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先生的民族理論

07-12

周星：費孝通先生的民族理論

摘要 : 費孝通的民族研究經歷, 自始至終地貫穿著對少數民族社會與文化、民族關係和中國式民族理論孜孜不倦的探索。分析探討其「多元一體」的民族理論, 包括其形成軌跡、內容要點、主要貢獻和依然存在的問題, 有益於今後持續的研究。關鍵詞 : 費孝通; 民族理論; 形成軌跡; 貢獻; 問題

作者簡介：周星，日本愛知大學國際交流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費孝通是中國有代表性的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貢獻給了中國的社會科學事業, 他的諸多研究業績現已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的經典 ,是寶貴的學術財富。作為人類學家, 費孝通非常重視對國內少數民族和中國多民族關係等問題的研究 ,基於他自己多年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調查和深入研究的學術積累 ,集合中國學者的集體智慧,費孝通提出了著名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 ,不僅對中國的民族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還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本文擬對費孝通的民族研究經歷予以必要的陳述,進而以此為基礎分析和探討費孝通的民族理論,包括其形成軌跡、內容要點、主要貢獻和依然存在的問題等。從 1989年至 2000年, 筆者曾在費孝通創辦的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任職,有幸多次參與費孝通主持的涉及中國少數民族問題和西部發展等課題的學術研究工作,也曾就有關民族研究方面的學術問題向費孝通先生請教。現謹以此文,向費孝通先生表達深切的緬懷和崇高的敬意。

一、費孝通的民族研究歷程

通觀費孝通的學術生涯 , 自始至終地貫穿著對於中國少數民族同胞的深切同情、關懷和熱愛,也自始至終地貫穿著對少數民族社會與文化、對民族關係和中國式民族理論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費孝通早期的學術活動 , 一開始就與民族研究密不可分。1933年 ,費孝通考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 ,師從俄羅斯人類學家史祿國, 史祿國是專門研究中國東北滿—通古斯諸民族社會組織與文化的學者,他曾指導費孝通學習體質人類學、語言學和民族學。1935年 , 在史祿國建議下, 費孝通首次從事的田野調查便選擇了廣西大瑤山地區的「特種民族」( 瑤族) 為研究對象 ,這次調查雖發生了事故, 費孝通受傷, 他的新婚妻子不幸遇難, 但事後費孝通以亡妻的名義出版了在當時來說是質量頗高的民族志作品。 [ 1] 正如費孝通本人在《花籃瑤社會組織》的「編後記」里所說的那樣 , 這次調查使他們深刻地認識到了中國文化的「複雜性」。1938年 ,費孝通從英國留學歸來, 先後在雲南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任教 , 他一方面繼續從事自江村調查以來的農村研究 , 同時也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1939年 ,費孝通曾在昆明《益世報》上撰文 ,參與討論過中華民族「一」和「多」的結構關係 ,這可被看作是他多年以後提出「多元一體」理論的重要伏筆。 1950-1952年 ,費孝通參加了新政府的中央訪問團 ,任副團長 ,先後赴廣西、貴州等少數民族地區訪貧問苦 ,宣傳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的政策 ,了解各少數民族的文化、語言、歷史和現況等。1952年 ,費孝通調到中央民族學院 , 歷任中南民族研究室主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 1953 年 ,費孝通曾在中央民族學院講授民族歷史概論等課程 ,他試圖從民族的角度重新陳述中國歷史。從1953年起 , 費孝通和中國當時很多的民族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一起 ,積极參与了具有歷史重要性的「民族識別」工作。 1955年前後 ,費孝通主要是參加了貴州省與民族識別有關的調查與研究。直至 20世紀 80年代初期才逐漸結束的民族識別 , 事實上使中國民族學具備了比國外民族學或文化人類學更為強烈的「族體」意識 , 這在後來很長一個時期內 ,既是中國民族學的重要特點 ,但也成為它的局限性之一。[ 2] 1956 年 , 費孝通曾向政府提出設立「中央民族博物館」的建議。1956-1957年 ,費孝通參加了由全國人大組織實施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大調查 , 並在其中發揮了指導性的作用。這期間 ,費孝通多次前往貴州、雲南等地 ,一方面深入進行實地調查 ,一方面積極思考涉及民族問題的各種理論問題。眾所周知 , 20世紀 50年代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大調查及其成果 ,構成了中國民族學和民族關係史研究最為重要的資料基礎和學術實踐依據。 