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接歷史的此岸與彼岸

77年前，一顆來自敵人營壘的子彈，嵌入蘇南東路地區抗日英雄、開國中將劉飛胸中，直至將軍1984年10月24日謝世方得取出，伴隨見證了將軍從戰爭到和平歲月45年的軍旅生涯。

從1985年到2015年，歷經30年追蹤，我以這顆子彈引發滬劇《蘆盪火種》和京劇《沙家浜》創作為貫穿線，完成了展示中國共產黨人戰略運籌和蘇南東路地區抗日英雄譜的長篇報告文學《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

　　逝者如川，物是人非。走進70多年前的危亡歲月，徘徊在歷史的此岸與彼岸，令我百般糾結的，還是那個差不多困惑著所有紀實文學筆耕者的難題：怎樣最大限度逼近歷史真實？

26把輪椅和57副拐杖

　　2005年4月25日上午，上海延安西路64號，中國福利會少年宮內，上海新四軍「沙家浜部隊」歷史研究會在此組織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活動。我受二十集團軍首長委託，從河南開封專程赴會。

　　人涌如潮，華髮生輝。六百多名白髮蒼蒼的原二十軍老戰士，把少年宮樓上樓下擠得滿滿當當。主持會議的劉石安宣布了一個頗具震撼力的數字：會場共有26把輪椅、57副拐杖！

　　全場嘩然。感慨、讚歎、敬仰，匯聚成一首多聲部的奏鳴曲，旋即又化為暴風雨般的掌聲。

　　縱觀人民解放軍雄師勁旅，抗戰中匯聚了可觀青年學子的二十軍，較之其他胼手胝足的工農武裝更富文化特質。同樣有著南征北戰光榮歷史，這支部隊與中國革命史上膾炙人口的紅色經典有著更多割不斷的聯繫：《東進序曲》《黃橋決戰》《柳堡的故事》《紅日》《戰上海》《霓虹燈下的哨兵》等，都與其戰鬥歷程密切相關。尤其令人稱道的是，《蘆盪火種》和《沙家浜》，就取材於首任軍長劉飛等傷病員堅守陽澄湖蘆葦盪的獨特經歷。新四軍老戰士、原軍文工團長陳榮蘭，轉業回上海還領導了《蘆盪火種》創作。

　　在大會主席台，我見到了在二十軍和中國戲劇史上都佔有一席之地的崔左夫。1948年11月10日，在江蘇新沂大運河畔水運要津窯灣，華野一縱副司令員劉飛揮師一舉殲滅國民黨六十三軍，拉開了淮海戰役首戰的精彩序幕。戰地硝煙尚未飄散，新華社戰地記者崔左夫趕來採訪。劉飛閉口不談制勝秘訣就帶他去看部隊，恰遇打掃戰場歸來的一七五團二營。或許是三面環水的戰場喚起了劉飛的陽澄湖情結，他叮囑崔左夫，勝利後要寫寫二營前身部隊新四軍傷病員，當年他們堅守陽澄湖蘆葦盪的鬥爭很有特色！

　　1957年夏，崔左夫重返蘇南實地採訪，辛勞竟日，收穫頗豐。虞山腳下，陽澄湖畔，蘆花悄吟，槳聲細說，那麼多動人心弦的故事紛至沓來，一一在眼前呈現，又齊集他的心懷。兩個月的奔波，崔左夫完全沉浸在新奇而曲折的蘇南水鄉抗戰歲月中了。他展箋揮毫，一氣呵成，用白描的筆觸和經典場景精緻呈現的手法，將傷病員堅持蘆盪鬥爭出神入化的故事收諸筆端。菊茂蟹肥時節，紀實文學《血染著的姓名》誕生了！作品雖然只有七千字，但充滿江南水鄉特有的風土人情和生活氣息，生動傳神地展現了抗日戰爭相持階段陽澄湖畔敵我鬥爭的瑰麗畫卷。1958年9月，上海人民滬劇團黨總支書記、副團長陳榮蘭在南京巧遇崔左夫，意外獲得《血染著的姓名》並讚賞有加。兩位新四軍老兵金陵晤面，不經意間為《蘆盪火種》創作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濫觴。

