徹底思考的介入性實踐的追溯作用中事件才能得到揭示。」(16)只有先行給予事件一個名稱或概念，事件才能被思考；而事件成其為事件其實又是事後追溯的產物，這就是事件的辯證法。

　　最後是選擇公理。自然形勢之中沒有事件，只有事實，只有在歷史形勢之中才有事件。不過歷史形勢中發生的一切並非都能成為事件，事件之成其為事件取決於追溯性的命名，因此事件就其本質而言完全是事後決定的，也就是說，只有解釋性的介入才能宣稱事件存在於形勢之中。歷史形勢中每天都有事情發生，為什麼有些事情能夠得到解釋性的介入，更多的則不能呢？換句話說，選擇的原則或者機制是什麼呢？這就是巴迪歐藉助集合論中選擇公理要解決的問題。這個公理表述為：設A為一個由非空集合所組成的集合，那麼，我們可以從A中的每一個集合中選擇一個元素和其所在的集合配成有序對來組成一個新的集合。這個公理初看沒有任何問題，比如我們可以選擇每個集合中最小的、最大的、中間的，或者第一個、第二個、最後一個來組成一個新的集合。但是當A是一個由無窮多個集合組成的集合，而A中的每個集合本身也有無窮個元素的時候，問題就出來了，因為這時已經無法確定最大、最小和中間或者第一、第二和最末了。故此我們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困難的處境，一方面我們必須假定這樣一種特殊集合(函數—功能)是存在的，但這一假設又不能讓我們實際展示哪怕一個例子。正如巴迪歐接下來指出的那樣，選擇公理證明了從既有集合中的每一個集合中選擇一個代表組成一個新集合的無限可能性，但它並沒有為這種可能性勾畫出哪怕一個可以付諸實施的準則。「選擇功能從識計中被減去了，雖然選擇公理宣稱它是可呈現的，但它完全沒有機會實際呈現出來。這裡的關鍵就是沒有呈現的可呈現性。」(17)正如我們所知，對巴迪歐來說，真正的存在就是那不呈現的非物，因此，真正的介入也是那未實現的介入。所以我們才看見他說：「選擇公理思考了介入的存在形式，也就是沒有任何事件的介入。」(18)選擇公理宣布存在這樣一種新的集合，可是又不能提供任何現實根據，也就是說，它所宣布的新集合「外在於識計的法則」，因此它的這一宣告是非法的。同時，它從每一集合中選擇的東西也是無法命名的。是的，一定可以選出一個代表來，但這個代表究竟是哪一個則無從知道。選擇公理的特殊內涵在於：「它不是保證諸多在形勢之中的實存，它只保證介入的實存，但這種介入是按照其純粹存在被把握的，也就是不涉及任何事件。」(19)

　　從每個集合中選擇一個元素組成一個新集合的方式有無限多種，但沒有一種現成的法則可以保證任何方式得以實現。換句話說，沒有任何法則可以將這些潛在的功能中的任何一種識計為一。然而如果沒有一種選擇功能被識計為一，那麼新的集合即事件就不可能實際呈現出來，從而歷史形勢將永遠沒有變化。可人類歷史中總是有事件發生，更確切地說，人類歷史就是由事件構成的。將潛在的選擇識計為一，從而使事件成其為事件的機制或者程序是什麼呢？那就是主體對事件的忠誠。也許人們會懷疑巴迪歐在此滑向了主觀唯心主義，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巴迪歐所說的「忠誠」既不是主體的道德品性，也不是一種純粹出於意志的妄斷和強求。「我所說的忠誠乃是一套程序，這套程序在形勢內部辨別出了一些多，這些多要實現，就必須(以介入給予的多餘的名字)將某種事件性的多引進流通之中。總之，忠誠乃是一種機器，它在那個由諸在場之多所構成的集合中離析出了那些依賴於事件的多。忠誠就是將逐漸變得合法的偶然聚集和凸顯出來。」(20)忠誠就是對事件之真理的忠誠，就是執著於將現有形勢拒絕承認的事件作為事件識計為一，從而迫使現有形勢承認業已發生的事情不是什麼偶然的東西，並最終改變甚至顛覆現有形勢。一旦主體忠誠於事件，他就會根據事件去思考形勢，並在為事件所補充、改造甚至顛覆了的形勢中去行動，從而推動歷史的發展。

