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不罵蔣介石

07-12

1 魯迅原本是革命黨

馮雪峰在1952年寫的《回憶魯迅》中談到魯迅曾對他說：「我可就屬於光復會的……我們那時候，實在簡單得很!」增田涉在《魯迅的印象》(1948年)、《魯迅與光復會》(1976年)中都說，他曾寫過《魯迅傳》，請魯迅過目，其中有一句「在籌辦《新生》雜誌時，他已是志在推翻清朝的革命黨的黨員」(指光復會會員)，魯迅沒有刪改。魯迅與光復會的重要成員如陶成章，章太炎多有深厚情誼。

光復會成立前夕，魯迅在弘文學院江南班第一個「斷髮明志」，剪去象徵種族壓迫的辮子，並拍攝了「斷髮照」作為留念，還在照片背後作《自題小像》詩贈給同鄉好友許壽裳，表達了「我以我血薦軒轅」。圖為郵票發行的章太炎與同盟會機關報《民報》。2 為亂黨正名

魯迅晚年仍不斷寫到章太炎、陶成章。他雖指出章太炎的不足，但稱太炎「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也認為陶有欠缺，但仍稱陶成章是「以革命為事的陶煥卿」，「夜雨瀟瀟地下著，提起筆，忽而又想到用麻繩做腰帶的困苦的陶煥卿」，「中華民國雖由革命造成，但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為亂黨」。陶成章當初即舉薦魯迅入光復會。

光復會的首批成員，主要是三種團體的成員，即浙學會成員、軍國民教育會成員或暗殺團成員。有的人是幾種身份兼而有之。其中包括王嘉禕、蔣尊簋、許壽裳、沈瓞民等人，皆為與魯迅相識的浙江老友。圖為光復會部分成員1904年在日本的合影，前排左一為陶成章，他認為自己不善治國，「打天下者不必定要坐天下」，主張在武裝革命之後推選合適人選行政。因為光復會內部紛爭，1912年1月14日陶在上海廣慈醫院被蔣介石、王竹卿刺殺身亡。3 第一個剪辮子

1903年，魯迅在弘文學院的班級里第一個剪去辮子，清政府駐日公使強行，要取消他的公費資格，1905年底留學生反對日本政府的《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運動，秋瑾等人主張全體留學生回國，以抗議日本政府，而魯迅主張留在日本繼續革命。浙江同學范愛農，1905年冬畢業隨老師徐錫麟赴日本留學,入東京物理學校。1907年在徐錫麟、秋瑾噩耗傳來的同鄉會上,范愛農的憤怒舉止，讓魯迅印象極深。1910年魯迅回紹興任教,與「受著輕蔑,排斥,迫害」而「躲在鄉下,教著幾個小學生糊口」的范愛農多有往來，他們還同在一個學校山會初級師範學堂擔任校長與教務長，1911年爆發辛亥革命，那一兩年，他們共同見證了浙江的光復。

魯迅說「我從南京移到北京的時候,愛農的學監也被孔教會會長的校長設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愛農。我想為他在北京尋一點小事做,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沒有機會。.....便在各處飄浮。不久,忽然從同鄉那裡得到一個消息,說他已經掉在水裡,淹死了。」圖為秋瑾在日本與留學生同學合影。4 魯迅沒有政治主張

魯迅明顯受過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但也很難說他就是夠格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實際上也並未宣稱過信奉無政府主義，也沒有積極地正面宣傳過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觀念。曹聚仁在《魯迅評傳》里這樣說到魯迅的「政治觀」：「筆者自幼受了—句話的影響，這句話，出自《尚書》，叫做『毋求備於一夫』。……其意是說各人有各人的見識，各人有各人的特長，不能萬物皆知，萬物皆懂的；這麼一想，我們對於魯迅提不出積極的政治主張，也不必失望了。

而胡適是「政治工具主義者」，即把政治看作是治理國家的一種必要的工具。「有政府」與「無政府」、「好政府」與「鳥政府」的區別，也就是「有工具」與「無工具」、「好工具」與「鳥工具」的區別。圖為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財政部長摩根索建立良好的往來。胡適想要把美國這個「治世」的方法用到處於「亂世」的中國來；且又一直希望在文化、學術方面有遠大建樹。5 魯迅痛斥軍閥

辛亥以後中國政局的動蕩和混亂，應是促使魯迅視政治如「做戲」的直接原因。這也正如他自己所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魯迅寫過一篇《異議》，發表於4月12日的《申報·自由談》(收入《偽自由書》)，文章從袁世凱為了做皇帝而大肆殺人，說到「現在的軍閥混戰」；「他們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後來，只要一個『下野』了，也就會客客氣氣的，然而對於革命者呢，即使沒有打過仗，也決不肯放過『個。他們知道得很清楚。」