　　26把輪椅和57副拐杖帶來的衝擊，是我對二十集團軍傳奇歷史由感性好奇向理性思考轉折的拐點。《血染著的姓名》引發的紅色經典創作，為我打開了探察那座蘊藏豐厚富礦的窗口。從劉飛、崔左夫、陳榮蘭跨越戰爭與和平的接續奮鬥創造中，我感受到了為再現這段歷史傾力筆耕的責任。此後數年，我開始有意識地搜集該集團軍的軍史、回憶錄和有關資料，還慕名訪問了大江南北許多新四軍老戰士。2014年，當我開始《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的創作時，我驚訝地發現，多年搜集的集團軍前身部隊和老前輩的書刊材料，竟然悉數在檔！

　　從水管里流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流出來的都是血。回望昨天，再現歷史，感觸最深的是，情感認同是第一要義。只有像先輩那樣不忘初心，憂傷著他們的憂傷，感動著他們的感動，才能在同頻共振中找準定位，打開讓創造力奔涌的閘門。從這個意義上說，正確的價值觀和歷史觀，是真實還原歷史的基石。

尋找東來茶館的「瘦馬」

　　在重拾東路抗戰記憶的日子裡，我的腦海中每每縈繞著《蘆盪火種》和《沙家浜》中的一幀畫面——

　　天低雲暗，蘆葦掩映的湖面上，一葉扁舟悄悄衝破日寇和「忠義救國軍」封鎖，載著被圍困多日的「江南抗日義勇軍」後方醫院傷病員，飛快地向指定的湖浜村落駛去……

　　1939年秋深的一天，常熟董家浜西南梅村東來茶館，來了一位面孔清瘦的中年茶客，徑直坐到臨窗的桌前，沖著茶館老闆胡廣興喊道：「雨前茶，來一壺！」「雨前茶來啦！」隨著一聲嫻熟的應答，老闆端茶快步來到中年茶客桌前，一面布茶一面唱起茶歌。中年茶客在茶館小坐片刻，邊付茶錢邊小聲向胡廣興交代：「兩天內把『螞蟻爬，劈里撲』（常熟小商販的一句縮腳韻，意為螞蟻爬山，劈里撲落，「山」諧音「三」，「落」諧音「六」，「三六」即中共常熟縣委給傷病員的臨時代號）全部轉移到湖西，否則他們都會餓死！」

　　第二天日落時分，東來茶館近旁灣汊里，一隻無篷小船忽然離岸而去。巡邏的鬼子連聲喝問，堤下有人答：「起風哉，繩子斷了！」鬼子要村民下湖追船，早已潛在人群中的胡廣興跳下水去，游不到十丈遠就雙手亂舞，一副瀕於滅頂的樣兒，在大呼小叫救命聲中被鄉親們拉上岸來。鬼子和漢奸氣呼呼走開後，已漂遠的小船下忽然冒出一個人，駕船飛快駛入湖心蘆葦盪，連夜把傷病員轉移到湖西張家浜。這個英雄少年，就是胡廣興侄子胡小龍。

　　東來茶館是中共常熟縣委設立的秘密交通站，以經商作掩護的中共黨員胡廣興，按照名為「茶客」、實為中共常熟縣委領導人任天石指示，與侄子冒著生命危險在鬼子漢奸面前巧演雙簧，計送小船，幫助被困多日的傷病員逃出日偽封鎖圈，在東路抗日鬥爭史冊上寫下了精彩而神奇的一筆。

　　那個春日，我佇立在東來茶館舊址，思緒像陽澄湖水一樣在激蕩。胡氏叔侄夜湖飛舟救傷員的壯舉，其意義不僅在於從被救傷病員中走出了開國中將劉飛和開國少將黃峰，脫險傷病員日後成為蘇常太和澄錫虞抗日根據地再度烽火燎原的火種，還在於這一驚心動魄的史實，為後來經典創造者演繹「茶房智斗」核心劇情和塑造阿慶嫂潑辣機警的形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上佳素材。崔左夫寫於1957年的《血染著的姓名》載，胡廣興後來在不能擺脫既有婚姻束縛又無法面對黨的「一夫一妻」紀律的情況下，無奈退黨去上海。臨走時，他對任天石說：「我瘦馬負重，只能走到這裡了。我到上海後做點兒正經生意，絕不會做一件不利於共產黨的事情，我相信抗戰必勝。」70多年滄桑巨變，在人海茫茫的大上海，叔侄倆經歷了怎樣的困厄和坎坷？2015年5月，根據初查獲得的有關線索，我請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沙家浜部隊」委員會，函請上海市公安機關幫助查找胡小龍。

