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產生傳說的書法學意義

　　《說文解字》的作者許慎，對漢字的產生，有過如下說明：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跡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　　這段文字，綜合了古代諸種文獻，「古者……八卦」、「書契……以察」，都來自《易·繫辭下》，只是個別文字有差異，意思則沒有原則性的不同。至於「倉頡造書」的傳說，則「《世本》、《荀子·解蔽》、《韓非子·五蠹》、《呂氏春秋·君守》等都保存著相同的記載，這是當時（先秦時代）對漢字起源的流行看法」。　　王寧先生認為，關於漢字起源的種種傳說，大體可以分成兩類：一是關於前文字時期的傳說，一是關於創造文字本身的傳說。依此，則許慎的說明中，關於八卦和結繩的部分屬於前者，關於倉頡的部分屬於後者。王先生還認為，「到了結繩時代，文字產生的主觀要求已經具備了」，「在性質上，（結繩與文字）距離已不很遙遠」。而「倉頡造字說也是一種有價值的傳說」，因為「它說出了漢字起源的一些道理」，比如人們受到鳥獸蹄迒之跡的啟示，逐漸創造了文字，這是可信的；傳說倉頡是史官，也是有道理的。　　詹鄞鑫先生分別分析了「漢字與八卦」、「漢字與結繩」，認為其中的一些形象化的東西，後來可能都被吸收轉化為漢字形象了。例如，「原始的八卦符號與數字元號有著相同的來源，都源於用算籌記數的古老記數法」，「跟原始占筮術有關的一些文字（如『爻』、『教』、『學』等），也採用了原始記數符號」；「十」及其倍數的一些字，則可能來自結繩的形象。但他明確表示，無論八卦還是結繩，都不是漢字的起源。而倉頡造書，從刻契方法的有效性、文字加工提煉的可能性來看，都有其合理的成分，所以，「倉頡」應當是後人對創造文字的史官的追稱，其人的行實雖不可考，但是其事、其理，是可能的。　　以上種種判斷分析，都是從文字學的角度作出的，對於我們思考漢字的形成問題，有很多的幫助。如果從書法學角度切入，則還可以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　　首先，這些傳說里的主人公，特別是倉頡，固然未必實有，但在中國歷史上享有崇高的聲望，並且已經神話化了，在後來的書法史上，更進而被追授予後人無法企及的崇高地位，從而成為楷模、目標，引導著一代代的書人，向藝術的高峰攀登。《皇覽·冢墓記》載：「倉頡冢在馮翊衙縣、利陽亭南道旁，墳高六尺。學書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是典型的例證（其地在今陝西白水縣東北）。北涼馬騭建初四年策文中，把倉頡造字與「文王之畫八卦、孔子之著《繫辭》、秦始之作草書」比類齊觀，給了極高的榮譽。庾肩吾說：「字勢發於倉史。」宋曹《書法約言·論作字之始》說：「古帝啟萌，倉頡肇體，嗣有六書，而書法乃備。」都把倉頡當作書法的始祖。張懷瓘《書估》為收藏者開列價目參考，明知不可能有倉頡的作品傳世，卻仍然把倉頡定為他所開列的價位表的第一等第一名，處於最高位；在《書斷》「古文」條下，採信「頡首四目」的傳說，又在「史籀」條內說「史籀師模倉頡古文」，並大加稱讚道：「夫倉頡者，獨蘊聖心，啟明演幽，稽諸天意，功侔造化，德被生靈，可與三光齊懸，四序終始，何敢抑居品列！」真是頂禮膜拜之至。竇蒙《述書賦注》和朱長文《續書斷》記載唐代李陽冰曾博得過「倉頡後身」的雅號，《宣和書譜》則說是他自封的，無論真相如何，李陽冰以此為榮應當是沒有疑問的。元代鄭枃《衍極·至朴篇》列古今代表書家13名，第一名仍是倉頡。著名的法帖之祖《淳化閣帖》甚至刻有倉頡的作品，雖然其可靠性大可懷疑，但此後的翻刻帖，卻屢見因循，劉有定《衍極注》「至朴篇」甚至引為註解，並不以為偽。當代著名美學家宗白華先生對古代中國人關於倉頡的神話有著深刻的洞察，並進行了現代的解釋。他說：「古人傳述倉頡造字時的情形說：『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俛察龜文鳥跡之象，博採眾美，合而為字。』倉頡並不是真的有四隻眼睛，而是說他象徵著人類從猿進化到人，兩手解放了，全身直立，因而雙眼能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好像增加了兩個眼睛，他能夠全面地、綜合地把握世界，透視那通貫著大宇宙賦予了萬物的規定的線，因而能在腦筋里構造概念，又用『文』、『字』來表示這些概念。『人』誕生了，文明誕生了，中國書法也誕生了。」 宗先生的解釋是科學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雖釐清了傳說的迷霧，在表達上卻仍把「倉頡造字」作為中國書法的起點。鄧以蟄先生認為古人對造字情形的描述，用來「形容觀長篇鐘鼎銘辭如毛公鼎、散氏盤時之感覺，最為恰當」，得到宗白華先生的贊同。　　其次，這些傳說極力渲染了文字的神秘色彩，激發起人們對於文字極其濃厚的特殊敬意，並沉澱為民族的共同心理。這樣一種心理，可能造成對於與文字有關的一切事務，都特別地加以重視。在1949年以前生活過的人，應當都記得四個字——「敬惜字紙」，被寫在紙上張貼在許多地方。所敬所惜者顯然不是紙，而是字，袁枚《子不語》和徐錫齡、錢泳《熙朝新語》，各記錄有一則與此有關的民間傳說，能敬惜者得善報，不能者受懲罰。