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慰年：貧富分化將引爆中國首次經濟危機
貧富兩極分化將引爆中國第一次經濟危機。抑制貧富兩極分化，是解決經濟危機的根本之道。國家財富研究組織(Wealth X) 和瑞士銀行(UBS)2014年9月17發布2014年度《全球億萬富翁普查報告》，全世界身家超過10億美元資產的億萬富翁，美國排第一，有571位;中國排第二，190位;接著是英國，130位;印度，100位。香港有82位，在亞洲排名第三;日本，名列33位，新加坡32位，台灣29位，韓國21位。《全球億萬富翁普查報告》沒有反映國家貧富分化程度。經濟學者蔡慎坤認為，「中國頂端的1%家庭佔有全國1/3以上的財產，底端的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現在成為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不是之一)。」中國的億萬富翁排名第二，是以貧富兩極分化為前提的，它犧牲了多數人分享經濟發展紅利為代價。貧富懸殊也發生在美國這樣的福利資本主義國家。2012年數據顯示，1%的美國人掌控了22.5%的收入。「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占所有人群總收入的比例大幅上升。實際工資停滯不前。家庭收入增速不及生產率增速。」 (薩默斯)理論上說，貧富差別可以促進和刺激社會競爭，貧富差別可以是強大的壓力和動力。然而，貧富差別超過了基尼指數的關節點，就變成貧富兩極分化。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是義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提出的一個貧富懸殊指數。這是一個世界通用的比例數值，用來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狀況。在0和1之間，用來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0.4是警戒線，超出警戒線就意味著有可能引起社會不穩。中國北大社科調查中心推出《中國民生髮展報告2014》指出，中國1995年的係數是0.45，2002年是0.55;2012年基尼係數為0.73。貧富兩極分化對於任何社會都是有害的。「下層階級生活狀況的改善，是對社會有利呢，或是對社會不利呢?一看就知道，這問題的答案極為明顯。各種傭人、勞動者和職工，在任何大政治社會中，都占最大部分。社會最大部分成員境遇的改善，決不能視為對社會全體不利。有大部分成員陷於貧困悲慘狀態的社會，決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而且，供給社會全體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勞動生產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過得去的衣食住條件，才算是公正。」(亞當·斯密)貧富兩極分化，是傳統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發現, 20世紀初「資源分配的頭10%幾乎完全是租賃收入、股利收入和利息收入。」「資本所有者積累回報的速度快於經濟增速，不斷擴大資本家的利益份額，犧牲中低收入階層的利益。」(《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上個世紀20-30年代的美國經濟大蕭條，可以說源於貧富兩極分化。貧富兩極分化，也是當代金融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的根源。「19世紀不平等加劇的原因是資本回報率超過經濟增速，而相同的情況有可能在21世紀重演。《福布斯》(Forbes)全球億萬富豪排名顯示，在1987至2013年期間，最富人群的財富增長率是世界經濟增速的三倍還多。」(皮克迪)2008年的次貸危機便是金融資本夥同房地產對底層工薪階層的財務大掃蕩的結果。失去監管的華爾街金融集團，他們的財富的急劇增加，必然是另外一部分人，尤其是被套入房地產陷阱的工薪階層的財富減少為代價。美國政府在華爾街金融危機後，採取一些避免金融危機再次發生的措施。美聯署前主席科恩說：「我們從金融危機中學到了兩件事：其一，很多人從金融危機中得到的教訓是，貨幣政策絕不能置金融穩定性於不顧。其二，大多數央行和經濟體同樣學到另一件事，解決金融穩定性問題最重要的手段是宏觀審慎監管。」 宏觀審慎監管工具，指的是政府對金融的監管。顯然，美國政府認識到，金融危機的發生是由於缺少政府監管;缺少政府監管的直接結果，是社會財富非理性地急劇向少數人集中。並根據這種判斷提出對大銀行和華爾街加強監管的各種措施。貧富兩極分化是經濟危機的社會基礎。他的危害對於依靠工資收入的底層工薪階層，是直接的;同時，對於富有者，對於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有害的。貧富兩極分化製造了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人文環境;不平等的人文環境，是一個人們相互為敵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中，社會的安全成本較高;相對而言人們的幸福指數較低。任何一個具有長遠眼光的政治家，都不會允許貧富兩極分化的現象長期存在。然而，任何一個政治家企圖調節稅收平衡社會財富的動議，都會招來富有資產階級的抗議。 「當下，一旦提到恢復這樣的傳統，就會面臨憤怒的指責：對富人徵稅是有破壞性的，是不道德的。有破壞性是因為，這樣會使就業崗位的創造者不願努力工作;不道德是因為，人們有權保留自己賺到的錢。」 (保羅·克魯格曼:富人主導的社會，有錢人更有錢)這種情況，在中國也不例外。富有的人，通過開始把資產轉移到國外，避免遭到「財務損失」。富有的階層，既不會考慮貧富兩極分化對社會的損害，更不會為將來擔憂。貧富兩極分化即使不在這一代造成破壞性的後果，也會在下一代發生。 「針對高收入者和擁有巨額財富者徵收高額稅收，是美國長期的傳統，這一設計意在限制經濟力量的集中，同時提高財政收入。」