三、希臘哲學的開端

　　正因為對存在以及通往存在的道路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巴迪歐和海德格爾對西方哲學史的認識也彼此對立。正如馬克·修生所說：「巴迪歐向海德格爾發起的爭論所關注的是，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哲學的開端，以及這一開端如何規划了我們與哲學的關係。」(21)而這個問題又可以歸結為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詩性語言與散文話語的關係。對此巴迪歐有一個清晰的表述：「當巴門尼德把他的詩視為對女神的祈禱，並以一個入會隊伍的形象開始其詩篇，我想有必要指出，我們沒有，尚且沒有進入哲學。一切依賴於敘述和揭示的真理都還受制於神秘，而哲學只有在它欲圖撕下神秘的面紗時才能出現。對巴門尼德來說，詩意的形式是本質性的東西，它的權威證明了讓話語和神聖之物之間的親近保持原封不動是合理的。然而哲學只能開始於去神聖化：它建立了一個話語王國，這個王國是哲學自己世俗的嫡子。哲學要求用世俗的論證打破深奧言說的權威。」(22)

　　眾所周知，海德格爾對西方哲學的偉大貢獻就在於讓哲學重新關注被遺忘了兩千多年的存在，而通往存在的道路則是神秘深奧的詩性語言。因此巴迪歐的上述判斷似乎後退到了傳統形而上學的老路，但支持巴迪歐做出這一判斷的內在理據與傳統哲學史觀的理據卻迥乎不同：傳統哲學史觀之所以認為以理式為核心的柏拉圖哲學是西方哲學的開端，是因為在理性與感性、精神與肉體、本質與現象的對決中，柏拉圖哲學標誌著這些二元對立中前者對後者的絕對勝利，也就是說，標誌了形而上學的絕對勝利。而支撐巴迪歐做出這一論斷的根據並不在於他要像傳統的形而上學那樣把某個先驗的假設作為世界的本質，而是在於他認為，從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開始，以辯論為基礎的話語、服從批判理性檢驗的話語戰勝了詩意的語言，理性戰勝了神秘，哲學從詩性的神秘中破繭而出了。巴迪歐的過人之處在於，他進而把數學作為這種理性話語之終極根據和保證，認為正是數學使得純粹世俗的、論辯性的話語徹底驅逐了詩性的深奧言說的權威，並創造了一個普遍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深奧的言說再也沒有容身之地。

　　巴迪歐對海德格爾後期將詩意語言當作真理的唯一載體提出了異議，他拒絕對語言進行深度解釋，拒絕對語言做契合無間的傾聽，拒絕把語言視為真理之處所。如果真有某種學科能勝任真理本真的處所，巴迪歐認為那不是詩而是數學。古希臘文明的獨特之處不在於詩，而在於希臘人為世界貢獻出了哲學。為什麼哲學只能產生於古希臘？那是因為他們在數學上取得的突破。巴迪歐宣稱，詩發軔於許多古代文明之中，比如印度、中國和埃及，所取得的成就絲毫不亞於希臘，但唯有希臘才發生了數學的突破。人們肯定會反對說，數學在這些文明中也有燦爛的發展，而且一些重大的數學發現還是來自中國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對此巴迪歐並不否認，但他認為希臘人對現代數學思想中的兩個本質性理論的發現做出了關鍵貢獻，即推理上的自明—推論模式和認真對付各種悖論帶來的挑戰的那種意願，這些挑戰來源於古希臘人對非—存在問題所做的那種嚴格或者堅持不懈的努力。因此，「希臘人不是發明了詩，毋寧說他們用數式打斷了詩。在這樣做時，在他們做減法練習時，減法乃是對以虛無命名的存在之忠誠，希臘人打開了存在論文本的無限可能性。」(23)形而上學對詩的勝利，在海德格爾這裡，標誌著希臘哲學的衰落：曾經被古希臘人當作根據的存在被逐漸遺忘了，連對存在的遺忘也被遺忘了，整個西方哲學從此踏上一條越來越背離存在的歧路。而對巴迪歐來說，恰好相反，詩的衰落和形而上學的誕生標誌著希臘哲學真正開始，並踏上通往存在的道路：「詩歌將自己懷舊性地託付給自然，這只是因為它被數式阻斷了，而『存在』，詩歌追求的正是存在之在場，只是對虛無所做的不可能的填充，因此，在純粹之多的那些神秘之中，數學從中不確定地辨別了我們對存在本身究竟能夠言說些什麼。」(24)正如諾里斯所說：「對巴迪歐來說，古希臘哲學真正唯一性的事件就是它突破(詩)到達了另一種思之秩序，這種思不再渴望那久已失落的存在之豐盈，不再渴望存在與現象之間源始的聯繫，這些東西會把思重新帶回它在那些惱人的二元對立出現之前所享受的情境；那些二元對立便是主體—客體、心靈—自然、理性—直觀等等，它們緊緊抓住了西方後希臘文化的話語。」(25)

