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的歷史思考

1991年12月25日晚上，戈爾巴喬夫作為總統，在發表最後一個簡短的電視演說之後，印有鐮刀鎚子的旗子從克里姆林宮上空悄然降下，蘇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歷史划上了句號。

蘇聯的解體，如同本世紀初葉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一樣，都是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蘇聯的興亡，又一次表明，一種新制度的成長和成熟，總是伴隨著無數曲折反覆的歷程。儘管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看，70多年也許只是稍縱即逝的一瞬。然而，在世界現代史上，它畢竟是一個不太短的時期。尤其在社會化大生產和新科技革命蓬勃興起、落後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已成為歷史潮流的當今社會，大半個世紀足以使一個民族經濟騰飛和社會取得長足的進步。事實上，蘇聯在它的發展進程中確實有過輝煌的成就，它擁有豐富的資源，遼闊的國土，眾多的人口和強大的國力。可是，這樣一個曾經同美國相匹敵的超級大國，為什麼會忽喇喇如大廈之傾倒，在很短時間內毀於一旦?對於這個問題，世人正在從各個不同的側面進行研究和探討。作為蘇聯史研究工作者，經常會在腦海里浮現出一幅幅歷史的畫卷：十月革命的勝利，新生蘇維埃政權經歷的磨難和考驗，列寧、斯大林時代的交替，斯大林體制的形成和強化，蘇德戰爭的生死搏鬥，戰後美蘇冷戰格局的出現，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的風風雨雨，戈爾巴喬夫改革使國家步步陷入泥潭，直至最後的解體，這一連串的歷史進程所蘊含的豐富內涵，不能不引發出許多歷史的思考。　　　　 思考之一，蘇聯的解體和十月革命的歷史合理性。近年來，蘇聯思想界一片混亂，除了那些赤裸裸的反共言論，有的學者把他們國內遇到的種種問題、危機和困難，歸咎於十月革命，對十月革命提出了詰難，說什麼十月革命猶如「潛入沒有灌滿水的游泳池去游泳」，是「唐·吉訶德式的行為」，是「俄國的悲劇」。這些言論，使我們聯想起十月革命前後列寧和普列漢諾夫、蘇漢諾夫、考茨基等人的那場爭論，其論據和論點如同一轍。歷史已經裁決了論戰的是非。事隔70年以後，為什麼又有人要將十月革命看作一種「原罪」加以譴責呢?本來，十月革命在俄國的勝利和蘇聯的解體有著迥然不同的歷史根據。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會懂得，不能把拿破崙第一帝國的崩潰歸咎於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同樣，也不能把蘇聯的解體　　　　 歸咎於70多年前的十月革命。　　　　 關於如何看待原先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率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在這裡只想強調以下三點：其一，任何一場革命，都不可能在條件完全具備、萬無一失的情況下進行。革命不是涅瓦大街上散步，它總是不平坦的，有風險的。對革命家來說，不顧革命的主客觀條件盲目蠻幹，搞冒險主義，固然是不足取的，但也不敢拘泥於去計算和對照某種條件的餘缺來決定自己的行動，在應當積極行動的時刻不敢行動或動作遲緩，同樣是不足取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總是以革命膽略和求實精神相結合，最大限度地發揮主觀能動性，抓住革命時機，敢於革命，敢於勝利。正如德國著名的革命左派羅莎·盧森堡所說：「俄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從它在三月爆發到十月革命)就其一般進程來說，是完全符合英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發展圖式的。……革命自然而然地按上升線展開：從溫和的開端發展到提出愈來愈激進的目標，與此相應，從各階級和各黨派的聯合發展成最激進的黨派的獨佔統治。」她又說：「一個黨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在勇氣、魄力、革命遠見和徹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寧、托洛茨基及其同志們完全做到了。西方社會民主黨缺乏的全部革命榮譽和革命行動能力都在布爾什維克身上體現出來了。他們的十月起義不僅確實挽救了俄國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國際社會主義的榮譽。」①其二，俄國原先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沙皇統治極端黑暗腐敗，世界大戰進一步加劇了反動統治的危機，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後建立起來的臨時政府又立足未穩，力量脆弱，政府舞台上各黨派紛爭迭起，布爾什維克黨利用這一時機，發動武裝起義，一舉奪得了政權。誠然，由於俄國尚未進入發達資本主義階段，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客觀物質條件是有欠缺的，「先天不足」的。然而，即使如考茨基所說是一個「早產兒」，那也應當承認，它畢竟是一個有生命的嬰兒。人們的責任是要在後天精心撫養它，保護它，使這個社會主義嬰兒成為健壯的巨人，而不是因為其「早產」而人為地否定它，拋棄它。　　　　 列寧當年反覆告誡說，俄國革命將是「開始容易，繼續困難」，就包含這層意思。遺憾的是，社會主義蘇聯70多年的歷程，未能完全彌補「先天不足」帶來的缺陷。其三，從十月革命所處的整個世界歷史時代看，那是一個以「戰爭與革命」為主題的時代。自由資本主義剛剛邁入壟斷階段，各種矛盾縱橫交織，到處顯露出資本主義貪婪、野蠻、兇殘的階級本性。資產階級在壓榨本國勞動人民的同時，還要通過對外戰爭，掠奪殖民地人民，以牟取最大限度的本階級的私利。於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革命也就和戰爭伴隨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俄國這個龐大而虛弱的帝國陷於絕境，給革命衝破這個薄弱環節提供了機會，而帝國主義之間的互相殘殺又使他們無法聯合起來，共同對付一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於是，社會主義終於在一個國家裡成為現實的社會制度。　　　　 