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遭遇困境 輸出美式民主受到越來越多質疑

民主受到越來越多質疑

人民網北京5月24日電美國民主在美國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也曾對世界其他一些國家產生過積極影響。時至今日，美國民主運行狀況如何？出了哪些問題，其根源又在哪兒？輸出美國民主為什麼不可行？圍繞這些問題，人民日報觀察版24日刊發四篇文章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討。

美國民主確實出了問題

張維為

今天，多數的美國人恐怕都不否認美國的民主制度出了問題。以對美國國會的評價為例，蓋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調顯示，美國公眾對國會「非常有信心者」是6％，「較有信心者」是7％，兩者相加為13%。兩年後的民調（2014年6月）發現，如此低的信任度還在繼續，對國會「非常有信心者」是4％，「較有信心者」是3％，兩者相加為7％。數據會有波動，但至少說明美國民主確實出了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金錢政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把競選獻金裁決為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一種「言論自由」，於2010年裁定對公司和團體的捐款不設上限；2014年又裁定對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至此，用「一人一票」來描繪美國民主已不合適，更恰當的應是「一美元一票」，「民主」成了「錢主」，成了富人的遊戲。這是美國民主最大的硬傷。

遊說政治。這是「金錢政治」的延伸。既得利益集團已經高度組織起來，通過遊說團體，影響美國的政治生活。美國民主制度，幾乎成了遊說團體的天下。如果一個群體並不富裕，也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那麼，這一群體的利益就很難在美國民主制度中被代表。《經濟學人》雜誌驚嘆，「金錢獲得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說客讓立法過程變得更為冗長和複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

內鬥政治。今天，美國政治內鬥的深度和廣度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從深度看，民主和共和兩黨之間的對抗從未像今天這樣「苦大仇深」、互不相讓，結果雙方越來越難以達成為國家共同利益做事的共識。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這種內鬥也幾乎從未中斷。從廣度看，這種內鬥幾乎遍及各個領域，成了美國政治常態，導致決策的「否決點」非常多，政府的許多承諾也無法兌現。美國總統奧巴馬2008年喊著「變革」的口號入主白宮，他曾承諾要削減國債，但國債從原來的10多萬億美元增加到現在的近20萬億美元。

民粹政治。在今天美國的政治制度下，民主幾乎等同於競選。所以，候選人的最大特點是一切為了贏得選票，結果使「民粹政治」泛濫。美國加州政府破產的例子頗能說明這種「民粹政治」。為了贏得更多選票，政客紛紛提出減稅，先是減少財產稅，後是取消汽車稅，最後加州政府因此陷入破產。當加州政府想恢復汽車稅時，州議會從中作梗，結果使加州的財政陷入更加糟糕境地。

從歷史視角看，在民主問題上，美國當初的締造者們比今天的政客要謹慎得多。他們大都傾向於採用「共和」與「法治」來防止「民主」可能帶來的「民粹」。但如今，美國究竟能否克服自己體制中的這些嚴重問題？連一場導致美國多數民眾資產銳減的金融危機都不能帶來美國政治制度的必要改革，說明美國政治制度的糾錯能力正在衰弱。這是美國民主制度的悲哀，其背後有著更為深層的原因。

治理結構出現異化。「三權分立」中的三權，本質上都是屬於政治領域的權力，而一個現代國家的良性運轉需要在政治領域、社會領域和經濟領域之間形成一種良性平衡，也就是這三個領域的力量實現一種有利於大多數人的平衡。但目前的美國，相比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佔據了優勢。資本力量已充分組織起來，在較大程度上左右著政治力量，也在相當程度上完成了對社會力量的滲透，如對主流媒體的控制、對社會議題的設置等。這樣看來，美國的「錢主」將繼續主導「民主」，「佔領華爾街」背後的99％與1％之間的矛盾可能因此而長期化。

