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現象是中國舊文人周期病的當代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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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發動人民群眾,不僅監督政府,也要在文化上監督舊文人。把信奉「以天下為己任」踏踏實實做事的文人(現在叫知識分子)和講究「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只知道坑蒙拐騙的舊文人(現在叫「公知」、「精英」)嚴格區分出來,如果現階段無法改造舊文人,至少不要傻乎乎地被他們欺騙洗腦,至少不要讓他們主導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
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充滿了殘酷的殺戮與無情的淘汰。曾經輝煌的四大文明古國,除了中華文明,都已經和創造它們的民族一起,在天災與人禍中灰飛煙滅。政治和軍事的勝利固然能夠烜赫一時,但真正支撐一個民族撐過幾千年的雨雪風霜仍然生生不息的,只有深植於血脈之中的文化。
國破而文化不滅,國亦可復;文化若滅,則復無可復。民族的衰落沉淪必以其文化腐朽為預兆,同樣,民族的繁榮昌盛,必然以文化復興為先導。因此,要復興中華,就必須搞清楚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是什麼,為何曾經一度腐朽破敗,現在又正遭受著哪些挑戰。這一切,都繞不開一個特殊的群體:舊文人。
何謂文人,不單指具有一定專業素質的文學藝術工作者。如南唐後主李煜,他的職業是做皇帝(後來是高級囚犯)。文化,無論在物質層面或是精神層面,創造者、承載者、傳播者都是人。以文化人,乃有文人。文人的追求與擔當,決定了文化的先進與腐朽,進步與反動。例如: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以天下為己任,深深融入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於是乎每每到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總有蓋世英雄帶領一眾小夥伴似乎踏著七彩祥雲而來,終結「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亂世。
那麼,什麼是舊文人呢?那就是受到舊的、腐朽的文化污染,在人品和智力都有所缺陷,外表浮華、以「精英」自居卻對國家發展社會進步民族自強害大於益甚至有害無益的一群人。這群人,是中華文明肌體上的毒瘤,他們不僅庸庸碌碌地吸食掠奪著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更把人性中最醜惡的一面精緻而虛偽地包裝好,用欺騙或是強迫的手段扼殺文化創新的升級。文化的停滯與腐朽發端於此,中華民族的苦難與災禍也因之引發和加劇。
科舉取士是中華文明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有人說中國有兩千多年封建歷史,這是對馬克思社會形態劃分的生搬硬套。所謂中國封建社會,和西歐封建社會有很大區別。準確地說,我們是在封建皇權統治下的官僚社會。如何選拔官僚,則成為決定國家統治、民族興衰的關鍵。相比起極易舞弊,基本由少數軍事貴族和門閥氏族壟斷的「察舉制」,科舉制度具有很強的進步性。「寒門貴子」能夠憑藉自身的努力和才華躋身上流社會,國家也能夠選拔出行政管理能力突出的優秀人才,文人這一群體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然而,世界上沒有盡善盡美的評估選拔制度。科舉制度考出來的既有人才,也有庸才;登上政治舞台的既有文人,也有舊文人。
有位財經作家曾說:如果能穿越,他最想生活在宋朝。這個選擇無疑很明智:宋朝從始至終都是舊文人生活得異常滋潤的時期。宋太祖趙匡胤死後給繼任者留下三句遺言:1、不殺後周皇帝的後人;2、不殺文官;3、不增加田賦。第一條暫且不論。什麼樣的文官不殺呢?批評朝政的不殺,就算當面頂撞把皇帝惹毛了最多貶職調到外地;貪污腐化的不殺,就算橫徵暴斂富可敵國也不過是撤職查辦;兵敗誤國的也不殺,就算那些紙上談兵的文官打了敗仗,死了幾萬人、丟了幾個軍事要塞也可以用「勝敗乃兵家常事」來搪塞,減輕甚至免於處罰。
舊文人的日子很滋潤,那麼國家和人民呢?先說國家,整個宋朝對外戰爭完全有敗無勝,動不動就被異族屠殺個幾萬人。先敗於遼,再敗於西夏,然後被女真人掃去半壁江山,最後被蒙古人徹底掃蕩。再說人民,不增加田賦只是說說而已,對外求和賠款的錢從哪裡來,文官的高額俸祿從哪裡來,被貪污挪用的國家開支從哪裡來,當然羊毛出在羊身上。這還不算,平常老百姓的土地、房屋、甚至老婆要是被官老爺看上了,那是說搶就搶,沒人會管。徵兵上戰場,沒帶過兵的官老爺在地圖上一畫,你就只能眼睜睜地到敵軍埋伏圈裡送死。敢造反?腰斬、釘死、五馬分屍、凌遲處死甚至剁成肉醬(醢刑)在向你招手;刑不上大夫,對老百姓可是毫不留情。等外敵打進來了,能跑的都是有錢有勢的「精英」,草根就活該被燒殺搶掠。
從宋朝起,中國歷史就出現了一個沉痛而無奈的規律:政府(朝廷)中舊文人越多,政治地位越高,權力越大,那麼國家越衰弱、文化越腐朽、人民越痛苦。宋朝從一開始就是舊文人的天堂,所以一弱到底;明朝有朱元璋、朱棣等雄才之主,敢於用「剝皮實草」的嚴刑峻法打擊腐敗,就有民富國強的太平盛世。一旦皇帝昏聵無能,無心或者無力對抗文官集團的政治力量,那麼舊文人就會將毒液滲透到國家機體的各個角落,吸干所有的生機和養分。抽心一爛,土崩瓦解,亡國大禍為期不遠。
講到這裡就有一個問題,前面說到科舉考試是一種進步,不是應該選拔出很多德才兼備的文人嗎,為什麼國家會越來越爛呢?
