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白鹿原》背後的人生

茶几上擺著幾張與張雨綺的合照，陳忠實解釋說，是電影《白鹿原》劇組送來的。

之前，他去劇組探班，跟幾個主要演員聊天，張雨綺不在。後來，張雨綺託人找到他的電話，請他幫忙講講田小娥這個人物。陳忠實覺得，這是原著作者的責任，於是就跟她吃了個飯。

陳忠實沒有參與電影劇本的改編。別人改的本子，他也還沒有看到定稿。「改得好我歡迎，改的蹩腳，我也不說啥。」

和千千萬萬的傳統文人一樣，他也有特別看重的東西。當《中國周刊》記者跟陳忠實聊起他對《白鹿原》的那次修改，以及外界對此事的誤解，陳忠實竟突然變得激動起來，眼睛瞪得溜圓，半弓著的腰也一下綳直了，「哎呀呀，那兩句話還保留著，人物的性格也沒有改變，只是在一些容易引起誤解的地方做了一些調整，咋就涉及誰骨頭硬、誰骨頭軟哩？」

修訂本風波

近50萬字的長篇小說《白鹿原》，是作家陳忠實所有作品中，最為人所熟知的一部。但《白鹿原》給陳忠實帶來的，也不是單純的榮譽。

1997年12月19日，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公布，已經發表了四年多的《白鹿原》摘得桂冠。但與另外三部獲獎長篇不同，這部小說後面特別標明了「修訂本」三個字，一時間，引發了眾多讀者影影綽綽的聯想。

第二年3月，曾經擔任《白鹿原》終審編輯的何啟治，專門就此撰寫文章披露背後隱情：「《白鹿原》自1993年面世以來，固然是好評如潮，深受各個層次讀者的青睞，但確實也有不同意見，甚至有尖銳的責難和簡單的行政干預。」

根據何啟治的文章，《文藝報》1997年12月25日曾有報道，茅盾文學獎評委會對這部小說做出了如下修訂意見，「作品中儒家文化的體現者朱先生這個人物關於政治鬥爭『翻鏊子』的評說，以及與此有關的若干描寫可能引出誤解，應以適當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與表現思想主題無關的較直露的性描寫應加以刪改。」在隨後的評議過程中，評委會主持人打電話給陳忠實，向他傳達了上面的修訂意見。

「借作品再版的機會，陳忠實又一次躲到西安市郊一個安靜的地方，平心靜氣地對書稿進行修訂：一些與情節和人物性格刻畫沒多大關係的、較直露的性行為的描寫被刪去了，政治上可能引起誤讀的幾個地方或者刪除，或者加上了傾向性較鮮明的文字……」

儘管何啟治在文中一再強調「牡丹終究是牡丹」，「修訂過的《白鹿原》不過是去掉了枝葉上的一點瑕疵，而牡丹的華貴、價值和富麗卻絲毫無損」，坊間還是有文學青年認為「陳忠實骨頭軟」。

2007年8月出版的《當代》雜誌，曾以「老周對話小王」形式刊發《文壇往事》一文，裡面就通過「小王」之口，批評陳忠實「為了一個茅盾文學獎就卑躬屈膝，與《白鹿原》裡面體現的經典氣質不符」。

對於這一段「公案」，作為當事人的陳忠實，並不太願意敞開談。他先是跟《中國周刊》記者態度平和、一五一十地解釋「翻鏊子」說法的來龍去脈；接著很自然地過渡到自己的觀點，並且反覆強調「文中人物的觀點並不代表作家本人的立場」，「朱先生並不是陳忠實」，「小說里還有一些國民黨或土匪出身的人物，他們把共產黨看成是共匪，你能說這也是陳忠實的看法么？」越到後來，語速越快，語調越高；最後說到有關「骨頭軟」的問題時，明顯地帶有怒氣在裡邊。

《中國周刊》記者問他，當初在做那些修改的時候，是不是心裡並不太情願？陳忠實答，「不能這樣說，不情願怎麼可能接受人家意見呢？調整在我的接受範圍之內，不接受是不可能作調整的。」