思考之二，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的基礎上，努力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在俄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率先建立起來的。本來，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任務，可是，歷史的發展卻把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進程推到歐美先進國家的前頭，而在這裡，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工人階級人數較少，小農在國內佔據著明顯的優勢，文盲占人口的多數，社會化大生產的任務遠未實現。所以，當俄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以後，在執政的共產黨人面前，實際上同時提出兩大任務：一是鞏固政權，實行社會改造，一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實現現代化。而社會主義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對於這一點，列寧的認識是比較深刻的。十月革命後不久，他就明確提出：「沒有建築在現代科學最新成就上的大資本主義技術，沒有一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最嚴格遵守統一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談起。」②在列寧看來，「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③毫無疑問，大力發展生產力，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對落後國家來說，這個任務尤為重要而艱難。列寧期間，因忙於對付國內戰爭和恢復經濟的巨大任務，還未能傾注全力去進行經濟建設。至20年代後期，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才提上了日程。平心而論，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建設是相當重視的，他以高度的熱情關注著國家工業化的速度和資金來源，五年計劃的制訂和完成情況，他巧妙地利用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引進一大批先進設備和技術人才，他親自提出許多工業化的方針和口號，倡導社會主義競賽運動，從而使蘇聯經過兩個五年計劃多一些時間，就從農業國轉變為一個工業國。在此期間，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17%以上，蘇聯用了十多年時間走完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五十年到一百年走過的路程，奠定了強大的工業基礎，使蘇聯擁有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這是它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取得勝利的物質保證。20—30年代，正當西方國家普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而動蕩不安的時候，蘇聯卻以勃勃生機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當然，蘇聯工業化過程中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片面發展重工業和不重視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重工業的片面發展嚴重壓制了輕工業和農業的正常發展，高度集中而又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把大量資金和人才集中投向重工業(尤其是國防工業)，致使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嚴重失調，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聯繫的日用消費品和食品長期匱乏，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提高緩慢。在工業化過程中，蘇聯採取糧食和農產品義務交售制等措施，廣大農民承擔過重的「貢稅」義務，挖農民太苦，極大地損害了農民的積極性，使糧食和農產品的產量長期在低水平徘徊，又反過來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蘇聯依靠國家行政力量，一貫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在一定時期內較快地彌補了落後國家薄弱的大工業基礎，促進了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縮短了與西方先進國家的差距。但長期的發展比例失調，必須造成某種惡性循環，阻滯國民經濟持續地高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後，這個問題就已暴露，但一直調整不過來，成為一種痼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國家高科技的推廣應用成為推進本國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蘇聯僵化的體制和發展經濟的固有模式，坐失了新技術革命浪潮推動經濟迅速發展所提供的歷史機遇。並在同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競賽中越來越處於劣勢。從60年代起，蘇聯經濟發展的增長勢頭就開始減退，進入70年代，更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的趨勢，到第十一個五年計劃(1981—1985)期間，國民生產值的年增長率分別為51%、31%、22%、18%，經濟發展實際上處於停滯狀態。