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懸殊降低中國人幸福感 學者稱官僚剝奪公民尊嚴

怎樣捕捉並量化變幻多端的幸福？

國內許多機構每年都會進行一些有關幸福的排名，哪家更權威？運用不同幸福體系產生的排名可能有很大的差異。

《瞭望東方周刊》與中國市長協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工作委員會聯合主辦的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調查推選活動自2007年起，今年已經是第四屆，所沿用的評價體系一直在根據國情進行調整，今年做出的最大調整是把調整和研究的重點放在調研對象的主觀感受上。

研究採用的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奚愷元提出的「城市幸福學評估體系」。他說：「富裕之後，中國人的主觀滿意度就凸顯出來，大部分支出是為了主觀感受，怎樣讓錢為人服務，而不是人為錢服務。」

奚愷元是最早系統地將幸福學和幸福指數引入中國，並在中國倡導研究城市幸福感的學者。

幸福脆弱嗎

城市化要以人為本，人類真正的幸福不在於自私享受，這樣就不會有盲目的過於快速的城市化，不會有貪圖政績的城市化，也沒有自私的城市化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耿 | 上海報道

「有利潤500萬、1000萬，隨你先拿。」

陳孟雲說這話的時候，每天賺32元8角；一個月前，剛加了工錢，現在他每天賺55元1角7分。

他為這個承諾的背書是一本書：《中國幸福學》。「誠邀本書的合作出版者，本人僅提供書稿。」陳孟雲說。

最高學歷高中的陳孟雲懷有幸福全人類的宏志，每天花三元錢上網費在論壇上廣發英雄帖「中國幸福學---期盼中國哲學界來拷問」、「21世紀世界大哲學已誕生---中國幸福學」、「中國諾貝爾之星---中國幸福學研究」。

迴音寥寥。

而他挑戰的目標，只等值於上海內環內的一套普通公寓房。

陳孟雲有點像企圖踩住幸福影子的堂吉訶德。

少數人幸福的社會不是幸福的社會

對幸福的探究源於一次不幸福。

2003年，陳孟雲39歲，他下崗了。止步於「不惑」前，他遇到了大惑。「我就開始琢磨，誰拿走了我的幸福。」

一開始是隻言片語發表在論壇上，積多了，後來連綴起來，遂成書，又幾易其稿。

陳孟雲堅信自己是「中國幸福學之父」，其理論核心是：人類的和諧幸福是無產階級檢驗真理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

這位胸懷全球的思考者，每天的現實煩惱是合上大部頭，去翻賬本，皺著眉頭核數目字。陳孟雲現在是河南焦作焦煤集團的一名臨時工，無證無編製，在後勤搞核算。他僅存的自尊是「井上工」的身份，不用下井挖煤，還有點兒知識分子的體面。

可在知識分子圈裡，他又不被待見。最近陳孟雲買了兩本書，《西方哲學史》、《哲學野史》，來提高自己的理論修養，「很多大學問家都曾被稱為瘋子、傻子，孔子也是死了兩百多年後才開始被接受。」

社會擅長於宏大敘事，做大做強的衝動像高鐵車輪，讓個人閑愁和小慾望隨風而逝。焦煤劃歸河南煤業化工集團，來年要衝擊世界500強。

「工錢比其他好多礦還是低。」即將身為國際大企業的員工，陳孟雲沒有那麼多「在船上」的自豪感。他字斟句酌於「工錢」，而不是「工資」，因為哪天不幹活，哪天就沒錢。

陳孟雲賺來的錢還要養活父母，「跟父母住一起，這樣可以使他們感覺到幸福。」

對幸福學研究了7年，相當於讀了一個本科和一個碩士的時間，陳孟雲覺得還是沒法指導自己去把握幸福。

「滿分100，你給自己的幸福打多少分？」

「30。」

「為何？」

「沒錢消費，精神文化活動更不敢碰。上班、下班，然後上班、下班??」陳孟雲說，「我想參加一些競技類的文體活動，比如籃球比賽。體育不應精英化，而應該市民化。」陳孟雲是退伍軍人。

根據西方經濟學中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期望值，陳孟雲用減小分母的辦法來使自己的幸福增值。「不能改變環境，就去改變自己。這是我們這一代中一部分人的幸福觀。」

陳孟雲生於1964年，見證這些年來社會、國家的巨變：1966~1976年「文革」，80年代改革開放，90年代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世紀[26.68 0.98%]的第一個十年是全面開放與發展提速。

「人的終極追求應是幸福，少數人幸福的社會不是幸福的社會。」陳孟雲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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