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父母同住，單身，沒有明朗的職業方向

如果有人問我，我會坦白地說，我用了很長時間才長大。1980年，我畢業於密歇根州立大學，那時我23歲，拿著一份剛印出來的心理學學士學位證，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幹什麼。我在大學裡學了吉他，又不想做一份卑微又不掙錢的苦工，所以現在我寫出了一大堆歌曲，足以讓我在酒吧和餐館靠演唱掙錢。我掙的錢能養活自己，但完全是因為我搬回去跟父母同住，不用付房租也省去了日常開銷。

幾年之後，我進了研究生院攻讀心理學，但即使是4年之後拿到了博士學位，我也並不真正知道自己想幹什麼。在感情方面，我也發展得不順。在那之前我有過很多女朋友，但都沒有到談婚論嫁的地步。最終，我還是找到了愛情和事業的方向，但這又花了好多年：我在35歲找到了第一份長期工作（當教授），36歲結婚，42歲有了孩子（雙胞胎）。

我剛開始研究年輕人怎樣步入成年的時候，靈感來自於我自己的經歷。那時我30幾歲，思考著關於我和我的同齡人到底要花多長時間才能步入成年這個問題。但我一直著重研究18-29歲的年輕人，因為我發現跟他們談話收穫頗豐。

在此之前，我用了好幾年時間研究青少年，以高中生為主，重點研究他們的媒體使用情況和冒險行為，如酒駕。我享受這個研究過程，但發現在我試圖採訪他們的時候，這些青少年總是閉口不提。他們提防著我——一個可能入侵他們內心的成年人——但似乎他們也缺乏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由於他們以自我為中心，所以不能退後一步來深刻反思自己做了什麼，為什麼這樣做。

但是在19-29歲研究組中，這些「初顯期成人」卻有這樣的能力，而且不局限於像我這樣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讓我記憶最深刻的是採訪那些和我經歷完全不同的初顯期成人——那些進過監獄，兒童時期受過虐待或是被單身吸毒母親撫養長大的人。普遍來看，我發現他們對自己過去的經歷和現在正成為什麼樣的人很有見地。這種見地通過他們的幽默和日常交流的口才表現出來，也正是這種見地讓我以此為職業，致力於理解他們並向別人解釋他們。

到那時為止，我已經寫了兩本關於這個生命階段的書，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幫助初現期成人和他們的父母理解在今天的美國，這個比以前更長的成長之路。此外，我還指導了兩個全國性的調查，即2012年和2013年關於初顯期成人的克拉克調查。這兩個調查讓我們對該年齡組在全國範圍內的情況有了了解。

然而，後來我才發現，許多人並不像我這樣對初現期成人熱心而仁慈。他們的態度恰恰相反。

經過長達十年的對美國各地18-29歲年輕人的採訪，我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書，提出了初現期成人是青少年和成人之間的一個人生新階段的理論，同時還總結了我在研究中的發現，涉及的話題從與父母的關係到愛與性、教育、工作和宗教信仰。在出版之前，時代周刊告訴我的出版商——哈佛大學出版社，他們想做一期關於這本書的封面報道。我自然是很激動。但是當時代周刊的這篇報道出來之後，報道本身卻極其負面，令人吃驚。封面照片是一個小夥子，穿著禮服襯衫和褲子，坐在一個沙盒裡。展示給讀者的是今天的年輕人，「他們靠父母養活，工作換了一個又一個，伴侶換了一個又一個……他們就是長不大」。文章基本上是在表達對他們缺點的悲嘆，引讀者嘲笑他們比父輩和祖父輩花更長時間才步入婚姻殿堂，為人父母，做全職工作。

十年之後，我對人們看待初顯期成人的這種觀點不再感到驚奇，但仍然覺得困惑和沮喪。我在過去的十年中花在玩打地鼠上的時間令我後悔，那種狀態就是我的美國同胞常用來描述初顯期成人的貶損的描述：他們懶惰、自私而且永遠不想長大。噢，他們還空前地糟糕，絕對比現在批評他們的人年輕時要遭。這種固有印象到底蘊含真理還是根本不公平？

人們對初現期成人最常用的侮辱是懶惰。依照這種觀點，年輕人都是懶蟲，對於工作，能逃避就逃避，只要能不工作，寧願依靠父母。他們逃避實際工作的原因之一是權益意識的過於膨脹。他們指望工作是有趣的，如果沒意思，就不做。

初現期成人對工作期望高是事實，並且，確實，還有一種認為理應享受工作的情愫。我為寫2004年出版的書採訪了伊恩，他那時22歲，儘管他知道「如果我當記者，一年能掙2萬美元，我爸（一個富裕的內科醫生）掙得比那多得多。」 還是選擇了新聞工作。比錢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份他喜歡的工作。「如果我能完全享受我生活中所做的，我就比我爸富足。」初現期成人進入工作崗位，尋找的是我所稱的基於身份的工作，意思就是一份能讓他們感到滿足，能把他們的才能和興趣都發揮出來的工作。他們想要的是，每天早上一起來就盼望著去做的工作。