　　5月27日，上海奉賢區奉浦派出所傳來消息，奉浦開發區肖塘村胡小龍，年齡、籍貫和經歷與查找對象條件相符。抗戰中悄然消失於大上海的那匹「瘦馬」已有蹤影！6月20日下午，我在劉石安和奉浦派出所陳教導員、王警官帶領下，徑往肖塘村，見到了年逾八旬的胡小龍。攀談中弄清，當年，胡廣興攜家人和胡小龍父母一起，乘船從董家浜經陽澄湖水系至蘇州，沿京杭大運河向東進入上海青浦澱山湖，再轉入黃浦江抵上海。兩家人先是在閔行郊區落腳，靠開「老虎灶」（茶館）、當篾匠和理髮糊口。後因日寇隨意殺人搶劫、強姦婦女，地痞流氓也乘勢欺人，兩家被迫各奔東西。胡廣興去了上海市區，胡小龍隨父親到了奉賢。新中國成立前夕，胡廣興患肺病去世，胡小龍在肖塘靠理髮謀生。家人介紹，胡小龍為人低調，遷來肖塘村逾70年，從未講過東來茶館的事，在《蘆盪火種》《沙家浜》紅透半邊天的年月也未對人講過。兩位警官告訴我，胡小龍與街坊鄰居相處融洽，全家人在周圍群眾中有著不錯的口碑。崔左夫《血染的姓名》中講胡小龍是「青年黨員」，經詢，這位時年11歲的少年並未入黨。

　　尋找東來茶館的「瘦馬」，使幾近埋沒的草根抗日英雄得以重現，也為作品平添了一抹亮色。歷史總是不肯褪去自己神秘的面紗。置身幽深莫測的時光隧道，你會由衷慨嘆，沒有「眾里尋他千百度」那麼一種鍥而不捨的精神，逼近歷史真實還真不易！

154封書信昭示的心路歷程

　　置身宏大敘事書寫歷史群像，比田野行走、實地踏勘更為艱難和重要的，是走進湮沒歲月塵埃的人物內心。要使讀者真正體察到你所描摹人物的溫度和生命質感，從你構築的精神世界強烈感受到鮮活如初生命的律動，固然需要形似，但更要力求神似。

　　吳恩灼，中國銀行巨子吳晉航的大小姐，1935年受進步思想影響並為寄居家中從事秘密工作的共產黨人何克希吸引，毅然開啟了叛逆之旅，追隨何克希買舟東下加入了「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的行列。吳晉航發現獨生女投身革命後，立即在英國一所名校為其辦理了入學手續並繳納學費，希冀通過出洋留學吸引女兒重回他預設的生活軌道。父親的良苦用心並未換來女兒回心轉意。吳晉航哪裡甘心掌上明珠遠走高飛去過生死未卜的日子，翌年又早早為女兒繳納了出國深造的學費。但杳如黃鶴的吳恩灼，最終還是令父親深深地失望了。她義無反顧投入革命懷抱，再也沒有回頭。

　　1946年，吳恩灼的直接上級賦予她一項特殊任務，要她立即潛回四川重點做其父的統戰工作，行前不得告訴任何人。虔誠而執著的吳恩灼守紀如鐵，接命後立即消失在熟人的視野中，包括自己相依為命的丈夫何克希，並未留下隻言片語。經過數年四處打聽和令人身心交瘁的等待、時任華野一縱副司令員的何克希終於失望了。經陳毅、粟裕等華野首長批准，何克希另外組建了家庭。

　　而那個不辭而別、從蘇南敵後神秘消失的吳恩灼，在一唱雄雞天下白的日子裡，終於在重慶現身。人們注意到，1949年，不肯隨蔣介石逃台的吳晉航在京參加了開國大典，吳晉航密友劉文輝也起義於川康。此時，完成了特殊使命的吳恩灼猛然發現，自己已無法回到何克希身邊了。

