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文學形式背後的民族性— 論豪薩語早期五部現代小說
豪薩(Hausa)是奈及利亞三大主體民族之一，另外兩個分別是約魯巴(Yoruba)和伊博(Igbo)。後兩個民族更為中國讀者熟知，因其產生了非洲現代文學史上的兩位傑出人物：非洲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因卡和被譽為非洲文學之父的阿契貝。相比而言，豪薩民族及其文學則不為我們所知，它所特有的文學現代化道路也從未納入我們的研究視野。但了解現代豪薩語文學的生成很有必要，因為它代表了殖民地現代文學形成過程中的一個獨特現象，這個現象與東部非洲的斯瓦希里語文學相似，其特點是：豪薩語和斯瓦希里語的使用地區此前沒有書面語言，是在伊斯蘭文化和英國殖民文化影響下形成的。14 世紀，伊斯蘭教由萬加臘人(Wangara) 傳入豪薩地區，受伊斯蘭教影響，出現了使用阿拉伯語字母記錄豪薩語的書寫方式阿賈米。19 世紀初期，伊斯蘭宗教改革領袖及其追隨者在豪薩傳統口頭詩歌的基礎之上，借用阿拉伯語宗教詩歌的形式，用阿賈米撰寫了大量宗教題材詩歌;受英國殖民之後，阿賈米書寫方式及用其創作的豪薩語宗教詩歌及書面文學傳統對殖民政權造成了威脅，因此英國殖民者將豪薩語原有的阿拉伯文拼寫方式轉化成拉丁拼寫方式，以動搖豪薩的伊斯蘭文化根基，並通過創立一系列文化機制促進拉丁化的豪薩語書面文學的形成，這便構成了豪薩語現代文學的開端。
本文將探討豪薩語小說起源時期產生的作品與豪薩傳統口頭文學、用阿賈米書寫的文學之間的承繼關係，以審視豪薩語文學在殖民統治時期的現代轉型。
1模仿的書寫與豪薩語小說的發生
20 世紀初，英國在北奈及利亞確立殖民政權，殖民當局為了降低伊斯蘭文化對豪薩人民的影響，推行阿賈米書寫方式向拉丁化的轉變，隨後，以新的書寫方式創作文學便成為殖民文化政策的重點。
1933 年，北奈及利亞殖民地教育局局長漢斯·費舍爾(Hans Vischer)提議舉辦一場本土文學創作比賽。參賽作者被告知用兩萬字篇幅創作中篇小說，小說可以具有教誨性質，但不能簡單拷貝神話故事。翻譯局局長伊斯特(Rupert Moultrie East)收到來自北方各地伊斯蘭學者毛拉(Mallam)的參賽作品，這些作品大多沒有脫離口語文學的基本特點，人物出場頗為隨意，性格平面化。這種「將故事置於預設的已知結論之中的做法伊斯特認為十分失敗」1。出現這種結果並不奇怪，在北奈及利亞，儘管「講故事」(Story Telling)的傳統由來已久， 但虛構創作僅限於神話傳說等口頭文學形式，因此可供參賽的豪薩作家借鑒模仿的文本寥寥無幾，唯一一部將豪薩口頭文學書面化並使用拉丁化豪薩語創作的文學作品是 19 世紀末由歐洲人使用豪薩文學題材撰寫的旅行敘事《豪薩文學》(Magana Hausa )，這部作品的體例對豪薩作家具有一定的示範作用。
比賽最終獲獎的五部作品是阿布巴卡爾·伊芒(Abubakar Imam)的《治癒之水》(RuwanBagaja )、貝洛·卡加拉(Malam Bello Kagara)的《歷險記》(Gandoki )、阿布巴卡爾·塔法瓦·巴勒瓦(AbubakarTafawaBalewa)的《烏馬爾教長》(Shaihu Umar )、穆罕默德·瓜爾左(Malam Muhammadu Gwarzo)的《提問者的眼睛》(Idon Matambayi )、約翰·塔菲達(Malam John Tafida)與伊斯特聯合創作的《身體如是說》(JikiMagayi )，出版後的作品以每部6 便士的價格在殖民地市場中銷售。2 本土文學創作比賽後，北奈及利亞拉丁化豪薩語文學從單純的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進入了本土文學創作的新階段，殖民地翻譯局自此也更名為文學局(Literature Bureau)。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文學創作比賽的「幕後策劃者」，英國殖民者伊斯特被西方推舉為「豪薩現代書面文學之父」，也成為非洲文學的第一位現代評論家，他創建了口頭傳統文學和書面文學間的比較實踐與量化標準，並成為詮釋非洲文學傳統「馬賽克」現象 3的方法論。伊斯特親自在卡奇納師範培訓學院講授英國文學，灌輸英國價值觀。第一屆文學創作比賽的獲獎作家無不出自這個學院。他們熟練掌握英語和豪薩語，屬於最早西化的一批豪薩知識分子。文學創作比賽使豪薩傳統知識精英與接受過西式教育的知識精英之間的分化凸顯出來，傳統精英繼續使用豪薩阿賈米或阿拉伯語進行「非虛構」的散文創作，受西方教育的作家則使用拉丁化的豪薩語進行虛構性創作。