你有沒有注意到，是誰在餐館桌邊為你服務，是誰在零售店收銀，是誰給超市的貨架上貨？

你可能覺得對工作懷著這樣的期望是不現實的，你是對的。但是別忘了，是他們的父輩——嬰兒潮出生的一代人發明了工作應該有趣這種想法。之前沒有人這樣想過。嬰兒潮出生的一代人反對這種傳統觀念：工作是枯燥但又無法避免的人之處境。他們宣告，他們不想簡單地把生命耗於埋頭苦幹——並且他們的孩子成長在這個新世界中，認為工作應該是有意義、能實現自我的。現在，這些孩子是初顯期成人，他們嬰兒潮時期出生的父母和僱主卻抱怨他們自以為是。

噢，是的，今天的初現期成人懷著過高並且常常不切實際的工作期望，但是要說懶惰？這就錯得可笑了。在尋找那難以捉摸的理想的工作時，他們並不是僅僅無所事事地玩玩電子遊戲，整天只顧更新臉書主頁。他們中的大部分在一邊尋找更好的機會的同時，將二十幾歲的青春花在了一個接一個不光鮮且收入微薄的工作上。普通美國人在18到29歲之間做過十份不同的工作，其中大多數都是不受人尊敬，薪水又不高的工作。你有沒有注意到，是誰在餐館桌邊為你服務，是誰在零售店收銀，是誰給超市的貨架上貨？大部分是初顯期成人。他們大多一邊上學一邊工作，一邊想往高處走一邊還要努力保持收支平衡。用固有的偏見抹黑這些努力工作的初顯期成人是不公平的，這種看法只適用於他們中的很小一部分。

基於身份的工作只有在美國社會中佔優勢的中產階級和富人才配擁有？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這種期望橫跨社會階級：在全國範圍內的克拉克調查中，79%的19-29歲的年輕人同意這種看法：「對我來說，享受我的工作比掙很多錢更重要。」 並且在（通過母親受教育程度表現出來的）不同社會階級背景之間沒有差異。雖然期望相同，但現實卻差距很大。來自較低社會階層的美國青年同那些社會等級背景較高的青年相比，受大學教育的可能性要小很多，並且，在當今的信息經濟社會，沒有大學教育，什麼工作都難找。在當今美國，只有高中或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比受過4年大學教育的人失業率高一倍。在全國範圍內的克拉克調查中，社會等級背景較低的初顯期成人同比他們有優勢的同齡人相比，更可能同意這樣的觀點：「我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以獲得我需要的教育。」 這不是他們的錯。錯的是他們的社會，目光短淺，投資教育和培訓不足，因此浪費了年輕人的潛能和期望。

另一個普遍的對初現期成人的詆毀是自私。一些美國研究者——聖地來哥大學教授，著名作家、演說家珍·溫格——發表的論斷最為人所知，她聲稱，今天的年輕人與30或40年前的年輕人相比，更「自戀」。得出這樣的論斷，主要因為對大學生的研究表明，他們的自尊程度更高了。現在的學生更可能同意這樣的話，比如：」我是個重要的人。「

懷著這樣的成見，這其中的一點點正確性也被極大地過分渲染了。要說今天的初現期成人成長的過程中自尊程度比前輩更高，很可能是對的。他們那些嬰兒潮時期出生的父母在他們還在搖籃里時就告訴他們：「你很特別！」「你能成為任何你想成為的人！」「理想要遠大！」諸如此類。在電影里，在電視里，在歌曲中，流行文化強化了這些信息。年輕人還真正相信這些。在全國範圍內的克拉克調查中，近乎所有年輕人都同意這樣的表述：「我有信心，我將得到我生命中想要的。」

但是這並不表明他們很自私，並且這是關鍵點。這當然不意味著他們是自戀的一代。這僅僅表明，他們十分相信，不管遇到什麼困難，自己有能力讓自己過上好生活。我們難道更希望他們在成年生活的挑戰中退縮嗎？做為一個熱切的心理學愛好者，我就見識到了他們在進入殘酷的成人世界時的高自尊和自信。大部分人在20幾歲的時候因為愛情、工作，因為任何被殘酷現實撞碎的夢想泡沫而不止一次地備受打擊。高自尊驅使得他們再一次爬起來，繼續前進。例如，25歲的尼可出身寒門，他是4個孩子中的長子，母親智力不健全，又沒有父親。她的人生目標一次次因家庭責任而耽誤或脫離正軌。儘管如此，她還是在繼續大學學業並且決心實現獲得博士學位的最終目標。正是因為有這樣自信她才能度過充滿不利條件的混亂的童年。「就好像，你越是打擊我，我就越強大。」我在為寫2004年的書對她做採訪時她這樣告訴我。