「什麼人對這部作品有什麼看法，具體情況我不知道，當時負責評獎的領導徵求我的意見，我能理解。我相信，一個好作品暫時不被理解，最後一定會被理解的。我的心一直都很平靜，照常做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因為我經歷過十七年的階級鬥爭，從『文革』前的極『左』，到『文革』時的更『左』。你想，這些都經歷過了，幾句批評的話，我還不能接受嗎？這不是說我超脫，而是心裡已經有很多承受。」

他這樣一字一句地兀自說著。直到切換到另外的話題，情緒才稍稍平復，但還不忘提醒：「多少年前的事情，都成了是非話了，再翻出來沒有任何意義，反而讓人家討厭。希望你不要在這上面做太多糾纏。」

「冷娃」陳忠實

其實，陳忠實的骨頭不軟，在他所工作過的陝西省作家協會大院里，流傳著各種各樣有關他「硬氣」的傳說。用陝西話講，陳忠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冷娃」。在陝西，「冷娃」有幾個鮮明的特點：性格上莊敬實誠、不耍滑頭，有膽有識，執著、一根筋；做事上不善變通，寡言少語，不好接近，實則面冷心熱。

《小說評論》原雜誌主編李星向記者講述了這樣一則小故事：1991年，陝西省醞釀省文聯和省作協的換屆，省委有意讓陳忠實去省文聯做黨組書記，當時他還在鄉下老家寫《白鹿原》，對此事完全不管不問。後來，上邊有人找陳忠實說此事，他就接連兩次寫信給省委主管領導，說自己正一心寫作，不願意當領導。

後來，這位領導見到他，說，「忠實，你的信我看了，你還是去吧，省作協安排了另外的同志。」陳忠實再三說，自己留在省作協，也僅只是為了專心寫作，絕不是要當領導。弄得那領導有些不悅，有些生硬地跟他說，「這已經是定了的事，你要服從組織決定。」

陳忠實的犟勁也上來了：「我要不去會不會開除黨籍，不讓寫作？」

領導沉思了一下說：「那當然不會。」

陳忠實接過來說，「那就這樣，我不去文聯，也不在作協擔任任何職務！」

不過，有些宿命性註定逃不掉。兩年後，原定陝西省作協主席人選路遙意外病故，陳忠實還是被推到了領導崗位。

白鹿書院常務副院長邢小利在《近觀陳忠實》里，記錄了陳忠實擔任省作協主席時的另一則故事：陝西省作家協會毗鄰「西安事變」舊址附近，以前曾是國民黨高官高桂滋的公館，陳忠實就任時，已經破舊不堪。為重修辦公場所，陳忠實放下文人身段，找省上領導伸手要錢。一名省長約見了他，但卻閉口不談給錢的事兒，只跟陳忠實聊他對某地區一個小戲的看法，從中午11點一直侃到下午1點，後來一看錶，揮揮手說要吃飯休息。

「陳忠實出來後在省長大院冷笑幾聲，又仰天狂笑幾聲，對同來的同志說，這省長是個二球、白痴，舊時代的官僚尚且知道尊重文人，這人則連為官做人最起碼的常識都不懂，而且還在我們面前賣弄他那點可憐的見解！」

被改變的文學路

「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在《白鹿原》的扉頁上，陳忠實引用了巴爾扎克的這句話。他出生的地方，也叫白鹿原。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故事，後來被陳忠實經過醞釀，寫入了小說。

1942年，陳忠實在那裡出生，夏日三伏的燥熱天氣，讓他剛出生全身就起滿了痱子，小嘴唇也暴起了燎泡。後來，母親常把這個與他遭遇的坎坷聯繫起來，「你落生的時辰太焦躁了，那天能遇著下雨就好了。」

文學成了他的雨。在哥哥陳忠德眼裡，陳忠實很早就顯示出了文字上的天賦，大約是初中二年級的時候，陳忠實讀到趙樹理的小說《田寡婦看瓜》，也仿照著寫了篇《桃源風波》，語文老師給了他一個比滿分還要高的評價。

正當一個文學青年的瑰麗夢想剛剛開啟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來臨了。

看到古今中外甚至包括建國後的文藝作品全都被拿來當做「毒草」來批判，甚至一些人的日記也被翻出來，捕風捉影地查找裡面的「反動言論」。被抽調到公社新成立的各級革命委員會「搞運動」的陳忠實，趕緊趁一個周末返回老家，把厚厚的一摞日記一頁一頁撕下來，拿到茅房裡燒了。