　　這場詩與哲學的對壘讓我們想起西方思想史中一個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詩與哲學之爭。貶低詩歌崇尚哲學的一方以柏拉圖和當今的邏輯實證主義者為代表，他們要麼乾脆禁止詩歌，要麼至少提醒它安分守己。推崇詩歌批評哲學的一方以巴門尼德和海德格爾為代表，他們堅持聲稱詩歌完全有權作為古希臘思想的源泉而被關注，而且這個源泉至今依然是我們抵達被長期遮蔽的真理的唯一途徑。如果我們因為前文的論述而認為巴迪歐在這一爭論中站到了柏拉圖一邊，則是一種誤解。他評論海德格爾的目的首先是為了給數學正名，把數學應得的榮譽歸還給它，將數學視為任何存在論的方法論；至於詩，巴迪歐不僅無意貶低，相反還抱有崇高的敬意，只要讀到他在《存在與事件》中對荷爾德林和馬拉美的評論，這種誤解就可以消除了。

　　正如諾里斯指出的那樣，儘管巴迪歐對詩之本質與海德格爾有不同的理解，但他們仍然共享了一種認識：詩歌不是情感的事業，而是思想的事業。「詩亦可思」在巴迪歐這裡也是第一位的規則。

四、詩亦可思

　　正是為了證明詩亦可思，巴迪歐在第十九沉思中對馬拉美的《骰子一擲永遠取消不了偶然》(以下簡稱《骰子一擲》)作了精妙的解釋(26)。在馬拉美詩集中，《骰子一擲》是最「哲學」的一首，其形式之奇異真正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首詩如此晦澀，以致不藉助某種合適的哲學幾乎完全不可理解。它的主題正是巴迪歐的《存在與事件》所關注的東西，即偶然、必然、形勢、事件、多和識計為一，因此，與其說巴迪歐解釋了馬拉美的詩，不如說馬拉美解釋了巴迪歐的哲學。巴迪歐首先摘引了這首詩中的一句：「或者是因為所有的結果都終歸無效才引出事件？」這向我們暗示了這首詩的主題就是事件。受加德納·戴維斯啟發，巴迪歐甚至明確指出：「馬拉美是事件—戲劇的思想家，我們這樣說有兩重意義，一是說他上演了事件的顯—隱，一是說他對事件的解釋，這解釋使事件變成了『永恆的收穫』。」(27)正如前文在論述基礎公理和選擇公理時辨析的那樣，巴迪歐指出，並非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能顯現—識計出來成為事件，那絕大多數不能「顯現」出來的事情就只能作為非—事件而隱匿起來。然而發生的事情一旦得到解釋—識計，它就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所謂「永恆的收穫」就是指事件一旦得到識計就獲得了永恆的身份，不會再沉入歷史黑暗的深淵。

