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聞專訪|陶景洲:亞投行作用在於輸出中國過剩產能
4月29日,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在紐約舉辦了「第二屆北大光華紐約論壇」,主題為「中美經濟發展趨勢及合作前景-金融與創新。」美國德傑律師事務所管理合夥 人陶景洲,在論壇會後接受了華爾街見聞的專訪,暢談了對金融創新、反腐、亞投行以及中國可能進行的國企改革等問題的看法。
陶景洲是國際商事仲裁和國際兼并與收購領域的著名律師,曾擔任第一家進入中國的外資律所美國高特兄弟全球董事會成員,2011年開始擔任美國德傑律師事務所負責亞洲業務開拓的執行合伙人。
北大光華紐約論壇是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建立的中美高端對話平台。該論壇致力於聚首中美兩國政府決策者、企業家和思想領袖,探討中美財經熱點問題並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本次論壇會後,陶景洲接受了華爾街見聞的專訪,暢談了他對金融創新、反腐、亞投行以及中國可能進行的國企改革等問題的看法。
華爾街見聞:剛才您在論壇上就中國的反腐現狀,提出了一些大膽的設想。您能否就此再具體談談?
陶景洲:我認為反腐應該設立一些豁免制度,一味過於嚴厲地打擊未必是好事。貪腐問題是長期形成的,三十年前就應該反腐,可我們當時沒有做到。現在火力如果過猛,官員和企業家的注意力都放在對過去貪腐、行賄行為的膽戰心驚之中,就會無暇顧及本職工作,或考慮社會和企業的發展。
當然,反腐一定要反,但是不是應該建立一個豁免制度?對一些官員十幾年前甚至更久之前的貪腐行為,是否可以有豁免和處罰相結合的方式?今天的論壇主題是金融與創新,在貪腐問題上,也許可以考慮創新的制度建設。
華爾街見聞:談到創新,亞投行對世界金融體系而言應該也是某種程度上的創新。亞投行本來是由中國政府倡議的,亞洲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地區性動議,但現在已經逐步成為國際性的多邊合作機構。您對這種「角色轉變」怎麼看?
陶景洲:首先,我認為成立亞投行非常有必要,因為全球經濟體量和最初建立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時候,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另外,亞投行從地區性向國際性的轉變,整個治理結構也會發生很大變化。最早由中國絕對主導,而現在,中國要努力尋求一個和成員國的共識。我們知道,根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議事規則,重大事項必須有85%以上的投票權方能通過,這意味著,擁有17%投票權的美國擁有一票否決權。對於成立亞投行來說,中國可能很難採用一票否決權。但是,無論是IMF、世界銀行還是亞開行,在制度等方方面面都已經磨合了幾十年。亞投行從零開始,要學習和借鑒他們的經驗。
亞投行最主要的作用,在於輸出中國過剩的產能。中國在比如建築等很多基礎設施行業都有產能過剩的現象,而亞投行是一個很好的輸出過剩產能的途徑。
華爾街見聞:從您的角度看,亞投行是否會最終重塑「國際金融秩序」,達到與IMF和亞開行三足鼎立的程度?
陶景洲:在亞洲可能會舉足輕重,但在全球短期內還達不到。但亞投行會倒逼世界銀行甚至整個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改革。現在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步伐非常緩慢,亞投行作為外力,會推動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但還不太會成為「國際金融秩序」的主要支柱。而且,就目前而言,這也不是中國倡導成立亞投行的目標。亞投行的目的是開發性的,為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
華爾街見聞:雖然美國否認,但之前一直有消息說美國曾遊說盟國不要加入亞投行。但昨天(4月28日)奧馬巴和安倍會面後說,「亞洲需要基礎設施,從這個層面亞投行是有積極意義的。」而且奧巴馬也表示說,如果建立在良好保障之上,並使借款國獲益,他們將全力支持。您認為,美國態度的轉變是否意味著中美有望就成立亞投行進行合作,如果合作,您覺得主要是從哪些方面合作?美國有無可能成為亞投行的成員國?
陶景洲:無論美國是否成為亞投行的成員國,目前的形勢是,美國的盟友很多都成為成員國了。有人說,這是不是意味著盟友會和美國斷絕同盟關係?我覺得不是。就如同夫妻吵架嚷著要離婚一樣,婚還是不會離。當然,美國加入的可能性不是絕對沒有。因為美國不是一個「講面子」的國家,他們更看重經濟利益。但無論加入與否,他們都會帶著critical eyes(批判的眼光)來看待亞投行。
華爾街見聞:就如奧巴馬所說,透明度和良好管治是保證基金得到妥善使用的關鍵。那麼您認為,建立亞投行我們有哪些法律上的障礙,和實際操作上的困難?
陶景洲:現在確實有很多制度沒有建立,比如項目籌備委員會,公司治理結構等。亞投行邀請了原世界銀行的法務高層人員,作為其法律顧問,為亞投行的治理出謀劃策。但是,很多細節都需要逐步敲定,比如很實際的,是否給予亞投行工作人員以國際公務員待遇或外交待遇、是否要求其納稅等。這些意味著,亞投行是否能真正吸引到國際一流的人才。亞投行應該很快就啟動招聘了,相信很多人才也會關注這些問題。
華爾街見聞:最近有消息說,央企將在分類基礎上進行大規模兼并重組,可能會從112減到40家。您怎麼看待這種可能的國企改革,是否對經濟有好處?能否達到資源要素集中,防止類似南北車那樣,參與全球項目時出現同業惡性競爭?
陶景洲:我認為現在還不大可能。最早在朱鎔基任總理的時候,就有過這種建議,甚至考慮借鑒韓國的大財團模式,當時中國就沒有採納這種方式。就南北車的問題,我們更多應該思考如何讓他們良性競爭,而不是簡單的合併。如果石油行業變成一個公司,電信行業也是一個公司,那是倒退,不是改革。改革就是要增加競爭,降低市場准入門檻。如果真要大規模合併,我是持反對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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