殖民地本土文學創作比賽中獲獎的五部作品標誌著豪薩語小說的起源，同時也標誌著豪薩書面文學由「神聖化」轉向「世俗化」的開端。然而，早期豪薩語小說顯然與西方殖民者樹立的文學標準也存在較大差距。文學批評家們認為，作品儘管在長度上勝過民間故事，也更具備書面化文學的特點，但多數作家仍然使用神話中的人物，形式和人物塑造過於依賴神話傳說，小說的片段式形式限制了作品意義的表現，扁平的神話傳說式人物未達到西方文學中人物的自省深度，是對神話故事失敗的模仿。4 更有評論家甚至絕望地認為「豪薩語小說永遠無法脫離神話傳說的影響」5。在這些小說中，《烏馬爾教長》因最大程度脫離了口頭文學傳統而受到個別西方文學評論家的認可和稱讚6，其中部分原因是伊斯特在小說出版前曾與伊芒多次書信往來，並親自指導其修改作品。
可以肯定的是，針對早期豪薩語小說作品的評論完全基於西方殖民統治者的視角，批評家以西方文學審美標準來審視豪薩語文學，豪薩語文學自身的傳統及其蘊藏的文化內涵被貶低甚至全盤否定。其中部分原因是伊斯特及其所代表的殖民當局認為，豪薩地區的豐富口頭文學傳統，如口頭傳說(tatsuniya)、讚歌(kirari)、歷史故事(labari)，並不符合西方的文學規範，缺乏相應的文學價值，需要為殖民地創製一種有別於教誨和口頭敘事形式的文學類型。更為重要的是，豪薩地區的伊斯蘭化產生了使用阿拉伯語創作的宗教詩歌，以及使用豪薩阿賈米書寫具有鮮明的宗教色彩的方言詩歌，對英國的殖民統治構成了威脅。因此，殖民當局在廢止豪薩阿賈米書寫方式後，同樣需要將其所書寫的文學作品邊緣化，使被殖民者喪失文化身份認同。然而，殖民者人為創製的文學形式不可能擺脫豪薩傳統文學母體而存在，儘管豪薩作家模仿和借用了西方小說形式，然而在敘事方面則與西方範式大相徑庭。
殖民統治者從外部引入小說這種文學創作形式，試圖在殖民地民眾中實施閱讀規訓，在殖民當局的支持和協助下，短時間內的確產生了一定影響，然而，文學創作比賽後，豪薩語小說在殖民地的接受、傳播與發展並非一帆風順，而是遭受重重阻礙。事實上，無論口頭文學或是書面文學，在豪薩地區業已存在著一套完整的文學敘事方式，例如在豪薩社會中「故事敘事」具有明確的性別分工，一般由女性面對未成年人講述，具有娛樂和教誨的功能。口頭文學中的傳說故事的發展與變化通常由某些重要的社會和歷史事件推動，而拉丁化的豪薩語小說的虛構性創作與歷史事件並無關聯，也不具有任何宗教訓導功能，並未在傳統豪薩知識階層中獲得認可與接納。7 參與本土文學創作比賽的作家皆接受過殖民地西式教育，他們作為殖民文學實驗的參與者，並不具有廣泛代表性。
殖民時代的文學「建制」是受帝國統治階級直接掌控的，殖民者力圖通過創造新的文學形式，並使其在殖民地教育體系和精英階層中發揮作用，影響知識的再生產，鞏固其在北奈及利亞的殖民政權。本土文學創作比賽中獲獎的五部小說顯然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產物，但是，如果細加分析，在被迫採納的現代西方敘事形式背後，依然保留了本民族文學的核心要素。
2 傳統文學對豪薩語小說敘事模式的滲透文學創作比賽獲獎的小說，形式上以散文敘事書寫，同時混合了豪薩語文學傳統中的諺語、詩歌、讚歌、神話、傳說等多種文學形式，並與豪薩伊斯蘭身份的道德教誨之間聯繫緊密，其中以豪薩口頭文學中的民間傳說、豪薩書面語詩歌對小說敘事模式對其的影響最為顯著。
(一)民間傳說敘事模式對豪薩語小說的影響
豪薩口頭文學被統稱為「聊天」(hira)，意為想像的散文敘事，具體包括基於事實的故事(labari)、英雄人物的史詩敘事的歷史(tarihi)及有關惡魔、動物或者超自然生物「精靈」虛構的傳說(tatsuniya)。口頭文學的主要功能有保存部落的宗教神話、延續歷史記憶、增強集體身份認同與榮譽感、記錄祖先世代相傳的智慧結晶等。8 在豪薩口頭文學敘事傳統中，「歷史」的正統敘事由男性負責，神話等娛樂性敘事則由「祖母」 為代表的女性負責——其年齡代表了對生命的深刻理解與完整詮釋，同時也被認為是知識生產、保存和傳播的載體，向年輕人灌輸傳統文化、世界觀、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甚至還通過神話進行禁忌主題教育，如性、羞恥和榮耀。教誨通常出現在神話的結尾部分，悲劇性結局標誌著對邪惡行為的懲罰與訓誡，理想的結局暗示著服從與回報。通過這種方式從文化上規避了父母同子女間的禁忌類話題對話，祖母實際上扮演了導師角色：向年輕人傳授生存技巧和認知能力，同時建構其身份認同與文化自覺。9
