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洪流中的蔡元培
本文登載於1995期《作家文摘》
1916年12月，蔡元培從上海出發，在風雪中抵達北京，出任北大校長。此後由他催發、護持的新文化運動，影響、改變了這一百年來的中國歷史走向。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曾對胡適說：「以一個校長身份，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 催發者：新文化運動與百家爭鳴
「蔡孑民先生於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風雪中，來此學界泰斗，加晦霧之時睹一顆明星也。」1916年底，京城的報界作了這樣的報道。翌年1月9日，蔡元培正式向一千多名學生做就職演說，提出「大學乃研究高深學問之地」，勉勵「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
如何把清朝留下的學生以入仕為目的的「京師大學堂」，轉變成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新式高等學府？一周後，在上海主編《新青年》的陳獨秀如約而來，成為蔡氏撬動這座傳統學堂的關鍵一子。在湯爾和和沈尹默的提議下，蔡元培決心聘請這位以激進姿態鼓吹「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思想界猛將來擔任北大文科系長。當時陳獨秀正好來京辦事，蔡元培三顧茅廬，終以誠意打動他，並說服他把《新青年》雜誌遷至北京。
這一年8月，26歲的胡適在紐約參加完博士論文考試一周後，就匆匆告別導師杜威，坐上回國的輪船。胡適是陳獨秀著重推薦給蔡元培的。當時，還在美國留學的胡適是《新青年》的投稿人。當蔡元培得知新近一期雜誌將刊登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而且此文極有可能在中國知識界引發大震蕩，他立刻給遠在紐約的胡適發去聘書。胡適沒有讓蔡元培失望，很快在新文化運動中暴得大名，成為北大的一塊招牌。
晚年，胡適多次說起：如果沒有蔡先生當年的著意提攜，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報刊編輯的生涯中度過」。
陳獨秀到任後，《新青年》編輯部亦隨之遷至京城西側北池子箭桿衚衕9號的陳家。從此，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聚攏起一干思想激進的知識分子。胡適後來頗為自負地說：北大的新文化運動是靠「三隻兔子」支撐起來的——因為蔡、陳、胡三人生肖恰巧都屬兔，彼此之間各差12歲。
在蔡元培「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原則的催發和護持下（北大師生們由此笑稱他們的校長是一位「古今中外派」），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百家爭鳴」拉開序幕。北大的各種思想刊物、研究學會、社會團體迭出。風頭最勁的，當屬《新青年》和一班鼓吹新文化運動的學者教授。他們倡導白話文，採用新標點，創作新詩；介紹西方最新學說，主張個性解放；對儒家傳統、封建禮教進行猛烈的攻擊。
在各派思想學說的激蕩下，北大青年學子們的眼界和頭腦都被打開了，也紛紛辦起了自己的社團和刊物。其中佼佼者，當為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等人創辦的《新潮》雜誌。編輯部設在李大釗北大圖書館的辦公室，蔡元培與教務長蔣夢麟批給他們3000元作為印刷經費。雜誌以「文藝復興」為號召，聚集了俞平伯、顧頡剛、成舍我、楊振聲等一批有才華的北大學生，以詩歌、小說、評論的方式，提倡白話文和學術思想解放，主張「倫理革命」，反抗傳統禮教。
新思潮的興起和蔓延，也令保守派人士和北洋政府感到不安。1919年，曾以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西洋文學名著揚名一時的林紓在報刊上發表影射小說，攻擊蔡元培和北大興起的白話運動；接著又發公開信致蔡元培，抨擊北大是「覆孔孟，鏟倫常」。
大總統徐世昌幾次召蔡元培等學界人士，過問「新舊兩派衝突」之事。正得勢的安福系政客們遊說權力高層，要求撤去蔡元培校長之職，整頓北大。他們還通過教育總長傅增湘向蔡施加壓力，要他辭退兩名教員——陳獨秀和胡適；開除兩個學生——傅斯年和羅家倫。
這些針對北大的攻擊，都被蔡元培以溫和、有禮的方式頂了回去。