　　噩運接踵而至。生性耿直的川妹子吳恩灼，1952年被誣阻撓「三反」而被撤銷重慶市婦聯保育部長職務，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工廠拉板車。在吳恩灼最無助、最脆弱的時候，有個比她小8歲的基層幹部走進了她的世界。他們相互扶助著，度過了那段艱苦而又洋溢著些許幸福的時光。十年浩劫後，吳恩灼平反恢復了紅軍待遇。但她發現，在淪落社會最底層的年月，那種支持自己苦苦前行的卑微的幸福，在物質生活不再成為問題之後，居然慢慢消失了。站在灑滿夕照餘暉的人生驛站，吳恩灼回首自己毅然同給過她優渥生活的家庭決裂而投身革命的叛逆之旅，不禁心潮起伏，但想到自己為革命付出的常人難以承受的巨大犧牲，又免不了有所感懷。她不斷給「江抗」老戰友張鏖寫信，敘說自己的人生際遇。

　　這一無可複製的人生跌宕，無疑是個值得深入挖掘的看點！

　　怎樣才能窺知吳恩灼的真實內心世界？斯人已逝，隱情成謎。山重水複疑無路之際，張鏖女兒張小濱在上海發現了父親留存的吳恩灼1979年至1993年的來信，共有154封之多，計155800多字！一道思想的靈光閃現心頭：如此宏大的鴻雁傳書工程，該儲存著吳恩灼豐富內心世界多麼珍貴的精神密碼！

　　品嘗苦難時光釀造的精神之酒，雖然苦澀但卻回味綿長。展箋細讀吳恩灼的信，絮絮不休和家長里短的訴說中，不乏驟失愛情的痛苦，敵後統戰的誤解，無端蒙垢的屈辱，奔走申冤的艱辛……步入充滿淚水、嘆息和怨懣的心靈驛站，我的心被震撼著，又時時被緊揪著。革命與愛情的衝突，竟然演繹了如此令人扼腕嘆息的人生悲劇！一幅幅含悲抑苦的畫面，像一條跌宕起伏、清濁相間的河流，痛苦呻吟著從眼前淌過，留下了紅軍女戰士負重蹀躞的獨特軌跡。驀然，信中兩句頗為雋永的話令我怦然心動：貴為小姐易，投身革命難。這是吳恩灼投身革命之初何克希對她的忠告。吳恩灼以戰爭年代犧牲自己的愛情和家庭，新中國成立後又墜入社會底層30年的高昂代價，在晚年終於讀懂了何克希給她的箴言。1993年，吳恩灼在重慶江北紅軍院寫下了《回憶我的帶路人何克希同志》的文章，為自己多舛而無悔的一生作結。

　　書中擷取了何克希與吳恩灼最後一次晤面的場景：20世紀80年代初，何克希在杭州時，吳恩灼曾專程去看過他一次。後來的人們描述，何克希一看見走進家門的吳恩灼，恍如隔世，情不自禁倒退兩步，雙手連連作揖：「對不住，真是對不住啊！」吳恩灼看著英雄暮年的何克希，千言萬語竟一時不知從哪兒說起。

　　讀懂那些叱吒風雲但已與今天隔膜的抗日英雄，必須找到走進他們內心世界的路徑。那些存於「家庭出版社」「家庭檔案館」的帶有私密性的父輩口述實錄和書信資料，往往蘊藏著正史和出版物難得一見的吉光片羽。懂得了人物的內心和精神世界，掌握了專屬那一代人的細節，歷史真實就由朦朧變得清晰了。

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

　　茅山，新四軍紀念館，中共蘇南特委書記吳仲超的墓碑赫然在目。歲月迢遞，滄桑巨變，英靈憩息地浩氣不容稍減。

　　吳仲超當年轉戰江南，戎馬倥傯中就頗喜愛文物。1946年，吳仲超在淮安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秘書長，常到舊物市場覓寶。一次，譚震林處理敵產時發現一批文物，即委派吳仲超組建一個班子負責保管。1954年，經張鼎丞向中央推薦，吳仲超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兼黨委第一書記。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吳仲超因接受審查正「靠邊站」。周恩來指定吳仲超出面接待，並專門對尼克松介紹說：「這位是吳仲超，故宮博物院院長。」