可以說，蘇聯經濟發展速度的銳減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長期得不到滿足，是蘇聯解體的深層次的終極原因。　　　　 思考之三，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和僵化的經濟體制阻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本來沒有一個現成的固定模式。列寧有一句名言：生氣勃勃的社會主義是群眾自己創造的。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應當建立起一種充滿生機和活力的運作機制，它應當是一種最有利於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的體制。然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建立起來的卻是一個高度集中的，以行政領導和國家統一計劃為特徵的體制，有人稱之為行政命令型的體制，它從根本上違背了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蘇聯在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都同這一體制有著密切的聯繫。從蘇聯走過的道路來看，戰時共產主義這種帶有絕對平均主義色彩的高度集中的、以強製為後盾的經濟體制，是戰爭環境下的產物。當時包括列寧在內的大多數領導人都曾把它看作通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捷徑，但戰爭一結束，現實迫使人們改變認識，調整政策。列寧的偉大，就在於他能審時度勢，及時果斷地實現由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試圖建立一種能容納多種經濟成分，容納商品貨幣關係的新的經濟體制。儘管列寧對經濟體制的設想沒有完全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但他晚年對利用資本主義、發展商業、重視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等一系列論述，為探索一條適合俄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指出了方向。列寧逝世後，新經濟政策雖然繼續實行了若干年，但是以新經濟政策作為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設想已經逐漸拋棄，當斯大林戰勝各種反對派，尤其是嚴厲批判了布哈林有關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以後，為了短期內建立一種純粹的社會主義，就急於變革生產關係，消滅國民經濟體系中的私有製成分，取消租讓制合同，用強制手段消滅富農。當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和開展全盤農業集體化運動以後，斯大林就直截了當地宣布，新經濟政策已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可以把它「拋開」了。④ 此時，在斯大林心目中，已不限於所有制方面的「純而又純」，而且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集中統一計劃指導下的產品經濟，他把計劃經濟看作社會主義的固有特徵，而商品、市場、價值規律等等東西，統統視為「異類」，視為必須加以消滅的資本主義禍害。這樣一來，社會主義不是看是否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是否創造了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而是看有沒有建立起純粹的社會主義經濟關係。其結果，正如我們看到的，斯大林時期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雖然排斥了一切資本主義成分，全面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成了無所不包的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東西，商品生產和流通被限制在極狹小的範圍內，可是整個體制卻越來越陷於僵化，國民經濟各部門都缺乏動力和活力，使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受到嚴重的阻礙。應當承認，30年代蘇聯形成了經濟體制，是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下的產物。實踐證明，這個體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曾起過積極的作用，它能保證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集中解決最急需解決的問題，力求在最短時間內高速度地進行建設，在工業化初期，這種作用尤為明顯。在國際環境險惡的情況下，這種體制也能適應備戰和應戰的需要。然而，當蘇聯的工業化任務基本完成，社會經濟面臨向效益型和質量型的方向全面轉變，一國經濟必須同世界經濟接軌，世界經濟向縱深發展，新技術革命浪潮迭起，提出經濟管理科學化和決策民主化的更高要求時，這種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和強制政策以整齊劃一的方式運轉的體制，就日益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了。本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出現了一個有利的契機，利用恢復被戰爭破壞了的經濟結構改革原有僵化的經濟體制，但是，斯大林晚年日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墨守陳規，看不到時代的新變化和原有體制的嚴重弊端，不僅沒有作必要的改革，反而進一步強化了原有的經濟體制。赫魯曉夫執政期間雖然對經濟體制進行某些改革，如取消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取消農業機器拖拉機站等，但這些改革僅限於淺層次的調整和變革，沒有觸動原有經濟體制的根基，正在醞釀中的在企業推行新經濟體制和改革也因赫魯曉夫的下台而告夭折。