(克魯格曼)然而，美國政治的政黨輪替、競選上崗和任期制，使得貧富兩極分化不能得到有效制止。在今天的美國，「美國不平等狀況如此嚴重，而政治進程又牢牢地掌握在最高收入群體的手中，必要的改革也就無法發生。」(皮克迪)這是美國政治制度無法克服的弊端，這也是美國出現周期性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美國大蕭條後的社會福利政策，雖然減少了不平等，但不能扭轉不平等的趨勢。社會福利政策緩和了貧富分化，但沒有根本解決貧富分化的問題。同時，社會福利也帶來另外一方面的問題。由於社會福利政策會助長人們的期望的閾值，社會福利也可能造成社會發展動力的衰減。正如哈耶克說的，「所實現的被看作一種保險的和不可喪失的佔有物，是一勞永逸地獲得的。」 獲得福利的人，把福利當做一種權利，從而失去了向上流動的動力;一個社會獲得福利的人越多，社會發展的動力就越弱。哈佛大學教授、前美國財長勞倫斯·薩默斯，從歷史的角度回顧了從富蘭克林·羅斯福到比爾·柯林頓對美國企業採取的制約措施。他說，從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到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多位美國總統都曾抨擊金融界和商界少數特權人士的出格之舉。有些還曾將這種抨擊付諸行動。面對鋼價的不斷攀升，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派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人員突擊檢查企業的辦公室，命令相關部門審計企業高管的個人報稅表。20世紀50、60年代，基於「不平等將會穩定下來並自行減少」的政治假設，美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經濟和社會模式。今天的經濟增長率，大約是1.5%，而每年的資本收益率是4%至5%。「資本收入的增長率比經濟增長率高好幾倍，這意味著工資收入的比例在相對縮小。工資收入的增長極少能快於總體經濟的增長。在人口和經濟增長放慢時，這種不平等變得極為突出。」 (皮克迪)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73年採取了同樣的辦法，宣布要對「提價幅度相對1月最高限價超過1.5%的企業的賬簿」進行稅務調查。這些總統都曾以各自的方式應對不平等現象。關於這種現象，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的描述是最到位的：「儘管美國的富人變得更富……美國並沒有變得更富……股市上漲了兩倍，但工資卻下跌了。」(薩默斯：《世界如何解決不平等難題?》)里根對富人減稅的政策，是對傳統資本主義的復辟，加劇了美國社會不平等的狀況。美國的資本收益的稅收，大大低於工資稅;美國出現像股神巴菲特股票收益稅率低於他的秘書工資收入稅率的現象。資本收益和工資收入的不平衡，造成社會貧富分化。不平等的加劇和中產階級的退化，造成社會失去發展的心理動力。有一種觀點提出，「問題的核心在於，美國中產階級的境遇(這是戰後美國全球實力的根基)在走下坡路。美國國內經濟不平等的加劇，扼殺了冷戰期間奠定美國全球領導角色的寬宏大度的精神。這一損失無法量化，但它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美國衰落與中國崛起無關》)導致美國經濟危機的根源之一是貧富兩極分化。中國實行半資本主義，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經濟學家林毅夫說，「當下中國的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程度越來越深，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談中國經濟發展必須看清世界經濟形勢。」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程度，超過美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問題，毫無疑問會成為世界的經濟問題。財富向一小部分人集中，扭曲了經濟發展目標，是經濟危機的根源。目前中國已經出現的一、二線城市房地產的「價格泡沫」，三、四城市房地產的「數量泡沫」，產品過剩的危機無疑已經正在形成。產品過剩可以歸結到貧富兩極分化這個根本原因上。貧富分化是經濟危機的主要推手，按照中國目前貧富分化的程度，按照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規律和邏輯，下一場對世界影響重大的產品過剩的經濟危機，如果發生在中國，絲毫不會讓人感到吃驚。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實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來，雖然中國實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但是，在宏觀上，政府的看得見的手，無所不在。由於政府的積極干預，還沒有經歷過一場真正的「經濟危機」。政府干預的結果，並沒有從根本上抑制貧富兩極分化的惡化。以至於中國「現在成為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貧富兩極分化將引爆中國第一次經濟危機。抑制貧富兩極分化，是解決經濟危機的根本之道。2008年，中國通過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避開了全球經濟危機;然而，這種經濟政策表面上製造了繁榮，實際上加劇了貧富分化，面對房地產產品過剩的危機，政府繼續投資，無疑是飲鴆止渴。沒有公平公正的財富分配政策，經濟發展不可持續，而且會受到經濟危機的懲罰。中國預防經濟危機和大蕭條的發生，有賴於政府通過更廣泛、更全面的福利政策，抑制貧富兩極分化的繼續發展和蔓延。這是避免中國第一次經濟危機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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