「自私」這一詆毀也忽視了今天的年輕人胸懷理想，慷慨熱心的事實。在全國性的克拉克調查中，86%的18-29歲的年輕人贊同這樣的說法：「對於我來說，擁有一份能在世界上做點好事的職業很重要。」並且，這不僅僅是理想主義的願望：實際上，同他們同齡時期的父母相比，他們更可能奉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服務他人。美國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調查說明了這一點。

關於「他們永遠都不想長大」的斷言，確實，在完成教育、步入婚姻殿堂和為人父母方面，他們擔當起成年生活的全部責任比前輩要晚。許多初現期成人對成年期感到矛盾，並不急於到達。在全國性的克拉克調查中，35%的18-29歲的年輕人同意這樣的說法：「如果我能如願以償，我願意永遠都不成年。」雖然不佔多數，但數量很大，而且很可能這35%就是這種成見的根據。

他們想在自己還擁有自由的時候好好利用。這並不可鄙，而是聰明。

所有我們這些已經步入成年期一段時間的人都深知，成年期充滿繁重的責任：每天要上班，做飯，保持家裡相對乾淨整潔，還要支付賬單。對於大多數年輕人來說，這看起並不是樂趣滿滿。傑拉德是一個搖滾樂隊的吉他手兼歌手，那時他27歲，他告訴我：「我覺得我徘徊在成年期的邊緣，你懂的。我覺得，在某些方面， 我喜歡成年生活，在其他方面就不喜歡。我認為當一個成年人就是非常無聊的，我就是覺得我還沒無聊到那個地步。」

儘管他們內心充滿矛盾，但大多數初現期成人到30歲時已經有了配偶，至少育有一子，並且有一份穩定的長期工作。其餘中的大多數也將在30出頭的時候實現這些人生轉折。他們並不是真的永遠長不大。他們大多只是不想在20幾歲的時候就被成年期的責任所束縛。他們更願意趁著20幾歲時，人生尚靈活自由，去追求他們少年時期和中老年時期不能隨求的探索——到國內或國外的另一處去生活一段時間，努力想進入一個令人嚮往但希望渺茫的行業比如樂壇或演藝圈，或是僅僅找一份低薪低壓的工作干一段時間，和朋友玩個開心。他們喜歡在自己還擁有自由的時候好好利用它，這並不可鄙，而是聰明，我們沒有給他們的智慧以足夠的稱讚。到了30歲，他們幾乎所有人都做好充分準備，願意用無拘無束的自由換取和他人持久結合帶來的獎賞。

儘管有這麼多關於成長的一代的好消息，但還是有一個對初現期成人的一個負面刻板印象普遍存在。這種成見認為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糟，比上一輩或兩輩的年輕人差勁多了。許多正在老去的嬰兒潮一代出生的人拿現在的初顯期成人同六七十年代時年輕的自己相比，形成反差。美國社會普遍認為年輕人冷漠、不負責任並且道德敗壞。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全國調查顯示，70%被調查者認為「老一輩的人」比「年輕人」擁有「更好的價值觀」。甚至大多數18-29歲的年輕人也同意這一觀點。

奇怪的是，儘管大量的事實與此相反，這種刻板印象卻一直存在。在各項指標中，年輕人已經變得比以前優秀而不是比過去的幾十年糟糕。青年男子的暴力犯罪率不到70、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一半。汽車事故一直是十幾二十歲的美國青少年死亡的主因，但在過去的20年中，比例下降了幾乎一半。從90年代早期起，18-19歲婦女的生育率下降了約25%，在非裔美國人中，比例更是下降了近一半。

關於這一代人，不僅是壞事的比例下降了，好事的比例也上升了。90%美國大學新生報告在去年做過志願工作，根據美國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對成千上萬大學一年級學生的年度全國調查，這個水平是歷史最高值。不僅如此，大學畢業生志願項目如和平工作團、美國志願隊和美國教援等收到的申請數量也創歷史新高。

美國年輕人也比老一輩更寬容，更能接受包括種族和性取向在內的多樣性。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全國調查，美國年輕人（18-29歲）比其他任何年長的年齡組更可能說他們」接受家庭成員與其他種族/民族的人結婚「。在白種人中，80% 18-29歲的年輕人同意這種說法，與此相比，在50-64歲的人群中，同意這種說法的人佔52%，而在65歲以上的人群中，佔比僅為36%。同樣的研究也顯示，國際友誼在年輕人中最普遍。