儘管如此，陳忠實還是沒能逃脫厄運，一幫「紅衛兵」小將從他的幾篇作品裡「找出」了問題。他被扣上了一個「保皇派」的帽子，被罰去學校養豬。有一天，他拉架子車到西安一家麵粉廠買飼料麩皮，偶然看見一串遊街隊伍，正在那裡挨批鬥的，正是他所崇拜的柳青、杜鵬程等作家。

早年曾被稱為「小柳青」的陳忠實，多次跟媒體說，很喜歡這位同為陝西人的前輩作家，「文革」時上五七幹校，他的背包里只有兩本書，一本《毛選》，另一本就是柳青的《創業史》。在之後的歲月里，陳忠實與柳青也曾有過兩面之緣，陳忠實都沒有勇氣去和自己敬仰的作家說說話。

柳青被批鬥的情景讓陳忠實感覺到了絕望，「中國連柳青這樣的作家都不要了，我還想幹什麼。」

後來在他的散文《汽笛·布鞋·紅腰帶》里，陳忠實以第三人稱的口吻寫到這段日子，「他被划進劉少奇路線而註定了政治生命的完結，他所鍾情的文學在剛剛發出處女作便夭折了……很快便覺得進入絕境，而看不出任何希望。不止一次於深夜走到一口水井邊，企圖結束完全變成行屍走肉的自己。」

時代沒有改變陳忠實對文學的熱愛，卻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1976年，《人民文學》發表了陳忠實的小說《無畏》，故事背景是1975-1976年從全面整頓到「反擊右傾翻案風」，主人公是一位在「^造**」中起家的公社黨委書記，作家的思想傾向在文中表達得過於明顯：認為全面整頓是「反革命逆流」，在農村必須繼續進行「文化大革命」，用大批判來促進生產。

這部被認為是「迎合當時潮流的反『走資派』小說」，給陳忠實帶來了新一輪的厄運。陳忠德告訴《中國周刊》記者，那段日子大家都在風傳，陳忠實正在接受上面的調查，其職位也很快由公社黨委副書記變成了文化館館長，他擔心弟弟想不開，就跑過去問他彼時的情況，陳忠實對他說，「沒事，都過去了」，陳忠德這才放下心來。

陳忠實在自己的散文里，稱那是一段充滿「自虐式的反省和反思」的日子。他在文中說，是自己主動辭去的行政職務，轉到位於郊區的文化館工作，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安靜讀書，「用真正的文學來驅逐、滌盪我的藝術感受中的非文學因素」。

就這樣，陳忠實面壁兩年，1979年，他終於捧出了榮獲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信任》，並以此重歸文壇。

回不去的白鹿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國內文學的熱點漸趨多元化，陝西省作協赫然發現，旗下的作家們大多集中在中短篇小說創作領域，每隔三年（現在已改為每隔四年）評選一次的茅盾文學獎，竟然連一部長篇小說也推薦不出來。為扭轉這一局面，1985年夏天，陝西作協專門召開了敦促青年作家從事長篇小說創作的會議，路遙、賈平凹等一批與陳忠實同期成長起來的作家，很快投入到了長篇小說的創作中。

白鹿原上的故事開始發酵了。

陳忠實的老朋友馮希哲教授告訴記者：陳忠實是那種很「笨」的作家，《白鹿原》里的每個人物，在現實中基本上都能找到原型，曾經有一篇論文專門研究這個問題，搞人物索引，馮希哲拿給陳忠實看，陳忠實哈哈笑笑，硬說自己是虛構的。

陳忠德也說，弟弟送給他10套《白鹿原》，他只看過一遍，就全部被熟人要走了。記者問他看《白鹿原》的感受，哥哥說，裡面的好多事兒他都很熟悉，都是身邊發生過，或者從小聽說的故事。

在計劃寫作《白鹿原》之初的1986年，陳忠實把自己置身於長安、藍田、咸寧三個縣的資料館裡，整天埋頭查閱與鄉土歷史有關的縣誌。別人問起時，只說自己想了解腳下鄉土的歷史。儘管陳忠實刻意保密，還是有人洞悉了陳忠實的想法。