　　事件只能發生在「位於虛無的邊緣」事件地點上。巴迪歐認為，《骰子一擲》中「荒蕪的地平線」和「風暴之海」正好隱喻了位於虛無邊緣的所有事件地點。馬拉美將它們稱為為行動(即命名和介入)的「永恆環境」，這與巴迪歐的事件哲學也完全一致，因為巴迪歐始終斷言事件永遠只能發生於事件地點之上。巴迪歐進而指出，馬拉美總是用「深淵」這個術語來表示那鄰近非呈現的多(在《骰子一擲》中，與這個術語同義的還有「平靜」和「蒼白」)，他「用這個術語提前拒絕了一切逃逸自己的離開」(28)——事件地點中非呈現的元素很難被識計為一從而擺脫非呈現，詩中泡沫的「飛翔」「因為無力振翼而墜落」便是這一觀念的形象表達。基於荒涼的大海這一意象，馬拉美構造了「深淵」這個幽靈般的多精彩地表現了事件地點的悖論。事件地點的悖論使它恰似一個深淵：對於深淵，除了它是深淵之外，我們一無所知，因為深淵之中的東西絕不露面。是故巴迪歐說馬拉美的「深淵」隱喻了不存在(inexistence)，「深淵」就是這種不存在的表現。正如巴迪歐斷言事件只能從事件地點中產生一樣，在這首詩中，同樣正是從這幽靈般的深淵中，從天空「平緩的傾斜」和波浪「赫然洞開的幽深」中，一艘原本並不存在的船的形象被建構了出來：荒涼的大海「在其內心深處勾畫了一艘船」。「然而事件不僅發生在這一地點內，而且其發生還得立足於一種刺激，即一切不可呈現之物都被包含在這一地點之中：『葬身大海深處』的航船和一無所有的大海批准了這一宣言，即行動將『從海難深處』發生。」巴迪歐在馬拉美的詩中究竟讀出了什麼？其實他所讀出的就是對事件的命名：「一切事件不僅被它自己的地點限定了範圍，還發起了地點對形勢的毀滅，因為它回溯性地命名了自己內在的虛無。」(29)

　　就這首詩而言，事件之名將基於一片殘骸而確定，這片殘骸就是失事船隻的船長，就是「主人」，即巴迪歐所說的事件的主體。在起伏動蕩的波濤之上他高舉一隻手臂，手心裡緊緊抓住一對骰子。在這「緊握骰子的拳頭裡，只此一個別無可能的那一數字已經準備好了，確定下來了，混合生成了。」想必任何閱讀過這首詩的讀者沒有誰不曾對這一奇絕的意象深感迷惑吧？然而藉助巴迪歐的事件哲學，一切疑惑都將渙然冰釋：「為什麼事件在此就是骰子之一擲？因為這一姿勢象徵了普遍的事件；也就是說，象徵了那純粹偶然的東西，那不能從形勢之中推導出來的東西，但這種東西仍然是一個被固定下來的多，一個數字，一旦將它們正面呈現的數字之和確定下來——『把分離重新合攏』，那就再也不能更改了。骰子之一擲把偶然與必然的象徵結合在了一起，把事件奇怪的倍數與識記之清晰可辨的反作用結合在了一起。《骰子一擲》中的問題因此就是一個為事件製造一個絕對符號的問題。『從海難深處』擲骰子的賭注就是用對事件的思索製造事件。」(30)還有什麼比擲骰子更能恰如其分地隱喻事件的偶然與必然之辯證統一？事件地點在形勢之中位於虛無的邊緣，因為事件地點自己的元素不能在形勢之中得到識記，因為它們不符合形勢的結構法則。就形勢而言，它們是非法的、匿名的。然而歷史的本質特徵是變化，如果沒有事件就不可能有變化，歷史將在無限重複中窒息。必須有事件被識記，而且我們知道，只有解釋性的命名才能宣布事件位於形勢之中。然而正如選擇公理所闡明的那樣，事件成為事件僅僅只有無限的可能性，選擇公理無法給出哪怕一個現實的選擇。一方面介入無法可依，一方面又必須介入，「因為主人必須製造絕對的事件，他必須勒令這種製造停止猶豫」(31)，那麼介入惟一的機制或者原則就是主體對事件的忠誠。然而這忠誠並不能在形勢之中找到根據，因為事件在形勢之中是不可判定的，也就是說，形勢根本不會承認事件地點上發生的一切；因此介入就只能是打賭，就像擲骰子一樣永遠具有偶然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馬拉美的這句「骰子一擲永遠也取消不了偶然」。正因為此，巴迪歐說擲骰子這一姿勢象徵了普遍的事件。擲骰子得出的數字隱喻了事件的名字，通過擲骰子來得到一個數字永遠具有偶然性，然而一旦骰子被擲出去，或者一旦決定要擲出去，那個唯一的數字就已經被決定下來了，再也不能更改了。在此巴迪歐的意思是說，命名儘管是偶然的，但事件一旦被命名就獲得了永恆的事件身份。