1920年，應英文報紙《北京導報》之邀，蔡元培以一篇短文闡釋了自己對新思潮的立場和態度。他借用了孟子批判危險思想學說用的「甚於洪水猛獸」之說，把新思想比作「洪水」，把軍閥政治比成「猛獸」：「我以為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衝破了，總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彷彿水源太旺，舊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濫岸上，把田廬都掃蕩了。所以中國現在的狀況，可算是洪水與猛獸競爭。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服了，來幫同疏導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
蔡元培說這一番話時，是在「五四」運動爆發的後一年。他已充分體嘗過洪水決堤那一刻的焦灼而苦痛的心情。
☆ 夾縫裡的盛名：「殺君馬者道旁兒也」
陳獨秀在晚年回顧過往時曾沉重地寫道：「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
對於這場學生運動，和其他兩位主角一樣，蔡元培懷著極為複雜和矛盾的心緒。他並不鼓勵學生涉及政事。五四爆發的前一年，北大學生因反對「中日軍事協定」而前往總統府請願，他曾出面勸阻，並一度辭職。
但在1919年5月3日晚，當得知學生將採取行動，蔡元培並沒有像一年前那樣全力阻止，而是保持一种放任姿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一方取得勝利後，蔡元培一度也沉浸在狂喜之中。1918年11月，他和北大同人、社會名流們在天安門廣場發表連續演說，特別發表題為《勞工神聖》的著名演說，大讚中國派往戰區的十多萬華工，以艱辛和汗水為祖國換得「戰勝國」的名義。此後從巴黎傳來的消息，戳破了知識精英們的美夢：1919年1月，在巴黎和會上，身為戰勝國的中國政府要求索回德國強佔的山東半島主權，卻被駁回了，會議決定由日本來繼承戰前德國在山東的特權。
5月3日，蔡元培從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那裡得知：北洋政府已密令在巴黎的中國代表簽約了。當天晚上7時，他召開學生代表會，告知這一政府密令。群情憤激，學生們決定於5月4日舉行集會遊行。
置身事態不斷激化升級的風浪中，蔡元培一邊與政府周旋，緩和局面；一邊安撫學生，勸其複課。同時，與各國立學校校長奔走營救被捕學生，經過多次交涉，32名被捕學生終於被釋放。
學生出獄後，5月8日晚，蔡元培正式向教育部提交辭呈，第二天一早離開北京，臨走前留下一紙啟示，開頭是一句古文：「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殺君馬者道旁兒」，典出東漢學者應劭的《風俗通義》，意為：殺你馬的人，就是給你鼓掌的那些路邊看客。因為馬跑得很快，路邊的看客不停地鼓掌叫好，馬的主人就不停地加鞭提速，結果把馬累死了。
據五四學生運動領袖、北大學生羅家倫後來回憶：蔡校長的突然辭職離去，留下如謎的僻典，令熱血沸騰中、自覺為世道公義而戰的青年學生們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他們紛紛去請教北大的國文老先生，讓這些被冷落許久的老夫子們頗感得意。
1919的整個春夏，北京學生的抗議活動繼續升級。遊行罷課之火迅速蔓延至全國各城市的學校。之後工商各階層也參與進來，發動了罷工、罷市。北洋政府迫於壓力，最終拒簽和約，並將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免職。北大師生和北京教育界發動的「挽蔡運動」也隨之成功。9月，在返京復任之前，蔡元培和來迎接他的學生代表談話，後來又致全國青年學生書：一是肯定學生愛國之舉，二是指出此番犧牲學業、代價不小。他提出了「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口號。
蔡元培一心想把這股蓬勃而出的新生力量疏導進日常的秩序里。五四運動之後，北大校園呈現出更加自由活躍的局面，各種思潮廣為傳播，各類團體大量湧現。蔡元培仍然持守「兼容並包，任其自由競爭」的原則。在他的推動下，北大開辦了平民夜校，並開始招收女學生。
在任職北大的最後一個學期，蔡元培處境十分艱難。進入1920年代，軍閥混戰加劇，軍費開支急劇飆升，北洋政府預算中的教育經費被一再擠壓，而且常常拖欠。另一方面，在五四之後，以《新青年》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陣營也開始分化。陳獨秀因被反對者以「私行不檢」攻擊，雖有蔡元培竭力回護，仍被迫辭去文科系長之職。他回到上海後，由一介書生走向職業革命家道路，之後人生大起大落，歷經過多次劇烈的思想轉變。李大釗也堅定地走向馬克思主義。1920年3月，他在北大組織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聚集了鄧中夏、高君宇、張國燾、黃日葵、何孟雄、羅章龍等一批在北大就讀的青年學子，為建黨做秘密準備。發端於北大的新文化運動，從思想文化啟蒙轉向了政治運動。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開始成長、壯大。