1956年 8月 ,費孝通和林耀華合作發表了「中國民族學當前的任務」一文 , [ 3] 分別從少數民族的族別問題、少數民族的社會性質、少數民族的文化和生活、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等四個方面討論了中國民族學的基本課題 , 並引起了廣泛的共鳴。該文對「民族」概念的辨析 , 已經多少反映出中國民族學家拒絕簡單地套用外來民族理論的學術傾向 , 同時 ,也反映出當時學術界對中國多民族社會的複雜性和各民族之間界限的曖昧性已有所認識。 1957年 ,費孝通不幸被劃為右派 , 直到 1978年恢複名譽 ,其間二十多年他基本上沒能從事學術研究方面的工作。1978 年 , 費孝通恢復學術活動後 ,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 ,並立即重新投入已中斷多年的民族調查和民族理論研究。1979 年 , 費孝通受命重建中國社會學 ,並於同年當選為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1980 年 ,費孝通參與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並任第一任所長。費孝通傾向於認為 , 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 ( 民族學 ) 在中國並不需要區分得那麼清楚 , 在他看來 , 他所進行的民族研究 , 實際上也就是在國內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的一種社會學的研究。 [ 4] 1978年 ,費孝通發表了「關於我國民族的識別問題」 [ 5] 一文 ,對構成中國民族政策之根本基礎的「民族識別」 , 從學術的立場給予了全面地總結 , 其中提到了中國多民族社會的特點。他指出 ,不能孤立地只考慮個別民族的問題 , 而應該擴大視野 ,例如 ,像青藏高原邊緣的漢藏彝民族走廊及其複雜的民族交流史 , 還有因為各種原因形成的融而未合、化而夾生的民族或語言「孤島」現象 ,都應該在廣闊的學術視野下予以討論。同年 11月 , 費孝通在聯合國大學日本京都東亞學者學術討論會上發言 ,非常明確地談到中國各民族不僅創造和發展了各具特色的社會組織和文化 , 還通過彼此的交流、融合、分化、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等 , 共同締造了一個包括各民族在內的整體 — — 「中華民族」。 [ 6 ] 要理解這個由許多兄弟民族結合而成的整體 , 就必須明白「內外的相對性」 , 亦即少數民族的文化個性乃是相對於整體的局部性和特殊性。費孝通認為 , 20 世紀 50 年代以後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改革的成功 , 正是由於其各自在整體中的特殊性得到了充分尊重 , 進而才發揮了他們的內在因素的作用。費孝通主張 , 在民族問題上 , 既應對多元性和特殊性給予充分的尊重 ,但同時也確實存在著整體的共同利益。 1980年 ,費孝通在美國獲得了應用人類學會頒發給他的「馬林諾斯基獎」。在頒獎大會上 , 他發表了題為「邁向人民的人類學」的著名講演 , [ 7 ]其中提到有關民族識別和少數民族社會改革的中國民族學研究時 ,他強調說 , 雖然這是為國家政策服務的 ,但它既非從屬於政治 , 也不能替代政治 , 而是要通過切實的調查研究來發言。他認為 , 應該從根本上改變調查者和被調查者之間的關係 ,在中國 , 實現民族平等和幫助少數民族發展起來不僅是調查者的目的 , 也是被調查者的要求。費孝通這種重視學術研究之應用價值的見解 ,不僅和他「志在富民」的人生志向有關 , 也和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以及中國學術「學以致用」的傳統有關。費孝通很早就注意到 , 由於民族識別和民族政策等各種因素的影響 , 中國民族學研究中強烈的「族體」意識所產生的研究範式存在著一些問題。 1981年 12月 , 費孝通在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的一次座談會上 , 明確地提出了民族研究的範式轉換問題 , 他指出 , 把少數民族按照「族別」分別地逐一研究 ,在方法上固然有其長處 ,但也有它的局限性。今後應該加強宏觀視野 ,亦即提出了所謂的區域研究 , 如所謂漢藏走廊、雲貴高原、南嶺山脈走廊等。費孝通認為 , 只有認真地研究了這些區域里複雜的多民族關係 , 才能認清中華民族的大格局 , 也才能從這個棋盤上的演變來看各個民族的過去和現在。 [ 8] 為此 , 他非常支持當時西南民族學界著力推動的六江流域民族綜合調查。費孝通在很多場合 , 都突出地強調了超越族別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 , 中國民族的特點就是相互摻雜 , 如果孤立地看待一個民族的歷史就不容易看出其特點。 [ 9] 1982年 ,費孝通再次提出 , 要從中華民族這個整體來看各民族之間的往來變動。與此同時 ,費孝通也越來越關注中國多民族關係格局中民族融合的各種不同程度以及融而未合的很多現象。他告誡說 ,中國的民族學研究不應該局限在一個民族一個民族 ,不應該局限在一個省一個省 , 也不應局限在一個學科 , 而是要有宏觀的、全面的、整體的觀念和大視野 ,需要聯合考古、語言、歷史、體質人類學和社會學等 , 綜合研究以解決有關中華民族的形成問題 , 解釋中國民族大家庭的各個成分在歷史上是如何運動的 , 進而也才可以澄清各個民族之間的關係。 [ 10] 1984年 3 月 , 在國家民委召開的「民族問題五種叢書」①工作會議上 , 費孝通的講話再次提到民族史研究的方法和視野問題 ,他認為 , 少數民族在歷史上一向不是孤立的 ,因此 , 我們很難把每個民族的歷史區別開來只寫族別的專史。中國多民族交叉雜處 ,歷史也彼此無法分割 ,若硬是要分 ,結果是越分越亂。