　　巴迪歐反覆告誡我們，事件的本質(即事件的虛無)乃是不可判定的，事件的內容就是事件的事件性。這一主張的根據是什麼呢？一方面，在事件被追溯性地命名從而產生之前，置身事件現場的我們永遠看不見主人把骰子擲出去，只能面對像環境一樣永恆的猶豫，也就是說，我們只能在紛繁複雜的零散事實間茫然隨波逐流，不能將這些事實建構為一個事件加以歷史的整體把握。另一方面，在事件被命名從而成其為事件之後，事件的本質又被取消了。馬拉美用一個奇異的意象隱喻了這一兩難：「主人/猶豫不定/而非以波浪的名義像白髮蒼蒼的狂人玩上一局/沒有張開無用的頭腦難以理解的緊握的手。」對此巴迪歐評論道：「是『玩上一局』還是『不張開緊握的手』？在第一種情況下，事件的本質失落了，因為事件按照一種預期的方式被決定了；在第二種情況下，它的本質也失落了，因為『除了環境什麼都沒有發生』。事件要麼因為明顯屬於形勢這一事實而被取消，要麼因為其整體性的不可見性而被取消；在這兩者之間，事件這個概念惟一可以表徵的東西就是其不可判定性之上演。」(32)

　　巴迪歐斷言《骰子一擲》的基本主題就是事件之不可判定性，圍繞這一主題馬拉美組織了一系列令人震驚的隱喻性轉換：從荒涼的大海開始，到飛濺的泡沫，失事船隻，白髮蒼蒼的船長，高揚的手臂，數字的「秘密」，最後是孤獨的羽毛，燦爛的星座，以及婚宴上的面紗，哈姆萊特的猶豫和塞壬的誘惑。一大堆奇譎詭異的意象次第展開。如果說破裂的泡沫隱喻了未被識記而沉入歷史之深淵的一切，那麼孤獨的羽毛則隱喻了被命名—識記的事件：「然後這張面紗，在消失的邊緣，變成了『一片孤獨的羽毛』，在漩渦上空盤旋。關於事件，我們還能找到比這盤旋於大海之上的白色羽毛更美麗的形象嗎？這片白色羽毛無法觸摸但至關重要。至於這片羽毛，人們無法合理判定它究竟是要『逃離』這形勢，還是『點綴』了它。」(33)總之，在這些意象的轉換和變遷中，擲出骰子與扣留骰子之間的等值性一點一點被建立起來(所謂等值性，即事件的本質在此兩種情況下都失落了)，最終我們獲得了對事件之不可判定性這一主題的隱喻性處理。

　　如果說馬拉美以《骰子一擲》先行於巴迪歐的哲學，這並不意味著二者完全一致，相反，二人擁有根本對立的結論。馬拉美固然承認，「或者是因為所有的結果都終歸無效才引出事件」，但他最終的結論卻是海面「平凡的潑濺」最終「驅散了空洞的動作」。這一結論還有另一個更加直截了當的宣言：「除了環境什麼都沒有發生。」也就是說，馬拉美最終沉淪進了一種「太陽之下了無新事」的虛無主義。然而，這絕不是巴迪歐的事件哲學要得出的結論，相反他認為，儘管思想總是企圖建立結構和捕捉本質，但這並不意味著思想不能思索事件那破壞性的活力；儘管形勢的力量是如此強大，排斥一切與其結構法則不相符合的事件，以致在形勢之外這個不可判定之處理性猶豫不決，但這並不意味著理性將領土割讓給了非理性。在他論述馬拉美這首詩的結尾處，巴迪歐以最為清晰而堅定的措辭表明了這一立場：

