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後的帕累托法則

　　柳延延

　　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1909年發表了一篇關於人類財富分配規律的研究，徹底改變了他在經濟學史上的地位。他整理了好幾個世紀以來許多國家的所得分配數據，發現不論哪個年代，哪個地區，所得分布的模式幾乎都一樣，它並不是常識想像的「鍾型」──很窮和很有錢的兩端人都很少，大部分人落在小康的中央部位，而是絕大部分的人都很窮，極少數的人很有錢，中產小康階層的人數和有錢人一樣少。

　　帕累托發現財富分配的一個重要規律——不管什麼樣的社會，大部分人將在底層掙扎，只有少數人能離開貧窮環境邁入小康，更少的人能再從小康變成富人。何以如此？帕累托的解釋說起來也很簡單：一個有一塊錢的人要賺到兩塊錢，他創造財富的「條件幾率」，跟一個有一億元的人要賺到兩億元是同樣的。錢滾錢，小錢只能滾小錢，大錢卻能滾大錢。這是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分配財富的一個自有規律？如果是，人們是否必須或只能按此規律行事？

　　這個結論後來被義大利和納粹德國法西斯統治者拿來合理化他們的政治策略，他們認為照顧窮人無益，只會浪費資源，國家應變成最大的大富翁，如此能讓投資滾出最多的錢來。這樣的結論和做法也許並不符合帕累托的初衷，但他還是被視為了「法西斯經濟代言人」。

　　這樣的歷史待遇是不公平的。人們只看到帕累托揭示出的規律，卻沒有看到他的研究可能引發巨大變革。他指出過去人類財富分配最大的特色是一致的「條件幾率」——在「小錢賺小錢，大錢賺大錢」的條件下，一定使得絕大部分的人一直壓在貧窮的社會底層，翻不了身。從這點上進一步推演，人們很容易推斷出：如果要改變財富分配的模式，那麼首要的前提就是必須改變「條件幾率」，人類的理性活動也許可以在這裡發揮作用。這也意味著，人類對各領域的自有規律應有統觀的反思，要意識到，若任這個自有規律無限制地發生作用，人們之間的貧富差距就會無限擴大，社會各階層形成的相對平衡就會被打破，動亂將會摧毀經濟活動，乃至整個社會的既有秩序，這也是斯密在揭示自由市場是創造財富的基本秩序後一再強調的道理。

　　二戰以後人類文明的最大進步在於，人類對自有規律的遵從與人類的尊嚴、權力、平等等訴求相結合，成為制定社會秩序的基本道理。對帕累托法則，許多國家努力以各種方式去打破，大體有三。其一，限制政治權力和商業財富之間的掛鉤交換，以削弱「強強聯盟」的放大機制；其二，以高稅收的方式將富人以大錢賺來的大錢，貢獻部分出來作為社會公共資產，以達到窮人與富人的財富共享。其三，由國家進行教育投資，拉近窮人和富人下一代所獲得的教育水平。上一代的富人財產如果是上一代窮人的一百倍，國家保障下一代窮人子女所受的教育，絕對不會比富人下一代子女得到的少於一半。如此，在一代之間，就將「條件幾率」拉近了五十倍。一句話，國家提供有效手段以確保窮人能夠從社會得到較好的「條件幾率」，找到上升的梯階。還有一種也被認為是較有效的手段——建立公開透明的證券投資市場，保障小額股東的投資利益。手上只有小錢的人，也可以在投資市場上分享大規模企業的獲利。財報公開、檢核確實、杜絕內線交易，這樣的投資市場有利於窮人參與分享新創財富。

　　遺憾的是上述制約手段開始時還比較有效，可慢慢的就變了味，社會財富以「利潤」的形式越來越集中在人類少數人——資本家和企業高管的手中，2014年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寫了一本叫《21世紀資本論》的書，該書用大量的歷史數據表明，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資本積累的速度遠遠超過收入增長，照此趨勢，未來十年，全球收入和財富增長的鴻溝將進一步擴大，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更加明顯。這一趨勢似乎再次證明了美國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的一個猜想：「決定一個人富有的三個條件，一是出身，二是運氣，三是努力，而這三者之中，努力是最微不足道的」。這對崇尚個人奮鬥、白手起家、勤勞致富的傳統價值觀的人無疑是沉重而冷酷的打擊，它讓一個「正派人」取得成就難上加難，卻讓不勞而獲的心態蔓延開來。從根本上說，這是財富的自有規律與文明的限制之間的博弈。

　　對正在富足起來的中國，這同樣是一個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