在中國的很多民族走廊 , 民族來來去去、分分合合 ,歷史上的民族你變成我 , 我變成你 ,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 合而未化的現象很多。所以 , 不要把民族看死了。從學科的發展來講 ,後來費孝通提出「多元一體」的民族理論 , 在某種程度上 , 也正是對中國民族學過於偏重少數民族族別研究這一局限性傾向的糾正。 [ 11] 在長期從事民族學的實地調查和研究的同時 , 費孝通還一直非常重視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發展問題。 1979年 , 在加拿大的一次學術講演中 ,費孝通明確提出 , 中國的現代化不能沒有少數民族的發展 , 不能把少數民族排除在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進程之外。他主張 , 要承認差距 , 要通過發展消滅差距 ,但卻要保持少數民族的文化特點。 20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後 , 費孝通越來越強調如何從少數民族文化的特點和民族地區的特點出發 , 發展民族經濟和少數民族社會文化事業這一課題的意識。 1984 年 , 在大力推動沿海地區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問題研究的同時 , 費孝通提出了「邊區開發」的研究課題 , 所謂「邊區開發研究其實就是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戰略研究」。 [ 12 ] 1985年 ,費孝通創立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 ,並把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研究列為該研究所的學術方向之一。 20 年來 , 在費孝通指導下 ,該所相繼承擔了多項涉及中國西部開發、多民族關係和少數民族社會與文化發展的諸多重大的國家科研項目。 ② 作為一位把自己的學問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礎之上的人類學家 , 費孝通不顧自己年邁 , 總是盡一切可能地走訪少數民族的基層社區。他的調查研究方法之一 , 就是反覆地走訪當年的調查地 ,例如 ,在 20世紀 80年代他就曾四上大瑤山。多年來 , 除因醫囑未能去拉薩外 , 他幾乎走遍了中國少數民族地區。每到一處 ,他都非常認真地傾聽當地少數民族的聲音 , 並總是站在當地民眾的立場上思考和分析問題。在《邊區開發四題》[ 13] 的「赤峰篇」 ( 1984 ) 中 , 他分析了內蒙古赤峰地區農牧民族關係的歷史和現實 , 包括少數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對祖國大一統的貢獻 , 以及與生態環境、產業形態等相互糾葛的蒙漢關係等。在「包頭篇」 ( 1985 ) 中 , 他提出了西部地區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如何克服「企業辦社會」的人文生態失調問題 , 以及如何擴散技術實力 , 帶動民族地區發展的問題等。在「甘南篇」 ( 1985) ,他提出了隴西民族走廊的多民族關係以及藏族的現代化問題。他曾多次訪問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 ,並在「臨夏行」( 1987) 中 ,反覆強調應該發揮回族善於經商的才能 ,從而搞活西部地區民族經濟的主張。 [ 14] 1997 ～ 2001年 ,費孝通多次提出應該開展對國內 ( 人口 10萬人以下的 ) 「小民族」的調查和研究 , [ 15] 這個建議後來得到國家民委的支持 ,從 2000-2002年 , 以北京大學、國家民委民族問題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學等單位的研究人員為主 ,遂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了這項新的研究計劃 ,預計不久將有重要的學術成果問世。總體來說 , 費孝通的民族研究 , 除致力於建構獨自的民族理論之外 , 晚期則較多地關注與西部開發有關的少數民族文化適應、少數民族經濟、多民族關係、「小民族」問題等 , 具有強烈的學科應用意識。

二、「多元一體」的民族理論

1988年 11月 , 費孝通應邀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了題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著名講演 , [ 16]他在這次講演中全面地論述了「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多元起源、複雜的歷史形成過程、「多元」和「一體」的結構關係等 , 從而正式地提出了後來被學術界稱之為「多元一體」的民族理論。雖然費孝通本人一直為他沒能寫出一部類似《江村經濟 — —中國農民的生活》那樣有影響的有關少數民族社會的調查研究專著而感到遺憾 ,但他提出的「多元一體」理論卻同樣為他贏得了巨大的榮譽。根據多年來民族研究的實踐和心得 , 費孝通經過深思熟慮而慎重地提出的這個民族理論 ,據他本人解釋 ,終於使他初步走出了在民族研究上積鬱多年的困惑 , 亦即漢族對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發展發生過什麼作用以及怎樣看待包含漢族和國內所有少數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問題等。 [ 17] 反覆閱讀費孝通精彩講演的全文 , 大體上可將這個理論的要點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 1. 費孝通認為 ,作為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 ,東亞大陸具有地理單元的所謂「自成性」和內部結構的多樣性與相對完整性。他從多民族格局與地理生態結構之間的關係出發 , 認為中國各民族之間實際存在著各種天然的聯繫。關於中國民族的起源 , 除了「多元論」, 他還強調「本土說」。 2. 費孝通對「中華民族」的定義 ,是包括中國境內 56個民族的「民族實體」。這意味著它並不是人為「虛構」的民族 ,也不是把各民族簡單相加之後的總稱 ,而是說確實存在著由 56個民族結合而成 ,彼此互相依存、統一而又不能分割的中華民族「整體」, 具備了整體的認同意識。為此 , 他後來還特別引申出了民族認同意識的「多層次論」,亦即 56個民族是基層 , 中華民族是高層 , 民族認同意識存在著不同層次 , 各個不同層次的認同也可以並行不悖。 3. 中華民族的基本結構或者格局以「多元一體」為特徵 , 中國複雜的多民族關係的歷史和現實 , 都首先應該在這個結構或格局中去理解。「多元」是指構成「一體」的各個組成部分 , 是指各民族均有其起源、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以及獨特的文化和認同意識 , 「一體」則是指在「多元」基礎上實現的整體 ,是指中國境內各民族之間在歷史上發展出來的相互關聯與相互依存的關係、共享的文化和整體的利益以及更高層次的認同。對於「多元」和「一體」, 不宜把它們分別開來去理解 ,而應當把它們看作是中國多民族社會的一個基本結構 , 同時也可以看作是中國多民族歷史的一個基本過程。 4. 「多元一體」格局是中國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 ,有一個從分散的「多元」逐步結合成「一體」的歷史進程。在這個進程中 , 漢族具有重要的凝聚核心的作用 , 但也只是「多元」基層的一元 , 各少數民族也都分別作為「多元」中的一元參與了這一逐漸凝聚為一個整體的進程。這個形成於歷史進程之中的「一體」, 並非漢族 , 而是一個更高層次的既一體又多元的複合體。這個複合體是「差異的一致」, 既存在內部矛盾 , 也能適應外部條件的變化而得以生存和發展。費孝通認為 , 只有這樣的認識 ,才能使「中華民族」、「漢族」和「少數民族」都各得其所 ,在它們彼此的相互關係中也都能得到系統的闡明。他指出 , 如果能夠把具有「多元一體格局」的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陳述清楚 , 實際上也就意味著是一部從民族和民族關係的視角去描述的中國通史了。 5. 費孝通的講演 , 深入淺出地揭示出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動態形成過程中 , 經常發生的多民族關係的各種具體形態 , 其中包括地區性的多元統一、凝聚核心與多民族的大融合、若干民族大走廊的民族遷徙和流動、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少數民族的漢化和漢族的少數民族化、普遍的交錯分布、複雜的各種族際現象和民族界限的曖昧性 ( 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融而未化 ,化而夾生)等等。費孝通的講演 , 基於中國多民族關係的真實歷史和現實狀況娓娓道來 , 敘述明快 , 通俗易懂 ,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若要進一步地準確理解上述費孝通「多元一體」的民族理論 , 筆者認為 , 以下幾點尤其值得注意。首先 ,這個理論的提出 ,是費孝通本人長期從事民族研究和深入思考中國民族問題的一個自然而然的結論。雖然近現代以來的中國學者中很多人都曾不同程度地探討過此類問題 ,但由費孝通提出這個有影響的理論並非偶然。費孝通是中國為數不多的既對國內少數民族的社會、歷史和文化有諸多了解 , 同時又對漢族社會有深入研究的學者之一。 [ 18] 事實上 , 費孝通一直反對只把少數民族作為民族學的研究對象。他本人既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社會分別進行過「微觀」、深入的田野實證研究 ,也對人類學整體觀的意義諳熟於心。正如已有學者指出的那樣 , 費孝通的構想和方法體現在他欲將中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去把握的努力中。 [ 19]職業性的學術訓練使他在面對複雜的中國多民族社會的歷史和現實問題時頗有洞察力。費孝通擅長於對基層社區進行細緻的研究 ,他也非常注重對社會結構和社會體系及其變動的機制進行分析 ,進而他往往能夠提出獨具概括力和富於本土意義的概念。其次 , 費孝通的民族理論在某種程度和意義上 ,也可以說是中國民族學家們的集體認知。例如 ,曾對費孝通影響很大的吳文藻 ,很早就提出了發展中國特色民族學的問題 , 他認為應該用英國功能主義方法研究中國的各種社會形態 ,從少數民族的邊疆社區 , 到漢族農村再到東部的城市。 [ 20] 應該說 , 費孝通正是這樣實踐過來的。再比如 ,潘光旦認為 , 不能孤立地研究族別史 , 「這種歷史研究又必須與漢族 , 乃至全部中華人民的大共同體 ,是如何形成的這樣一個總問題密切地結合起來進行 , 至少第一步也應該不斷地互相參照著進行 ,才有希望把頭緒整理出來 , 孤立地搞是絕對不行的。在祖國漫長的幾千年的歷史裡 , 這樣一個族類之間接觸、交流與融合的過程是從沒有間斷過地進行著、發展著 , 我們現在還在這過程之中 ,從人文學的方面來看 , 不妨說 , 這過程就是祖國的歷史」。 [ 21] 費孝通曾引用這段文字並進一步闡釋道 : 「我們對漢族的形成雖則至今還沒有科學的說明 ,但是它之所以能成為當今世界人數最多的一個民族 ,決不可能是單純靠漢族的祖先自然繁殖的結果 ,它是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原來不屬於漢族的人們而壯大起來的。其他的民族實際上也多是由原來不相認同的人們逐步融合而成的。融合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有分化。在不斷又分又合的過程中出現了我國現有的民族結構」。 [ 22] 由此可見 , 潘光旦與費孝通的民族思想確有很多相通之處。此外 , 直接或間接地為費孝通這一民族理論做出貢獻的 , 還有賈敬顏對「漢人」的研究、[ 23]陳連開對中華民族起源問題的研究、谷苞對游牧民族歷史的研究 [ 24] 等等。特別是陳連開不僅在中華民族形成史方面 , 還在中華民族的學術研究史等方面均有豐碩的成果問世。如果再擴大一下範圍 , 還應該提到中國考古學界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之多元性和所謂「區系類型」的研究 , 歷史學界對中華民族和漢民族形成問題的深入討論等。就是說 ,費孝通「多元一體」的民族理論 , 實際上汲取了很多學者的智慧 , 因而也在中國現當代的民族學、歷史學和考古學等領域獲得了有力的支持。第三 ,這個理論具有較為堅實的方法論基礎。費孝通反覆提示的民族研究方法論是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相結合 ,既要有對中華民族這個整體的研究 ,又要有對各民族的微觀和具體的研究。費孝通認為 ,這樣兩種研究可以結合 , 並不矛盾。他最早對廣西大瑤山頗為微觀的研究 , [ 26] 在理論上和宏觀視野上 , 其實與中華民族的研究是一致的 , 事實上瑤族內部也存在著整體的共同意識和各個支系的語言及生活方式的不同特點 , 這和中華民族包括很多不同民族成分相一致。費孝通指出 , 其實這不是個別的現象 , 事實上 , 它預示著各民族內部也往往會存在多元一體的現象。 [ 22] 從大瑤山地區民族和文化的複雜性 , 他看到了全國多民族格局的一盤棋 , 進而提出了包括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問題。他認為 , 對於中華民族又分又合的歷史 ,實際上可以從各民族的微型的具體實況來豐富我們對中華民族這樣的多民族複合體之形成過程的理解 ,能夠充實我們對民族問題的理論認識。正是費孝通提出了「對中華民族形成的整體觀點」 , [ 27 ] 正如台灣人類學家喬健指出的那樣 ,費孝通的學術研究一向被說成是功能學派 ,可他的民族理論卻明顯地體現出歷史的觀點、整體的觀點和結構的觀點 ,費孝通之所以能夠如此 ,並不完全由於他個人的工力 , 主要是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悠久、龐大和複雜的文化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 ,實際上很難單純採用或局限於某一學派 ,而必然得兼容並包 , 吸收不斷發展的新觀點和方法。 [28] 在方法論上 ,針對多民族中國的遼闊地域、悠久歷史和多民族關係的複雜性 ,費孝通也特別突出地強調要把考古、歷史、語言及社會學的調查結合起來以進行深入的研究。 [9]從學科上說 ,尤其是社會學或人類學必須和歷史學相結合。費孝通本人正是這樣做的 , 每當遇到他不很熟悉的歷史、考古和語言學方面的問題 ,他總是很謙虛地去向各行的專家請教。第四 , 「多元一體」的民族理論獨具中國特色 ,堪稱是中國學者對社會及人文科學為數不多的理論貢獻之一。費孝通明確地反對以西方的現代民族的特徵來套中國的民族 ,他認為 ,這樣就會出問題。 [ 29] 例如 ,他曾指出 , 西方民族理論把「共同地域」作為民族特徵 ,和政治觀念中把國家和領土密切結合在一起是分不開的 ,因為這種概念 ,使民族要和國家結合成為民族國家 ,進而要求國家領土的完整 , 這也就是當前世界民族糾紛不斷、民族戰爭至今未息的原因之一。在費孝通看來 ,和西方的民族理論和民族關係相對照 , 中國使用「民族聚居區」的概念代替民族定義中以「共同地域」為特徵的認識是值得深思的。 [ 17] 在費孝通的理論看來 , 「民族」究竟是什麼 ?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也需要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來分析 ,在中國既有發展水平不同的各個民族 ,也有中華民族的整體 , 這個整體是由許多互相不能分離的民族組成的 , 在組成整體的各個部分之間關係密切 , 分而未斷 , 合而未化。費孝通把「民族」看作是因地因時而變化的 ,但它也並不是由人們出於某種需要所能憑空虛構的概念 ,費孝通的「民族觀」是把民族理解為客觀存在的社會生活的實體 ,而不是所謂「想像的共同體」。 [ 30] 他主張 ,對於民族的認識 , 應該把現況調查和歷史研究相結合 ,並根據實際的國情不斷深入 , 若以費孝通自己的話來說 , 中國的現實才是學習民族理論最好的課堂。

三、反響、評價和存在的問題