豪薩口頭文學傳統中的對立衝突與秩序重建主題在小說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文學創作比賽中獲獎的五部作品均涉及罪惡與懲戒、愛情與憎恨、忠誠與背叛、伊斯蘭教與異教徒等傳統文學中的主題，但出現了明顯的世俗化取向，包括犯罪、嗜酒、淫穢等社會議題也有所涉及。阿布巴卡爾·伊芒的《治癒之水》的對立衝突表現在主人公伊芒(Imam)與反面人物祖爾基(Zurke)的頻繁相遇和分離，人物間的對立關係構成了整部作品的框架， 涉及表象與現實、人與物質世界、伊斯蘭教與其他信仰等問題。約翰·塔菲達的《身體如是說》中充斥著偉大和悲傷的愛情、仇恨與復仇。貝洛·卡加拉的《歷險記》中存在三個對立的場景，構建了多層次的敘事，第一場是主人公甘多基(Gandoki)英勇對抗英國殖民者;第二場是主人公朝聖的虛幻場面，其故事情節被認為借鑒了《一千零一夜》等其他同類作品 10;第三場是甘多基凱旋，而豪薩蘭(Hausaland)已轉變為殖民地新世界。
豪薩語小說大量運用非洲神話敘事結構中現實與虛構相結合的技巧。在故事情節方面，主人公在已知和未知空間之間移動，這種移動通常具有重要的主題意義。《治癒之水》中融合了現實與虛構場景，故事一方面起源於距離作者伊芒出生地卡加(Kagara)不遠處的匡塔戈臘(Kwantagora)，小說中的人物在豪薩社會中皆具備典型性，如伊瑪目(Imam)、酋長(Sarki)、毛拉等，但是男主人公在故事結尾遭遇惡魔，在精靈的幫助下升入天空，為小說增添了虛幻離奇的色彩。精靈與人之間的互動是豪薩神話的典型特徵，伊芒的旅行在卡諾終結，象徵著離別虛幻世界重回現實。11 在《身體如是說》中，男主人公對聖水的追求引領他進入神奇的探險之旅，並在精神世界中實現了「空間穿越」，阿布巴卡爾在接近象徵著精神領域的神秘樹林時精神得以升華， 從樹林中返回意味著從虛幻世界重回現實生活。《身體如是說》被認為是現實與虛幻場景結合的巔峰之作，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其中的敘事技巧嫻熟，作品中幾乎沒有使用重複性的口頭敘事。儘管在文學創作比賽過程中，伊斯特反對豪薩口頭文學元素的運用，但除了《烏馬爾教長》，其餘四部作品的口頭文學元素隨處可見。
(二)豪薩詩歌敘事模式在小說中的反映
豪薩詩歌包括口頭詩歌和書面詩歌，口頭詩歌具有娛樂性，主要作為傳播信息，維持並塑造政治、道德和傳統價值觀的手段。口頭詩人通常在身份上具有獨立性，也有些隸屬於宮廷，通過讚頌或嘲諷行使其形塑社會、宮廷和政治秩序的功能，詩歌在語言方面具有直接、尖銳等特點。19世紀以前的敘事性作品或採用詩歌形式敘述故事，或採用散文體敘述，但其體裁和結構更趨向編年史。19世紀早期的伊斯蘭宗教改革運動將豪薩社會真正帶入書寫時代，宗教改革領袖意識到原有豪薩口頭詩歌具有較大影響力，故將其書面化用於傳播宗教思想，使用豪薩阿賈米書寫的方言詩歌成為宗教改革運動的重要遺產，豪薩語文學自此也實現了「教誨性」轉向， 大量與聖戰和伊斯蘭統治合法性及權威性相關的豪薩阿賈米詩歌相繼面世，部分涉及對先知的讚美、道德告誡、蘇菲神秘主義(Sufism)等，以手抄本形式在豪薩蘭地區的權力和知識階層廣泛流傳，並號召農民和游牧民進 行背誦，此後還產生出方言詩歌的印刷品，這使伊斯蘭宗教知識的傳播範圍，從少數精英學者擴展到能閱讀阿賈米文字的民眾。20 世紀前的豪薩書面詩歌內容全部為宗教性質，此後經歷了「世俗化」和「政治化」轉向， 但仍舊基調嚴肅，以教誨內容為主。12
巴勒瓦的自傳體小說《烏馬爾教長》是對 19 世紀豪薩詩歌中教誨主題的創造性轉化的典範，也是現存唯一的豪薩教誨主題散文敘事體小說。作品塑造了一位虔誠博學的毛拉的形象，這一形象和 19世紀宗教改革領袖謝赫·烏斯曼·丹弗迪奧以阿賈米書寫的自傳體詩歌《謝赫的形象》(Sifofin Shehu )13 中的完美穆斯林王子相似。隨著小說的展開，巴勒瓦內心最渴望展示的自我發展圖景逐漸清晰。作者將創作置於大量的宗教禱告場景之中，而類似的禱告也常被設置於豪薩教誨詩歌之中。如斯金納所述：「客觀地講，烏馬爾教長完美得不真實，對於一個穆斯林而言他幾乎成為了典範：平靜、寡慾、虔誠。」14 儘管如此，巴勒瓦仍通過一系列人物塑造來生動烘托典範式的主人公：充滿激情的母親、腐敗的酋長侍衛、邪惡的奴隸販子;極為相似的是，謝赫的教誨詩歌中也塑造了腐敗的王子與生病的妓女形象，在虔誠詩歌題材中顯得尤其引人注目。《烏馬爾教長》塑造的教誨性人物在豪薩社會的價值體系中得到廣泛認可。有研究者指出，小說中的主人公烏馬爾被視為賢人(mutuminkirkii)典範，定義了以真實、信任、慷慨、忍耐、審慎、知恥、修養、尊嚴、智慧和公正為代表的豪薩賢人概念。15 因此，《烏馬爾教長》的創作不僅並未背離豪薩文學傳統，而且以教誨主題尋求一種全新的創造性轉化。
