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史札記：從上古到三國（5）

五 今古文之辯 秦統一後，強行推廣了小篆與隸書，這時是公元前221年。而到公元前213年，又焚燒了天下私藏之書。這兩事導致了比較嚴重的文化斷層。秦亡後，各種書籍漸漸復出時，書上的字，人們就已經不認得了。從此經學有了今文派與古文派。這今文古文，說的不是文體而是字體。 雖然秦始皇與項羽輪番燒了兩次，但天下書並沒有燒絕。 漢武帝時，有一個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室，強拆孔子舊宅，結果在壁間發現以古文字寫成的《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書。（魯共王是漢景帝的兒子，強拆孔子舊宅是在漢武帝末，見《漢書·藝文志》。） 這批書，被稱作「孔子壁中書」。 《資治通鑒》記載，始皇下令焚書，陳餘擔心藏了許多書的孔鮒這回要有麻煩了，而孔鮒說，我做的都是些不起眼的學問，知道的只有朋友，秦不是我的朋友，我藏起來他就不知道了。據此看來，這些書大概就是這位孔子九世孫孔鮒所藏。（《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提到另一說是孔鮒的弟弟孔騰所藏，未知孰是，總之是他們兄弟。） 既然孔鮒可以藏起來，別人當然也可以藏起來。 在漢文帝時當過丞相的張蒼，曾是秦朝御史，掌管柱下方書（宮廷藏書），據《說文解字敘》說，他曾向朝廷進獻一部由古文字寫成的《春秋左氏傳》。王國維說，這大概就是他當年所掌管的圖書中的一種。 還有一個濟南人伏生，在秦朝時是專門研究《尚書》的博士，後來下令焚書，他就與孔鮒一樣，也偷偷藏了一部在牆壁中。再後來楚漢之爭，兵戈四起，他便到處流亡。等到天下大定了，回去找他當年藏起來的《尚書》，就已經丟了數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了。他帶著這部殘書回到家鄉，教於齊魯之間。漢文帝時求《尚書》，全天下就只剩下伏生還有一部（當時孔子舊宅還沒有遭到強拆），皇上便想召他進京傳講。但這時伏生已經九十多歲了，不能行動，朝廷只好派了晁錯去向伏生學習，由伏生口授。可是晁錯是潁川人，伏生是濟南人，而且年紀那麼大了，語言不通，沒法學。於是就讓伏生的女兒做翻譯，最後晁錯也就學了個七八成懂。（見《史記》《漢書》儒林傳，及顏師古注。） 再有就是，這些古書原本多是口授，學者早已記熟，秦朝亡國亡得又早，等到漢朝天下大定了，這些書自然可以從容寫出，《春秋公羊傳》就是直到漢景帝時才寫下來的。 上文所舉，「孔子壁中書」與張蒼所獻的《春秋左氏傳》，都是古文的，而伏生《尚書》與《春秋公羊傳》就都是今文了。 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考定在戰國時代，東方六國與西方秦國的文字並不相通，秦國所用的是籀文（上一節已詳細談過），而東方六國，使用的是「古文」。《史籀篇》通行於秦國，而不見用於東方六國；儒家六經則行於齊魯趙魏之間，而極少流傳到秦國。六經以東方六國文字寫成，秦統一後，盡廢六國文字，八年後又燒盡天下私藏之書。等到那些被偷偷藏起來的書再出現時，人們見那文字與通行文字迥異，一般人都不認識，遂呼之為古文。——事實上，秦國所處地理位置，正是周王朝故都所在，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比之東方六國文字，反而更近於殷周古文。也就是說，被後世稱作古文的六國文字，其時已多有變化，實際還沒有籀書、篆書那麼古老。 錢穆《秦漢史》《國學概論》等書，對這個看法頗不認同，認為戰國時各國文字應該是基本相通的，理由就是那時候蘇秦張儀之類，從這一國跑到那一國，跑來跑去，如果文字不通，怎麼能行。可是，既然那時文字基本相通，為什麼又出現了今古文之別呢？