勃列日涅夫時期又不思改革，使蘇聯社會進入一個停滯的危機時期。僵化的經濟體制嚴重地阻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了。　　　　 思考之四，缺乏民主，破壞法制，極大地損害了社會主義的聲譽。斯大林時期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大清洗，錯殺了一大批人，釀成大量冤假錯案。冤魂的叫喚，是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抹黑、毀壞社會主義聲譽最有用的口實，也是使本國人民對社會主義信念發生動搖的不可忽視的因素。30年代大清洗的發生，縱然有某些客觀方面的因素，而主要是斯大林的主觀錯誤鑄成的。其一，錯誤的理論指導下產生荒謬的肅反運動。列寧逝世後，聯共(布)黨內爭論激烈，這些爭論都是圍繞一個落後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同看法展開的，由於夾雜著權力鬥爭的因素，使黨內不同政見的爭論變為你死我活的「路線」之爭。當反對派相繼失敗，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時候，斯大林仍經常把黨內反對派人物視為「心腹之患」，他把建設事業和政治生活中發生的一些麻煩和不幸事件統統簡單地歸結為階級敵人的搗亂破壞，得出了「社會主義愈益成功，則階級敵人的反抗也愈益加緊」的錯誤結論，並稱這是「列寧主義的著名原理」。於是，在這一錯誤理論的指導下，深挖所謂「人民的敵人」，開展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運動中又容忍種種不正當的刑訊逼供手段，大開殺戒，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幾乎所有的反對派分子及大量無辜者都難逃厄運。其二，長期以來，蘇聯國家保安部門成了「國中之國」，不受法律制約，不受黨和政府監督，這種政治體制和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現象，是造成大量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正如美國進步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說：「政治警察的專橫權力是斯大林時代最大的禍害」。⑤國家保安部門的權力惡性膨脹，勢必出現層出不窮的政治迫害。這種現象與政治體制上的個人集權相結合，就不可避免地嚴重破壞民主和法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曾一度廢除對政治犯的死刑，但40年代末以「列寧格勒案件」為開端，重開殺戒，重演大清洗的悲劇，廣大幹部和群眾都生活在一種恐怖的氣氛中。因此，當斯大林一去世，恢復法制就成了首要的最急待解決的問題。赫魯曉夫以巨大的勇氣揭露了蘇聯歷史上的陰暗面，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他在解決這個問題上功不可沒。然而，赫魯曉夫未能防止和克服因公開揭露這一錯誤所產生的負面效應，致使他在20大的秘密報告至今仍被一些人看作是一切罪過的淵藪。蘇聯的解體，從一定意義上說，是為歷史的錯誤付出的代價。　　　　 思考之五，教條主義和學術領域的批判運動，窒息了馬克思主義的戰鬥氣息和創造精神。蘇聯一向重視意識形態的工作，從20年代起，就利用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的有利條件，在國內外廣泛搜集、整理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成立馬列主義研究院和紅色教授學院等專門機構，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研究工作。然而，在思想文化領域裡，蘇聯長期存在著嚴重的教條主義。列寧逝世後不久，斯大林就開始了對列寧的神化和對列寧著述的教條式解釋，在1924年秋關於「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在論爭中已初露端倪。教條主義常常同個人崇拜結伴而行，隨著斯大林在全黨領袖地位的確立，對斯大林個人崇拜之風日盛，斯大林需要獲得列寧思想正統繼承者的地位。並使列寧、斯大林的話具有「句句是真理」的權威性，於是，在30年代，蘇聯形成了一個新的造神運動。要造神，要樹立神的絕對權威，就要整肅「異端」。從20年代末開始，蘇聯學術界許多領域相繼開展批判運動，又大大地加劇了教條化的傾向。1931年10月，蘇聯《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6期上，發表了斯大林的文章《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這封信的發表，使當時的思想文化領域已經開始的批判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信中，斯大林點名批判了一名歷史學家論述布爾什維克黨鬥爭歷史的一篇文章，並給他戴上了「反黨」、「販賣托洛茨基主義私貨」、「托洛茨基主義的偽造者」等嚇人的政治帽子，一下子把學術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把人民內部的是非問題變成了敵我問題。尤為嚴重的是，這是第一次由執政黨的領袖直接出面發表專文批判一名學者，對學術問題作出政治上的判決，不能不造成極為嚴重的消極後果。受批判的這位學者被開除黨籍，《無產階級革命》雜誌被責令停刊，所有準備出版和已經出版的歷史著作都必須根據這封信的精神進行審查，在史學界掀起一場聲勢宏大的批判運動。接著，批判運動很快越出了史學界，在整個學術界開展起來，使一些領域原先已有的批判運動急劇升級，也使一些原先沉寂的領域捲入漩渦，哲學界、文學界、法學界、醫學界也不能倖免。批判運動又反過來大大強化了教條主義，黨的領袖的話成為辨別真理的唯一的和最後的標準，使整個思想文化領域陷入死寂和僵化的狀態中。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11月，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撰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由於當時已形成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時代氛圍，《教程》一問世，就被譽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⑥在國內外大量印行，廣為流傳。