☆ 為主張：「清流」議政
作為一名有現實關懷的知識分子，蔡元培一生和政治脫不了干係。
這位光緒十八年進士出身的清末翰林，在康梁維新失敗後轉向了排滿革命，曾參與創辦光復會，後被孫中山任命為同盟會的區域負責人。在上海辦學時，曾加入留日學生組織的秘密暗殺團，有過短暫的激進主義革命生涯。
辛亥革命後，他曾深度涉足民國初年的政治，和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等人都有密切往來，曾是南方政府北上迎袁專使團的成員之一。1916年被任命為北大校長時，蔡元培向各北京政治團體「老實揭出不涉政界之決心」。他希望以「教育救國」為宗旨，通過整頓、振興文化教育事業達到推進社會改良、進步的目的，而避免直接捲入政治。
1922年6月，在一片「恢復法統」的聲浪中，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宣布下野；同時，被強行解散長達六年的國會也有望恢復。在「和平有望」的背景下，一直主張和平解決爭端的蔡元培再次聯合社會知名人士，領銜發電給身處南方的孫中山，陳明目前有利的和平形勢，再次勸說孫氏「停止北伐，實行與非法總統同時下野之宣言」。
蔡元培倡議和談的舉動，遭到了孫中山的反對，更激起了南方國民黨人的強烈不滿——張繼、章太炎來電斥責蔡元培，說他「身為南人」，為北軍遊說，是何肺腑，大罵他是「身事偽廷」的傀儡，「為南方之李完用」——李完用是朝鮮日治時期的親日派首領，至今仍被朝鮮和韓國視為頭號賣國賊。
在紛繁複雜的政局中，蔡元培的個人聲望、社會影響力，以及環繞在他周圍的北大系知名學者群體，也令他成為許多政治勢力企圖延攬和利用的對象。而作為老同盟會員和文化知識界的領袖人物，蔡元培在國民黨內部有著崇高的地位。1926年，他被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李石曾、吳稚暉、張靜江並稱為「國民黨四大元老」，又稱「黨國四老」。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一個形式上統一的中華民國成型了。從這一年起到1930年代中期，蔡元培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先是出任大學院院長，後又創建、主持中央研究院，一度還代理和兼任過司法部長、監察院長等職，在1945年國共合作期間，曾就讀於北大、此時已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員的胡繩在重慶《新華日報》的一篇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指出：蔡先生「進廟堂，是為了他的主張」。
作為一位有黨籍的「自由人」，蔡元培一直黨派意識淡薄。民國元年出任教育總長之職，胡漢民就有微詞——「對於本黨老同志不肯特別提拔。」後又因主張和平解決南北問題，和孫中山有分歧，並引發南方國民黨人強烈的不滿。也因為超越黨派的立場和姿態，他得到各方政治勢力的信任。之後，他經常受託出面調停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矛盾，充當「救火軍」和「和事佬」。寧粵和談、對日外交內幕、蔣氏兩次下野前的部署，都有他的身影。
新曆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腐敗和置國難民生不顧，他內心的失望和不適可想而知。1930年代初，當他再次受蔣介石之託去見汪精衛，勸說他在對日問題上要強硬時，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竟一時落淚。
1932年2月，在中央研究院的一次活動中，蔡元培把心中的失望、不滿傾瀉而出。他第一個指責宋子文，說他如何少不更事，對日軍進佔東北錦州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接著批評所謂「黨國第一領袖」胡漢民，在寧粵和談中如何反覆無常；最後批評蔣介石，說他的專橫獨裁為古今罕有，他的政府的一切措施無不出於私心。
1940年3月5日，74歲的蔡元培在香港養和醫院病逝。消息公布後，香港共有5000人到場致祭。蔣介石從重慶、毛澤東從延安發來唁電。毛澤東稱讚這位曾指教他有關學術和人生問題的師者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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