錢穆說，因為六經都是用春秋古文寫的，而其他書籍則是用通行文字寫的，當時王官失統，家學並起，民間文字使用頻繁，於是有了變化較大的新文字，而《詩》《書》之類，原是古代官書，師師相授，傳統不絕，故文字很少變化。秦統一文字，將七國通行的文字確立下來，而春秋古文就廢了，後來再焚書，古文傳統，因之而斷，於是今古文之別就特別明顯了。 這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就像我們現在許多古籍還用繁體字一樣，假設某一天政府頭腦一熱，將繁體徹底廢除，大概就會出現今古文這種問題。但是在戰國那樣一個自由的文化環境里，文字的變化不是政府行為，都是通過學者們的長期使用而漸變的。說當時整個中國文字都在變，唯獨儒家學者無動於衷，兀自在那裡師生相傳講習古文，完全沒有參加到這一文化變遷中，不免牽強。事實上，《詩》《書》本是古代公學，諸子百家多稱《詩》《書》，並非儒家專有。用現在的話來說，那是當時的暢銷書，並非錢穆所說的「惟《詩》《書》古文，流傳本狹」。《莊子·天下篇》便直接論及六經，其他各篇又常譏刺孔子之徒。《韓非子》中則有《顯學》一篇，第一句就是：「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說孔、墨都稱道堯舜而取捨互異，但都自稱真堯舜，證明兩人之中至少有一個是騙子。（「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既謂之顯學，就不會是「流傳本狹」；既流傳甚廣，就沒有一律違背時代而寫作古文的道理。至於蘇秦、張儀遊說各國，我認為當時的游士，通東西兩種文字當亦其能力之一，據此不足以推定各國文字相通，我們現在世界各國交往如此頻繁，千百年後，難道可以據此推定中文與英文是相通的嗎？若如此，那戰國游士朝秦暮楚到處遊說，就也可以據此斷定當時各國語言是相通的了。但正如上文所講到的伏生的例子，漢朝已是統一國家，而潁川晁錯向濟南伏生學習，尚且因語言不通而需要翻譯，戰國諸侯並立，豈能各國語言全都相通，直到我們現在，各地方言還多有不同呢。這實在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 在戰國時候，秦國本來是很不受待見的，各國都將其看做夷狄，而不算在中國內，不讓參加中原各國之間的會盟。後來秦孝公受刺激了，才勵精圖治，請了商鞅來變法。（《資治通鑒》卷二記秦孝公即位，「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強秦」。《史記·秦本紀》文字小異。）這是別國不把秦國當中國，而秦國自己也不把自己當中國，後面范睢向秦昭襄王進「遠交近攻」之計，說如果要稱霸天下，就必須先與中國接近，掌握中國門戶。（《資治通鑒》卷五，范睢對秦王說：「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史記·范睢傳》文字小異。） 可見當時，大體是東方叫中國，西方叫秦國。如此，則文字有東西之別，實在情理之中。

上圖是秦襄公時的石鼓文。石鼓文也就是籀文，因為刻在鼓形的石頭上而稱為石鼓文。秦襄公，前777年至前766年在位，時當西周、春秋時期。可以看到，像「車」「馬」這樣的簡單文字，與五百年後的小篆完全一樣。左下角是個「好」字，只是「女」「子」位置反向了。

上圖是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的泰山刻石，李斯所書。雖經風雨剝蝕，左邊「始皇帝」三字，尚可清晰辨認。可以看到，秦國幾百年，籀書篆書，筆畫沒有多大變化，字形極為莊重。