堪稱費孝通民族思想之核心部分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一經提出 , 立刻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如潮的好評 , 借用陳連開的話說確實是一時「洛陽紙貴」。 [ 31 ] 1990年 5月 , 中國國家民委組織召開了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 , 對這一理論進行了專門的評議和討論 , ③與會學者基本一致地認定 ,費孝通的講演實際上提出了一個新的體系。大多數學者均承認這是一種全新的民族理論。林耀華依據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 , 頗為認同費孝通的理論 ,他指出 ,費孝通的貢獻在於提出並論證了「多元一體」這一核心概念 , 為我們認識中國民族和文化的總特點提供了有力的認識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鑰匙。 [ 32] 費孝通的理論被這次研討會認為是對中華民族的結構、對中國多民族的歷史作出了宏觀和科學的概括 , 堪稱是 20世紀中國民族學和民族關係史領域具有廣泛影響和深遠意義的學說。目前 , 它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已迅速地超出了民族研究的專業範疇 , 並對中國的歷史學、考古學、民俗學、文化研究等領域 ,進而對中國的民族政策等也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影響 , 並在社會各界獲得了廣泛的認同與共識。費孝通的見解還同時得到了港台及國外學術界的響應、稱許與重視 , 他的講演相繼被譯成英文和日文 , 在海外也引起了不少討論和爭議。 1994年 10月 28日 , 喬健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了他就任人類學講座教授的演講 , [ 33] 指出對於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 ,只有人類學家可以提供全面、客觀和系統的解釋。這種解釋應包括三個層次 : 第一 , 解釋中華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又有共性又有個性的特點 ; 第二 , 解釋族群之間錯綜複雜的經貿、政治與文化關係 ; 第三 , 分析形成共存共榮大團結格局的基本原因 , 向世界提供中國的經驗。喬健表示相信 ,這樣的解釋與分析有高度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 ; 同時 , 認識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也應該是中學公民教育與大學通識教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李亦園的論文也指出 , 費孝通的講演精闢地闡明了中華民族如何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為「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 ,從而超越了漢族中心主義的歷史觀。 [ 34] 1996年 10月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召開了專題性的研討會 ,中日兩國民族學家和歷史學家一起 , 集中探討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的各種相關的學術問題。這次會議的組織者冢田誠之認為 , 費孝通的確提出了一個具有啟示的宏大的民族理論。 [ 35] 值得一提的還有 , 當前國外很多大學的院系或研究機關在討論中國的民族與文化問題時 , 也都相繼把費孝通的講演列為最為基本的必讀或參考書目。我們從 199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與會論文分析 ,可以明顯地發現由於費孝通理論的影響 ,促使中國民族學的研究確實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學術動向。首先 ,不少學者試圖進一步從多民族的中國歷史發掘出「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的更多和更為具體的細節 ,例如 ,佟柱臣從考古學立場分析中華民族的融合與統一問題 ; 谷苞、王鍾翰、白翠琴等人對歷史上漢人融進少數民族及少數民族大量融進漢族的情形進行的深度追溯 ; 宋蜀華、史金波分別對歷史上的「百越」、「西夏」與「多元一體格局」的關係作了重要論述等。其次 ,更多的學者則試圖從其他少數民族的歷史資料進一步探索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 , 或更為具體、翔實地揭示中國一些少數民族的形成過程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多元一體」的現象。例如 , 王輔仁、李紹明、劉堯漢、胡起望、謝肇華等人分別對藏族、彝族、瑤族、滿族的歷史形成過程及其文化特點的研究 ,便是如此。對此 ,費孝通後來也傾向於認為 ,由多元形成一體很像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普遍過程。第三 ,出現了一些區域多民族關係史的研究 ,如索文清和周星 [ 36] 的論文等。最後 ,還應提到的是日本社會人類學家中根千枝、[ 37] 英國人類學家王富文 ( N . C . T a p p ) , [ 38] 也分別通過對藏漢關係和苗族的民族性等問題的論述 ,從藏人漢化、漢人藏化以及苗族內部的複雜性等現象出發 ,從不同的側面呼應了費孝通有關中國多民族歷史的一些觀點。由於 1990年的國際研討會極大地推動了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深入研究 ,因此 , 其成果也被部分地吸收進 9年以後出版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中。 [ 39] 1990年的國際研討會提出的一些問題 ,也促使費孝通覺得需要在理論上進一步探討民族認同意識的多層次性問題。他在 1996年提交給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專題研討會的書面報告中曾就民族認同意識的多層次性 , 結合薩姆納 ( W. G .S u mn e r ) 在其著述 F o l k w a y s中提示的「我群」( w e-g r o u p ) 概念和史祿國的 e t h n o s 論 , 對自己的理論作了進一步的說明。這可以被看作是費孝通對其最初的講演所作的重要補充和發展。十多年來 , 在中國國內舉辦的各種涉及民族與文化問題的學術會議上 , 在海峽兩岸三地頻繁的學術交流中 ,費孝通的民族理論頻繁地被學者們引用和提及 ,並不斷地得到了更多的完善、檢討和應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在費孝通指導下 , 承擔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八五」重點課題 , 開展了有關「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的研究 , 進一步討論各民族群體之間交往和交融的歷史條件、具體形式與內容 ,分析了中國民族關係中仍然存在的現實問題 , 深入探討了各民族協調發展與共同繁榮的途徑 , 其成果可以說對於該理論的進一步深化和細化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40]仔細分析費孝通理論提出之後中國民族學或民族研究特別是民族史專業領域的一些代表性著作的相關內容 , [41]可知該理論的影響和滲透之深。像王鍾翰主編的《中國民族史》便是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特點立論 ,著眼於歷史上各民族的發展 ,充分闡述了中國歷史是由各民族共同創造的這一基本歷史事實。 [42] 以費孝通的民族理論為指導 ,對少數民族、漢族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結構的討論呈現出增多和深入的趨勢 , 有關區域性多民族格局及其歷史形成過程的研究、有關民族關係和民族政策的研究等 , 也都分別出現了引申、發展和應用費孝通民族理論的動向。 [43] 例如 , 宋蜀華在強調民族學的研究對象範疇是包括漢族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整體的同時 , 認為中國的多元一體格局乃是中國民族的實際情況 ,它實際上和中國的多種生態環境、多元民族文化的交互作用以及與民族社會的多結構狀態密切相關。[44] 滕星認為 , 「多元一體」理論為發展中國少數民族雙語教育和雙語教育研究從理論高度指明了方向 , 發展少數民族雙語教育是由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具體國情所決定的。在論及多民族國家應實施何種國民教育的問題時 ,他在費孝通民族理論的啟示下 , 提出了「多元一體化教育理論」的構想。該構想認為 , 多民族國家的教育應同時能夠承擔起傳遞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功能; 「多元一體化教育」的對象不僅包括少數民族成員 ,還應包括主體民族的成員 ;此種教育的目的除了繼承各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 ,還應包括加強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 ,促進各民族在經濟上共同發展,在文化上共同繁榮, 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等。 [45] 顯然 , 費孝通的多元一體理論強烈地影響到民族教育學的理論陳述。 [46] 近些年來, 更有把「多元一體」理論進一步擴展到民族研究之外,用於解釋其他文化研究甚或與整個人類社會發展有關的問題的傾向。 [47] 對於「多元一體」的表述 ,絕大部分中國學者均表示讚賞。很多人指出 , 「多元」和「一體」都是中國社會長期的客觀存在 , 也是中國現實的民族關係中最為基本的結構。因此 , 在理解和處理中國國內的民族問題時 , 「多元」和「一體」的均衡必須把握好,而不能夠搖擺和走極端。例如, 當說到「一體」時,並不是要推進民族同化或人為地強行一體化 ,而只是說在各民族的「多元」中內涵著不可分割的整體性。「多元一體」理論強調在民族平等和尊重多元的前提下維護整體穩定的重要性 , [48] 但正如喬健指出的那樣, 這並不容易 ,因為在很多國家往往都是在眾多民族中存在著佔據優勢或主導地位的民族 ,像中國的漢族 ,他們很自然地容易控制或影響共同整體的運作和政策的制定。費孝通對於過去那種以漢族為中心的觀點寫成的歷史一直抱有某種反感, [17] 他也認為只關注少數民族創建的王朝或地方政權的民族史研究存在問題 ,因此 ,他試圖全面地敘述漢族和少數民族共同創造的中國歷史 , 他的民族理論確實已經極大地影響到當前中國新的歷史觀的重新建構。筆者傾向於認為,對於費孝通提示的宏觀理論, 尚需要有更為細部的研究積累來予以不斷的補充和檢驗。例如,若就全國範圍來說, 漢族顯然有可能是形成多元一體格局的凝聚核心 , 但在不同規模的多民族地區 ,其多民族關係史的具體情形則千差萬別, 亦即在局部地區完全有可能是以某個少數民族而非漢族為凝聚核心; 同樣, 在全國範圍內 ,把漢族和少數民族予以對比的圖式或許是成立的 ,但在不同地區或不同時代, 卻往往也會有少數民族彼此間的複雜關係更為重要的歷史事實和現實狀況。