　　2015年，張鏖女兒張小濱給我講了父母生前講過的一則軼事。當年，譚震林曾當著新「江抗」領導人的面開吳仲超的玩笑：「吳仲超啊，吳仲超，你到了江南以後，左看有紅花，右看有綠草……」逗得新「江抗」領導人捧腹大笑。譚震林開這個玩笑，源於他無意中看到了吳仲超寫給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楊瑞年的一首情詩。

　　楊瑞年是公認的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最早出現的優秀女演員。在1938年的岩寺和雲嶺，無論在軍部禮堂還是廣場，看過楊瑞年演的戲的人，都知道她的表演有多麼好。楊瑞年和張茜等出演的《送郎上戰場》《劉桂英是一朵大紅花》《張德寶歸隊》《紅鼻子》《雷雨》《欽差大臣》等劇目，還有一些京劇、地方戲和舞蹈，都給新四軍首長機關和部隊留下了沒齒難忘的深刻印象。當年看過這些戲的存世者，至今都還對楊瑞年惟妙惟肖的表演讚不絕口。吳仲超曾任過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副團長，對台柱子楊瑞年自然十分熟悉。早在大革命前，吳仲超曾按舊俗娶了一房夫人，參加革命後與妻子失去聯繫。據說，當年吳仲超寄給楊瑞年那首詩後，沒有得到她的回應。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十分關心年近五十的吳仲超的婚事，想幫他再組織一個家庭，但吳仲超婉言謝絕了。

　　吳仲超終身未再續妻室。

　　1984年10月7日，吳仲超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1985年9月，吳仲超骨灰安放在茅山新四軍紀念館南側，成為首個埋骨不尋桑梓地、願將忠魂留茅山的「江抗」領導人。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生動翔實的細節猶如鳳毛麟角，尋覓和發掘殊為不易。在「江抗」領導人和歷史見證者差不多全部謝世的今天，那些與父輩朝夕相處幾十年的第二代，往往成為珍貴信息的富集者。這些在浩瀚深邃的歷史天穹以自己獨特方式熠熠閃光的微星辰，或熱情奔放，或內斂自矜，以特有的歷史責任感，向社會釋放著關於「江抗」的原生態信息，從而匯成了蔚為壯觀、璀璨奪目的精神銀河。再現當年東路地區波瀾壯闊的鬥爭歷史，除了有限書刊回憶錄和館藏資料外，從小到大，「江抗」兒女在耳濡目染中獲取的信息，往往成為獨家發布的珍聞秘籍，成為塑造「江抗」領導人血肉豐滿、生動感人形象的寶貴細節。

　　當年在陽澄湖養傷的職務最高的傷病員、「江抗」政治部主任劉飛的女兒劉凱軍，告訴我一則爸爸媽媽講的趣聞：

　　1940年4月初，新四軍三支隊副司令員譚震林，受命從皖南千里跋涉奔赴常熟，主持領導蘇南東路地區黨政軍全面工作。一天，化裝成綢布店老闆的譚震林，帶著劉飛、戴克林等人，身著新購置的長袍禮帽和皮鞋，剛剛走出蘇州城西閶門外東來旅館，戴克林的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回頭看時，只見一個扮相妖冶、眼餳頰紅的年輕女子，正站在路邊搔首弄姿，望著他哧哧地笑。戴克林知道遇到了妓女，慌忙擺擺手，情急之下竟脫口說道：「同志，這不行哎……」話未說完，就感到語中有失。譚震林瞪了戴克林一眼，帶著幾個人迅速擺脫了妓女的糾纏，走遠後對大家說：「大庭廣眾之下，絕不能隨便叫同志，那不等於告訴別人你的身份了嗎？」眾人連連點頭，深感從根據地到敵占區，還真有些不適應。因蘇州日軍每晚十點查房，譚震林一行便早早吃了晚飯躲進電影院，連看兩三場電影，午夜查房過後再回到住處。