上圖是上海博物館所藏的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中一簡，其時代為戰國晚期。 比較上面三圖，東西文字有別，實在是一目了然，無須多辯。 ☆ ☆ ☆ 再說一說伏生。 錢穆《秦漢史》說，焚書令一下，伏生便逃去，將《尚書》藏在壁中，以此推定焚書時，即使是博士也無所倖免，故六經當是在焚書時就已幾乎盡毀。 這推測是不對的，根據《史記》《漢書》的記載，伏生藏書，當是直接藏在咸陽住宅的壁中，後來戰亂流亡，來不及取出，直到安定了才又回去尋找，故因兵燹而亡去數十篇。 《史記》記焚書後一年，侯生與盧生在背後議論，說始皇「專任獄吏」「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可見焚書後，七十博士並未因此而減少，但是不再用他們了，只不過留著湊數虛充門面，以表示自己還善待著士人。 侯生與盧生議論完後，直接逃跑了。始皇很是生氣，後果相當嚴重——坑殺咸陽儒生四百六十餘人。到現在還有這麼多的儒生可公坑殺，足見焚書時，咸陽的儒家博士諸生並未遭到大迫害。 常有人說始皇坑儒坑的只是術士，不是儒生。但《史記》中在坑儒一事的下一段，就是始皇長子扶蘇諫言，說天下初定，遠方百姓尚未歸附，諸生皆訟法孔子，而聖上卻以重法嚴懲，臣恐天下不安，願聖上明察。（可見重法嚴懲的多是訟法孔子的儒生。）始皇聽了大怒，遂將扶蘇發配到上郡去給蒙恬當監軍了。（後來始皇將死，下旨傳扶蘇即位，而胡亥與李斯趙高，假傳聖旨殺了扶蘇。胡亥即位為秦二世，比秦始皇更為殘暴。若扶蘇即位，秦朝或將不至如此。） 後來陳勝起兵山東，秦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之，到場的有三十多個，其中叔孫通作為儒家大學者，待詔博士多年。待詔博士，就是候補博士的意思。候補多年，要不是陳勝起兵，壓根兒沒人搭理他。 秦朝博士定員有七十人，但只到了三十多個，大概從坑儒到此時，已經陸陸續續逃掉了不少，伏生便是因「兵大起」而「流亡」，後面轉眼叔孫通也逃了。叔孫通降漢時，還帶著弟子百餘人。如果從始皇焚書開始，秦廷便大肆迫害博士儒生，那這是一幫怎樣的受虐狂，直到最後一刻還有那麼多留在咸陽等著被迫害。 最後，退一步說，即使博士的書也都燒了吧，但李斯勸諫秦二世不可拋棄《詩》《書》而沉於聲色（見《史記·樂書》），則至少證明在項羽放火之前，當時宮中還藏有《詩》《書》。 錢穆《國學概論》又據王充《論衡》等書，說始皇焚書，重在《詩》《書》，不及諸子，所以諸子多有留存。（《論衡·書解篇》說「秦雖無道，不燔諸子」。）又說始皇在侯生盧生逃去後，曾說過一句：「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證明當時是收天下書而不盡焚。 說諸子多有留存，即是秦收諸子而不焚的證據，似乎是忘了《漢書·藝文志》里明確寫著，在漢初曾有一個「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的過程。我認為秦始皇的那句「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是說把所有不中用的全燒了，而不是說搜集所有的書，再精挑細選，將不中用的燒了。焚書令說的很明白，三十天內，天下私藏之書，一律燒毀。——就算諸子是收而不燒吧，又如何能躲過項羽的那一把持續三個月的大火而成為收而不燒的證據呢？ 錢鍾書《管錐編》論及王充說不燒諸子，認為直接與焚書令相抵觸，不可信。所論極是。 錢穆先生一代大師，讀其著作，受益良多。但其於細節考證推論往往不確。其《中國史學名著》中，更是斷言司馬遷未見《春秋左氏傳》，認為最早見到《左傳》的是劉歆。按，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時，司馬遷尚未出生，等到他寫《史記》時，怎麼可能連這本書也沒參考過呢？何況《史記·吳太伯世家》篇末論贊明確寫著「余讀《春秋》古文」云云，那「《春秋》古文」指的正是《春秋左氏傳》（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說「劉歆《與太常博士書》許慎《說文序》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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