如上文所述,中國的封建王朝是在皇權統治下的官僚社會。權力大致可以劃分為皇權、相權(文官集團)、軍權(武將、軍事貴族)和民權。長遠地看,皇權和民權是和諧共處的。人民豐衣足食就不會造反,王朝統治就能夠持久。軍權是王朝統治的基石,如果相權與軍權結合,皇帝就是任人擺布的傀儡;如果皇帝掌握了軍隊,就能讓文官老老實實地幹活。在理想的政治局面下,一個雄才大略又勤於政務的皇帝,選拔出一大批優秀的管理人才,構建廉潔高效的行政體系和監察體系,打造一支能征善戰的國防力量,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歷代太平盛世,莫不如此。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能有效駕馭文官系統的雄主屈指可數,長在深宮、不知民間疾苦又從小受被文官教育的皇位繼承人往往在皇權與相權的鬥爭中處於弱勢。皇帝看起來高高在上,可國家的行政運轉完全把控在文官集團手上。人事選拔、稅收財政、水利工程、募款賑災,這些活離開文官就玩不轉。站在文官的立場上來看,寒窗十年好不容易熬出頭,國家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們在干,為啥不對自己好一點。一旦相權壓制皇權,監察系統就成了擺設,約束文官的就只剩下道德自律,但離開制度監督的自律是非常脆弱的。新入官場的文人也許充滿治國平天下的豪情,但面對唾手可得的巨額利益,又有多少人能始終不改初心呢?始終嚴於律己的清官也有,如包拯、海瑞,但是這種人不僅稀缺,而且結局都不怎麼好。不僅生活得一貧如洗,還會被視作異類遭到排擠和打壓。在寡廉鮮恥的舊文人橫行的政治生態里,道德和能力的素質逆淘汰完全不可避免。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文人,要麼自行墮落,要麼出局離場。
簡單把貪官和舊文人混同,就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了。士大夫階級的整體墮落,是舊文人這一群體的根源和基礎。「以天下為己任」的豪邁變成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猥瑣,否則就會因為「眾人皆醉我獨醒」而混不下去。要維護士大夫階級的既得利益,不僅要牢牢抓住政治權利,還要大搞意識形態建設,「道學」、「理學」就應運而生。儒家思想包含兩個方面,其一是社會秩序,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教綱常;其二是民本思想,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把人民是否幸福作為評判政治體系的基點。在儒家思想誕生的亂世,這兩點並不矛盾,社會秩序是為人民幸福服務。到了大一統的宋朝,舊文人卻人為地捨本逐末,把人民幸福掛起不提,一味強調「存天理,滅人慾」;「禮不下庶人」不見蹤影,「刑不上大夫」卻成了他們百試百靈的免罪牌。「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等階級文化壓迫成了「天道」,要把「精英」們的特權不僅從法律層面,還要從道德層面上加以固化,建立一個完全僵化的、權貴利益絕對不受侵害的社會體系。
短期而言,政治權力是本,文化理論是末,畢竟那些一駁就倒的歪理邪說背後沒有靠山根本無法成為主流思想;長遠來看,文化理論是本,政治權力是末,舊文人把國家搞垮了,政治權力就要洗牌,但只要新的統治者接受了文化理論,舊文人就能東山再起。
為什麼實踐一再證明舊文人誤國誤民,那些文化垃圾仍然很有市場?這就不得不要說到他們的兩大法寶:黨同伐異和指鹿為馬。「道學」、「理學」文化理論存在的意義就是維護士大夫階級的利益,認同支持這一理論,哪怕是不學無術、貪污腐化、草菅人命,就是「君子」、「賢臣」,就要吹捧、提拔、保護;只要敢另搞一套「異端邪說」,哪怕是才華橫溢、忠君愛國,功勛卓著,就是「小人」、「奸臣」,就要污衊、排擠、迫害。黨同伐異固然厲害,弱點在於必須以政治權力為保證,改朝換代以後又怎麼辦呢?有人說歷史是勝利者由書寫的,當然不是,歷史是由書寫歷史的人書寫的。書寫歷史的是誰?文官,很多時候是舊文人。在他們筆下,只要膽敢損害他們的利益,無論是文人、武將、宦官、甚至皇帝,一律捕風捉影、造謠生事加以貶損抹黑;任何和他們同流合污的「自己人」,必定文過飾非、粉飾吹捧。南宋宰相韓侂胄力主抗金,為恢復中原獻出了自己的家產和生命,就因為打擊理學,不僅在生前遭到背叛和殘殺,死後還被列入《奸臣傳》大加鞭撻;著名奸臣史彌遠,貪污受賄、賣國求榮、枉殺大臣、陰謀廢立,在任何道德評價體系中都是不折不扣的混蛋,但在舊文人編寫《宋史》時卻拒絕把他列入《奸臣傳》,不惜顛倒是非大力為其粉飾。在舊文人把控話語權的時代,要沒一點「盡信書不如無書」的實事求是精神,很容易被他們欺騙洗腦,無論是皇權統治者還是底層群眾。