　　我曾經指出，倫理學的最終命令是：「從不可判定的立場做出決定。」馬拉美說：「每一個思想都在擲骰子」，「擲骰子永遠不能取消偶然」，但人們不能在此基礎上得出虛無主義的結論，認為行動是無用的，更不能崇拜現實受到的操控以及一大堆虛構的關係。因為如果事件是不穩定的，如果——從形勢的觀點看——人們不能判定事件是否存在，那麼我們就只能靠打賭來決定了。也就是說，在沒有法則的情況下對事件的存在立法。鑒於不可判定性是事件的合理特徵，是保證其非存在的倉庫，因此，這裡沒有別的警戒，除了成為「漩渦上空盤旋」的羽毛和「或許高懸夜空」的星星；而成為羽毛和星星，既要通過躊躇的焦慮，也要通過出離—位置的勇氣。(34)

　　以數學集合論為基本方法論，藉助《骰子一擲》這個經典文本，巴迪歐以精妙絕倫的批評實踐向我們指出，從存在論的思想領域(在此結構佔據絕對主導地位，事件只能位於虛無的邊緣)到嚴格意義上的事件領域(在此結構的法則不再能成功發揮其支配作用，忠誠成為識計的機器)，並沒有一條合乎邏輯或合乎理性的通道。因此，正如諾里斯所說：「巴迪歐的觀點是，我們可以證明數學、自然科學、政治學、倫理學和藝術思想發展史中最為重要的突破時刻來自於與既已建立、廣泛接受的概念性理解模式的斷裂。因為參照已有的理論、範式、框架、信仰體系或者概念性方案，並不能在任何這些領域中找到具有解釋效能的重要進展。」(35)正如業已指出的那樣，我們既不能像馬拉美那樣陷落到歷史虛無主義，也不能把巴迪歐的事件哲學當作主觀唯心主義的唯意志論，認為他主張任何改變自我或者改變世界的真正動力只是來自主體無根據或者根據不足的忠誠。儘管巴迪歐非常強調事件純粹的偶然性，但其哲學的目標之一是要提醒人們充分考慮到，作為選擇之基礎的思想的基礎並非清晰的理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根據不足的決斷。

　注釋：

　　①(21)Mark Hewson, "Heidegger",in A. J. Barlett and Justin Clemens(eds.), Alain Badiou: KeyConcepts, Durham: Acumen, 2010, p.147, p.148.

　　②④⑤(12)(13)(14)(15)(16)(17)(18)(19)(20)(23)(24)(27)(28)(29)(30)(31)(32)(33)AlainBadiou, Being and Event, trans. Oliver Feltham, NY: Continuum,2005, p.10, p.36, p.55, p.94, p.185, p.179, p.180, p.180, p.227,p.227, p.230, p.232, p.126, pp. 126-127, p.191, p.192, p.192,p.193, p.193, p.193, p.194.

　　③王曉朝譯為：「如果一不存在，那麼就根本沒有任何事物存在。」(柏拉圖：《巴門尼德篇》，《柏拉圖全集》第二卷，王曉朝譯，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06頁)巴門尼德的「一」既非柏拉圖的理式，也不是基督教意義上的神，而就是非常樸素的識計為一。

　　⑥⑦海德格爾：《論真理的本質》，《路標》，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210頁，第217頁。

　　⑧⑨海德格爾：《藝術作品的本源》，《林中路》，孫周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頁，第58頁。另可參見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lbert Hofstadter, NY: Happer& Row, 1975, p.71。

　　⑩(25)(35)Christopher Norris,Badiou"s Being and Event: A Reader"s Guide, NY: Continuum, 2009,p.107, p.114, p.124.

　　(11)Alex Ling, "Ontology", inAlain Badiou: Key Concepts, p.52.

　　(22)Alain Badiou, Conditions,trans. Steven Corcoran, NY: Continuum, 2008, p.36.

　　(26)本文參閱了《馬拉美詩全集》(葛雷、梁棟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但在引用《骰子一擲永遠取消不了偶然》中的詩句時，依據的是法英雙語本《斯蒂芬馬拉美詩選》(StephaneMallarme Collected Poems And Other Verse, trans. E. H. and A. M.Blackmo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皆不一一註明出處。

　　(34)Alain Badiou, Being andEvent, p.198.所謂「每一個思想都在擲骰子」，意為：一切決斷本質上都是打賭，都帶有必然的偶然性。所謂「擲骰子永遠不能取消偶然」，意為：事件之成其為事件永遠具有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