《教程》突出的存在以下兩個問題：其一，對史實任意剪裁，開創了按政治需要篡改和歪曲黨史的不良先例。為了神化斯大林，書中隱瞞了列寧對斯大林曾作過的所有批評，把斯大林描繪成一貫忠於列寧，並被列寧矚意的黨的事業的繼承人；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則被描繪成自始至終都是面目可憎的陰謀家、野心家，通過歪曲史實，貶低和醜化一群人來襯托一個人的偉大，違背歷史唯物主義最起碼的要求。其二，書中包含許多武斷片面、教條氣息濃重、摻雜著明顯的「左」的色調的錯誤理論觀點，如為大清洗提供理論根據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只講鬥爭，不講教育，只講決裂，不講團結，只講無情打擊，不講治病救人的黨內鬥爭理論；只講生產關係變革，盲目求快求純，超越發展階段，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理論等等。《教程》這些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義下的錯誤觀點以及被歪曲的史實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斯大林模式的馬克思主義。由於《教程》被當作千百萬共產黨員必讀的教材和所有國家共產黨鬧革命搞建設必須遵循的範本。它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也格外嚴重。　　　　 斯大林逝世後，蘇聯雖然破除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也恢復了本來面目，然而，在意識形態領域內，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依然嚴重禁錮著人們頭腦。本來，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有強大生命力的科學，它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最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教條主義卻窒息了它的實踐性、創造性和探索性，變成了一個陳舊的封閉的體系，使人們對不斷湧現的新事物麻木不仁，對遇到的新問題束手無策，在奔騰的時代潮流面前墨守陳規，固步自封，於是當一些錯誤思潮湧來的時候，原有的意識形態的堤壩很快倒坍了，這也是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　　　　 思考之六，社會主義大國必須妥善解決民族問題。由於歷史的變遷，在原俄國遼闊的疆域內，居住著大小100多個民族。長期以來，沙皇統治在國內實行民族歧視、民族壓迫政策，大俄羅斯主義肆虐。沙皇俄國曆來有「各族人民的監獄」之稱。十月革命以後，各民族獨立運動普遍高漲，由於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許多民族地區的鬥爭中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加上外國勢力的武裝干涉，使各民族地區的鬥爭錯綜複雜。在整個國內戰爭期間，俄共(布)統一領導和組織在全俄範圍內各民族之間軍事上、經濟上、政治上的互相支援，以戰勝共同的敵人，並相繼在各民族地區成立蘇維埃共和國或自治共和國。國內戰爭結束後，各民族國家又共同面臨恢復和發展經濟，同外部世界談判、交往等一系列問題，於是，建立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社會主義聯邦制國家的問題提上了日程。十月革命後，列寧根據俄國各民族的實際情況，也改變了原先建立單一制國家的構想，主張用聯邦制國家的結構形式，把資產階級革命鬥爭、解決民族矛盾和各民族發展這三項任務結合在一起。為了保衛年輕的蘇維埃政權，防止各民族的分裂，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繁榮，遂於1922年底成立了蘇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各民族共和國主要出於共同對敵的鬥爭需要，建立了聯邦制的國家，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但也應當承認，建立聯盟的若干條件是有缺陷的，主要表現在各共和國之間經濟文化差異很大，在較長時期內難以形成全國統一的機制，以保障各民族共同的經濟利益；數百年以來沙皇政府推行的民族壓迫政策所造成的民族隔閡和對立情緒根深蒂固，一時難以消除；潛藏在人們頭腦深處的大俄羅斯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還經常表現出來。這說明，當時建立多民族統一的聯邦制國家存在著某些先天的不足。　　　　 列寧生前曾對黨內大俄羅斯主義的表現進行過嚴厲的批評，然而，蘇聯成立時，他已卧病不起，對聯邦制內部各民族間相互關係的準則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他已無法過問。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名為聯邦制國家，實際上是一個高度集中的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各民族國家的自主權、自決權受到嚴重的侵害，加上斯大林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嚴重失誤，使民族矛盾不斷積澱下來，當時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掩蓋了民族矛盾的爆發，嚴厲的壓制手段使少數民族的對立情緒暫時隱藏起來。斯大林和他以後的歷屆領導人無視客觀存在的民族矛盾，卻盲目稱頌蘇聯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新型的民族關係，形成了一個「不同民族人們新的歷史共同體」，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民族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有了適宜的氣候，民族矛盾就會不可遏制地爆發出來。