美式法治面臨困境。美國人長期以來為自己的法治自豪，但如今美式法治在某種意義上幾乎成了保護既得利益、拒絕改革的代名詞。牛津大學斯泰恩·林根教授以美國「立法失控」問題為例指出，各種利益集團的遊說，使他們所代表的各種既得利益得到特殊照顧，想改變這種現狀就需要修憲；而修憲首先要通過一定嚴格程序，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一個法治社會被自己的法治所困，法治和程序正義成了拒絕改革的工具。這對於世界其他國家的法治發展都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內外環境發生改變。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實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結果是美國的金融市場缺乏監管，欺詐成風並帶來金融泡沫，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不斷向金融資本和金融部門傾斜。美國經濟的金融化，使得美國資本力量的利潤主要來自金融業，來自世界範圍的貪婪吸金。與過去相比，美國的資本力量對美國內部政治體制改革的興趣大幅降低，現在美國的制度安排對華爾街十分有利，因此就缺少了改革的動力。

（作者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中國學所所長）

問題背後的雙重根源

王義桅

美國民主怎麼了？這是美國學者近年來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美國民主從炫耀的對象變成問題本身，此乃時勢所致。概括起來，美國民主的問題有三大表現：

民主失質。去年美國一份大學研究報告指出，美國的國家權力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手裡，中層和底層美國人的意見對公共政策的影響並不高。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一些受多數美國人支持的規定不能順利實施，比如國會對受多數美國人支持的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動議始終未有行動。從一定意義上說，美國民主不再是人們理解的所謂「民主」——即政府決策反映的是多元化民眾的意志。

民主失效。「歷史的終結論」的提出者福山認為，美國的體制已經逐漸發展成一種「否決制」。在這種制度下，否決權成為重要的政治節點，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方式掌握否決權，進而掌控政治體制，維護自身利益。「否決制」或許還沒完全否定民主制，但正在造成低效的國家治理，政府與國會之爭導致政府多次面臨關門，政府無法出台相關改革措施，甚至一些國際義務、國際責任也無法履行。這樣的政體無法滿足美國公眾的利益需求。

民主失序。近年來，從弗格森事件到不久前的巴爾的摩騷亂，都表明黑人在美國還無法通過有效的政治參與確保司法公正，捍衛人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政府並未真正懲罰華爾街，導致中產階級不滿，引發「佔領華爾街」運動。有效的政治參與、公正的政治秩序，對不少普通美國人而言成為一種幻覺，以至於福山用「政治崩壞」來形容美國民主。

上述美國民主的問題，有兩重根源：

民主根基出現動搖。美國以自由立國。美國的締造者曾擔心，民主會導致「多數暴政」，妨礙自由。及至20世紀中葉，隨著美國的影響力深入國際社會，美國學者熊彼特、達爾等取得民主的話語權，將民主解釋為自由選舉。然而，自由對民主的解構，最終釀成金錢民主、精英民主等問題。與此同時，美國的人口結構變遷也給國家認同和民主運行帶來影響。如今，拉美移民、亞洲移民佔據美國移民多數，美國正面臨亨廷頓所提出的「我們是誰」的問題。社會「大熔爐」的失色，動搖了民主運行的同質化前提，其結果是黨爭分裂社會價值，進而分裂社會，致使民主失靈、失效。

運行不當滋生多種民主問題。美國立國之初，是孤立主義思潮下的封閉體系，如今已是開放體系。移民方向並非從歐洲到美國，而是拉美化、亞洲化，貧富分化和包容性不夠使美國「合眾為一」的夢想難以實現，社會平等、公正問題凸顯，動搖了民主運行的平等基礎，滋生和助長了各種民主問題。美國取得世界霸主地位後，熱衷於輸出民主。但連自由民主理論學者達爾都反覆強調，民主須在大家都接受的領域內運行；政治團體首先應承認自己是國家的公民，否則民主將變成分裂國家的工具。這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已經得到驗證。

當然，在指出美國民主的問題時，並不否認其在歷史上的價值和作用，正如國外一位學者所說，歐洲的民主之花，在美國結出了豐碩的果實；也不否認美國民主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也可能會不斷完善。但美國民主如同其他西方民主一樣，存在邊際效用遞減現象。分析美國民主問題的根源，是為了更好地認清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和時代變遷，也為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提供有益啟示。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