一個筆名「李下叔」的年輕作家，與陳忠實相談甚歡、酒酣興濃的時候，李下叔問，「你用得著到長安攤時間下工夫查資料？你到底想弄啥？」陳忠實沒有再迴避，卻也沒有很直白地回答，他說，「我想給我死的時候，有一本墊棺做枕的書。」彼時，陳忠實四十多歲。1988年清明節前後，陳忠實回到鄉下老家的祖屋，開始動筆寫《白鹿原》草稿時，作家圈的朋友們已經有不少人知道他在幹什麼了。中間有一天，他去作協大院買口糧，遇到當時的作協領導胡采，老人家問他，「你的長篇寫得怎麼樣了？」陳忠實答，「已經開始寫了。」胡采後來就跟人說，「忠實這個人，總會留有餘地，他說開始寫了，那起碼也寫過一半，並比較順利，甚至初稿都出來了。」

如今，關於陳忠實如何逃離城市喧囂，獨自一人蹲在鄉下小屋裡，創作《白鹿原》的故事，在西安當地，已經是眾口流傳。

白鹿原上蕭瑟的場景漸次消弭，往日的破敗荒涼逐漸被新修的柏油馬路和拔地而起的大學城取代，為古老的土塬增添了不少年輕的氣息。只是，這片土地依然不太富裕。從縣城到陳忠實老家所在的村子，至今沒有通公交車，附近幾個村子的村民若想進城，需要先走十幾里的坡道。

不知從何時起，坡道邊上掛起了方磚大小的指示路牌，上面用指示箭頭一路指著「陳忠實舊居」，終點就是陳忠實家的那所老宅子。那裡現在已經無人居住，屋門緊鎖。

老宅子的主人陳忠實生活在西安市區。如若沒有其他事情，他會每天七點鐘起來，吃早飯，略微鍛煉一下身體，然後從東郊住所趕到位於市區西南的辦公室，開始一天的工作。他今年68歲了，三年前從陝西省作協主席的崗位上退了休，再過兩年，中國作協副主席的職位也要退去了。

每年清明，陳忠實都會帶著家人回老家上墳祭掃，然後到哥哥陳忠德那兒小坐。兩個人儘管年齡只差三歲，但卻一直有著「長兄為父」式的禮法，彼此之間除了敬重，並沒有多少心裡話聊。

儘管如此，村民們還是津津樂道於陳忠實，他們說，每次陳忠實回來，都差不多還是以前的樣子，完全沒什麼架子，路上遇到村子裡的人，總會招呼他們坐上他的小轎車，載他們一段。

記者問陳忠實，完全退休之後，會不會回到農村老家居住，陳忠實回答說「不會」，「兒女們都已經在城市工作，老伴也得在這邊幫忙看孩子，我已經回不去了。」

障礙

多年以後，有關《白鹿原》修訂一事的是是非非，陳忠實已經不願再提起。接受採訪時，他一邊解釋，一邊向記者強調，「都過去那麼多年了，再去糾纏它，沒有任何意義！」

「這件事會不會影響你日後的生活和創作？」

「不會，我心態一直很平和。我一直認為，文學發展有一個過程，當時恐怕還不能被人接受的東西，大約過一段時間，就能被人接受了。這不是因為我清高，也不是說我有預見性。是因為我經歷過『文革』，當時極左思潮嚴重到了什麼程度？把中國作家幾乎全部都打亂了，只保留了一個浩然，那樣的歷史都過去了，對於這樣幾句批評性的話，難道我還不能接受？」

不過，《白鹿原》之後，陳忠實再也沒有寫出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問他原因，陳忠實無論如何也不願再做回答。

馮希哲教授告訴《中國周刊》記者，事實上，陳忠實曾經計劃寫一部以二十世紀後五十年的鄉村為背景的秘史小說，搜集的材料已經有一米多厚，中間為了追蹤一個重要人物原型的發展軌跡，陳忠實甚至還遠赴貴州、雲南，四處打聽他的下落。

「為什麼沒寫成？可能還是有心理障礙吧，如何適度把握『文革』那段歷史，對他來說恐怕還是難以逾越的挑戰。」馮希哲說。（文/宋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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