　　歷史本是無數重大事件和陸離斑駁細節的集合體。隨著這些由「江抗」第二代接續傳播的饒有興味細節的本色呈現，新四軍和「江抗」恢弘壯麗的歷史，開始變得伸手可觸、真切動人。

用好數字信息的時代利器

　　創作中，當我頻頻引頸向70多年前的歷史縱深眺望時，面對林林總總的事件和人物，難免會感到疑惑。好在趕上了擁有海量網上信息的「數字人文」學術新世紀。今天，隨著「數字倉儲」和「數字圖書館」的湧現，無遠弗屆的文獻資料可以全文檢索和方便查詢，皓首窮經和懸樑刺股式的研究考證，在很大程度上開始成為歷史。憑藉這一科學高效的時代利器，作家可以精準快捷地考證核查重要歷史事件的時間、地點等要素，從而為最大限度逼近歷史真實，開拓了新的更大空間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

　　原濟南軍區政委陳仁洪，1941年初皖南事變時任新四軍五團二營營長，20世紀80年代，老將軍在《皖南突圍遇項英》的回憶錄中寫道，1941年春節過後即2月中旬的一天，他帶人下山，恰與從石井坑突圍後隱蔽在附近的項英派出的人相遇，陳仁洪立即與項英取得聯繫並多次給他送食品。陳仁洪所述時間是否準確？通過網上萬年曆軟體進行查詢，弄清1941年春節過後已是2月末，於是糾正了一個記憶有誤的時間節點。

　　有一篇新四軍老戰士的回憶錄寫道，1939年3月6日，周恩來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做報告後，當晚與新四軍官兵一起聯歡，並指揮大家高唱《新四軍軍歌》。經上網檢索並與權威史料比對，《新四軍軍歌》是此後半年才創作出來的。這就避免了在寫周恩來皖南擘畫新四軍發展大計內容時，出現不應有的差錯。

　　考證撲朔迷離的歷史事件，時間常喜歡跟人捉迷藏。關於葉飛率新四軍老六團東進敵後作戰的出征時間，當事人回憶錄和有關資料有5月1日和5日兩種說法。權衡取捨中，我注意到，新四軍一支隊司令員陳毅在部隊開進前專門給「良團」（即老六團）寫信，信的落款時間為5月，部隊根據這封來信對官兵廣泛進行教育動員。陳毅來信時間和部隊收信後認真進行教育的史實證明，老六團的出發時間是5月5日。但頗具權威的《「江抗」戰史》記載，老六團於5月6日到達武進（今常州市武進區）戴溪橋，與在當地活動的梅光迪所率「江抗」第三路會合，並成立了「江抗」總指揮部。老六團5月5日凌晨從茅山根據地溧陽縣水西村出發，6日能否到達武進戴溪橋？經上網查詢谷歌地圖並測算兩地距離，老六團一天多時間走完這段路程，當綽綽有餘。

　　不可否認，信息技術給作家有效逼近歷史真實，帶來了革命性變革。當嚴謹求實的分析求證插上「數字人文」的翅膀，傳統學術研究和紀實創作需經年累月比對、考訂、校勘、輯佚尚難於弄清的問題，霎時就可得到翔實精確的答案。

　　當然，數字時代，網上信息魚龍混雜，陷阱無處不在。網上有文章說，當年蘇常太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太倉縣縣長郭曦晨，在反「清鄉」鬥爭中被捕入獄，英勇犧牲，被追認為烈士。詢問江蘇太倉有關部門，結果不能確認郭曦晨是烈士，也說不清他在抗戰中的命運遭際和去向。兩難之際，我向有「江抗」活化石之稱的施光華求教。這位1937年跟隨何克希從上海「特科」到東路參加「江抗」，1957年在南京軍區司令部辦公室主任任上接受過崔左夫採訪、為其寫出《血染著的姓名》提供珍貴素材的老「江抗」，認真審讀作品初稿後告訴我，郭曦晨沒有犧牲，新中國成立後，他在上海見到過他。後來弄清，郭曦晨當年被捕後，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到廣州工作，從而解開了一樁懸疑。

　　《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的創作經歷，使我再次深感：真實，是報告文學的生命，也是寫實類創作區別於其他文體的本質特徵和魅力所在。

　　（作者系軍旅報告文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