輸出美式民主受到越來越多質疑

袁征

美式民主並不完美，其弊端在國際金融危機席捲全球之際更是暴露無遺。「三權分立」是美國的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架構固然實現了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但也可能帶來政府運轉不暢和效率低下，甚至在特定條件下會造成政治僵局。這在近年美國黨派之爭日盛的情況下更為明顯。

黨派之爭一直存在於美國的政治生活，近年來表現得尤為突出。隨著政治極化現象的凸顯，美國兩黨間你來我往的拉鋸戰不斷加劇，甚至演變成互不妥協的爭鬥。兩黨相互扯皮，使得國會立法效率低下。剛剛過去的第113屆國會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效率較低的一屆國會。民主、共和兩黨各不相讓，不分是非曲直，為反對而反對。白宮和國會之間也是爭論不休。據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國會的支持率一度跌至10%以下。

利益集團政治是美國政治的核心。公共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各種利益群體碰撞與妥協的產物。利益集團介入政治生活，競相施加影響，以便出台對自身有利的相關政策。這種討價還價的民主機制或許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不會出現重大偏差，但決策過程常常過於冗長，效率低下。

「金錢是政治的母乳」。這句話是對美式民主一針見血的描述，形象地道出了金錢在美國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金錢可以通過選舉轉化為政治力量，對候選人的行為、政黨的行動和政府的決策產生重要影響。美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富人的政治遊戲，窮人往往被邊緣化。金錢政治早已成為美式民主的弊病。「共同事業」的始創者約翰·加德納曾說過，在我們當今的政治體制中，沒有什麼比我們的競選經費體制能帶來更多的危害、更多的腐敗和讓公眾更為疏遠與不信任。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式民主並非十全十美的民主模式，對外輸出更是危險。

輸出行為，背離民主精神。二戰後特別是近年來，美國政府將輸出美式民主作為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對外輸出民主的行為本身就背離了民主的基本精神，難以自圓其說。民主本身應當是由當地民眾自主來選擇發展道路，而對外輸出美式民主本身恰恰從根本上違背了民主的核心價值準則。

國情不同，難以照抄照搬。各個國家的基本國情不盡相同，難以照搬美式民主的基本模式。美國民主制的建立是基於美國的國情設計的，其逐步完善是一個長期過程。早在美國立國之前，公民自治理念就已在北美紮根，有廣泛社會基礎。作為一個移民國家，自由主義理念是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並成為凝聚美國社會的「黏合劑」。而美國輸出民主的對象，大多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美式民主適合美國的基本國情，但未必適合這些發展中國家，「移植」到這些國家往往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狀況。

強行推廣，成功機率甚微。罔顧基本條件，憑藉槍炮或政治高壓來輸出民主，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過來會帶來嚴重危害。基本物質條件、穩定秩序是推進民主發展的必要條件。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民主的發展只能是水中之月。事實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眾最為關注的首先是國家的獨立和溫飽問題，然後才是個人的自由權利。強行推行美式民主，反而容易造成局面失控，帶來災難性後果。

輸出目的，以自身利益為主。事實上，美國對外輸出民主的目的並不單純，基本上是以自身的戰略利益為出發點，這就不可避免造成所在國民眾對美國產生憤恨乃至仇視。在美國大談自由民主的時候，人們不會忘記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不會忘記冷戰期間美國為了反共需要而不惜支持一些國家的獨裁政權。即使在國內，美國做得也並不完美。種族歧視、貧富差距、高犯罪率等社會問題依舊存在。這些都削弱了美國對外推廣民主的說服力。

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對外輸出民主而四處碰壁的例子屢見不鮮。當今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典型。美國打著反恐的旗號，通過戰爭手段推翻原有政權，有意將伊拉克建成中東地區民主拓展的橋頭堡。但美國顯然低估了國家重建所面臨的困難，以為美式民主輔以槍炮就可以恢復當地秩序，這自然是一廂情願。時至今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局勢還動蕩不安。在美國撤軍之後，兩國政府都難以有效掌控局面。秩序難以恢復，更談不上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最終民主也難以真正實現。而戰爭帶來的惡果卻要這些國家的民眾來承擔。「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國家出現的混亂局面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對於美式民主，美國人頗為自信，其他國家中也不乏盲目推崇者。需要強調的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必須和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政治文化傳統、法治水平乃至價值觀念相適應，通過自主探索形成適合本國條件的發展道路。而民主的發展具有多樣性，美式民主只是一種選擇，遠非唯一選擇，況且美式民主正在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質疑。其他國家不能不顧本國國情，照抄照搬美式民主，否則將帶來政治動蕩、國家混亂的局面。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美國外交室主任）