美國年輕人對性取向多樣性的接受程度比老一輩高很多。多項皮尤調查顯示，在1928年以前出生的人群中，同意」同性性關係總是錯的「這一說法的人佔78%，但在1981年後出生的人群中，這一比例僅為43%。此項研究和其他研究還發現，年輕的美國人比年長的美國人更支持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年輕人的這種開放和接受的態度超越美國國界。調查員約翰·佐格比把18-29歲的年輕人稱為「第一代國際人」因為他的數據顯示，這些人把自己看作世界公民，並且比老一輩更熱衷於解決全球性問題。佐格比得出結論，當代年輕人比美國歷史上之前的任何一代人更具有全球性。例如，56%18-29歲的人擁有居住在美國國外的朋友或家人，這一比例比任何年長的人群都高；此外，他們中的三分之一在過去五年中出國旅行過。我們有理由希望這意味著他們在一生中將擁有比他們父輩和祖父輩更和諧的國際關係。

那些蔑視初顯期成人的人可能認為自己在試圖將他們喚醒，讓他們更有責任感，但這種方式真正有多大希望呢？嘲笑能讓年輕人更願意接受一份毫無前途的工作？敵意能促動他們成為有貢獻的社會成員？

不可能。一扇敞開的門比當頭的一巴掌好得多。幫助年輕人成功轉型為成年人對我們都是有利的，因為當他們成功轉型了，每個人都會受益。初顯期成人想為他們的社會做貢獻，而不是消極等待供養。他們當中幾乎所有人都在辛苦打拚，為在世界上立足，而且他們渴望找到一份能為世界做點好事的工作。但是在教育和就業體制改革，為年輕人創造最大程度發揮他們能力和精力的可能性方面，他們的社會卻做得不夠好。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這在美國這個有史以來最富裕的國家以及其他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這是一個醜聞。這代表著對人類潛能的巨大浪費。

到21世紀末，我們將把高等教育看作不可或缺的。我們越早開始，初顯期成人潛能的浪費就越少。

一個具體的目標應該是在21世紀讓高等教育成為普遍的福利，就像中等教育在20世紀成為普遍福利，初等教育在19世紀成為普遍福利一樣。我之所以說「高等教育」而不是「大學」是因為它可能形式多樣，從綜合性大學教育到職業培訓項目。不管怎樣，在21世紀的經濟生活中，年輕人要為走上工作崗位做準備，中等教育是不夠的。發達國家的經濟繼續經歷巨大轉變，從製造型經濟轉向服務型經濟（包括商業服務、金融、醫療衛生和教育）。服務型經濟要求使用信息和技術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僅僅靠中等教育是不足以提供的。高等教育必不可少。如果沒有高等教育，許多年輕人在進入勞務市場時就幾乎沒有機會成功，凄涼的結果可想而知：失業，依靠政府，絕望，濫用藥物。我們能做得更好，並且一定要做得更好。

這是不是要花很多錢？當然——這就像19世紀為開展初等教育的投資，20世紀為了讓中等教育成為普遍福利一樣。現在誰也沒有後悔進行了這項投資，實際上，我們很難想像，沒有這項投資，社會會是怎樣。在21世紀末，我們也會以完全相同的態度去看待高等教育。我們越早開始，初顯期成人的潛能浪費的就越少。

讓高等教育成為普遍福利，這樣的轉變需要一些時間，但同時，還有一些東西，父母，僱主和其他成年人可以並應該提供給初顯期成人：耐心和支持。成為一個成年人是一場搏鬥。在全國性的克拉克調查中，72%的18-29歲人群認為：「我生命的這段時期充滿壓力。"當他們在自己的道路上前進的時候，最不需要的是比他們年長的人對他們的反感。只要孩子奮力追求遠大目標，父母如果有能力就應該毫不猶豫地在精神上和經濟上支持處於初顯期的成年孩子。如果成年人能認識到對於大多數初顯期成人來說生活面臨著一個新的階段，在此階段，不穩定與不確定是合情合理的，那麼當他們看見年輕人在朝著那個目標前進的時候步伐不如他們希望的那樣快，他們就不會那麼緊張了。

對今天初顯期成人種種偏見的形成原因十分複雜，但可能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許多他們的長輩還在用舊的標準來丈量他們的進步。社會、經濟、技術在過去半個世紀變化的速度令人難以置信，此外，什麼是「正常」的，這一標準在年輕人中也變化得如此之快，社會上的其他人還沒跟上。如果在23或25歲還沒有結婚並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許多旁觀者還是覺得這些年輕人缺點什麼，雖然根據今天的標準，這個年齡過早了。在現在，這個介於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之間的階段已經很有代表性，在這個時期，變化和不穩定才是王道，這樣的認識將可能有助於消減人們的負面刻板印象，並學會欣賞他們充沛的精力，無限的創造力和對生活飽滿的熱情。

本文依據的材料出自作者的兩本書，分別是《成人初顯期》（和伊麗莎白·菲謝爾合著）和《我成年的孩子什麼時候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