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提出了公開性、民主化的口號，引發了原先潛藏著的民族矛盾。當矛盾暴露出來的時候，戈爾巴喬夫又未能採取適當措施予以妥善解決，往往採取堵和壓的辦法，或者以羞羞答答的讓步企圖緩解矛盾，然而，國內日益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又催化了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最終導致聯盟的解體。　　　　 思考之七，蘇聯解體和戈爾巴喬夫的歷史責任。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此時，世界時代已發生重大變化。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蘇聯這艘超級大國的航船上仍滿載著軍火彈藥，人民生活水平遠遠落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後面；包括中國在內的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都在實行改革，改革已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蘇聯原有的僵化體制使整個國家運轉緩慢，效率低下，官僚主義嚴重，領導層老化。這就決定了戈爾巴喬夫受命之時，必須實行改革，以推動社會進步和跟上時代潮流。蘇聯的改革，由於以下兩個原因而更為艱難：其一，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已建立了半個世紀，它已滲透了到經濟、政治、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人民對市場經濟的觀念極為貧乏。人們雖已覺察到舊體制的弊端，但已習慣於在舊軌道上行走，要從體制上，人們的行為規則上和思想觀念上進行全方位的變革，決非易事。而況，改革如何進行，新的目標模式是什麼樣子，誰也說不清楚。其二，蘇聯作為超級大國，它的軍備競賽等方面可以同美國相抗衡，人民生活水平雖然比較落後，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已普遍達到小康以上水平，這樣，人們對改革的期望值普遍較高，一時難以滿足，群眾無法從改革中很快得到實惠，就使改革難以獲得基本群眾的充分支持。戈爾巴喬夫作為這艘航船的船長，在領導改革中又出現種種失誤和錯誤的導向，致使整個國家迷失方向，危機四伏，最終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就戈爾巴喬夫的主觀錯誤而言，主要表現在：1當經濟體制改革受阻，無法深入的時候，匆忙轉向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果經濟形勢不斷惡化、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權力的再分配又造成嚴重的社會動蕩。2提出公開性、民主化的口號使各種政治努力和意識形態在國內抬頭和流行，戈爾巴喬夫本人又在複雜的政治較量中節節後退，一步步放棄陣地，直至自動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鼓吹所謂「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否定無產階級的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企圖全面移植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結果卻誘發和導致了經濟、政治、民族和社會的全面危機，使整個社會陷入極為嚴重的失控狀態。3長期以來，蘇共沒有搞好執政黨的自身建設。在思想政治方面，教條主義嚴重，不善於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能正確地解釋當代世界和國內許多現實問題，不能制訂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來指導現實，使黨完全缺乏戰鬥力；在組織方面，長期黨政不分，不注意處理好黨與政府、群眾團體和社會各階層的關係，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壞，又未能建立起正常有效的制度，實現新老幹部的交替；在作風方面，官僚主義、特權現象嚴重，不關心群眾疾苦，脫離群眾，共產黨員也不能很好發揮先進分子的作用。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沒有致力於加強黨的建設，改善黨的領導，卻是不斷削弱黨的領導作用，無原則地放棄許多陣地，造成嚴重的思想混亂，渙散廣大共產黨員的信念，瓦解各級黨組織的戰鬥力。於是，當蘇聯陷入日益嚴重的危機時刻，國內和黨內反對派的勢力卻日趨強大，因而無法形成改革所必須的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西方國家乘機加緊實施其和平演變的戰略，東歐一系列國家先後發生劇變，又給蘇聯形成巨大的衝擊波。以「8·19」事件為轉折點，蘇共竟被一紙法令，不戰而垮；戈爾巴喬夫作蘇聯最高領導人，也失去了原有的權力和威信。戈爾巴喬夫無力換回蘇聯解體的命運，也無可挽回地從最高寶座上跌落下來。戈爾巴喬夫在他的回憶錄《我執政的最後日子》中說，在舉行一個簡短的告別演說和新聞發布會以後，「再也沒有象別的文明國家那樣，舉行其他儀式來向蘇聯總統告別了。那些前蘇聯共和國，現在是主權國家的總統們(其中大多數與我有多年親密、友好的關係)，在那些日子裡，沒有一個來莫斯科，甚至也不給我打電話。」蘇聯既已覆亡，戈爾巴喬夫當然也只得成為形影相弔的孤家寡人了。　　　　注釋：　　　　①《盧森堡文選》下卷第478、483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列寧選集》第3卷第545頁　　　　③《列寧選集》第4卷第16頁　　　　④《斯大林全集》第12卷151頁　　　　⑤《斯大林時代》第91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年版　　　　⑥《蘇共決議彙編》第4分冊第501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選自《蘇聯興亡史》結束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