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西方離法西斯主義有多遠

經濟蕭條，對制度失去信心，社會羞辱和政治失誤，這導致納粹德國誕生的四大因素，在如今的西方依舊存在。公眾的怨恨和精英的無為，讓2016年變得越來越像1933年。

德國人永遠無法擺脫近代歷史的創傷。而今天，當我們放眼大西洋對岸，這一點變得比任何時候都清楚。上世紀30年代在德國發生的事和今天有太多不同，唐納德·特朗普也不是阿道夫·希特勒。然而，德國全民擁戴威權的經歷，為我們分析現實提供了參照。

且不說德國是否生來就有納粹主義基因，這個國家是在4個趨勢的帶動下，開始否定一戰後的民主政體即所謂魏瑪體制的，它們分別是：經濟蕭條，對制度失去信心，社會羞辱和政治失誤。一定程度上，這些趨勢在今天的西方也可以看到。

先看歷史。1929年的股災引發全球經濟蕭條。美國當時情況很糟，德國更糟，接下來的3年間，工業生產萎縮了一半，股票損失2/3的價值，通脹和失業率飆升。在許多德國人眼裡評價已經很低的魏瑪政府，完全不知道如何應對。

同時，20世紀20年代的現代化動搖了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女性開始工作、投票、參加派對，隨心所欲地跟人約會，這在以傳統為導向的勞動者及中產階級和有國際視野的精英人士間製造了隔閡，政治、商業和藝術領域的隔閡越來越大，在經濟災難來臨之際達到極致。人們認為這些混亂是精英造成的，遂寄希望於讓一個鐵腕人物來恢復社會秩序。

今天的一些人以為希特勒「竊取」了德國，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的威脅。事實上，許多主流政治人士看到了危險，但沒能阻止。保守派政黨和貴族認為，這個傻乎乎的愣頭青可以為他們所用，他當總理，會有一群明事理的部長看著他。希特勒的首任副總理、貴族出身的弗朗茨·馮·帕彭在談到這位新領袖時大言不慚：「他是我們雇來的。」

就在法西斯主義漸漸逼近的同時，左翼政黨依然不願聯合，而是互稱對方「顛覆分子」或「法西斯溫和派」。難怪希特勒可以輕鬆實現德國社會各階層的大一統。

那麼，21世紀的人們正在經歷又一個魏瑪時刻嗎？

2008年金融危機及隨後的全球衰退，遠不及「大蕭條」的苦難，但它們有類似的效果。21世紀最初10年的高速增長，令歐洲和美國人以為他們有堅實的經濟基礎；崩潰之後，銀行、房地產市場的垮塌讓數以千萬計的人受害，他們對辜負了他們的制度怒不可遏。

選民問，為什麼政府會容許這麼多像罪犯一樣的銀行家存在？為什麼去救銀行，卻任由汽車廠倒掉？為什麼要接納數以百萬計的移民？這些精英階層是否有他們自己的一套規則？

反建制運動在美國興起，是全球化後現代性帶來的文化衝擊的癥狀之一，這和上世紀30年代對現代性的排斥是相似的。「大眾」常發出的指責是，出於某種原因，自由民主已經過頭，成為損害其他人利益的精英意識形態。法國國民陣線領袖馬琳·勒龐就是身體力行的急先鋒，他稱普通百姓是「被無視、被遺忘的人」。

2016年不是1933年，但念舊的力量與你生活在什麼時代無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整個西方目睹一場又一場動蕩到來。

人們需要接受現實，努力展開切實可行的改革，這話說來容易。然而，多數主流政黨連這一點都沒做到，至少沒有令人信服地做到。他們反而打作一團，認為蠱惑人心的政客的抬頭非但不是對國家的威脅，還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和80年前相似，我們如今看到，自由派主流沒能對嚴峻的挑戰給予回應，儘管這已是事關生死存亡的重大威脅。

（作者是德國《時代》周報時政欄目編輯，同時撰寫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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