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 | 「十三五」規劃在即 七大挑戰不容忽略

思響哥按：

「十三五」規劃在即。

正確認識新時期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高水平謀劃「十三五」及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思路的必要前提。今天就請大家跟隨思響哥來看一看，「十三五」及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哪些國情不可忽略。

來源 | 《人民論壇》9月下

作者 |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導賈康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蘇京春

發達經濟體崛起之路告訴我們，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內，不可能所有經濟體都成為發達者，總有先行發達者和後來追趕者之分。少數經濟體得以完成經濟追趕，步入了高收入階段，而多數未能完成追趕的經濟體則在較長時期內滯留於中等收入階段。

在即將到來的「十三五」時期以及未來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當下經歷「黃金髮展期」又於近年遭遇「矛盾凸顯期」，且經濟發展態勢進入「下台階」的「新常態」，中國討論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的現實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不要以為前面三十幾年發展得總體還不錯，GDP年均增長近兩位數，總量已成世界老二，今後只要一路發展下去，就可以銜接高收入階段的到來，實現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堅克難，實現升級換代式發展，則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正等著看我們重蹈覆轍！

簡單地說，中國直面「中等收入陷阱」這一真問題，需認識到因罕有大國成功的先例而大多數成功者的經驗並不能簡單複製，且應努力避免拉美地區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對經濟趕超發展的危害。

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更應基於產業革命是某一經濟體經濟騰飛重大契機的視角來理智看待「後發優勢」。以我們目前所處的信息技術時代發展態勢來看，人工智慧等新技術革命的到來已隱約可見，產業革命的加速更迭使後進趕超者的發展時間更加緊迫，這種壓力是我國經濟發展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所面臨的第一個現實問題，越緊迫則越容易追趕不上，越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與此同時，另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在充分發揮「後發優勢」、貫徹經濟趕超過程中，我國還必須將新技術方面基於創新的戰略儲備提上日程。一方面，就國外現狀來看，美國、日本等位於全球技術高地的國家，其已經全面實現產業化、凝結在全面推向市場的產品中的核心技術，雖然已經是全球範圍內的領先水平甚至是最高水平，但卻往往並非代表這些國家技術的真實水平。另一方面，就我國自身情況來看，作為一個科技爆發時代的發展中國家，不同領域的科技研發水平是參差不齊的，客觀而論，我國畢竟已有一些技術在全球範圍內實現領先水平，甚至有的已是最高水平，但由於我國配套技術相對落後等原因，這些技術在應用中往往並不廣泛和充分。對於達到領先水平的技術，無論是否能夠迅速「接地氣」，都要首先納入技術戰略儲備梯隊，積累、結合於利用「後發優勢」趕超發達經濟體主流技術的升級過程中。

比較而言，先行發達者一般具有更易得、更開闊的發展空間。佔盡先機的先行發達者往往也是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主導者，他們更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發展經濟。而對於後發追趕者來說，經濟發展的環境往往更為險峻，先進經濟體和「霸主」在貿易摩擦中的打壓，以及需要按照先行發達者制定的「遊戲規則」來發展，使後發趕超者的發展勢必於全球經濟發展格局中承受先行者的壓力和排擠。

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儘管在絕對數量上無法與美國相較，但在排序上已然躍至「世界老二」位置，作為一個正處於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世界老二」，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鉗制已今非昔比，種種磨擦、制約因素接踵而至。隨著國際競爭進入新階段，除老大壓制外，老三以下者有更多的怨懟因素和麻煩製造行為，原來的「窮兄弟」們也容易離心離德。

因此，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下，如何將特定情境處理好，避免落入多面夾擊，在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鉗制下力爭營造良好的社會經濟發展外部環境，在全球化背景下全面打開國際貿易的共贏面，是我國「十三五」及中長期發展中的重大挑戰。

作為國土面積世界第三、人口世界第一、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超級大國，全國經濟發展布局沿「胡煥庸線」這一中部主軸呈現突出的空間發展不均衡，所形成的能源消耗、環境壓力的「半壁壓強型」這一基本國情，對我國在「十三五」及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中引發的負面因素決不容忽視：若不能經過以重化工業為主要支撐的「壓縮型—密集式」外延、粗放發展模式而較快進入集約式增長的「升級版」，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制約勢必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桎梏，從而導致經濟發展停滯。若積極轉變發展模式，則勢必要經歷十分艱難痛苦的轉型期，並且要以技術超越和制度變革的成功為基礎：一方面在資本投入邊際效益遞減的同時，通過技術水平、制度供給有效性的提高保障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從而對衝下行因素、緩解制約，在較長時期內實現經濟較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在通過制度變革激發管理創新的同時，降低勞動力之外的經濟運行成本，提高經濟綜合效率，從而更優地實現資本積累而保障長期發展。