政治結構性衝突日益凸顯

陳堯

40年前在一份題為《民主的危機》的報告中，美國學者亨廷頓指出，由於民主制度具有的內在缺陷，西方世界的民主政府幾乎喪失履行職責和發揮功能的能力。這番言論到今天似乎才得到驗證，美式民主制度在全球範圍內正經歷幾十年未有的衰退。與此同時，美國的民主制度陷入困境，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尚未完全消除，政府遭遇治理危機。究其原因，是日益凸顯的美國民主制度的結構性衝突所致。

西方民主理論認為，民主選舉產生的政黨或政治家是選民投票過程中多數決定規則作用的結果，這一結果是集中多數選民意向後的一種反映。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選民在不同政黨之間選擇，依據是這些政黨的綱領中羅列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的優先次序、處理方式等。對選民而言，他可能贊成某個政黨綱領中的一些政策主張，卻反對該政黨綱領中的其他政策。在特定選舉規則下，他只能選擇是否投票給該黨，而沒有更好選擇。

在美國政治生活中，民主、共和兩黨將競選獲勝當作最高目標，為爭奪執政地位不惜陷入惡性爭鬥。激烈的政黨紛爭使得美國政府難以有效運作，甚至癱瘓。同時，政黨意識形態、政策主張的極化現象嚴重。在選舉時，政黨或候選人會全力討好選民，而一旦獲選，對選民的許諾或許就變成一紙空文。這使得選舉遠離民主本質，徒有形式。美國兩位大學教授在2014年發表論文稱，通過分析1981年至2002年間1779項政策議題受影響的情況表明，普通民眾對政策的影響極小，甚至根本沒有什麼影響；而富裕階層則對政策有著極大的、重要的影響；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對公共政策有著強大的、積極的影響。

利益集團與金錢政治，是美國選舉運行的主要支柱。有學者指出，美國民主政治是在兩個舞台上進行，前一個舞台是政黨、政府、國會、最高法院等圍繞立法、預算和稅收及類似問題展開角逐；後一個舞台活躍著大量的組織或機構，如競選組織、思想庫、媒體以及遊說組織。支持這些組織或機構的，就是各種利益集團。當金錢「越界」進入政治領域後，候選人日益依賴於其經濟支持者的資助。近年來，美國總統大選花費驚人。2008年美國大選花掉20多億美元，而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總費用超過50億美元。並且，選舉資金佔優的政黨最終贏得總統寶座的可能性也更大。越來越多的社會中層和底層人士認為，自己不是生活在自由民主社會中，而是受到「財閥統治」或「公司統治」。

與此相對應的是，傳統的分權制衡機制日益蛻變為掣肘機制。傳統的分權制衡理論認為，通過分權和制約，既可使政府職能得到有效行使，又能避免權力集中和權力濫用。但這種理論假設在今天遭遇嚴峻挑戰。立法、行政、司法部門各自以民主的名義制約對方，限制其權力範圍。在美國，預演算法案的制定權在政府，但決定權在國會，參、眾兩院均可以用手中掌握的否決權來阻撓法案通過。當這種「否決政治」與黨派競爭結合起來時，「政府失靈」便不可避免了。自2010年共和黨取得眾議院的控制權以來，黨派對峙幾乎阻礙了大多數政策議題的推進，政府促進經濟增長的議案不是無法通過，就是被削弱到幾乎毫無作用。同時，制衡也體現在利益集團之間影響力的競爭上。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遊說政府，使得政府在利益集團面前難以取捨；而意識形態和社會的極化導致利益集團之間難以達成妥協，致使政府決策往往陷入僵局。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