袁枚所記，還加了「不食牛肉」一條，並解釋說其意乃在於「重農重文」。古代小說中還常常記載一些巫術，是把被害者的姓名書寫在某種偶像上並施加法術來實現的。可見對文字的神秘作用的敬畏心理，是相當嚴重和普遍的。　　以上述兩點為背景，對文字及其「書寫」給予特殊的注意、甚至著力加以美化等等，豈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江式《論書表》說：「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紀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覽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蓋倉頡遺法也。」 就明確地把周代文字教育的設立，與倉頡造字密切聯繫起來了。事實上，當漢末人們開始從理論上來探討書法的問題時，「倉頡造字」就往往是歷史追溯的源頭，更常常被當作不證自明的一條重視文字和文字書寫（書法）的理由。（參見附表）甚至到書法藝術已經發展得非常繁榮的唐宋時代，這種觀念仍然在理論上有著很強的生命力。李嗣真《書後品》以「倉頡造書，天雨粟，鬼夜哭，亦有感矣」開篇，以強調書法的價值；趙構《翰墨志》探討草書說：「故梁武謂赴急書，不失蒼公鳥跡之意，顧豈皂吏所能為也？」以倉頡來抬高草書的地位，消減人們對它「非倉史之跡」的批評。　　第三，這些傳說往往很強調造字過程中向自然取法、學習這個特點。這為後來書法藝術中與自然有關的理論建設與實踐探討，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提供了一個取之不盡的觀念源泉。古代書論中的相關表述，指不勝屈。例如鄭枃《衍極·書要篇》就強調：「草本隸，隸本篆，篆出於籀，籀始於古文，皆體於自然，效法天地。」即使是當代學者，也常常會將這一傳說中的某些因素，與自然和人類的其他相關創造物進行聯想、排比與分析，希望破譯人類使用文字元號的秘密。例如，饒宗頤先生聯繫彩陶紋樣有大量的鳥紋，認為「鳥篆」源於「鳥跡」的說法也許不是全無根據的——「飛鳥紋樣在遠古陶繪的流行，和倉頡造字起於鳥跡一說，似乎不無蛛絲馬跡的關係」。　　第四，這些傳說在解釋八卦、結繩特別是文字的產生的動因時，總強調是為解決「庶業其繁，飾偽萌生」等等的社會生活問題，指出文字被發明以後，「百工以乂，萬品以察」，極大地促成了社會的進步，這種說法體現出極其強烈的社會應用價值觀念。這一觀念同樣影響深遠，並在後世隨著「文以載道」、「成教化，助人倫」等等儒家文藝觀念的加強，而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從而成為書法藝術在社會功能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規定；並且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它促進了儒家關於書法的社會道德教化功能觀念的形成與強化。張懷瓘《書斷》把「書之用」與「書能合天道」結合起來強調書的價值，說：「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書之為征，期合乎道。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朱長文《續書斷》更進一步說：「《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書之為教，古者以參於禮、樂，惡可置哉！」這已經是明確地把社會應用價值觀念上升為道德教化觀念了。明代項穆甚至說：「書之作也，帝王之經綸，聖賢之學術，至於玄文內典，百氏九流，詩歌之勸懲，碑銘之訓誡，不由斯字，何以紀辭？故書之為功，同流天地，翼衛教經者也。」對書法社會功用的闡釋，涉及了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各個層面都概括了。這或許有誇大的成分，但卻是客觀存在過的一種重要觀念，其核心與古人對「造字」的社會價值的看法是一脈相承的。　　由上述的四個方面，可以初步得出一個結論：雖然關於漢字產生的傳說，缺乏完整嚴密的科學性，但是其中沉積著的對於文字與書寫的這些富於民族文化特色的態度，為後來書法藝術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相當重要的觀念基礎。　　書法藝術是由中國文化沉積累加而形成的，後世的文化藝術觀念對她的藝術品格、藝術特性的形成，當然是極為重要的。但是，追根溯源，來自原始傳說、已凝成先民共同意識的某些東西，雖是潛在的然而卻可能是更有決定意義的。本文主要集中於倉頡造字傳說的這許多探討，或許已經能夠說明一些問題。固然，拙文的解說是非常淺近甚至可能是謬誤的，但仍希望能夠作為引玉之磚，以求得大雅方家提出更高明的見解加以指正。

（首都師範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所 葉培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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