反對北洋軍閥的鬥爭中，魯迅曾同國民黨人站在一條戰線上。而經朱家驊一再來電催促，魯迅於１９２７年初來到廣州，任中山大學教務主任、文學系主任。魯迅一到廣州即受到各方熱烈歡迎，在中大歡迎會上朱家驊即尊魯迅為「戰鬥者，革命者」。當年，魯迅應邀與孔祥熙一同到嶺南大學參加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大會，並發表演講。會後，魯迅應孔祥熙之邀到「其寓小坐」。6 魯迅不罵蔣介石

1930年春，國民黨的浙江省黨部對魯迅的所謂「通緝」，就是一件頗有意味的事。魯迅就在上海，要抓他易如反掌，本用不著「通緝」；而且，魯迅在上海活動，卻由浙江省黨部來「通緝」，也很滑稽。說明國民黨並不想真的對魯迅動刀，只是希望警告他。1930年5月7日晚，魯迅應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李立三之約，往爵祿飯店與李會面。李立三對魯迅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你在社會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響。我希望你用周樹人的真名寫一篇文章，痛罵一下蔣介石。」魯迅當即回絕：「文章是很容易寫的。不過，我用真名一發表文章，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

7 胡適和魯迅的夢想

魯迅那些針砭現實政治的文章，之所以都寫得短小精悍也因為他其實不可能洋洋洒洒、長篇大論地談論政治問題。說得直白些，魯迅缺乏對政治問題進行刨根究底、瞻前顧後地分析、評說的理論修養。而胡適幾乎從不純感性、純直觀地談論政治問題，他總要依據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主義」、自己的政治理論修養，並且還依據自己在美國對民主政治的目睹和參與，對國民黨執政提出自己的建議，指出哪些地方做的不對，還要指出如何改正。胡適議論政治的文章倒是政論。

1948年4月，胡適在南京國民代表大會上發言。　胡適在留學美國時曾說：「夢想作大事業，人或笑之，以為無益。其實不然。天下多少事業，皆起於一二人之夢想。」8 魯迅說山大王

一九三一年，毛因為黨內鬥爭失勢，非常鬱悶，那時魯迅進入了毛澤東的視野，他曾說過「那時連一個鬼也不上我家的門。」不再參與黨內政治鬥爭，更擁有這麼多時間，他讀了許多左傾文人的書，也讀了魯迅的書。內心孤獨失意的人和魯迅似乎最有共鳴。而毛澤東讀過魯迅的文章，很自然就把魯迅看作自己的知音。魯迅一看，說，「山下旌旗在望、山上鼓角相聞」毛澤東這首詩有山大王的氣概。馮雪峰又把此話傳到毛處，毛一聽也哈哈大笑說：」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有主義有辦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圖為在延安魯藝(魯迅藝術學院)作報告的毛澤東9 要充軍還是要殺頭？

魯迅雖然認同共產/黨、但他又有懷疑主義思想;一方面認可、一方面又再觀察。這和其它左翼知識分子不一樣，不像他們一旦堅信不疑、就不再懷疑。黨提出要搞統一戰線，於是在文學上有個提法：國防文學。但魯迅則提出另一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原本這都是可以討論的，但有人說，我提了這個口號，你不能再提另一個，你必須決對服從。郭沫若很快就改口了，說「我要做黨的喇叭」。

倔強的魯迅和上海的黨組織因此起了衝突，有人說，你這是要破壞統一戰線!如果你不聽從指揮，我們要對你「實際解決」。　魯迅一聽勃然大怒，問他：「什麼是實際解決?是要充軍呢?還是要殺頭呢!」10 預言要逃亡

錢理群回憶說，魯迅曾和馮雪峰(中共和魯迅的聯絡人，也是魯迅相當器重的學生)說：將來革命勝利後，我要第一個逃跑。因為你們第一個要殺我。馮雪峰連忙說不會不會。1934年四月三十號，他給曹聚仁的一封信裡面說：「如果有天舊社會崩潰了，我將有一天要穿著紅背心在上海掃馬路。」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號，魯迅逝世前三個月，他在一封信里就說：阿Q正傳的真正涵意還沒有人懂。他有個說明：很多人以為，我寫阿Q造反是寫辛亥革命的事情，但事實上我寫的不是二十年前的事情，而是二三十年後的中國。魯迅的基本判斷就是，實際上是農民造反，要當皇帝，彼可取而代之。所以他才說「你來了，我要逃亡。」

報頭書法：羅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