通過對豪薩語早期五部現代小說作品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豪薩語小說仍受到了豪薩語傳統文學和文化的形塑，並保留了豪薩語民族文學的核心要素。可以說，西方通過殖民統治對其以外世界的巨大影響為亞非地區現代文學的出現提供了契機，這也成為理解亞非現代文學的性質和特徵的前提。但由於亞非各個國家和西方的歷史千差萬別，文化傳統迥異，因此，其現代小說的發生、發展和功能也大相徑庭，全面勾勒這種複雜的差異性，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亞非現代文學的性質和特徵，以及亞非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英國殖民時期非洲豪薩語和斯瓦希里語本土文學嬗變研究(1900-1960)」[ 編號：16BWW085] 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1 Rupert Moultrie East, 「AFirst Essay in Imaginative African Literature 」, Africa: Journal of theInternational African Literature, Vol.9 (1936), p.355.
2 Ibid., p.351.
3所謂文學傳統「馬賽克」，是指口頭與書面文學等多種文學形式並存，渾然一體的現象。DonaldCosentino,「AnExperimentinInducingthe Novel Among the Hausa 」,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9 (1978),p.28.
4 David Westley,TheOralTraditionandtheBeginningsofHausaFiction,PhDdiss.,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1986,p.188.
5JoannaSullivan,「FromPoetrytoProse:theModernHausaNovel」,inComparativeLiteraturesStudies,Vol.46(2009),p.311. 6Ibid.,193.
7Albert Gerard,AfricanLanguage Literatur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Sub-SaharanAfrica, Washington DC: Three Continents, 1981, p.62.
8 AlbertGérard,「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 in African Creative Writing 」, in Research inAfrican Literature, Vol. 1 (1970),p.36.
9 OuseinaAlidou,「Gender, Narrative Space, and Modern Hausa Literature」,in Research inAfrican Literatures, Vol. 33(2002),pp.138-140.
10NeilSkinner,「Realism and Fantasy in Hausa Literature」,Review of National Literatures, Vol.2 (1971), p.173.
11GrahamFurniss, Poetry, Pros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Hausa, 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 Press, 1996,p.22.
12JoannaSullivan,「From Poetry to Prose: the Modern Hausa Novel」,pp.313-314.
13SeeF.H.El.MasriandR.A.Adeleye「,SifofinShehu」,CentreofArabicDocumentationInstituteofAfricanStudies,UniversityofIbadan,Vol.2(1966),pp.1-36.
14NeilSkinner,「Realism and Fantasy in Hausa Literature」,pp.173-174.
15Anthony H.M.Kirk-Greene: Mutumin Kirkii: The Concept of the Good Man in Hausa, Bloomington:African Studies Program, Indiana University,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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