在基本的發展戰略思路上，面對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半壁壓強型」之上「三重疊加」的制約這一基本國情，我們不得不更為側重較複雜的供給管理，以非常之策求破非常之局。只有處理得當，我國經濟才有望實現長足進步和發展，一旦處理不好而「碰壁」（既可能是碰到能源資源導致的發展硬約束，又可能是碰到生態環境導致的發展硬約束，也可能是碰到轉型不成功導致的發展硬約束），就極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十三五」規劃中，供給管理思路極有必要得到最充分的重視。

除了資源環境這一基本國情之外，我國在「十三五」及中長期所必須面對的另外一個很現實的基本國情，就是人口眾多和老齡化已呈「未富先老」之勢。人口方面，總結來看大體有如下幾點突出問題：

首先，我國人口總量世界第一，從以人均指標劃分不同經濟發展階段這一標準來看，我國步入高收入階段註定是「路漫漫而修遠」。若想讓我國人均GDP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我國的GDP總量需要達到16791970百萬美元，即追平美國GDP總量。人均指標如遲遲不能達到高收入標準，我國經濟就會停留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即落於「陷阱」之內。

其次，我國人口結構已呈現明顯的老齡化。在很長的歷史階段之內，我國養老體系從硬體到服務所有的投入必然產生一系列的壓力性質的要求，勢必會對經濟發展帶來很大負擔與拖累。

再次，由於教育結構不合理而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結構問題，也是我們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須考慮的不利因素。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經驗來看，以色列和日本都是整個亞洲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國家。以色列頗有針對性、優質的高等教育為其科技進步奠定了良好的勞動力基礎，且是全球工業國家裡平均學歷程度排位第三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和荷蘭。而日本除了教育的普及和具有較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以外，還特別重視社會教育的作用，且在其企業制度中特別重視人才培育，一直不斷促進並保持著高水平的科技研發能力。總體而言，我國目前教育模式培養出的勞動力與經濟發展所需人力資本現實需求還存在著較明顯的錯配，被動摩擦已在影響就業水平和消費水平，處理不當就會嚴重製約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

我國的深厚文化積澱如何轉為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因素，一直是困擾中國人的難題。實際生活中，不少中式文化的消極因素，至今無形中制約著我國的創新力，人們往往不敢為天下先，不善於思辨和冒險創造，社會瀰漫「官本位」的思想意識，慣於服從上級而不敢、不能發表真知灼見。這些文化與傳統意識特徵，形成「軟實力」的不足、感召力的欠缺，實際上制約著全球信息科技革命日新月異變化中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將文化積澱與意識、信仰轉變為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積極因子而非制約因子，我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政策才可能得到有效落實和發揮作用，「綜合國力」中「硬實力」的上升才可能與「軟實力」的打造相伴而行，使中國的現代化之夢不至落空，這更是一種深刻的、綜合性的挑戰。

挑戰7制度創新的實質性推進

案例表明，技術的發明和創造總體上決非一個個「黑天鵝」事件，而是與專業化基礎和經濟組織下的制度結構密切相關。制度是造就人才、推動新技術產生的核心要素，可說是創新的最主要動力機制。在經濟趕超階段，制度更是經濟運行有效與否的關鍵。從日本的「昭和遣唐使」政策到西方世界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實際上都體現了制度變遷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為例，除了技術模仿之外，日本還特別注重法治化市場經濟基本制度安排，進而以成本管理、經營計劃調查、職務分析等制度的學習，不斷提升企業管理和經濟運行的現代化程度，從而有效降低運行成本，推動、激勵技術模仿過程中的技術創新，大大提升了生產能力，成為經濟發展的長足動力。這些實實在在地促使從海外引入的技術在日本得以較充分發展，推動了技術從模仿到超越的實現。

「十三五」時期正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克難時期，並必須配之以在實現「全面小康」同時的「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以嚴治黨」。制度創新的實 質性推進，總體上成為進一步打開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空間的關鍵。

立足於「十三五」時期，放眼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在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之後關係 到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關鍵階段上，能否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克服既得利益的強大阻力和障礙，把「硬骨頭」啃下來，從而在制度變革的探索中獲得解放生產 力、進入「新常態」、打造升級版的成功，直接決定著我國經濟社會是否能夠相對順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未來如願躋身發達經濟體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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