與此同時 , 實際上大量存在的有複數民族共生的地方族際社會 , [49] 也提示了今後理解多民族中國社會時進行更為微觀的地域單位分析的必要性。在討論中存在較多分歧的是如何理解「中華民族」這一概念。 [50] 「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嗎? 它能否和 56個民族同為「民族」? 它是一個政治術語還是民族學的學術概念 ? 它是「現在完成時」( 業已形成 ) 還是「現在進行時」( 尚處在形成過程當中)? 當面對中國和鄰國之間存在的「跨界民族」問題時 , 又該如何理解「中華民族」? 有一些學者傾向於認為 ,費孝通民族理論的核心 ,是說中華民族在政治上是「一體」 , 在文化上是「多元」。有的還認為, 中國只有「多元」, 沒有「一體」,所謂漢族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在於「漢文化」。日本學者毛里和子認為,費孝通沒有把在漫長歷史上形成的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分別開來予以把握, [51] 她指出 , 文化認同是自然形成的 ,政治認同則是因為和國家的關係而發生, 具有人為性。陳連開對此類問題的解釋是, 由於不同國家的歷史進程各不相同, 或者形成單一民族國家 ,但中國則成為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指中國各民族的總體認同 ,它客觀存在, 其整體利益和各民族利益之間存在一致性, 並在民族認同意識中也有所反映。但中華民族並不是一個單一、單純和內部同質性很高的民族, 它和 56個民族屬於不同層次 , 56個民族相互之間多元一體的關係構成了中華民族。 [ 52] 考慮到民族認同意識因具體語境而變化的多重複雜性, 則中華民族的認同也就是可能的。依據筆者粗淺的理解, 所謂整體的中華民族的文化, 包括漢文化、各少數民族文化以及在多民族之間密切關聯和在相互作用、相互滲透中形成的族際共享的文化。 [53]更為尖銳的批評來自胡鴻保和陸煜。 [54]他們認為 ,費孝通理論儘管是一個應用人類學知識對中國歷史的新解讀 ,但也暴露出為建構「想像的共同體」的歷史而對考古及文獻材料的誤用, 亦即費孝通的論證「正是在無意中以 `想像的共同體" 為前提來選用歷史材料的」。顯然,費孝通具有和安德森明顯不同的「民族觀」 ,一個是「想像說」, 一個是「實體論」。或許更為深刻的問題是, 以西方文脈的「民族」 ( nation ) 概念能否用來解釋中國多民族的歷史與現實 ? 即使中國古代文獻中已有「民族」一詞的若干用例 , 但作為近現代的政治和學術術語的「民族」概念 ,確實是在 19世紀和 20世紀之交才在漢語中開始廣泛使用的。 ④在世界近現代史上產生的這一範疇 , 和西歐資本主義發展背景下「民族國家」的相繼形成密切相關。在把它套用於歐洲以外的人民構成和民族關係史空前複雜的國家或地區時 ,自然就會產生不同的理解 ,出現混亂和歧義。事實上 , 漢語「民族」範疇的「多義性」⑤也正是此種混亂的反映。顯然 , 從西方歷史和文化背景出發 , 觀察中國的民族與民族關係以及「中華民族」之類的概念 ,往往會有難以理解之處。「中華民族」是更為晚近才出現的 , 並且是和新生的國民國家、和抵禦列強欺侮的近現代史密切相關的概念 ,它雖說富於政治性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歷史與文化的依據。 ⑥對此 , 費孝通的見解是 ,名稱和概念的含義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事物的變化和學科的深化而發展的 , 重要的是如何把握中國多民族社會的現實 , 並在概念的不斷更新中思考問題。可以說 , 費孝通所定義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既有一體性、又富有差異性的「民族」概念。也許正因為如此 , 才有人認為這個理論基本上只適合於用來解釋中國民族的情況。

四、結語

費孝通的理論之所以特別重要和引人關注 ,不僅因為它是中國民族學研究的一個獨特的學術成就 , 更因為它多少也試圖解釋中國目前所依然面臨著的國家與民族的關係問題。中國正在展開的現代化進程 ,需要建構出能夠合理、恰切地說明中國多民族的歷史和現實的民族理論 ,費孝通確實為此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無論費孝通的理論將會對中國的民族政治和民族問題產生什麼影響 ,他本人所致力於建構的主要還是一個有關多民族的中國歷史的理論或是一種關於中國民族結構之多重認同的人類學理論。費孝通並不特別傾向於任何一種意識形態 , 他的理論從來都不是從僵硬的意識形態原則出發 , 而總是從中國社會的歷史和文化的具體現實出發 ,在筆者看來 , 這也正是費孝同理論的生命力之所在。但是 , 考慮到中國現行民族政策的意識形態背景仍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理論 ,因此 , 他所提示的新的民族理論也就多少具備了「脫」意識形態的傾向。費孝通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 ,但他從來都不是「民族」情結很重的人。實際上 , 在他的晚年 ,他越來越傾向於用「多元一體」、「求同存異」和「美美與共」的思想解釋全人類的多元文化問題。費孝通也並不認為他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已經完成 , 相反 , 他希望它是開放性的 , 認為今後仍需要持續地進行研究和探討。

來源：《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201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