看看當前網路輿論場的亂象,從中國的政治體制,到社會主義道德文化,再到為建立新中國流血犧牲的英雄領袖,無一不被所謂新時期的舊文人攻擊污衊。信「自由民主」者「精英」,為現有體制甚至國家民族辯護者「五毛」、「糞青」、「自甘奴」、「小粉紅」。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平均每年因天災人禍死幾百萬人、文盲率超過80%的民國時期在某些「大師」嘴裡成為「文化上最好的時期」;人口數量翻番、人均壽命翻番、文盲率驟減為20%、工業體系基本建成、「兩彈一星核潛艇」橫空出世且對外作戰無一敗績的新中國前三十年,卻被他們貼上「專制」、「黑暗」、「崩潰」、甚至「地獄」的標籤肆意詆毀。一切都是老套路,對於舊文人而言,「三綱五常」和「自由民主」並沒有什麼本質不同,只不過是用來欺騙偽裝的遮羞布,最實際的還是要建立「精英治國」且特權不容侵害的「文明社會」。至於民族復興中國夢,和他們的「事業」沒有半毛錢關係,哪怕口號喊得震天響,也不過是隨時可以為一己之私而出賣的籌碼。
民族復興首先是文化的復興。從這個意義上說,滌盪舊文人留下的污泥濁水是實現「中國夢」的當務之急。毛主席給出的方案是「改造」舊文人,讓他們「與勞動人民相結合」。今天看來,這一方案確實可以把單純受到迷惑而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教育好,將其轉化成為國為民的文人。但對於天良淪喪、死性不改的頑固分子,「接受」改造只是權宜之計,一旦翻身,就會就業重操,變本加厲。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在前三十年積極讚頌毛主席的「藝術家」,現在卻成為詆毀毛主席、污衊新中國、鼓吹「文化反思」、「政治改革」的急先鋒。
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與毛澤東進行了一番著名的對話:
黃炎培坦率地說: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史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變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歷史周期律,實際上就是皇權一步步被相權架空、官僚體系中文人一步步被舊文人取代的演化軌跡。雄主當朝,文人秉政,那就「其興也勃焉」;皇帝暗弱,文痞橫行,那就「其亡也忽焉」。
毛澤東給出的回答是: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發動人民群眾,不僅監督政府,也要在文化上監督舊文人。扒下他們的畫皮,把信奉「以天下為己任」踏踏實實做事的文人(現在叫知識分子)和講究「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只知道坑蒙拐騙的舊文人(現在叫「公知」、「精英」)嚴格區分出來。如果現階段無法改造舊文人,至少不要傻乎乎地被他們欺騙洗腦,至少不要讓他們主導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復興中華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事業,是一代又一代人長期奮鬥的偉大事業,不能指望哪位蓋世英雄能畢其功於一役。作為「精英」眼裡的「草根」、「屁民」,我們還是要反思一下自己,能不能看穿舊文人那套腐朽低劣的文化把戲,敢不敢在他們造謠忽悠的時候站出來戳一戳他們的「肺管子」,至少不能像利比亞、烏克蘭和敘利亞一樣,被他們賣了還幫著人家數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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